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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动了一下时，他总是欣然同意。郭老为人之平和谦逊，使我们感动，也教
育我们。
在北戴河疗养时，我经常见到郭老。我常去看他，有时他也散步到我住
的地方。我曾问他：甲骨文好学不好学。他笑了，说，好学，如若用心钻，
三四个月便可以了。在他面前我常感到自己是个小学生，甚至像孩子。而他
对于后来者又是非常关切的。记得有一次，天气不好，五六级的大风。我忽
然心血来潮，想下海去试一试。海浪如小山般涌着，我游了一段，一回头，
忽然发现岸上有一个人在拼命地挥着手，大声地呼喊。。我不知道他有什么
事，但我还是游回岸边。我这才看清那便是郭老，大风吹起他的头发和衣襟，
他面色激动，责备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轻率，在这种天气下海是很容易丧生
的，你不应该这样做。当时我感动极了，我是多么感激他的关怀。
我看到过郭老游泳，我永远也难以忘怀。他仰卧海面，仿佛随着海浪一
体，他仰望着蓝天白云，大气与阳光都吸进他的胸中，那时他已是七十高龄，
却是那样地安康。
文化革命十年我没能见到郭老。当我听到“四人帮”迫害他时，我悲愤
异常！这样的巨人尽被那帮小人所欺，我痛苦极了。郭老的书被他们禁了，
郭老的名字被他们骂过，但是在我心里，郭老仍是我的师长，他的业绩是抹
不掉的，我深信这一点。
打倒“四人帮”，解放了我们，整个中国拨乱反正。郭老又是我们的郭
老了。他坚决拥护党中央，他写诗、写文章，痛斥“四人帮”，欢呼祖国科
学的春天，文艺的春天。我们深受鼓舞。我又见到了郭老，在宣传工作会议
上，他坐着推车来了，我急忙上前问候他老人家的身体！我问郭老还记得我
吗？他笑着点点头：怎么不记得？记得，记得。
今年三月间我去看望过郭老。他同我谈起曹雪芹，告诉我最近在一个人
家发现了一个曹雪芹用过的书匮，他说这对研究曹雪芹大有益处。我没到他
家之前，曾听说郭老身体情况不大好，甚为担心！见到他仍能这样地谈古论
今，我很感欣慰，向他告辞时，我再三祝他多多保重。
没想到这竟是最后的一面。
郭老逝世了！正如所有伟大的人物，死仿佛在表面上征服了他们，其实
是他们终于征服了死。郭老也是如此，他的研究，他的成就，他的著作，继
续着他的生命，在人民之中活着，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贡献。
我想郭老是希望他后继有人的。我们要努力奋斗，请郭老放心吧！
（原载《人民文学》1978年第
7期）
怀念赵丹同志
在人大开会期间，大家都忙。好不容易找到张瑞芳同志，我说：“咱们
一定要看看赵丹，听说不大好了！”瑞芳早已着急要去，说：“现在病房拒
绝探望，医院进不去！”
瑞芳机灵，路子多，只有情她再想办法，尽快探视赵丹。
九月十二日的半夜，电话铃响，我听到瑞芳的声音，说明天下午四时在
北京医院门口，她托人在门前等着，可以一同进去。听她的语气，她的心里
一定也是沉重的。
翌日，下午又有会，必须参加。我坐在门旁边，讲完意见溜走。赶到医
院，瑞芳已进去。我在医院暗淡的雨道里追上她。宽宽的甬道上，寂静无人。
忙找到赵丹的病房，他的门上悬着“严禁会客”的木牌。我们在门前倏然停
下来，不知进门后，他已变成什么样儿。
我们轻轻敲开门。阿丹躺在病床上，左边挂着输液瓶，两个青年人立在
床前望着他。没有看见黄宗英同志，她日夜服侍，这时出门不知办什么事去
了。
阿丹似乎闭着眼睛，动也不动。
我记起一年前在和平宾馆里遇见他。他的身体极好，脸似乎团团的了，
穿一身漂亮洒脱的西装，从楼上跑进饭厅，笑呵呵地招呼我，浑身的精力鼓
得要爆出来。他要了一大碗面，一口气囫囵地扒拉下肚。吃完就走，就要赶
到电视台跟日本电影演员会面欢谈。他一阵风去了！像是个生气勃勃的二十
几岁的小伙子！
