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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驻葛洲坝，细细品味，她竟是一本包装精美、内涵丰富的历史大书了。
认识上的三种变化，费时整整十年。十年前我调入葛洲坝当新闻记者，耳闻目睹，被表象所迷惑，眼里的船闸，泄洪闸和电站，在我笔下只是立体图案或“新闻背景”。尔后，在诗歌和散文创作方面，雄伟的葛洲坝亦不过是作为动静结合的巧妙风景而被喧染、称赞。真正认识葛洲坝，明白葛洲坝的生存环境和历史作用，弄清三峡工程与葛洲坝的渊源后，我才欣喜地发现：葛洲坝是新中国现代化的缩影。是熔政治、经济、科技、水利、电力于一炉的大部头著作。
按基建程序，葛洲坝应后于三峡水利枢纽而诞生，为什么却早在70年代初就动工兴建呢？要弄清缘由，必须从毛泽东的决心、周恩来的忠心和张体学的雄心说起。
大家都知道，伟人毛泽东早在建国初期，即1954年长江发生大水灾后，就建议在长江三峡设卡子，建三峡大水库，“毕其功于一役”，永远消除长江水患。50年代中期，他的游泳绝唱震憾全球：“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然而，大跃进年代，全国所有行业均“发烧”，惟独三峡工程尚未轻举妄动，这件史实颇令人回味。58年2月的党中央南宁会议，发生过一件稀罕事：毛泽东亲派专机从北京和武汉接李锐和林一山两个人到南宁对簿公堂。尔后，周恩来58年3月从朝鲜访问归来，亲率各部委领导人和湖北省有关负责同志百余人考察三峡，按李锐的说法，他又“语惊四座”，坚决反对三峡工程上马；事实上，58年3月党中央成都会议讨论三峡工程时，周恩来的报告明确提出了“河流规划七原则”，否定了三峡近期上马提案，同时确定三峡工程水位设计方案，不能超过200米……60年代至70年代，虽然三峡工程设计和勘探工作从未停止，但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国民经济恶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毛泽东的三峡宏图始终是一种夙愿。
在“深挖洞”的时候，“三线建设”用电紧张，而湖北省乃“三线建设”基地，矛盾更为突出。省长张体学是位实干家和热心家，他通过老省长李先念四方游说，在汉江兴建大型水利枢纽——丹江口工程，缓解了“二汽”的用电形势。69年70年两年间，他又征得水电部长钱正英同意，取得“长办”当权者支持，三番五次以省革委会名义向周恩来总理打报告，坚决要求上三峡工程，未获批准，毛泽东此间视察武汉，曾当面告诉张体学和曾恩玉：
“要准备打仗，目前不宜作此想”。
不知是一种默契，还是“心血来潮”，70年12月份，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从朝鲜访问归来便“赖”在北京不走了，非逼着周恩来批准代号为“330”的葛洲坝工程上马；而此时的湖北宜昌，张体学和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张震正等着中央批示，准备“万人下河、万炮齐鸣，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请战葛洲坝的报告，开宗明义第一句说得明白：“为了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伟大理想，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且声明“葛洲坝工程指挥部已经成立”。而实际上呢，早在这年的11月份，周恩来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已原则上批准了这个报告。
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要求林一山把反对意见提出来，送给毛泽东。林一山真的就写了一份意见书，大意如下：
一、先建葛洲坝工程给今后三峡工程施工会造成很大困难；二、分期开发建三峡低方案，效益是葛洲坝的两倍；
三、葛洲坝的技术问题比三峡还复杂，而且当时还没有设计，而三峡已作了设计。
于是，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时附上了林一山的书面意见，建议兴建葛洲坝工程，作为实现“高峡出平湖”伟大理想的实战准备。
结果不言而喻，毛泽东在他生日这一天对葛洲坝工程作了如下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拿到批示和中央文件，曾思玉欣喜异常，立即电告张体学并动身返回武汉，派专机将批示送到宜昌。张体学兴高彩烈地为代号为“330工程”的葛洲坝掀了第一锹土。
多年后李锐曾对毛泽东的这一举动提出过批评：“这个批示明显违反了基建设程序，哪有工程上马了，再来修改设计的？”历史真是嘲弄人，葛洲坝开工两年后果然停工，被迫修改设计。多年后林一山对此也有说法，他讲：毛主席心里念念不忘的是三峡工程，但那时形势不允许，要准备打仗。当时的情形，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意了，张体学带领人马事实上已经在干了，毛主席不批，等于是给群众的积极性泼冷水，不批不符合毛主席的性格。毛主席为什么又不采纳我的意见呢？依我看，在三峡大工程上做小工程，不符合他的意愿。所以，他批了葛洲坝，却没同意我的意见。
