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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词小用的方法造成了词语与语境的疏离，使语言在陌生化的搭配中，在不谐调中呈现出诙谐幽默的审美效果。①
李敖的朋友景新汉在来信中说：“我一向以为，在台湾报端写‘方块文章’的人，当推写‘黑白集（联合报）’的钟鼎文为个中翘首，何凡、言曦、方以直都不是‘个儿’，至于凤兮、茵茹（耿修业）已经是第七八流了，现在我发现，如果你去做这种事，当是钟某人的唯一敌手，而你在文字里所表现的气势，则非彼所能及者。”①李敖以其深厚的旧文学修养和学识的广博为基础，率尔为文，便能超凡脱俗。他能从旧东西里发掘丰厚的营养，创造出充满了文化底蕴的优美作品，这正是他的出手不凡之处。
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６日下午４时，李敖所在的部队全团离开了仁武防区，开始了又一次长距离拉练。部队步行四小时到高雄港，夜十时登上了一艘老式运输舰，次日抵马公岛接受将官校阅，然后直达澎湖。上岸后又步行四小时抵达白沙岛东北的大赤，在那里驻扎１１天之后，２月６日，李敖从澎湖退伍。
一年半的军营生活终于结束了。回首一年有半的酸甜苦辣，李敖充满了感慨：
一年半前，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后，带着解脱的心情我退伍归来，重返文明。回首前尘，深感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的思想与悍气，因为不是国民党党员，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一年半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间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得愈冷淡。太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得回来，待从头收拾“冷冻机”，不退却。①
这段军人生活在他思想上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印记，他的思想、情感、性格、人格都因此而更加趋于成熟。
站在军舰的炮塔旁，遥望碧波万里，海鸥高翔，那隐现于薄雾中的台湾岛幻化成一个勇士驰骋的疆场。
“十年如未死，一飞可冲天。”他忘不了自己少年时代立下的宏愿。
从“四席小屋”到新店山居
１９６１年２月６日，李敖从澎湖退伍，回到了台中古城——这个充满了“缠人的旧梦”的地方。
小城洁静的街道依旧，清澈的河水依旧，铁砧山上的郑成功雕像，宝觉寺内悬挂的巨钟，一切都是老样子，但李敖已变。他已不是十年前那个初涉世事的惨绿少年了。山地的太阳、澎湖的海风和肉体的磨炼已使他变得一身英气，沉稳而干练。
此时已是腊月二十二，“尾牙”早过，过年的气氛已经浓起来了。街上到处都是采购年货的人群，大小商店则披红挂彩，以大幅广告招揽顾客。明天就是百姓祭灶的日子，走在熟悉的小街上，已能看到大红大绿的灶王神像和甲马了。那甲马上的画物自与大陆风俗不同，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记载：“二十三日，不以穷富皆备蔬食饧豆祀灶”。那“饧”就是软糖，是用来粘灶王爷的嘴，希望他“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的“豆”则是为驮灶王上天的马匹备的马料。而李敖眼前的甲马画里，则有了靴、帽、衣甲、刀杖、弓箭等物，李敖不禁哑然失笑，台湾人比大陆人想得真是周到多了。把自己的命运系于那一张薄薄的画纸上，李敖感到实在荒唐。
过了腊月二十四，家家户户便开始大扫除了。卖春联的人也在街头摆上了摊子，除了靠手艺能赚点钱外，这也是他们施展身手的好机会。看着那些老头儿老太太手捧红红绿绿的对联喜盈盈地往家赶，谁都会感觉到年关的脚步真的越来越近了。
就在家家户户忙着迎新年吃年糕的时候，李敖一直在为自己的谋职奔忙。他很希望得到一个中学教师的职位，但经过多方努力还是落空了。他心中暗想，自己惟一的出路只有去做姚从吾先生的助理了。这份工作虽然薪水不多，但毕竟能使自己的经济困窘得到一些缓解。解决了烦人的经济问题，报考历史研究所也就比较从容了。
腊月二十六，他的同学萧启庆来信转达了姚从吾的嘱咐，让他不必着急北上，可以年后再去。于是他在家中开始了上班前的准备工作，洗澡，理发，整理资料，并且买来了木工工具，与同学商量到台北后如何住宿才省钱。
大年初一这一天，当人们穿着花团锦簇的新衣走街串巷拜年道福的时候，李敖已难耐这种“走春”的热闹，下午四点，在同学的相送下踏上了北去的列车。临走时，母亲给了他二百元钱，并送他四个橘子，三姐夫送他一张快车票（５４．５元），就这样只身来到台北，又回到了台湾大学。
两天后，他在台湾大学西侧的新生南路找到一间房子，与同学李善培隔壁。这是那种老式的对排木屋，地点在该路３段６０巷１号，月租２２０元。此时的李敖，生活全靠借钱维持，其困窘可想而知。
