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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了。姚从吾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对契丹、女真、蒙古史实的研究成果，更在于他的与人为善、不耻下问。他对李敖的论文不在行，便拿去请师大教授赵铁寒审查，赵铁寒的评价是：“‘李君天分很高，能放大找材料，更长于组织与剪裁。剖析问题，如剥笋如抽茧，有探骊得珠之妙。至偶有荒疏之处，青年人常情，不足为病。’我公赏识足以服众也。”②李敖后来回忆说：“其实，赵铁寒也未必对我的论文在行，也只是改笔误而已。”
尽管如此，在李敖眼中，姚从吾做学问仍然属于埋头耕耘而收获不佳的一类。他在后来的多篇文章中都提到他，把他当作死读书读书死的书呆子典型，认为他一生的学术成就“与他的际遇和努力不太相称，这是很可叹的”。
李敖从姚从吾那里得到的，更多的是学问以外的东西。他的《“北土怀吾愿，东林怀我师”》一文，表达了对姚本师的深深怀念。他说：“姚从吾老师在学问上，虽然与他的际遇和努力不太相称，但他在学问以外方面，对我倒启迪颇多、帮助颇多，令我一生感恩难忘。”姚从吾在赴台前曾加入国民党，并曾奉命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南联合大学党部，但赴台后却拒不办理归队登记，李敖认为，他的这种“全无党性”的做法，乃是其“内心里一定有某种程度的觉悟”的表现，表示敬佩。李敖在大学期间曾多次与姚从吾通信或面谈。１９５７年７月２３日，两人小谈。姚从吾劝李敖不要多发表文字，李敖以为此话正确，乃作诗一首：
鱼倦低游每返渊，
鸟倦高飞总知还，
摒情专心穷文史，
隐姓埋名二十年。
姚从吾先生比李敖大４２岁，已步入人生的黄昏。望着他苍苍的白发，李敖由衷地感到青春的可贵与珍惜青春的迫切，同时他也得到了一种对时间的透视，深信每天都有“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女不织，或受其寒”的重要性，那种“急求早成”的心理也显得益发炽烈了，这种急迫感后来变成无时不在意识中的一件大负担，它鞭策着李敖，不停地努力、不停地紧张，在李敖心中，姚从吾已化作一股奇异的力量。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李敖在走近胡适、结识胡适的过程中，姚从吾成为一个重要的纽带。
由于李敖在大学阶段治学态度的严谨和学问的精深，这位被李敖称作“姚本师”的姚从吾，对李敖在赏识中有着一种偏爱，他认为李敖有“偏才”，不论在治学还是做人上，都给李敖以殷切的教诲和鼓励，甚至在经济上亦给予李敖以很多帮助。李敖在毕业后给老师的信中说：
我不敢自诩您特别爱护我，因为你的热心使许多人都受到奖掖与实惠，但我又经常感觉到在您年轻一辈的学生中，以我受诸老师的最厚，而老师也关切我最深。在我五年的大学生活中，没有第二位老师能这样热心指导我帮助我，也没有第二位老师肯这样不倦地一再照顾这个好立异、不大安分的学生，可是您却做得使我简直当不起，使我除了心中默默的感动外，不知如何答谢您的好意。
柳子厚在他“与大学诸生书”中写道：
绳墨之侧，不拒曲木；
师儒之席，不拒曲士。
这真可说是老师对我的风度了！
读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ｎｒｙ Ａｄａｍｓ在第二十章中有这么一段话：
Ａ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ｅｔｅｒｎｉｔｙ；ｈｅ ｃａｎ ｎｅｖｅｒ ｔｅｌｌ ｗｈｅｒｅ ｈｉ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ｓｔｏｐｓ．（按：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无处不在，永恒不止。）①
