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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对于嬉笑怒骂的文字，我不仅没有反感，而且大有好感。但嬉笑怒骂不应取代思辨的尊严，这是一条理性的底线。我知道，在我们呼为杂文的体裁中，本身也不乏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论之有据的好文，不过在我看来，它们原本不必托庇于杂文的阴暗屋檐之下，径可在“随笔”这一更成熟也更可信赖的体裁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我还知道，我所指责的杂文诸种弊端，并非杂文命定的弊端，也并非仅仅存在于杂文之中，降低思辨水准和简化问题难度这两大症状，究其实乃是一种思维之病，而非文体之症，它是可以出现并且已经出现在各类文体之中的，只是在杂文中表现得更为集中而已。所以，我认可讽刺随笔而贬抑现代杂文，说穿了也是一种权宜之念。目前看来，杂文越来越成为一种容易让作者因想入非非而令文风流于轻率和粗暴的文体，随笔则无此弊。杂文讲究催发读者的热血，随笔则不以热血是否沸腾为评判标准。杂文似乎潜伏着好高骛远的居心，随笔却是不妨“于细微处见精神”的。至于“鼓舞人心”这一常被用来衡量杂文力量的经典褒义词，我相信，正经的随笔作者也大可不以为然。鼓舞人心？那是好莱坞的事，政客们的事，干作家何事？
杂文的众多，对于我们这个原本不以逻辑思维能力见长的民族到底是一种福音还是一种不祥，今天似乎也有换一种目光看待的必要。是的，杂文在特定历史时代曾经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发出过历史的强音，但这不等于时过境迁之后它依旧能宝刀不老，再立新功。正如在另一些特定历史时代，面对另一些特殊读者，刷在墙上的标语口号，甚至比印在纸上的“匕首”“投枪”更能起到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但这不等于在我们民族大步迈向公民社会的今天，仍必须靠满天的标语口号来代替思考。我当然不会对杂文在今日中国取得的积极成果视而不见，每当国内出现一些不公正现象，相比之下，总是我们的杂文家以其敏锐的嗅觉、高效的手法，率先站出来，给读者带来及时而又积极的声音。但一种优点的过于突出，也会掩盖乃至挤压另一种优点，我们过于依赖杂文的力量，过于迷恋“短平快”的正义，也可能使得更深入的思考、更具思辨价值的观点，处于不得其门而入的境地。我们给予杂文的掌声越多，杂文式表达法距离民族思维的培育和发展，也可能越走越远。在我看来，再没有什么事情，比提高我们民族的理性思维能力更为迫切的了。——我显然没有危言耸听。
我愿意最后再重申一下：杂文其实是一种门槛极高的文体，从最好的意义上讲，杂文是一种屠龙术，只具有寻常杀猪宰羊能耐的泛泛庸手，最好不要贸然尝试。杂文的泛滥，若允许我居心叵测地回顾一下历史，就是一个大字报满天飞的世界。
向柴可夫斯基致歉
？ 梅疾愚
一
柴可夫斯基被我拒绝了，确切地说是我拒绝了演奏柴可夫斯基音乐的一场音乐会。这话说起来挺别扭，像绕口令。
这事发生在今年春天的北京，我正在鲁迅文学院的“中青年文艺评论家班”学习。其实那天晚上我很寂寞，一个中年男人正在为如何度过一个春宵而犯难，于是我就打开CD，听起了美国摇滚民谣《随风飘荡》，鲍勃·迪伦略带嘶哑而伤感的歌声弥漫了我的房间。
当、当、当，一阵敲门声给鲍勃·迪伦的歌声划出一道伤口。一个女士（也是我们班的学员）探进头来：“送票啦——”她拖着广东的口音。“什么票？”“柴可夫斯基音乐会！”“不要！”“为什么呀——”这时她的目光里折射出许多问号。“我听不懂！”我很坚决。我想用一把锋利的尖刀刺破她的疑问。“什么﹖听不懂﹖”她的疑问里又加上了吃惊，似乎还夹带着一丝恐惧，脸上的表情痛苦而茫然。我无言以对，只能缴械。她临走时还不住地摇着头，以示对我的不可思议，好像是我拒绝了布什总统的一次晚宴。
我知道那张音乐会的票来之不易，很多人对它求之若渴，望眼欲穿。可我说的是实话，真的听不懂！说这话时虽然不能理直气壮，但我也没有必要害羞，我应该有勇气撕破自己的虚荣，我必须说真话。因为虚荣和虚伪离得太近了，我不能让它们拥抱在一起。
二
