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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地做学问不行，科举的路又窄得吓人，书生们还要吃饭，还要养家糊口，就是做风流才子也还要一些小钱的，所以，他们只好去寻别的活命的法子。
在明朝中后期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商业气息已是较浓的了，经济繁荣后便出现了一些有钱又识字的闲人，于是出版业便随之发达起来。书商们要赚钱，书生们要吃饭，有了闲钱的人们要惬意，通俗文学便出现并流行起来，流行得久了自然便流向了色情文学，因为“床笫文学”最能切中人性的欲望，最能成为畅销货。所以，色情文学一旦出现，很快就走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这些色情文学中，除了吸引读者的“床上动作”是重头之外，还多多少少寄托了书生们的梦想。在大约成书于明末清初的色情小说《舞花吟》中，便可窥见一点书生们的心思。书中写了一位书生，一连搞了好几个女人。他一面周旋在几个女人中间，一面又去下科场，结果是考得功名，把那五个女人全都娶回家中，美女簇拥，升官发财，快乐成仙。书生的梦做得很美很圆，也很温柔，可惜多半是梦。
刘达临在《中国古代性文化》中谈及明朝色情文学兴盛的原因时说，其中之一是明朝的皇帝荒淫无度，官员们也大兴吃春药之风，起了带头作用。那意思里还有批评执政者们提倡“理学”自己却并不修行“理学”。这原因固然也是有的，“官德”的示范效应是很大的。但我却又想，看一看明朝之前的中国历史，又有哪一个朝代的皇帝不是三宫六院、嫔妃如云、荒淫无度呢？又有哪一个有官有钱者不是三妻四妾的？可在那时却并未带动出色情文学来。
在明清两季，文字狱是十分盛行的。然而，考证这些文案，就会发现这些案件中，没有一件是因为创作了色情文学而兴的，即使有这一方面的原因，也并不纯粹。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历史现象。我想，大约在政治家们看来，色情文学流行，虽然有伤风化，危及道德，不可不管，但也不必一概禁绝，像对付研究历史、揭皇家短处的历史学家，以及议论朝政的学者那样严酷，捉住后要把作者、书商杀头，著述烧掉，印版销毁。当然，对色情文学查也是要查的，但也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原因在于政治家们明白，把聪明人的心思引到女人身上去，一定比让其琢磨龙椅的构造和制作方法好得多。明朝后期，李贽因为公开了他的“童心说”，便死于诏狱了。但与其同时的“色情文学家”们便没有受到这样的待遇。所以，倘这一猜想成立，这可能也是明朝色情文学兴盛的客观原因。而看一看明朝之后的清朝，文网依然极其严密，但色情文学却尤进一步，便多少证明了这猜想的不差。
由此观之，明朝色情文学的兴起，一面是正常的学术消失，书生们的心思无处可用，只好向女人的身体上去发挥；一面则是文化市场的出现，给文学传播提供了外在条件，书生们可以由此讨一点生活而不至于饿死，书商们也就乐得借此发一点小财。而官方呢，则又睁眼闭眼地默许。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真理，到这时候只好成为唱唱的高调而已，因为人的第一要务毕竟是逞饮食男女之欲。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最能销蚀掉人的精神的，一样是金钱，俗语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可以降服厉鬼，肚子里装着欲望的活人则更不在话下了，什么样的精神硬骨头都可能在金钱面前失去硬度的；再一样东西就是肉欲，借用色情文学中劝人警惕女色的诗，就可知道那女色的厉害：“二八佳人体如酥，腰间伏剑斩愚夫，分明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髓骨枯。”三十六计中，美人计至今仍屡试不爽便是证明。据报道，美国人在审问伊拉克战俘时，面对脑子里灌满了“教义”的战士，较为有效的法子就是美人计。所以，倘要消磨掉人的精神信仰和追求，只要将这两样东西释放出来就可以了，人们会放开手段去逐钱，弄来钱后便去女人的胸脯上享受，如此一来，什么样的精神战士都不会再有。