现在，一脸胡茬子，清癯的面庞黑黑的。虽然瘦多了，两颊凹下去了，
但气色还好，神态安详，不像病得那样重。
我们轻轻挨着他的床沿，他忽然睁开眼。一看出我和瑞芳，他紧紧抓住
我们的手：“你们来了！”他哪像个病人？他顿时笑了起来，谈这问那，滔
滔不绝他说下去。我们告诉他两个大会开得非常好，发言淋漓痛快，民主空
气极活跃。他说都在报纸上看到了。他很高兴，说着话，甚至想举手比划。
“不要动！你在输液！”
“不要紧。”他说。但是身边的护士长还是按住他。
“阿丹，你气色很好。等你出了院，再见面时，一定要给我一幅你的画！”
我不知为什么要这样说。记得瑞芳曾当着他对我讲过：“你说他画得好比夸
他演得好，他要快乐得多！”
“一定！一定！我正要开展览会，你看哪幅满意，你就拿那幅去。”他
大笑起来。
他不肯谈他的病，我们也不肯问他的病。见着老朋友，赵丹仍是很开心
的。他提起一九三七年为了业余电影演员剧团要演《原野》，如何与我初次
会面：抗战初，如何在宜昌江岸巧遇，又在那个江城一个破旧漏雨的剧场里，
我们一同演抗战戏；如何在重庆街头上见着我，拉我到他山顶小屋里看他画
画。
病房中，只见他兴高采烈地谈笑风生。平时，我们见面常常互相笑谑；
这次，我就在他身边犯傻。瑞芳找话说了一阵，其实，不知有多少心里话想
说出来安慰他，但还是没有说够，终于被护士长催出去。
临行，赵丹定要和我们一个一个地握手。我心里难过极了。
出了门，悄悄问他女婿：究竟他的病怎么样？他低声讲：“没有什么希
望。”我不知赵丹是否自己知道病的真情？大概他是晓得的，不然，他不会
这样惜别。
我以为他至少还有半年的生命，也许三四年还能拖下去，甚至希望忽然
有一种奇药，使他起了床，又走到摄影机前，演出几部经典性的影片。
十月八日，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他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
望》。那是他在病床上的呐喊，呼吼，争论，劝说，诉告，甚至是祈求！他
对文艺发展前途的热烈盼望，点燃起每个人心中的火焰。他指出文艺道路上
的一些问题，急待解决。
赵丹生前，许多领导人到医院去探望他，迭次嘱咐医院用最大的医疗力
量来挽救他的生命。党和政府是需要人才的，殷切希望延长艺术家的生命。
但艺术家的生命之所以值得人民如此珍视，是因为在他活着的有限时间
里，他能有机会充分运用他的艺术才能为人民服务的。
后汉伏波将军马援说过“马革裹尸”这样的话：“男儿要当死于边野，
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手中耶！”这才是“死得其所”。我
有一种谬论：战士应死在战场上，作家应死在书桌上，演员应死在舞台上，
伟大喜剧作家与演员莫里哀是死在舞台上的。引伸说，一个真正的人，应该
为人民用尽自己的才智、专长和精力，再离开人间。不然，他总会感到遗憾，
浪费了有限的生命。
赵丹从未浪费自己的光阴。他多年从事于戏剧电影事业的贡献，无须再
提了。十年浩劫后，听说他确想仍为电影艺术大显身手，施展他的才能。
使我感到痛心的是，赵丹的“壮志未酬身先死”，疾病夺走了他的生命。
我读了赵丹的短文后，不知为什么联想起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赵丹
死前念念不忘文艺的兴衰，深恐来日不易。我觉得他对党的事业忠诚、热爱，
直言不讳，表现出他的坦荡胸襟。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这是我们应
该学习的精神。
如今，党正在努力克服困难，铲除阻力。我们的文艺事业，正在改革与
前进中。文学，尤其是小说，出现了不少好作品。而赵丹以其经验与才华，
终未竟其志，离开了我们，这是何等巨大的损失！
有位朋友和我说，中国好像是在汹涌大浪中一条巨大无比的船只，负荷