其实我曾经试图听懂西方古典音乐，并以积极的态度想学习喜欢它们。在几年前我曾一次性购买了德彪西、贝多芬、勃拉姆斯，包括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大师的CD，并且关起门来专心致志地听了整整一个星期，可我什么也没有听出来，仿佛是一个失聪者。为此我很苦恼，恨自己为什么对这些有口皆碑的天籁之音无动于衷，为什么不能假以音乐走进大师们的心灵。后来，我读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再美好的音乐，对于一个聋子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于是，第二天我就把那些CD送给了一个朋友。
我努力了，我做梦都想当一个精神贵族，可我真的听不懂它们，因为我生命经历中没有能听懂它们的文化背景。即使把有一点曲调的东西就称作音乐的话，那么，我所接触到的音乐不仅有限，而且显得寒酸可怜：
学龄前和小学：《东方红》、《我爱北京天安门》和《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以及《大海航行靠舵手》等；
初中：《社员都是向阳花》、《俺是个公社的饲养员》、《都有一颗红亮的心》、《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和《红星照我去战斗》等；
高中：《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在希望的田野上》、《祝酒歌》、《小花》以及《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等；
大学：直到二十岁考上大学，我才听到《童年》、《红河谷》这样的歌曲，如果这两首歌也能算作泛称的音乐的话，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音乐与我生命还会有这样亲密的联系。但是，我遗憾地错过了大陆校园歌曲的黄金时期，现在我常想，如果能在大学时听到高晓松和老狼的《同桌的你》和《睡在上铺的兄弟》，那么，我的那段生命将会变得饱满得多。当时我匆匆忙忙急着上大学，却只因早了两年就与他们擦肩而过了。
参加工作之后：渐渐喜欢上了美国乡村民谣和摇滚乐，诸如《花儿都到哪里去了﹖》、《乡村的路带我回家》、《加州旅馆》和《随风飘荡》等，它们让我感悟到了生命的欢乐、美好和忧伤，才领略到音乐给人的生命所带来的光辉和荣耀。
这就是我个人的音乐史，它书写着我与音乐之间的障碍和文化背景的贫乏。我所喜欢的这些所谓的音乐无一例外都有歌词，严格地说，我只是听懂了那些歌词中汉语所表达的意义。同样，那些英文歌曲只有变成汉语的时候，才能被我所接受、理解和喜爱。汉语是我的母语，世界上唯有这种语言才能让我提起精神，活成一个人。而那些外国音乐也只有顺着汉语的河流才能抵达我的内心，并让我感觉到她的优美。
如果说外国音乐是一个国王的话，那么汉语歌词就是美丽的王后，只有他们同时来到我的世界的时候，我才会盛情款待他们。我可以单独与王后相处，因为我和她有最亲近的血缘关系；而我不能单独接待国王，他和我从来没有过生命的联系，我有理由拒绝他。拒绝国王是为了把我的生命更好地交付给王后。况且我从来不喜欢与一个没有女人的老光棍做什么情感交流，即便他是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利的国王。
我不去听音乐会的第二个理由是害怕矫情，怕别人的，更怕自己的。诗人薛卫民说，矫情就是半老徐娘故作少女天真状。其实矫情还有很多种类型，它是情感中的罂粟花，妖艳、有毒，但极容易生长。在不合时宜的场合以不合时宜的身份做不合时宜的事，都可能让矫情之花盛开。比如初懂钢琴指法的老人到音乐之都维也纳去演奏，学者余秋雨到青年歌手大奖赛上炫耀历史文化知识，年过半百的李谷一穿着性感的服装浓妆艳抹地（像在跟少女们较劲）上台演出……当然，还有很多所谓的名言，比如说“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这话听起来就很矫情。