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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与“注水肉”这类奸巧牟利伎俩相似而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诸如“大斗进，小斗出”这样在量器上做手脚的功夫。而且，也已早就进入了外国人的视野。著名的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那部《论法的精神》第十九章《法律和构成一个民族的一般精神、风俗与习惯的那些原则的关系》第二十节《为中国人的一种矛盾现象进一解》里写道：“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我想这种矛盾是可以解释的。”“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也就是不讲诚信啊。如此“夸赞”实在是国人的耻辱，是推脱不掉的一个无奈的耻辱。据孟德斯鸠的原注得知，这个事情，他根据的是一位叫郎治的人1711年和1722年所写的《日记》，刊载在一部名为《北方旅行记》书的第八卷。也就是说，“轻重两秤”这种俗话所谓在“秤头儿”上做手脚的奸商技巧，至迟在清初的康熙五十年（1711）时就已经存在于国人的商业活动中了，而且还被外国旅行家记录了下来。
再说“到此一游”陋俗。事实上，“到此一游”陋俗，可推溯到古来文人墨客喜好到处题壁的“雅兴”。苏东坡有首名诗即《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老夫子为一代名人，其诗词书画也都是千秋有数的高手哇。如此题在名山、名寺上的名人名诗，只会给名山、名寺增色千古，岂是那些“到此一游”之类涂鸦所能比拟的呢！据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记载，唐代诗人卢仝的儿子幼时喜欢用笔墨涂抹诗书，他作了一首名叫《示添丁》的诗形容说，“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于是，后来的文人往往借此典故来自谦。尽管苏东坡也会将那首《题西林壁》自谦为“涂鸦”，事实上，古往今来能有多少这样的“涂鸦”天才呢？说起来，兴致勃勃地到处涂抹“到此一游”者，几乎全无以“涂鸦”自谦的资格。
无论是义乌的茅盾故居，承德的避暑山庄，还是沈阳的福陵，我每到一地游览，总会注意选拍几副“到此一游”之类涂鸦的照片作为“留念”。但不久前借讲学之便回蓬莱故里，游蓬莱阁时，却没发现“到此一游”之迹，想是加大了管理力度的成效。因为，许多年前来游时，曾经有过“满目疮痍”的感叹。这次来游，我还联想到一个建议，杜绝此陋俗公害，除要辨风正俗、严加管理惩处之外，就是干脆在各旅游景点都专门设立供游人题字签名留念的处所，可分为收费的和不收费的两种，供有此好的诸君选用，一展身手，岂不快哉。此可谓“疏导”之法也，大概不妨一试。
尽管，当时作为制造“注水肉”工具的注射器，未必像当今这般精巧、先进；那涂划“×××到此一游”的笔，当然还是老式的“写管”——毛笔，但却显现了鲁迅当年猛烈抨击的“国民劣根性”的事物远非“一日之寒”矣。更令人困惑也更为可怕的是，一百多年之后，当人们欣喜进入新世纪之际，“注水肉”仍然屡禁不绝，非但猪肉，连牛肉、鸡肉也在注水之列；至于“到此一游”之类的“旅游污染”，依然是旅游景区迄今难以禁绝的一种“公害”。
尘元（陈原）先生在一篇题为《拍马屁和马屁精》（见《万象》2001年第3期）的随笔里写道，著名科学家吴大猷在游览名胜古迹时，每每看到有人或写或刻的“某某到此一游”，气愤地写过一首打油诗，“如此放大屁，为何墙不倒；这面也有屁，把墙顶住了”。就此，尘元先生赞曰“绝妙”。接着，又写道：“因而报上有人提出，不如在名胜古迹的某处修建一堵墙，名之曰‘屁墙’，让所有过往骚人雅士都留下他的大屁，岂不两全其美？或如现今所谓，岂不‘双赢’哉？”当年，在莫理循看来“滑稽地向他人表明他们曾经旅行到过此地”的“滑稽”，仍在“滑稽”着啊！按照莫理循所见所闻的时间，那“注水肉”和“到此一游”还是十九世纪末的事情。事实上，至今已经跨过了三个世纪了。难道这些还将留作新世纪里外国游记中的“中国风情”话题吗！
唐李商隐《义山杂纂·煞风景》列举了十多种煞风景的现象，什么“松下喝道”、“看花泪下”、“苔上铺席”、“斫却垂杨”、“花下晒裩（裤子）”等等。其实，“注水肉”和“到此一游”陋俗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大煞风景之事。其共同的渊源正是置社会公德于不顾的流氓意识，亦即鲁迅抨击过的“国民劣根性”。
“鱼烂”的金题玉躞
？ 赵 刚
晚清官场，混乱腐败。朝廷虽屡有明喻，臣工亦时时条陈，但由于吏治不清，簠簋不饬，积重难返，贪污受贿、因循守旧、上下欺瞒、粉饰太平的丑陋比比皆是，以至于上述弊端，行者不讳，闻者不惊。在此状态下，清王朝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官文化”现象。其中之一，就是官员为自己树碑立传。