小屋只有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李敖定名为“四席小屋”。
李敖和善培合买了１５０块钱的木头，两人大干一天，做了五个书架，一个资料架，便很快进入了艰苦而忙碌的学习状态。
对于李敖而言，真正称得上艰苦的，仍然是他拮据的生活。他在经济上时常要靠借钱度日。借同学的钱，借老师的钱，有时还要因钱而闹不愉快，比如对方催他还钱，他要借的多对方又没有那么多等等，因此，每当夜深人静回首一日的生活时，他总是为此事烦恼。他在日记中写道：“钱为最伤朋友感情之物，我真恨我经济不能独立！我真不愿与好朋友因钱伤感情、露真面。”他与善培合用饭票，有一天，只有一张吃一顿的饭票了，他拿在手里，送给李善培，假装说自己吃过了，因此而饿了一顿。在他的日记中，还有“夜几断炊”、同学偷家里老爸的茶叶来喝的记述。这种生活也迫使他挤时间赶写文章向外发表，靠稿费救急，并抽出时间给一个中学的语文老师改作文，每篇一元，聊补温饱。
生活艰苦，并且忙碌，他要一边应付姚导师的助手工作，一边还要学英语，写作，并参加了法语和德语补习班——他还有出国留学的打算，加上每天有朋友来侃大山，最多时达１４人，李敖常常不堪其扰。
在这里他住了四个月，白天用黑布幔遮住门口，以增加神秘气氛，晚上伏大木桌上，点一百支灯泡，边整理边读写，忙得不亦乐乎。在他记述详细的“四席小屋日记”中可以看到，为了救生活窘迫之急，从三月到四月，他写下并改定的文章有：《梁实秋与徐志摩》、《长袍心理学》、《西藏葬俗考》、《“两昆仑”考》、《行李考》、《假如我是女人》、《爱情的刽子手》、《红玫瑰》、《无为先生传》、《中国小姐论》、《一封神气的情书》、《论赤子之心》等等——这几乎是《传统下的独白》一书的雏形了。
文稿投出去之后，有退稿也有发表。其中《充员官》、《独身者的自白》、《爱情的刽子手》、《中国小姐论》等文章，分别发表于《中华日报》、《联合报》、《人世间》等杂志。当时他的朋友刘凤翰在《幼狮学报》发表文章，稿费甚优，并说可以介绍他去投稿，但由于这是蒋经国救国团的杂志，李敖讨厌救国团，故拒绝了。
在这几篇文章中，有的是比较严肃的话题，比如《充员官》，写的是军中难忘的战友情谊；再如《“两昆仑”考》、《西藏葬俗考》、《行李考》（改中学旧作）则属考证性的学术研究文章。而《独身者的自白》、《爱情的刽子手》、《中国小姐论》，则一方面带有反传统观念的思想，另一方面带有玩世的性质。
这一组谈情论美的文章，使李敖赢得了大批的读者。其中有许多内容实在是一种玩世之作，像《中国小姐论》、《由一丝不挂说起》等文，文采盖过了内容。与其说人们喜欢他的观点，毋宁说更喜爱他引经据典、左右逢源、幽默诙谐的表述，因为喜欢他的表述，转而也接受了他的观点，或默许他的观点的存在。难怪后来大学问家徐复观与他打官司时要说他没搞国学研究真是可惜，“如果你来宣传中国文化，你宣传的成绩，一定比我们都好。”
在“四席小屋”中，李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动作，即他已经开始了《老年人和棒子》这篇著名长文的构思与写作。
这是他写作的一个活跃期，越写思路越活跃，他不由从内心发出感叹：“要做的题目太多了。”过去的积累与苦思正在结出一个又一个殷实的果子。
此时的李敖，在胸怀与志向方面，可以用心无旁鹜、志向远大来形容。他说自己有六大法宝：
（一）眼光——多得是，算得了什么？
（二）心胸——笑哈哈地，豪迈气概！
（三）远景——勇敢的梦想，瑰丽的梦想。
（四）刚毅——强悍，意气不少衰。
（五）勇气——虽困难重重，吾往矣。
（六）活力——精神十足，生龙活虎，生机勃勃。①
姚从吾对李敖寄以厚望，不愿看到他现在花时费力沉迷于写作之中，于是两人之间难免产生一些小小的不愉快。一天，李敖把自己发表的文章拿给姚先生看，姚大为不快，对李敖说：“做助理不可以在外发文章，一句话，要发文章大家就算了！”李敖听了甚为不快，当即反击他说：“那我只有请求辞去这个职务了！”姚先生见李敖坚持己意，语气也减缓了，他无可奈何地说：“你想写就写吧，但是不要告诉我！”
此时，女作家林海音因发表了小说《城南旧事》正走红文坛，她对李敖的文章十分欣赏。一次，她在与李敖的朋友谈话时说：“台湾写文章最好且最易招忌故而不得登出者有二人，一为东方望，一为李敖。有的即使登出来了，也常遭人非议。”①也许，姚从吾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又有一天，姚从吾怒气冲冲地对李敖说：“你为什么在‘小报’上发牢骚？胡先生（胡适）在医院里看到了，他问我李敖年纪轻轻的，发什么牢骚，整天挖苦女人，不好好搞历史，为什么？”李敖看着姚老先生那激动不已的面孔，无声地笑了。他在给林海音的信中说：
他（姚从吾）颇有干涉我写文章的企图，认为我既是“专任”的国家助理，就不该分心写小文章，认为我不该跟“那些文人”（您可以想象他说这四个字时所发的鼻音）来往。最后他发现我没有悔改的意思，很不高兴，我现在也萌求去之心，这可说是联合副刊的“外一章”罢？②
他想走人，姚从吾岂肯放行，他已把李敖看作是自己人了。当初李敖来姚从吾研究室上