据我所知，我们家族到我为止的四代人都听不懂音乐（上几代都是农民），是不是说我们连人话都听不懂了﹖我们祖祖辈辈都为填饱肚子而劳作，只能听懂高粱拔节的韵律和火热的太阳发出嗡嗡的叫声，会唱的歌只是“二十四节气歌”：打春阳气转哎，雨水沿河边哪，惊蛰乌鸦叫哎，春分地皮干哪……哪里有空闲去理会什么音乐﹖如今，我刚吃两顿饱饭，冷不丁子就让我衣冠楚楚地、正襟危坐地听什么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那不只是矫情，简直就是荒诞（当然，如果把我远在东北农村的爷爷弄到北京的某大剧院包厢里，听一场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会，那可能会是一件不错的、很先锋的行为艺术作品）。在这一点上，乐评人颜峻说得还算公道：“音乐对多数人都不是地狱，但它也只对少数人才是天堂。”我肯定不是他说的少数人，但他并没有嘲笑我们多数人。
前两年听说北京兴起了“交响乐热”，很多暴发户不惜花高价买票去听，结果听着听着睡了，而且有鼾。对这样的人我心里还生出一些敬意，因为他们并不矫情，鼾声替他们说了真话。真话是矫情最有力的杀手。
我的第三个理由是不想附庸风雅。在“文革”十年里，我们曾把文化看作是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的）敌人，对我们所拥有的文化的、精神的和话语资源肆意地滥砍盗伐，而只用“八大样板戏”这块遮羞布来掩饰人们百孔千疮的心灵。在“文革”过后，“白卷英雄”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嘲讽意味的历史隐喻，而我们又陷入了对文化的恐慌。我们不怕别人说自己穷，甚至不怕别人说自己“色”，就怕别人说自己没有文化。于是，便集体地患上了文化自卑症，不得不一方面为自己疗伤，一方面拼命地吸吮文化乳汁，实在来不及了，就只好“打肿了脸充胖子”。
三
听音乐会的人都走了，整幢大楼空空荡荡，窗外一只猫的黑影嗖地闪过，溅起一片黑夜的空寂。孤独和风一起在长廊里游荡着，然后从门缝里挤进来，悄悄地爬上我的身体，聚在我的内心里，像是在密谋着一桩不可告人的事件。我突然想起了某个诗人一首诗：“夜，淫荡而贞洁／而今夜，我只能和自己并排躺在一起。”
我知道，这份孤独是我自找的，我本来可以和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在一起，可以和很多人一样坐在音乐大厅里，没有人说无知者就不能走在朝圣的路上。这样想来，感觉某些地方愧对了柴可夫斯基这样伟大的音乐家，愧对了他的那些人们公认的最美好的音乐。于是，我想起应该给柴可夫斯基写一封致歉信，我想用语言与他交流，这是我最喜欢，也是最擅长的方式。
尊敬的柴可夫斯基先生：
此时此刻，在中国北京的一个春天的夜晚里，正在举办着您的一个音乐会，由您心灵里飞出的美妙的音符正在和东方一个民族的心脏一起跳动。您的音乐超越了时空与国界，那是因为它表达了人类最为高贵和圣洁的情感，它隐喻了人类难以抵达的伟大的人格和精神力量。远在天国的您，一定会为您的音乐被另一个民族所演奏、聆听和理解而感到欣慰，如果此时的天国也是黑夜，您一定会在睡梦中发出甜蜜的微笑，像今晚北京春天里盛开的花朵。
我知道，也许我没有资格这样谈论您，因为我听不懂您的音乐，由一个乐盲来谈论一个音乐家如何伟大，这不仅是不合时宜，而且有几分荒谬。我也曾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一点矫情，因为我对您音乐的评价只是缘于自己的幻想，缘于我对人类崇高情感的渴望，而并非真实的生命感受。但是，谁说瞎子就无法感知道路的平坦与光明呢﹖谁说聋子就不能渐悟大自然的美妙声音呢﹖他们用心“看到”和“听到”了我们正常人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甚至一些我们熟视无睹的事物都被他们用内心所化育，从而达到了常人所难以抵达的境界。
我并非是为自己辩解，但作为一个音乐家，您知道想象对艺术来说有多么珍贵。想象丰富了您的生命和音乐，说得俗一点，想象为您音乐中的每一个音符插上了翅膀，所以，它们才能够飞翔，才能飞向欧洲、飞向美洲，才能飞到今晚中国的北京，它才能在人类的心灵里找到湿润的家。而理解您的音乐同样需要想象力，您音乐中的音符就像是播在人类心灵里的种子，但唯有具有想象力的心灵才能让它们发芽，才能让它们得以生长。今晚，我无法通过音乐走进您的心灵，但我可以通过文字和想象来感悟您的生命。