这应该是狂傲的李敖对老师发自内心的感激之语。从李敖的大学日记中可以看到，在大四阶段，李敖与同学之间游玩的记录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他与诸位导师之间的交往。而此中交往最密切者当是姚从吾先生。
在李敖大学日记中，多处可以看到他与“姚老”谈话的记录。尤其是在大四写毕业论文阶段，姚从吾是李敖的导师，两人过从更密。为了李敖的发展，姚从吾用亲笔写信介绍李敖去见太老师胡适，并不断传递胡适对李敖的评价，说“胡先生待之如罗尔纲（胡适得意门生）”姚从吾对李敖说：“胡颇欲使关系深切”，故多次督促李敖去看望胡适。
显然，姚从吾已把李敖看作是自己最得意的一个弟子了。
八、胡适
“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
在台湾大学，最令李敖难忘的是结识了自己崇仰已久的学界前辈——胡适。
自从他在初中时读到《胡适文选》之后，他的思想便按照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所指引的道路前进了。上高中时，李敖曾写过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胡适。到台大后，１９５７
年３月１日，李敖在雷震主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发表了论文《从读〈胡适文存〉说起》，并在《中央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适的文章数篇。这些文章颇具功力，开始引起远在美国的胡适的关注。
１９５８年４月２６日，胡适从美国归来，在台北中国地质学会年会上演说，他的学生姚从吾携李敖一起去听。演说结束后，姚从吾特别向胡适介绍李敖，胡适立刻约李敖去聊聊。当天晚上，两人在台大校长钱思亮家相见。胡适热情地对李敖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谈话之中，胡适对李敖治学的褒奖溢于言表。
在这次会面时，李敖就已萌生出一个愿望：要给胡适写一本传记。但他并没有把这一想法当面告诉胡适，而只是提到了批评胡适的几本书，如李季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叶青（任卓宣）的《胡适批判》、谭天的《胡适与郭沫若》等。而对《胡适与郭沫若》一书，胡适根本就不知道。这次会见，当是李敖写作《胡适评传》的最早萌芽。
应该说，在台大期间，李敖与胡适能有一段笔墨情缘，一方面缘于他的奇才，另一方面离不开他的导师姚从吾的极力举荐与撮合。在他的《大学后期日记》甲集、乙集中，我们不难看到姚从吾在李、胡之间所起的桥梁作用。在李敖第一次见胡适之前，他与殷海光已渐疏远，他的精神领袖也只有胡适一位了。一方面他的狂傲使他并不以胡适思想为最高境界，认为胡适“没有多少好‘吸收’的”；另一方面，由于胡适的学术成绩和地位，他又绝不放弃与胡适交往的机会。因此，他对胡适的印象也就时好时坏。
１９５８年６月８日，他赴南港见胡适，这天他写《札记一则——再访胡适》：
十时半抵南港，在参观民族学研究所的展览后，我到礼堂找胡先生，推门进去，室中坐着六七位客人。胡先生立刻走过来，一面伸过手来一面叫“李先生”，我说：“我拿来点纸，请您替我写些字。”胡先生满口答应，我接着说：“您忙吧，我走了。”刚要走出来，他叫住我道：“Ｍｒ．李，我送你一个小玩意。”我随他进了卧室，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此文原载《史语所集刊》第二十本上册）给我，我说：“好，好。”我走出后，他又道“再见”。此君真是礼貌周到，亲切可人。