很重，现在要在风浪中转大弯；要稳、要谨慎、要有个较长的过程。但是，
“谨慎”不等于不需要大刀阔斧；“稳重”不等于缓慢和容忍。治理中国这
样的大国是困难的，治理经过十年浩劫后的中国尤其难。我们需要的是自上
而下的团结与决心。全国正在为四化而努力，人民日夜盼望富强的新时期早
日到来。
赵丹同志的遗文，虽然仅囿于文艺，但他的心肠和用意是深远的，广阔
的。
赵丹同志真是一位人民的艺术家。
（原载《文汇报》1980年
10月
15日）
向茅盾先生学习
崇高的灵魂去了。伟大的心，停止了跳动。中国革命文学大师，中国新
文学运动的先驱者，茅盾先生离开了我们。
连日来，心情沉重，不只是悲痛，更多的是悔憾。我这一生，有许多机
会，接触多少伟大的心灵，在同一个时代，在同一块祖国的土地上，我却没
有去亲近他们，这实在是说不出的悔憾！
四十几年前，我的老友巴金告诉我，已和鲁迅先生约好了见面的日子，
这是我渴望已久的。当时，鲁迅先生已经病得很重，但还是答应见我。第二
天上午八时，我到了景云里鲁迅先生家中，他却在清晨去世了。他躺在简朴
的床上，再也不能和我说话了。
这次，在茅盾先生去世前，我赶到医院探望，他已借助氧气艰难地呼吸
着。我默默地站在床边，茅盾先生的儿子韦韬告诉我：早晨醒来过，情况似
有好转，我想茅盾先生也许会好起来吧？韦韬要把他唤醒，我来不及阻止，
茅盾先生已睁开眼睛。我听见他微弱的声音：“曹禺。。谢谢。”中间他说
了些什么，却实在听不出。我看看他那苍白清瘦的面容，慢慢又阖上了眼。
我想着，他会好起来的。我回家打电话给几位同志，告诉他们韦韬说的话，
使这些同志们放心。没想到这竟然是我和茅盾先生最后的一次见面。
在重庆时，我和茅盾先生有过多次接触。大家忙着抗日救亡运动，我没
有单独和先生长谈过。解放后，见面的机会多起来了。但我觉得他是前一辈
的作家，共同的经历和话头不多吧？又怕打扰他，我错过许多求教益的机会。
茅盾先生早在“五四”运动前夕，就开始了文学活动。“五四”以后，
更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业绩，不仅在中国，在世界
文学史上同样是不朽的。
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我经常用心地阅读。茅盾先生的《春
蚕》、《子夜》、《林家铺子》，我也经常用心地阅读。两位文学大师都是
我们这些后辈的启蒙者。
茅盾先生的多年写作生涯，为我们留下浩若烟海、精湛完美的文学遗产，
永远激励着我们广大文学工作者，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在茅盾先生生前的最后一段时间，他身体虽然很不好，但他一直没有辍
笔。我在《新文学史料》中，不断地看到他的洋洋万言的《回忆录》。听说
他哮喘得很厉害，不能起床，只能坐十几分钟，最多半个小时。他终日躺在
床上，不停地追溯着过去，叫韦韬和儿媳陈小曼四处找资料，或托人到外地
去找。他用放大镜，仔细翻阅成堆成堆的资料；想到一些，看到一些，就从
床上支撑起来，扶桌一字一字地写着。他以极审慎、严肃的态度，为我们留
下了珍贵的新文学运动的史料。先生襟怀坦荡，对党、对人民赤诚炽热，数
十年如一日，为祖国文学事业奋斗一生。我深深崇敬先生。他永远是我们这
些后辈学习的榜样，激励我们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原载《文汇报》1981年
4月
12日）
“我的心向着你们”——悼念茅盾同志
最近一个时期，常常听到茅盾先生的身体时好时坏。一会儿听说他住院
了，过些时候，又听说他出院了。然而在《新文学史料》中，不断看到洋洋
万言的《回忆录》，总以为他的健康还可以维持下去，我还有机会去看他。
那晚，在剧场看戏，遇见了周扬同志，他告诉我，茅盾先生的健康情况
很不好，一直在昏迷不醒，许多老病都复发了。这一夜，我十分不安。
第二天，我忙到北京医院看望。茅盾先生闭着眼睛，似乎睡着。床边立
