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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因人本主义者有些也许较为变通的气质,反对者就据以为给他定罪的根据。正因他相信真理是从经验中产生,和随时随刻代表我们各个人的最有利的反应,他就好象我一位博学的同事所说的,永远被否定了说服反对者的资格;因为反对者本身的看法,既然也代表他们暂时最有利的反应,不就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了吗?按此理论,只有那相信真理是在事物之先的,才能对反对者进行说服而不自我矛盾。但我要问,难道对真理主张任何解说,都会自我矛盾吗?难道定义就会使行为矛盾吗?“真理是我想要说的”——假定这就是我的定义,“好吧,我就想这么说,而且我要你也想这么说;我就不断地说它,直至使你接受了为止。”试问,在哪里有什么矛盾?如果可说有任何真理,我这样说法就具有这一点真理。说话的气质是超乎逻辑的东西。固然,某一个绝对论者也许比一个人本主义者要热烈一些;但换一个绝对论者,也未必就这样。拿一个人本主义者来说,如果他秉性足够热情的话,也完全能为了说服改变一个反对者而不惜爬山涉水的。
“但你怎能对任何一个你所知道部分地是由你自己创造、而且隔一分钟就会改变的观念,感到任何热情呢?在这样微不足道的条件下,你怎能对你的真理标准,感到任何了不起的热情呢?”
这可正是反人本主义者所提的又一个反对理由,表明他们本身对实在情况掌握不够。只要他们能按照实用主义方法,问一下:“真理究竟被认为是什么?真理的存在究竟代表些什么具体的利益?”他们就会见到,真理这名词几乎代表了我们生活中一切可贵事物的全部内容。所谓“真”的事物,就是和一切不安定的、一切实际上令人失望的、一切没有用的、一切虚伪和不可信的、一切不可证实和得不到证实的、一切矛盾和不一致的、一切不自然和不正常的、一切不实在或实际上不关重要的事物相反的事物。这些就是我们所以要投向,而且拼命要投向真理的实用主义的理由——真理就能把我们从这种面貌的世界里拯救出来。无怪乎它的名字要令人真诚向往;更无怪乎对于一切微不足道的暂时快乐的相信,比起对真理的追求,要显得不值一顾了!如果说绝对论者认为人本主义不真而加以拒绝,那是由于他们整个的思想习惯已固定于另一种实在观,因而人本主义世界就好象只是一些狂妄少年的幻想。事实上,以“永恒的天性”的名义说话并使他们拒绝我们的人本主义(他们所理解的人本主义)的,只是他们一整套主观的统觉意识而已。但是我们人本主义者,也何尝不是同样地驳斥一切崇高的、绝对的、不变的、永恒的、理性的、神圣的哲学体系。根据我们对付自然的经验和我们的思想习惯,我们觉得这些哲学体系就违背自然的戏剧性气质。即使说它们不至于武断、教条到荒谬的地步,至少它们是特别做作和不自然的。如果说理性主义者觉得他们背弃我们这种宽广的真理原野而投向他们那种更精致、更洁净的理智世界,是心安理得的话,我们的背弃后者而投向广大辽阔的真理原野,也同样是心安理得的。①
①这里,为了说明人本主义气质和理性主义气质多么地不同,我不禁要引某作者(肯定地,她从来没听到过什么“人本主义”或“实用主义”)对德雷福斯案件所说的一段话——虽然这问题与哲学距离得很远。这个事件,跟革命一样,将成为我们的“来源”之一。虽然它没有打开旋涡,可是至少已使长期的地下工作公开化了。这种地下工作曾悄悄地给我们今天两个阵营的划分打下了基础,以便最后突然把传统派(原则的奠定者、统一的寻求者、先验体系的建立者)的法国和爱好绝对事实和自由思考的法国分开;革命的法国和浪漫主义的法国,如果人们愿意这样称呼它的话,把个人看得很重要,它不愿意一个正直的人,即使为了拯救国家而牺牲;它在真理的全部部分中也就是用整体观点来寻求真理……杜克洛不能设想人们喜爱某件东西甚于真理。但是他在周围看到许多十分诚实的人,他们把一个人的生命和国家的理性相比较时,会十分轻松地承认:他们评定一个单纯的个人存在,是从他们的无辜出发的。这些人是古典主义者,是把整体看做唯一重要的人。(《杜克洛传》,D.拉瓦尔夫人著,1906年版第243,247—248页。)