可是，销蚀掉人的精神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大概便有着深刻的体会，当李自成的人马进入京城，那些平时围在崇祯周围，天天表着忠心的儒臣武将们，这时都跑得无影无踪了，只留下他一个人守着一株古树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而这，是否与大明王朝的色欲盛行、人心浮华有关呢？我想，这也许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命题呢。
从文化的源头顺流而下
——古都史话之五
？ 雷池月
一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废止府一级行政区划，洛阳由府治之所在降格为县城。1948年解放时，这座小城面积约四平方公里，人口八万，两者大约都只相当于它鼎盛时期武则天的周朝的十五分之一。所有中国古代的帝都，虽然各有兴衰的变化，但洛阳的萎缩是首屈一指的。《简明大英百科全书》里说：“自宋以后，国家行政中心东移，洛阳的地位一落千丈。”这个结论基本符合实际，只是前提不够严密——“中心东移”云云，试问西安更在它的西面，何以总能保持一个大中心城市的地位呢﹖隋炀帝时，东都洛阳和长安是不分轩轾的姊妹城市，仅就商业的发达程度而言，洛阳还在长安之上。杨广相信算命先生说的自己不宜于久居长安的指点，花大力气建设东都，特别注重商业区的开发。他跨洛水新建了一座洛阳城（汉、魏时建都的旧城，在下游十多公里处，西距白马寺约两公里）。洛水以北是皇城，宫殿和官署集中于此。洛水以南是居民区和商业区，面积达五十平方公里，人口在百万以上，其中包含三大市场（丰都、大同、通运）。仅丰都市面积就有十六平方公里，有三千四百多个店铺，规模和气势远胜长安的东、西二市。通运市临河，是四方货物的中转站，面积也达十平方公里，经常停泊的船只数以万计——看看今天已经完全丧失了航运功能的洛水，便也可以想见洛阳后来衰落的部分原因。
地处洛阳郊县郾师的二里头遗址，已被史家确认为夏代国都所在地，这也证明河洛地区是华夏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但后来的儒家对河洛文化的阐释和现代考古发现差异很大。“河图洛书”按汉代儒家说法，是伏羲氏的时候有龙马出黄河，背负图，神龟出洛水，背负书。“天授神物”，是文化的肇始。然而，究竟是什么图、什么书呢﹖《古文尚书》的“发现者”孔安国认为，“图”是“八卦图”，“书”是“洪范九畴”（八卦中包含着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因果规律；《洪范》篇中的九大范畴包括政治经济生活的法则以及以卜筮断吉凶、人间治乱与自然现象的关系、五行学说等）。大约因为“图”和“书”里反映的内容多半具有先验的神秘性，只好归于“天授”。龙马、神龟之类，似乎有悖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原则，然而这正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缺乏理性抽象思维能力的传统——只能把先验归为奇迹。他们生活在狭小的河洛地区，奇迹便当然在这里出现。但从二里头发现的夏代文化遗址中，不要说八卦，连文字也没有，煞风景得很。靠现代科技手段能证明属于传说中夏代时期的东西只是一些地基、陶片和石器，也无怪乎早年顾颉刚先生会说出“禹是一条虫”那样的话。
据信商代早期也曾在二里头建都，后来一次又一次（共达八次）迁往东南方向去了。陕西的周人兴起，灭了商朝，把相当部分的商代遗民迁回到洛阳地区，为了对这些人进行有效的监视和管理，在今洛阳市西郊建了一座小城，叫雒（洛）邑，又名成周。公元前770年，周幽王被他岳父申侯联合犬戎起兵弑杀，太子宜臼逃到雒邑即位，开始了洛阳五百年东周国都的历史。东周和西周，虽说都号称天子之邦，实质上可有着霄壤之别。西周的天子有地盘，有兵马，当然也有威权，诸侯归他封，也归他管，不听话他可以征伐甚至诛杀（如平管、蔡之乱），只是到周厉王以后，闹了一段共和，从此走了下坡路，但天子和诸侯之间君臣的礼数还勉强维持着，不过越来越差罢了。