这次见胡适后第六天，“胡适先生送来字，午睡醒来（二时前）看到”；第七天，李敖在日记中对胡适又生非议：“‘国’实无人，如胡适之老是卖老货，殷海光也老是那一套，即可受欢迎，但他们又何其狭窄。”“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了呵。唯美主义的李敖，岂胡适、殷海光等无艺术人生者所可及！”“对胡适有些反感，过去吾之态度不正常。”第十天，他又称胡适为独一无二的“ｐｏｐｕｌａｒ（大众）式学者”了；第１８天，他又要“写封信给胡适”了。到同年１１月６日，他写道：“前晚迎胡适以来，油然于努力一途，‘出山要比在山清’之自勉殊殷，对与女人为伍事颇厌。吾终当脱尘缘而上升为胡适等第一等之人耳。”１１月２３日，他又羡慕胡适之“手勤”。１２月２０日，他又说“胡适的拔尖心与首席心太重”。１９５９年１月２日，他借他人之口，说“胡适已不能领导李敖了”。又说“胡适等安足以为吾师哉”。１月１４日写道：“深觉鼓舞一时风潮当从马戈采罗曼罗兰等著书之法，胡适等法不行也。”３月１日记：“傍晚复徐高阮一长信攻击胡适以下的老朽们。我对胡适那种‘好话说三遍’的态度愈来愈不满意。”４月３日记蒋廷黻对胡适的评价：“适之先生的个性要比我温和得多，即以他目前在国内发表的若干谈话来说，都非常含蓄婉转，有时使人弄不清楚他到底是赞同什么或反对什么。但我的个性却喜欢开门见山、单刀直入。”
从李敖时冷时热的记述中，可以看出他对胡适态度的矛盾性。如果把胡适与此时的殷海光相比，李敖不难看到胡适的老惫。殷海光曾多次对学生说，早期的胡适，无论是新文学运动，还是《独立评论》上的文章，对民主科学的宣扬，甚至《中国哲学史》上卷，都称得上光芒万丈；中期的胡适，包括任驻美大使和北大校长，表现平平；晚期的胡适已沦为一个十足的“乡愿”，连一个知识分子都不够格，爱热闹，爱人捧，一点硬话不敢讲，一点作为也没有。如果给胡适的一生打分的话，早年的胡适可打８０分，中年的胡适可得６０分，晚年的胡适只有４０分。对此，李敖是认同的。但由于中学时代受胡适思想的影响太大了，加上胡适在台湾学术界的重要地位，因此，在李敖眼中，胡适的魅力，依然是任何人也难以比拟的。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６日，胡适６８岁生日，李敖写了一首打油诗给他祝寿：
哈哈笑声里，
六十八岁来到，
看你白头少年，
一点都不老。
寿星说话不妨多，
喝酒可要少，
不然太太晓得，
那可不得了！
面对这位后生的幽默，胡适马上回信表示感谢：“谢谢你送我的生日诗！我常说，凡能做打油诗的，才可以做好诗。你这首诗可以算是成功的打油诗，可以预测你做白话诗的前途。”①两年后，胡适７０岁生日，李敖又一口气写了打油诗３０首表示祝贺。
从两人的赠答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李敖是情有独钟。李敖参军后，两人依然有书信来往，显然，他已把李敖看作是北大精神的传人了。
祝寿诗后，李敖与胡适的来往更加频繁。毕业时，李敖与胡适互赠照片，李敖称其为“又开风气又为师”，可见师生情意之深。李敖在毕业后给同学的信中说：”我承认由于受他的启发，我放弃了许多旧的道德，我转而对他很着迷，过去几年中，我花了不少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去研究他，我发表的文章，清一色都是宣传他的，我自问我没有其他的动机，而纯粹是出于一个对‘贤达人’的热爱……”①
从胡适的角度而言，他对李敖的才能十分欣赏，颇有揽之门下之心，他对李敖的关切和热情后来使姚从吾都有了妒意。胡适在给赵元任的信中曾说过：“‘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这是李恕谷的名言，我曾读了大感动。这是‘收徒弟’的哲学！”②清朝学者李恕谷这段话，意思是说，交朋友的目的在造成自己生前的势力；但是寻找知己与接班人的目的却在造成自己身后的势力。胡适引用这段话在某种程度上也表露了自己对“求士”（收徒弟）的渴望。由于自己过去名满天下，一直活在热闹的气氛里，故在“求士”这一方面他并不如意。如今，胡适发现了李敖这棵苗子，便不肯放手，着意交好，处处关心，包括李敖的毕业论文都数次过问，从中亦可看出他的良苦用心。但李敖对胡适态度的矛盾性使他既接近胡适又不以胡适的“门生”自居，他说：“在胡适‘求士’的心里，我是他特别另眼看待的一位。我父亲是他的学生，我并不是他的徒弟……”③一方面，他把胡适的人格作为楷模，继承了胡适的思想和自由主义精神，对胡适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另一方面，他的远大的志向使他在人生理想方面又远远超越了胡适。他不以皓首穷经终老于学术研究为己足，他的目标是超越他们，走经世致用、为人权战斗的道路”。