●断章，却不是空白
葛洲坝工程上马，热闹是很热闹，但历史却给葛洲坝前期施者开了个惩罚性的玩笑。葛洲坝在“三边政策”（边施工、边勘探、边设计）指导下危机四伏，前期施工险象环生，1972年底被迫停止施工，2亿6千万元人民币掷于长江，付诸东流。为此，张体学不得不硬着头皮上北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恩来亦不得不于1972年11月8日至11月21日连续三次抱病听取葛洲坝工程汇报，采取果断措施：宣布葛洲坝停工，责令反对上葛洲坝工程的林一山牵头组成技术委员会，解决葛洲坝工程设计问题。
在这次汇报会上，有三个人心情最为复杂、沉重：一是张体学，另一位就是周恩来，还有一位便是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林一山。
为了鼓足干劲上葛洲坝，张体学在京城可谓“踏破铁鞋”，并亲自在周恩来面前立过军令状：“葛洲坝出了问题，我把脑袋挂在天安门城楼，向全国人民谢罪。”如今呢，前期施工要报废，已花费资金二亿六千万元，被周总理斥之为“挥金如土”。周恩来承认：“应该准备一年。我们当时不想马上上，就是你们急得不得了，认为机不可失。最积极就是张体学，还有一个曾思玉……曾思玉从朝鲜回来，等着不走。我们想，人家不走，总是有些道理。听了汇报，我们也同意了。如果我们硬是不同意，也搞不起来的。可是，主席看出来了，在批示里面，”赞成兴建此坝“，是不泼冷水。然后说：”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周恩来强调：“长江出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问题……建国20几年了，在长江上修一个坝，不成功，垮了，是要载入党史的问题……”
事实上，张体学未因葛洲坝前期工程的失败而掉脑袋，因为纪登奎、李先念、周恩来乃至毛泽东，都“赞成兴建此坝”，把它视作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
难题留给了林一山。林一山是三峡工程主战派，葛洲坝的反对派。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中央批准了，就不反对了”，实际上是服从，不是赞同。周恩来责令他主持葛洲坝工程方案设计，他说是“外交辞令”：“三峡工程作了多年设计，而葛洲坝是没有设计，名曰修改设计，实际上是重新设计。”今天，当我们站在葛洲坝面前，谁都会为该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感到骄傲吧？但是当年，肩负重任的林一山曾经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啊！
在湖北陆水，有一座与葛洲坝枢纽构造相同的“模拟工程”，是葛洲坝的缩影。而葛洲坝枢纽本身，只应该是后三峡工程而建，作为三峡工程的“反调节水库”而存在，才能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这是因为：三峡大坝距西陵峡出口南津关长达30多公里的河道，会发生水流波动，影响航运安全——三峡电站低负荷运行时，下泄水量很小，过往峡谷的船只会因水深不足难以行驶；而一旦三峡电站满负荷运行，下泄水量陡增数万秒立方米，无异于发出小洪水，过往船只将遭遇“灭顶之灾”。为了改善这一区间的航运条件，专家们才提出在南津关下游修建葛洲坝低坝，抬高水位20余米，既保航运亦可发电，两全其美。
但先修葛洲坝，问题就复杂化了：先修葛洲坝，它就成了独立工程而面临洪水、泥沙两大难题的挑战。先三峡而后葛洲坝，这两大难题不存在；后修三峡先建葛洲坝，葛洲坝所要解决的难题，将要在三峡“重演”：因为三峡工程位于葛洲坝上游，而且工程难度会更大，原本是水上作业的区域，今天成了“水下作业”。
追今抚昔，我从葛洲坝这本书里读出了下列文字：
没有张体学的努力和实干家的气魄，便没有葛洲坝；
没有周恩来的“实战演习”构想和当机立断，也没有葛洲坝；没有林一山的忍辱负重，同样没有葛洲坝！
●葛洲坝：“中国的新长城”
读葛洲坝这本大书，不可以“囫囵吞枣”。
如今乘船入川或由川入汉入沪，均须通过葛洲坝巨型船闸。无论你入闸还是出闸，定会想入非非，惊叹新中国的伟大成就。葛洲坝三座船闸的通航能力，近期为2500万吨，远期为5000万吨。其一、二号船闸下闸首人字门，单扇面积就相当于两个标准兰球场，堪称“天下第一门”：万吨级船队可通过这两座船闸，直抵重庆或武汉。
葛洲坝二江泄水闸，每逢汛期，便营造出“雪浪飞虹”的人间奇景，令游人留连忘返：李先念主席在世时参观泄水闸，很久很久都舍不得离开哩，何况一般老百姓！
应该承认，泄水闸是葛洲坝这本大书的重要章节，读之既感到酣畅淋漓，亦感到心情沉重。1981年1月2日，大江截流前夕，赵紫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视察泄水闸时，可没有我们如今这种雅兴。当年，他最耽心的就是泄水闸能否在主汛期来临时，安全开启喧泄上游洪水：因为二期大江工程尚在围堰的襁褓中，泄水闸发生意外，整个枢纽将被洪水毁于一旦……由27个闸孔组成的钢铁大闸，单孔设计流量为3000秒立方米。总泄水量为8000秒立方米，它与电站及排沙底孔、大江9孔冲砂闸和三江6孔冲砂闸联合运行，可喧泄千年一遇，类似于1870年（同治年间）那样的110000秒立方米特大洪水。转瞬之间，10多年过去了，泄水闸经历过20多次大于45000秒立方米洪水考验，安然无恙。象1981年那场百年不遇的72000秒立方米特大洪峰，虽令全国人民忐忑不安，但泄水闸无愧于中国闸的称谓，葛洲坝在特大洪峰排山倒海般逼近之时，泄水闸疑聚12亿个祝福齐声呐喊，吓得长江恶龙驯服低头夺路而逃……