可是东周就惨不忍睹了，领地就是雒邑附近那么巴掌大的地方，根本谈不上组建像样的武装，开始诸侯们还有些奉献和馈赠，后来慢慢地乞求施舍也很难了，在位长达五十九年的周赧王被谥为“赧”，就是因为他面对前来讨账的人总是赧颜（羞红了脸）而退，甚至爬到高台上躲起来。诸侯之间的战争打个不停，但没有谁进攻东周，因为它不值得一打，何况为此还要在舆论上成为众矢之的，这更不上算。周“天子”当然更不可能主动去介入任何军事纠纷，就这样居然混了好几百年。战国时洛阳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不仅不能和临淄、邯郸这样的王国都城相提并论，就连各大王国的中、小城市也比不上。周赧王看到秦国好战，有吞并天下的苗头，担心自己眼前的状况也将不保，壮起胆子联络关东诸侯，让他们的部队通过周的领地去进攻秦国。结果可想而知，被伐赵的秦军顺带着一锅端了。周赧王入秦请罪，自动献出全部土地和百姓，多少呢﹖“邑三十六，口三万”——三十六个村子，三万百姓，一个乡镇的规模而已！
四十多年以后，东出潼关的刘邦曾长时间把自己的前敌指挥部设在洛阳，后来又有在洛阳建都的打算，但经娄敬、张良等人陈说利害后，最后决定将都城建在长安。其实，关于长安和洛阳究竟谁更宜于建都的问题，如果撇开具体的时间条件，是永远得不出结论的。后汉的班固写过一篇《两都赋》，上篇《西都赋》站在长安的立场，写尽了它作为都城的优势，下篇站在洛阳的立场对上篇发出驳难，把洛阳写成天下第一。班固的原意是维护当时的帝都洛阳，批驳制造迁都舆论者的观点，但文人进入抒情状态后，往往容易走火入魔，以至于偏离了自己“主题先行”的意愿，他的《西都赋》不单字数多了三分之一，而且行文之层次、辞藻之华美均胜于《东都赋》。不过，他还是死守着逻辑重点，即从文化、历史、制度等方面论证，前汉定都长安是“不得以已”的“权宜”，而后汉以洛阳为都才真正体现了上古以来的“帝王之道”。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有几个排比句十分抢眼：
辟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辏？……泾渭之川，曷若……带河朔落，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合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
总之，他一口咬定，作为首都，长安哪一方面也比不上洛阳。
二
刘秀选择洛阳为都，除了当时长安被流寇糟蹋得残破不堪这个原因，大体上正如班固所分析的，是出于对未来承接历史渊源加强文化、法制建设的考量。刘秀征伐半生，是枪杆子打下的江山，照说应该性格残忍，崇尚暴力，但实际上，他却是开国之君里比较开明的一位。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证明：一是他待人的宽厚；一是他对文化的关心。
新莽政权后期，天下大乱，揭竿而起者不计其数，大股的攻城略地，小股的结寨自保，刘秀兄弟开始也不过就是几千家丁的本钱，傍着绿林军混，后来在河北另立山头，才声势一天天壮大，直到一统天下。这期间，他吞灭的大小武装力量数以百计，因为不大肆杀戮，主动降附者很不少。他曾对将领们说：“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对于那些凭借深沟高垒长期抗拒的“土围子”，他还具体规定了政策：“营堡降者遣其渠帅谒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垒无使复聚。”敌对势力尚能如此宽大，多年共同浴血奋战的“亲密战友”自然更不会狠下黑手，他为二十八名一等功臣修建永久性纪念馆（凌烟阁），绘影图形，供人瞻仰，荣华富贵终身受用，而且不让他们掌握太多实权，免得他们在权力腐蚀下“犯错误”自取灭亡，此所谓“君臣保全之道”，真是用心良苦啊！