李敖十分欣赏陆游的一首“咏蛾”诗：
人生如春虫，作茧自缠裹。
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
他与姚从吾、胡适、殷海光（包括中学时代与钱穆）等人的治学因缘，可以说正是完成了这样一个化蚕为蛾、脱颖而出的过程。
难忘的大学生活就要结束了。回首过去，李敖感到这是自己人生历程中最吃力的一段。他在台大文学院四年，虽然不无阅历、不无师承、不无交游，但在治学上，却表现得孤独、孤寂而自负，他认为，“从自己困学得来的自修成绩，远超过师友的切磋之益”。他感到生活中无他取法的“大宗师”，也无可与他并驾齐驱的知音，师友与他，似乎只有情感上的交流，而无知识上的共进。他读书治学，都是“单干户”，他感到自己的一切几乎都来自书本，而不是来自师友的启发。所以在心境上，他是一个独行者；在行为上，他是老学究派的反叛者。用他自己中学阶段的诗歌来表述就是：“我走我的路，别人怎能管？只手打天下，一身都是胆。”这首诗，有刚毅与激愤，有傲慢与偏见，是一种情绪化的自尊。就他当时的心情看，爱情无果，事业无成，别人考研，他却从军，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他说：“毕业带给人的是‘东飞伯劳西飞燕’，可是我呢？却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有翅膀，可是飞不起来，不但飞不起来，还得在地上爬！”①这种失落感和自卑感，当是他此时复杂心情的另一面了。他曾经对这种“世俗的我”和“理想的我”的冲突有一段反省：
在内心深处，我高蹈自负，以超人自勉自许；在现实上，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摆脱或操之在我，因此，年复一年陷在冲突局面里……我缺乏令我折服的友情、缺乏稳定的爱情、缺乏经济能力，那是我一生中精神上最不从心所欲的阶段，比中学时期，尤有过之。我一生如果时光倒流，重过一次，我宁愿少活十年，也不要重过中学生、大学生那段日子。——成长的岁月其实是痛苦的、依靠别人的，那是“世俗的我”的沼泽，绝非“理想的我”的处遇。大学时代的结束，表示自己能够慢慢走向独立、走向茁壮、走向真正的独行其道。对“理想的我”说来，这才是真正的起步、真正的开始。①
李敖相信，走出这所令人烦恼的大学，走出这段情感生活的盘丝洞，那天宽地阔的未来就在自己的面前。
九、“偏要惊人过一生！”
李敖的性格从外表看是乐观的，但他思想的敏锐性和易感性又使他不时感到一种难言的内心寂寞。
１９５９年３月３日，李敖在下部队后的第一天给妈妈的信中写到：“这个地方在仁武附近，凤山北面，天气最热，苍蝇最多”，他用五张苍蝇纸去抓苍蝇，一抓就是一两百只。“臭虫多，蚊子多，厕所远，吃饭要蹲着，交通极端不便”，可见当时战士的生活条件之苦 。真可谓“蚊子与苍蝇齐飞，饮水共长天一色。”但他认为，“这也是个读书的好机会，我懒得动，懒得往外跑，倒也可多读一些书。”在疲劳、疾病、饥渴中，在蚊虫叮咬和日晒雨淋中，他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凝固了他的悍气与斗志。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都能坦然面对。他对印度古伽拉德的一位青年诗人的诗十分欣赏，两次在日记中提及，并对其进行了改写：
你已经吃了不少（无数）苦药，
请再（勇敢地）喝了这杯毒酒罢！①
他以阮籍诗自励：
林中有奇鸿，自言是凤凰。
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岗。
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
适逢商风起，羽翼自摧藏。
一玄昆仑西，何时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