以上所说,肯定已足以说明人本主义是不忽略真理的客观性和独立性的。下面试再看,反人本主义者所说的:我们的思想,要成为真的,就必须“符合”,究竟是什么意思。
对这“符合”的名词,一般世俗的观念是:思想必须摹写实在——认识是认识者与被认识者的类化;而哲学方面,既没有认真地谈过这问题,似乎也直觉地接受了这样的观念:一切命题,只要是摹写那永恒思想的,就算是真的;一切名词,只要是摹写超意识实在的,也就算是真的。实际上,我觉得大部分对于人本主义的攻击,正就是由这摹写学说所激起。
但是从验前地看,我们的意识和实在的关系并不见得仅仅就为了摹写实在。我们不妨让读者假设自己暂时作为宇宙里唯一的实在,再接着假设接到通知,说另外一人即将产生,将真实地认识他。试问,在他接到通知之后,他是怎样事前想象这认识的呢?他将希望这认识是怎样的认识呢?我决不相信他会把这认识想象为仅仅是一种摹写。一个第二者的到来,要是只成为他的一个不完全的副本,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这将是一个大好机会的浪费!更合乎情理的,他将要求一个绝对新的东西。他将以人本主义观点来看这认识。他将说,“新来者必须考虑我的存在,必须这样地作用于我的存在,而使双方都得到好处。如果为此目的而必须摹写,那就让它摹写:否则就不必。”总之,基本之点不在于摹写,而在于丰富原有的世界。
前几天我在倭肯教授的一书中曾读到“提高已发现的存在”这样一句话,我觉得这话在这里很适合。思想的任务,与其说只为了摹写和复制存在,为什么不能说是为了增加和提高存在呢?凡是读过陆宰著作的人,都不会忘掉他对一般关于“物质第二性”的见解(说它们是虚幻的,因为并不摹写任何东西)所作的精辟的评语。陆宰说,把世界看成本来就已经完备,思想只是默从地反映,对事物一无所增加的那种看法,是不合理的。应该说,思想本身就是事实的极重要的部分;先存的、不完备的物质世界,它的整个任务可能就为了激发人们的思想,来为它产生远较宝贵的增补。
总之,“认识”只是与实在发生有利关系的一种方式,不管摹写是不是这种关系之一;就我们所能预见到的来说,并没有什么与此相反的情况。
我们不难看到究竟这摹写学说是从哪一种特殊的认识中产生的。在我们对自然现象的处理中,一个重要之点就是能够预言。按照斯宾塞的说法,预言就代表理智的全部意义。当他的“理智法则”说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必须“符合”,它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内部的时空表中的名词的分布必须是实在的时空中实在的名词的分布的精确的摹本。从严格的理论上说,心里的名词不一定要一个个地摹写实在的名词——只要能摹写实在的时间和地点,象征的心理的名词也就足够。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由于心理的名词的表象往往摹写实在名词的感觉,因此,也就很容易把名词的摹写和关系的摹写看成是认识的必然含义。实际上,即使是这种普通的叙述性真理,也大都以象征来表示。如果我们的象征在正确确定我们的预期这一意义上符合这世界的话,不摹写实在的名词甚至还好些。
显然,实用主义关于所有这种有关现象认识的叙述是正确的。这里的真理,并不是我们的观念和非人的实在之间的一种关系,而是我们经验中的概念部分与感觉部分之间的一种关系。一切思想,凡是引导我们与不断发生的可感觉的具体经验发生有利的相互作用的,就都是真的,不管它们事先摹写这些具体经验与否。