班，研究室的钥匙，本来只有姚从吾一个人有，后来竟配了钥匙给李敖。而从１９３４年起就在北大做姚从吾的学生的札奇斯钦，虽然也在研究室工作，但从没有拿到过这把钥匙。后来罗家伦曾想邀李敖去国史馆工作，姚从吾又当即回绝；姚知道自己的老师胡适有揽用李敖之意，故连李敖军中时给胡适写信，他都不高兴，只怕这棵苗子被人挖走。他的目的就是让李敖赶快考历史研究所，正儿八经地做他的弟子。他都快７０岁了，他渴望自己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弟子，因此，李敖考研，他比李敖还着急。
“四席小屋”解决了李敖独处的问题，但由于它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加上周围全是民房，环境又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晚间天花板上老鼠来去奔驰，这对“心事”重重的李敖来说，简直是“不堪其扰”。他决定搬家。
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５日，他装满一卡车书，搬到了租来的新家──新店镇狮头路１７号。
这里是台北市的郊外，已进入台北县的地界。租来的房子建在半山坡上，是二层青石小楼的顶层，钢筋水泥结构。它位于小镇的制高点上，在它的下面是一条陋巷和一家菜市场，远方新店溪碧绿如玉，蜿蜒而过。溪水的西岸便是美丽的碧潭公园，一潭碧水似一颗明珠镶嵌在古老的小镇当中。在潭水上空，横卧着一座２００米长的铁吊桥，从桥上可以欣赏碧潭全景。这是一个顺着山的走势曲曲折折形成的天然湖泊。从桥上望去，就像是一条巨大的长龙，盘绕在山壁上。碧潭水清浪静，可以划船，环境非常幽雅。
李敖住在土楼顶上这间六平方米的小房间里，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尽管屋舍简陋，但他认为在这里可以在水上泛舟，还可看廉价电影，可谓极得孤寂之乐。他想到法国英雄戴高乐在隐居时代，住在巴黎郊外的一幢房子里，养他的浩然之气，而自己能在“江水皆东我独西”的情况下安身立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真可谓好有一比了。他觉得古往今来，大人物的进与退、出山与归隐，都是很洒脱的，也都是有因果关系的，只有有了在隐退时那种隆中高卧的素养，才可能有风云际会时的“公不出山，奈苍生何”。因此，他的心情平静而苍茫。他在日记中写道：
夜凉似水，几净灯明，小室独处，抽烟品茗。一念不起，心定神凝，静中读书，悠悠忘情！
他为小屋定名为“碧潭山楼”。
两月之后，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８日，李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师从姚从吾读研究生。在口试时，主考官们一见到李敖，都对他笑，而不问问题，他们对这位已露锋芒的学生早已无题可问。最后，“主考官”沈刚伯说：“你还要穿长袍吗？”一场口试在一片笑声中结束。
李敖在新店住了九个半月，一直到第二年的３月２９日，才搬往市区。
新店的乡居是李敖２７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李敖深刻思考的机会。他息交绝游，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他仔细地思考自己的过去，自己的未来，细想自己应该走上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怎样去走这一条道路。他不愿做姚从吾那样“白首下书帷”的事业，他认为自己还年轻，应该冲冲看。于是，他在积郁之中写下了投给《文星》杂志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这篇有感而发的长文发表后，马上触怒了、开罪了许多当时的“老人”，其中包括文化界的、学术界以及官场里的，他们称李敖为“文化太保”、“大逆不道”，成为《文星》杂志一连串笔战的导火线。
接近了大自然，睡上了木板床（在“四席小屋”时睡的是行军床），考上了研究所，许多曾令他苦恼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有一个问题依然困扰着他：那就是贫困。他做助理时，由于一些规章不尽合理，薪水总是往后拖，李敖要花钱、还钱，不堪其拖，也不向姚老师借钱了，索性直接写信给老师的老师胡适（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主管此事）。他在１０月６日给胡适信中写道：
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有教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惟一的一千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①
胡适收信后，在７日就将限时信寄到李敖的新店山居。他写道：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７月４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