就拿民国年间撰修出版的《清史稿》来说，中华书局校注本共有四十八册，五百二十九卷，列传占三百一十六卷，其中官员列传就为二百九十卷。与此同时出版的《清史列传》八十卷中，包括官员竟达三千余人。例如《曾文正公全集》、《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左文襄公全集》、《李文忠公全集》……文正、文襄、文忠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死后朝廷所赐谥号，即所谓易名之典。如此众多的官员参与其中，其目的不外是为了名垂青史，流芳百世，光宗耀祖，福荫子孙。
即使如此，这些人生前是万万不能著书立说的，都是死后由门人、子弟、故旧等着手收集编辑出版。因为这种歌功颂德之事，乃皇上对官员的恩典和表彰。普天之下，唯皇权独尊，这些官吏生前只有称颂皇恩浩荡的份，岂有喧宾夺主的道理。
要说起来，这些官员的文集，算不上什么名品佳作，多数文章是一些奏稿、函牍、电报、书信、日记等行政公文，鲜有专门的文学、史学、哲学等文章。记载的也大多是官场中的是是非非。据《清代官场图记》（中华书局出版）书中记载，清朝官员大多科举出身，笔墨之事当属本色，因此，许多清朝官员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像林则徐、曾国藩以及晚清重臣军机大臣荣庆，皆是数十年如一日将日记作为日常功课，一丝不苟地记录自己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由于清朝不允许私人修史，这类官员著作，对后人的利用价值而言，或许只是作为野史，供人们探微索隐、寻章考证之用。尽管如此，在当时能够获此殊荣，也算是一种政治待遇。
一百多年过去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官文化”的腐朽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销声匿迹，而是深深地沉淀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之中。因此，官场和吏治的腐败作为一种历史的沉淀而沉渣泛起时，“学而优则仕”必然会普及为老百姓心中更为通俗的“读书做官论”的理念。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与权力挂钩。正如清末欧阳钜源所言：“官之位高矣，官之名贵矣，官之权大矣，官之威重矣，五尺童子皆能知之。”既然如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学”和“仕”、“书”与“官”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史载，宋真宗赵恒曾亲自作了《劝学文》。该文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赵皇帝这番谆谆教诲，让天下读书人不但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而且感激涕零，敢情读书识字还有这般好处。会读书尚且如此，更遑论著书立说。
现而今，虽说时代进步了，情况也大不相同，但一些官员潜意识中的“官文化”仍旧发挥着不可小视的作用。只不过现在的官员写书不必等到故去才能由后人编纂，完全可以在自己生前一试身手。正所谓：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两三年。如今的一些官员可称得上是跨世纪的全才，不但上得了官场，下得了舞场，而且还能在百忙之中披挂上阵，挥毫泼墨。盛世之下有“盛材”，真乃国民之大幸。而出版界还真应了米兰·昆德拉的那句名言：“到了二十一世纪，人人就都是作家了。”这到底算不算历史的进步，谁也不敢妄言。
按理说，农人种田，工人务工，商人鬻货，学者著书，各司其职，自古亦然，即使互有兼项，也不能“爷孙并坐——主次不分”。可是，官员出书，却出乎常理，数量之多，部头之大，连专事学术的人，也难以望其项背。据媒体报道，被称为“三高”的贪官，即涉案金额高（两千多万元）、学历高（博士）、职务高（正厅级），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勇，就曾在十余年中公开发表论文达三百一十七篇，参编书籍十七部，单独著书五部，完成研究课题四十四项，此番成就，令人咋舌。不过，仔细琢磨，不免疑窦丛生。照此推算，要完成上述指标，至少平均每个月发表两篇论文，每年要完成四项研究课题。这样繁重的任务，甭说是压在位居高位，“工作、腐败一肩挑”的官员身上，就是专职研究人员也恐怕不堪重负。
至于那些平日公务缠身，“早上绕着轮子转，中午绕着盘子转，晚上绕着裙子转”的官员，居然能忙里偷闲，著书立说，则更叫人匪夷所思。
其实，对于官员们著书之事也不能一概而论。古往今来，名垂青史的经典之作，也不乏出自各级官员之手。被称之为唐宋两代散文八大家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都曾官场任职，其文章至今仍被广为流传。即使在今天，也有不为名利，心系百姓，写出好文章的官员。北京一位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非典”过后，痛感公共健康关系到人民群众利益，丝毫不容懈怠。于是，他以特有的使命感和亲民情结，亲自撰写了一本大众健康读物《健康快餐》。此书一经出版，便在各地销售三万余册，成为一部群众喜欢的健康科普读物。