至于刘秀的文化政策，尤其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他很懂得尊崇儒学对维护统治的重要意义，一开始就注意从儒生中选拔人才，特别是那些隐居山林而名望极大的“硕儒”，他更是千方百计网罗到政府中来，实在不肯来的，他也能尊重本人志愿以礼相待，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他亲自去富春江上邀严光出山最终未能如愿的故事。严光不买账犹可，两人同榻而眠时还一条腿压在他肚子上（很难说是无意），害得这位皇上一整夜没睡好。刘秀没达到目的，最后却还是好来好去，不伤感情。这当然只是一个个案，延揽人才的大方针有更具体的举措，比如察举制度的规范化。察举孝廉，各郡按二十万人口推举一人的比例每年选拔，除了孝廉，各地还可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茂才（即秀才，为避刘秀的讳，改称茂才）、明经等科目举荐人才。虽然当时有“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之类讽刺性民谣，但整体说来，有选拔比没选拔好，选拔出来的人名实相悖的应该只是少数。
刘秀最值得称道的文化建设是他早在建武五年“宫室未饰，干戈未休”的时候，就筹建了规模空前的培养知识精英的学校——太学。太学虽然自西周以来就有，但就是到了舍得花钱的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时候，最多也不过在太学“置博士五十人”而已，而东汉质帝年间，太学曾一度达到三万多人，比较起来，大小之悬殊简直不成比例。规模扩大了，性质上也随之产生变化，东汉的太学，已经不仅是豢养有限的几个学者名流的冷清衙门，而成为全国最大的人才中心、学术中心、思想中心和在野的政治中心。为了营造一个有益于学习研究的环境，太学的校区在洛水的南面，与当时的洛阳城隔水相望。数万名知识精英集中在一起，一个个顾盼自雄野心勃勃，你叫他如何能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不仅引导和操纵舆论，而且“上街闹事”，甚至围堵宫门搞大型的示威活动，因此太学生在东汉的政治斗争中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压力集团。这么多青年学生集中在一起参与政治活动，无疑又是一项世界历史上的创举，——当然，也付出了流血的代价。
太学生热衷于扮演政治反对派的角色，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人员的集中形成了庞大的群体，另一方面是由东汉特殊的政治结构所决定。刘秀为了尽可能地集中皇权，架空了前汉以来作为政府首脑的“三公”——太尉、丞相、御史大夫（后改称太尉、司徒、司空），另设尚书台，总揽事权。虽然名义上委任亲信的三公“录尚书事”，但实际上是皇帝在直接指挥。皇帝直接管事，太监们自然忙碌起来，不仅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而且免不了会干政、议政甚至担任实职掌握权力，成为东汉时期影响政局的重要力量。同时，东汉的皇帝，除了刘秀活了六十二岁，后来的很少超过四十岁，死得越早，继位者年纪越小，政权便必然落在皇太后或太皇太后手里。养在深宫的女人一般缺少政治才干，免不了要倚赖娘家人，这些外戚常常成为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宦官和外戚有时相勾结，有时相倾轧，但不管哪种情况，都令士大夫出身的文官们极其反感。不过通常在宦官与外戚发生权力冲突的时候，官僚们还是支持外戚的居多。士大夫阶层垄断了文化，因而也控制和占据着通向官场的举荐和征辟之路，学术和政治两大因素使他们结成根深蒂固的门阀集团，但由于宦官和外戚的专权，他们一般总处于声望影响和权利地位很不相称的处境，于是只有利用舆论的力量来尽量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就叫做“清议”。“议”来“议”去，当权者不能听之任之，动手镇压，便导致了影响很大的“党锢”事件。在士大夫官僚和宦官、外戚的斗争中，太学生是一支重要的基干队伍，制造舆论靠他们，围堵宫门、游行示威也靠他们。以上几种政治势力的斗争，虽然以士大夫官僚集团的失败而告终，但当时轰轰烈烈的场面，不仅在东汉历史上，而且在整个中国封建政治史上，都算得是一个亮点。
封建的权力斗争，主要靠的是权谋和实力，缺少现代政治中最重要的妥协精神，也不重视争取底层群众的力量，因此，斗争的结局往往是你死我活，没有什么“双赢”、“共存”之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