然而正因在现象事实的认识过程中常常有摹写的因素存在,因此,即使在理性事物方面,人们也把摹写一点假定为真理的必要条件。例如,几何学和逻辑就被认为一定摹写造物主的原型思想。事实上,在这些抽象的领域内,根本就用不着假定任何原型。人的理智可以随便刻划出各种式样的图形,随便作出各种数字的组合,随便构成各种的类别和系列,而且能不断地分析,不断的比较;仅就这一切观念的无穷丰富一点来看,我们就不信有什么“客观”原型的先期存在。如说有一个上帝,他的思想只尊重直角座标而不尊重极座标,或只尊重吉方斯记法而不尊重布勒氏记法,这种假设显然不对。但如果说上帝对人类在这些方面一切可能的奇异想法都先已想到的话,那他的思想又简直象三头六臂的印度偶象,这样地复杂玄妙,我们也不会再想去摹写;整个摹写的观念在这些科学方面也就不能成立了。所以,与其说它们的对象是从先存原型摹写得来,毋宁说是逐步逐步地由人类所创造——人类设想起它们多快,它们也就被创造得多快。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三角形、正方形、平方根、种属等概念只是人类临时的“产物”,它们的性质和关系怎能一下就认为是“永恒的”呢?对这问题,人本主义的解答非常简单。既然三角形和种属的概念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当然我们能使它们不变。我们只要明白规定:时间对我们所意指的事物不起变更作用,它们是我们有意地——也可能是假想地——从各种易变的实在联系或条件中分离出来的;这样,就使它们成了“永恒”的。而不变的事物之间,其关系也一定是不变的。这种关系决不是碰巧的;因为按假设,这些事物不会碰到什么。在拙著《心理学原理》一书的末一章里,①我曾试图证明这些关系只能是比较的关系。这一建议,虽然到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在我本身也不够熟悉数学的发展而不敢十分自信这意见。但要是这意见正确,它就完全能解决这里的问题,比较的关系是我们能直接察看的关系。心理的事物只要从心理上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或者是相同,或者不相同。但是在这些永恒的条件下,只要一次相同,也就永远相同;一次不同,也就永远不同。这也就是说,有关这些人造事物的真理是必要的和永恒的。我们只有首先改变了我们的论据,才能改变我们的结论。
①原书第二卷第641页起。
所以,这些演绎的科学的整个结构可以看作全是人为的产物。正如洛克早就指出的,这些科学并不与事实有直接关系。只有当一个事实被认为与任何一个这些观念事物相同而被“人化了”的时候,原来适合于这些观念事物的,才同样也适合于这些事实。在这期间,真理根本就不是什么东西的摹本,而只是直接被知觉的、存在于两个人造的心理事物②之间的一种关系。
②所谓心理事物,在心理领域内当然是一种实在。
现在可再看一下几种特殊的认识,以便更好地理解究竟这人本主义说法合与不合。关于数学的和逻辑的这两种认识,我们可不再进一步阐释;关于对自然过程的叙述性认识,也不用再谈多少。就其含有“预期”一点意义来说,虽然这“预期”可能意味着“摹写”,但也正象我们所见到的,至多只表示“预先准备”而已。但如谈到许多远隔的未来的事物,我们与它们的实际关系就极端遥远、极端渺茫。例如,我们绝不能“预先准备”由潮汛的制动器来阻止地球的运转。另外,对于过去的事物——虽然我们自认为真地认识过去——也根本与它们没有实际关系。很明显,虽说在我们寻求现象世界的真实叙述中绝对实际的利益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实际上,我们对单纯的叙述功能,也产生了某种内在的兴趣。我们就希望能作真的叙述,不管它们带来任何附带的利益与否。我们那种原始的叙述功能早有着一种单纯为叙述而叙述的要求。这种理论上的好奇,似乎就是人类典型的种差;而人本主义也认识到它的广大作用。