问题在于，现在一些官员出书并非要“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而是受着某种利益的驱动。不过这里所说的利益，并非是指官员“著书只为稻粱谋”，赚取稿费养家糊口，或是借此拿文凭评职称。官场的利益最大化，说到底就是职位的最大化。醉翁之意不在酒，一些官员著书立说，不过是为了升官晋职。通过此道，不仅可以向同事证明本人享有“饱学之士”的资格，向上级传达自身具有“真才实学”的价值，向公众展示自己“学者型干部”的信息，而且还能在书中宣扬政绩，为个人树碑立传，捞取“求闻达于当代，留美名于后世”的政治资本。这样的仕途之道既高雅，又便捷，何乐而不为呢？况且，只要手中有权，写作出书根本就不是难事。举凡代笔捉刀、联系出版、购买书号、通过审定、安排校对、布置印刷、封面设计、发行推销等等环节，都会有人跑腿效劳，上述开支也会有人主动买单。总而言之，官人动口不动手，只需坐享其成。唯一要做的，就是拉大旗做虎皮。此事必须要由官员自己出马，恭请更大的官或者什么名流写个序言，题个书名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员与出书必然会滋生出腐败。
上述所言并非空穴来风。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毕玉玺就曾利用公款准备出版《我的二十年》，为自己树碑立传；原山东省泰安市委副书记、市长胡建学，也曾出版《胡建学文选》并下发给泰安各级干部学习领会；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为树立自己“开拓进取”、“年轻有为”的干部形象，也曾叫人替他代写文章公开发表；原广州市委宣传部长黎元江被查处之后，竟煞有介事地表白：“我手头正在做《社会主义四百年》第三卷，这一卷比前两卷更重要”云云；原湖北省财政厅长曾繁衍一边在他主编的《历史的启迪》书中大声疾呼：“保持廉洁，反对腐败”，一边却在暗中索贿三十八万元；原河南省人大办公厅副主任李国富最为典型，不仅索贿受贿，而且跑官买官。为了升官之便，他还出版过两本专著，其中一本，竟是《反腐败论》。
官员出书，公家买单，这种腐败现象，影响之烈不可低估。最近中央有关部门指出，领导干部出书，不仅关系到其个人声誉，还常常体现着政府机关的水平和形象。借出书之名、行敛财之实，亦极为民众痛恨。今后将严格限制现职领导干部“著书立说”，以刹住官员腐败新温床，遏制粗制滥造的“出书风”。
书籍，作为文化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启蒙教化、传播文明薪火方面，作用巨大。正因为如此，中国历代有识之士将从事学术活动的著书立说看作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朝年间东林学派首领顾宪成曾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也就是说，对于有文化的人来说，不论是从事学术研究，还是当官，其最终目的是要为百姓造福。
古人云：“强权治国，一时之策；文化治国，百代之业。”笔者以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脏不能脏文化”。因为教育和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最后精神堡垒，它们的崩溃，标志着整个社会的堕落。
官员出书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关键是为什么出书会成为某些官员腐败的工具与温床？为什么在有严格制度下的出版部门，一些官员的伪劣书稿能够畅通无阻？从这个意义上来审视官员出书的腐败，恐怕比简单地遏制官员出书更有意义。
对上帝的一种误读
？ 张云江
上帝观念是西方文化语境两千多年绕不过去的一个圈。上帝是人类的福音抑或诅咒，是人类智慧的源泉抑或阻碍，是一种超越感观经验的全在抑或只是人类心理的原型投射，几乎每一个西方哲学家、思想家都要在这些问题上表态。两千年的聚讼纷纭，两千年的喋喋不休，汗牛充栋的书册论证，其中自然不乏对上帝的种种误读。
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的上帝观念，这样似乎也就谈不上有什么误读不误读了。但在西方神学体系中，对“上帝”这一观念，有一些基本的约定，这些约定应该是人们谈论上帝这一观念范畴的规则。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使用语言是一种遵守规则的活动，“当我遵守一条规则的时候，我别无选择，我盲目地遵守规则”。维特根斯坦否认有什么“私人的语言”，更反对人“私自”遵守规则。所以解读上帝也应该放在西方神学体系这一具体语境的游戏规则中来才有意义，否则误读难免，而且还荒唐得离谱。
余生也不敏，前些日子偶然获读万方先生几年前两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