但我必须承认，我是音乐王国里的一个穷人。可这并不全都是我的错，而是命运使然，就像您在年轻的时候没有钱买一架钢琴一样。我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生时间、地点，也没有办法选择家庭和父母，当然更无法选择国度、时代、社会和它的制度，我像一粒蒲公英的种子，被命运的风吹到中国东北农村一个偏僻的乡村，于是就在那里落地生根了。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千年，在那里我没有听到过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当时认为最好听的就是我们民间的唢呐吹出来的大秧歌调，那些民间艺人是我认识的最大的艺术家，而您和莫扎特、贝多芬、马勒等大师的名字从未听说过。我当时还知道中国有一个唱歌的李双江，再就是我们屯子里有一个唱“二人转”的叫邢老丫，这两位是我少年时最崇拜的歌唱家。而我第一次知道您的名字是在书本中，我是通过汉语文字走进您的心灵世界，在那里，我真正感觉到了自己精神的逼仄和匮乏，我认识到了自己不仅是一个音乐王国里的穷人，而且还是精神世界里的无产者。那一刻，我内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想跪下的渴望，跪在大美和圣洁面前，跪在自己对它们的想象里。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一个人没有学会跪下，他就永远不会站起来。跪下正是另一种姿势的仰望，是寻找家园的冲动与皈依。正如中国诗人薛卫民所说：“仰望延伸了我们的手臂，如同弯腰缩短了某种距离。”仰望让人类摆脱了思想的贫困，令我们的心灵冲出世俗的重围寻找到精神的家园。这是您这样的一个伟大艺术家的生命（而不是音乐）给我的启示，那是被震撼之后的弥赛亚（先知）一样的启示。
我的床头有关于您的两本书，一本是《柴可夫斯基传》，另一本是《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通信集》。是它们让我处于一个尴尬的、正常逻辑无法进入的境地：我听不懂一个音乐家的音乐，却虔诚地热爱这个音乐家，热爱一个“大象无形”的生命。所以，我从来不敢让自己的目光在这两本书的文字中散步，而是小心谨慎地前行，像走在朝圣的路上。我想用自己的生命体验着一个天才如何把苦难化作艺术和精神资源，如何赤着双脚在一片布满荆棘的荒野上走出一条带血的道路。您让我懂得，只有苦难浸泡过的心灵，才能真正表达出人类的高贵、悲悯、圣洁和一切具有神性的情感，才能让一个艺术家的内心世界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王国。而您和梅克夫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人们把它看成是一段音乐史上的佳话。但我想绝不仅仅如此，您和梅克夫人长期通信却不见面，并不只是因为您具有超出常人的耐心，也不是缘于您对一个贵族夫人的敬畏，当然更不可能是卑琐的人所妄测的某种世俗的原因，而是缘于您的一颗诗意的心灵所蕴含的清洁精神。您在梅克夫人那里找到了一种超越世俗的珍贵的情感，并小心翼翼地把它种植在内心的最深处，让它得以生长，就像一个诗人所写的那样：种子从春天到秋天，成为了更多的种子。您用生命化育了这份情感，使它得以成几何数字的繁殖，并使其变得更为高贵和圣洁；您还用一生的时光珍藏和祭奠这份美好爱情，精心地呵护着，生怕它受到世俗力量的伤害。因为您比谁都懂得，越是美好的事物就越容易破碎，以至于您自己都不敢轻轻地触碰它。只有在您那里，爱情不是用来享受的，而是用来供奉和祭奠的。也许还有另一位音乐家勃拉姆斯，他对舒曼的妻子克拉拉的爱情深藏内心数十年，同居一个屋檐下，房间的门相对着，但他却只用情书表达着自己的爱情，而情书的终点又只是自己房间里的抽屉。直到克拉拉去世，他才在墓地里拉着自己专门为她创作的小提琴曲，表达着自己对克拉拉的旷世爱情。在那萧瑟的秋风中，他的琴声深情而忧伤，但不哀怨。我相信，只有像您和勃拉姆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