在这里,一个真的观念就不仅是一个准备我们得到实际知觉的观念,而也是一个准备我们得到仅仅可能的知觉的观念,或是这样一个观念:如把它表达了出来,它可能对旁人提示某些可能的知觉或某些在表达者本身所不能同样感到的实际的知觉。把所有这一整套实际的和可能的知觉整理成一个固定的、系统的形式,对我们显然是有利的;而就在这里,那永恒存在的常识观念也得到了成功的运用。思想者本身以外的存在,不仅说明着思想者过去和未来的实际的知觉,而且说明着他和任何旁人的可能的知觉。因此,它们能极美妙地满足我们理论上好奇的要求。通过它们,我们能够从我们直接的实际的知觉而进入遥远的可能的知觉,回过来再进入未来的实际的知觉;而只用一个原因来解释无数的事项。正象在那些圆形的全景中,前景里的景物:泥土、草木、石块、摧毁的炮身等等,被包括在一幅描绘激战景象的画面中,与天地相接,混成一体,看不出有任何接缝来;同样,我们目前的直接的知觉性实在,加上了那些概念性事物,也就融合成我们整个的信念。对这些概念性事物,尽管柏克莱派曾有过各式各样的批评驳斥,我们决不怀疑它们是存在的,而且即使其中任何一个概念都是现在才被发现的,我们也毫不迟疑地将说它不但现在存在,而且过去就存在——如果用这样说法,过去与现在(我们所感觉到的现在)看起来更为一致的话。这是历史真理。譬如,我们就认为摩西是写那《旧约圣经》的开首五卷(Pentateuch)的,因为如不是他写的话,我们整个的宗教习惯就得推翻。凯撒大帝也是真的,因为如不信这点,我们就再不能相信历史。三叶虫在过去一定是有过的,否则我们关于地层的观念就不可能成立。同样,如镭锭,虽然至最近才被发现,但肯定也是一向存在的;要不然,它与旁的永久的自然元素也就不成其类似了。在所有这些例子中,都只是我们一部分信念作用于另一部分信念,而产生一个最满意的总的心理状态;这一心理状态,我们说就是见到了真理的,它的陈述的内容也就是我们所相信的。
当然,你如具体地看“满意”(看成是你目前所感到的某种满意)而又抽象地看真理看成是最后被证实的真理,它们是不会相等的;因为人所共知,暂时满意的往往不就是真的。但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具体时刻所体验的真理,则总是在该时刻他所感到最满意的;同样,抽象的真理、最后证实的真理,和抽象的满意、最后感到的满意,也总是一致的。总之,如果我们拿具体的与具体的相比,抽象的与抽象的相比,真理与满意是完全一致的。我想,一般哲学界对于人本主义的主张所以坚决不能接受,也许就为了在这方面没弄清楚的缘故。
我们的经验的一个基本特点就在于它是一个转变的过程。在任何时刻对一个信仰者说来的真理,总好象一个人在雾中行进时的视野,或好象英小说家埃利奥特所说的“小鱼在大海中透视的极限”一样,是受到后一个时刻的扩大和鉴定的;经过扩大和鉴定,这客观视野或者是改变了,或者保持不变。鉴定者(指后一个时刻)既见到第一个信仰者的真理,也见到自己的真理;而经过把二者比较,或加以证实,或加以否定。他的视野是不随第一个信仰者的思想而转移的一个独立实在,虽然他的思想也应该符合那第一个信仰者的思想。但是鉴定者本身也只是一个信仰者;假使整个的经验过程到他就行终止,他的思想也就没有旁的独立实在与它比较了。
一切最近的经验,暂时总是这样情况的。例如,我所体会和我所竭力主张的人本主义,就是从我的观点来看到今为止最完善的真理。但因一切经验都只是一个过程,所以没有一个观点可说就是最后绝对的。每一个都是不完全的、不平衡的,而可能为后来的观点所改变。你们既然已抱有某一些这种观点,并相信还可能有另一些观点,就不会同意我所见到的真理就是绝对的、永恒的、作准的,除非你们的这些观点也证实我所见到的真理。
对此,你们就概括说:“任何见解,不论怎样满意,只有当它符合某个外在的标准时,才能算绝对是真的;”如因此你们更忘掉“这标准永远产生在经验内部”这一点,那就更会随便说,“只要适合于某个个别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