着氧气罐，他的儿子韦韬同志告诉我，他已是整日整夜地吸氧了。医生说似
乎有好转，或有延长一段时间的可能。也许这是不得已安慰的言语吧？我觉
得这也可能有些根据。多少人在外边诚心地盼望茅盾先生早出院，继续写完
他的《回忆录》。又有多少读者根本不知先生病在垂危，以为他仍然是健康
的，正不断写出文章来滋育培养祖国的后代。我默默在床边望着。我只想不
要惊动先生，但韦韬一定要唤醒茅盾先生。我急忙阻拦，没有来得及，茅盾
先生已经睁开眼睛。我赶快上前，还没等我唤出声，就听见茅盾先生微弱的
声音：“曹禺，。。”下面他还在说，但我实在听不清，只有最后两个字，
我听出了，他说：“谢谢！”
我告诉韦韬，我是在茅盾先生熏陶下的后辈，我来探望先生，同时也代
表有多少人想来而没有能来的，先生精神好点时，请一定告诉他。告别时，
茅盾先生已经又慢慢地沉睡了，他的脸苍白着回来后，我立即给几个朋友通
了电话，把这个好转的消息告诉他们，叫他们放心一些。
第二天，我正在写稿子，得到消息，茅盾先生故去了。
他离开我们了。我再也写不下去什么。
下午开学习会，周扬同志把不幸的消息告诉大家。他谈着谈着，眼里涌
出不尽的泪水。他说不下去了，只好请贺敬之同志来读茅盾先生致党中央的
遗书。
我和同志们沉默着，流下热泪。
散会后，我重又想看到他，虽然他昨天就已不在了。但，我还是要去看
他。
史群吉同志劝我说，他一定已经不在那里了。我没有听，依旧到了北京
医院，又走到
119病室。房间里收拾得非常干净整洁。那张床上空荡荡的，
铺着雪白的床单。不在了，是不在了。连韦韬也不在了。并非是人去楼空之
感，而是深切地感到一个可亲可敬的灵魂去了。
伟大的人并不是常能遇见的，但我的祖国在我生时，却出现不少千古人
物，有的就在一个城中，有的和我近在咫尺。我常以为早晚总能相会长谈，
我竟失去和他们接近的许多机会。
对茅盾先生，我不知有多少次想探望他，甚至想和先生长谈几次。我知
道他平易近人，也很健谈。然而，大约我总觉得他是前一辈的作家，共同的
经历和话头不多吧，我没有决心闯过我自己设的难关，没有单独访问他。我
羞涩，我见生朋友和师辈常发怵，怕给他添麻烦，终于未能和先生畅叙几次。
现在他故去了，我悲痛，还深感对不起茅盾先生，因为我竟然忘记他是乐于
见友朋的，从不把自己当作大人物看。我错过了求教的机会。
一九三七年，大公报举办文艺奖，其中有《日出》。大公报副刊主编萧
乾办了一版副刊专为介绍《日出》，巴金、靳以、杨刚、荒煤、朱光潜等朋
友都写了文章。那充满最恳切的鼓励的头一篇文章，是茅盾先生写的。尽管
那时，我还没有与茅盾先生相识。
我一点不了解他的为人，想不到竟是这样的热情洋溢。
在长沙时，曾经得到他一封信，约我为刊物写文章。当时忙于搞抗日宣
传，还要教书，匆匆之中竟没顾上及时复信。至今想起都很抱愧。而那封笔
迹秀劲的来信，也流失了。
在重庆的一段日子，常常能与茅盾先生见面，他是中华全国抗敌作家协
会的主席。每次见他，听他谈话都那样娓娓动听，教益是不能忘怀的。
一九四六年，我去国外讲学之前，非常想见总理一面。但总理那时已不
在重庆。我给八路军办事处打电话，找吴老、董老，都不在家。后来，我便
找了茅盾先生。他约我到他家里吃饭。茅盾先生平时自奉甚俭，当时，他的
生活也不宽裕。他的爱人孔德沚同志，却亲自力我准备了一顿极其丰富的饭
菜。饭间，我请教茅盾先生几个问题。记得他亲切、从容地指出两点：一定
要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告诉世界；再有，便是要讲讲文学的社会意义。后来，
在国外的一年里，我确是这样做了。
我解放后的作品，茅盾先生也都看过。对《胆剑篇》，他还作过十分中
肯的分析。他真挚的关心，使我感激。
在四届文代会上，我见到他，那次真是下了决心，当面请他为我写一幅
字。很快，我就收到了。他的字苍劲方正。我立即送到荣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