泄水闸的确是新中国的骄傲。每年每年，数以千计万计的炎黄子孙不远千里万里奔赴葛洲坝，不就是为了一睹泄水闸，船闸和巨型电站的风采么？新中国三代领导人，少有不到葛洲坝的；许多国家的元首访问中国，亦少有不到葛洲坝的。这是因为：总投资为48。48亿元的整个枢纽主体工程，从设计、施工到运行管理，全部是“自力更生”。
如今，每当我步入两座巨型电站厂房，无论是眺望整齐排列的21台机组，还是凝眸面对其神经中枢——中心控制室的扇状模拟屏，内心总难以平静。作为一期工程而率先投产的二江电厂，而今已基本实现无人值班，任何情况下的运行工况，电子计算机都能应付自如，且快捷、准确无误。大江电厂自1988年投产以来，其计算机应用着眼未来，走的是“拿来主义”路线，14台机组联网实现微机管理的日子已为期不远，。十多年来，葛洲坝电厂已累计发电1500亿千瓦时，创利税近40亿元，偿还国家基建贷款近20亿元，葛电人可以自豪地宣称：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已赚回了国家对整个工程的全部投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记。葛洲坝作为新中国水电建设的里程碑，在80年代，已享誉世界，被洋人誉为“中国的新长城”。
一个时代亦有一个时代的局限性。我们把葛洲坝这本历史的书藉挪到2000年来读，也许已不那么耐人寻味了。因为那个年代，三峡工程那部更大更厚的时代巨著，读起来会更加引人入胜。这不是悲剧，而是历史进步之必然规律。
客观地说，读葛洲坝这本大书，对历史的局限性之认识亦并非肤浅。试举一个关于水轮发电机组设计容量的例子，我们既可从中看出前辈们的拘谨和远忧：二江电厂1号和2号机组，额定功率为17千瓦，而后的3号至21号机组，统统是12。5万千瓦，难道这一数字的更改是专家们的疏忽？
不，绝对不是！
葛洲坝乃低水头迳流电站，机组容量虽有限，但体积却大得惊人。1号和2号机组制造，当初分工由哈尔滨电机厂和东方电机厂各负责一台。每台机组制造出来后，其整体重量达到3000吨，若用东风卡车载重量计算，得用600辆才能拖动。于是有关领导和专家，耽心这样的庞然大物安装在葛洲坝，出了问题有损中国形象。他们最放心不下的是钢材质量，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无可指责的，因为那个年代讲求的是“收不到粮食收思想”。于是，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葛洲坝尚未制造的后19台机组，一律由17万千瓦改为12。5万千瓦。这样一改，总容量减少数10万千瓦，其总的发电量亦减少了许多。而事实上，1号、2号机组运行状态非常好，年年丰水期，都能超额定负荷而达到18。5万千瓦哩。这个帐若细算，是一笔数额非常可观的财富啊，岂不冤哉！
思前瞻后，埋怨是可笑的行为。正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样，葛洲坝同样并非无可挑剔。但葛洲坝建设的伟大实践，本身创造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之最和世界之最，读这样的宏篇巨制，作为中国人，你不感到莫大的欢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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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华盛顿的电波
1989年3月2日，《美国之音》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来自中国首都的消息：“中国智识阶层重要人物正在发起一场运动：反对三峡工程……反对者认为：三峡工程修建以后，受库区淹没影响，将会有一百几十万人无处安身……”
真的么……造谣吧？
不，没有造谣。1989年早春的首都，的确有不少人对三峡工程发难：断言三峡工程一旦上马，将会给库区人民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更有甚者，《光明日报》记者戴晴不辞劳苦在半个月内主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叫《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
何谓论争？
说得白一点，就是持不同态度的意见。什么是不同态度？反对是也。
1980年3月，李锐曾以水电部副部长身份接待过美国政府水电代表团，同他们认真交换过有关三峡工程的意见。有趣的是，那位团长——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董事会主席戴维·弗里曼先生，回国后大肆向美国人吹嘘：“在中国，我们成功地扼杀了三峡工程……”而当他在美国成为众矢之的后，才被迫声明：“我对中国了解得太少，话说得过多了……”
《美国之音》1989年3月2日的话倒是说得不多，但格外牵动人心。因为三峡工程一旦上马，确实面临着异常棘手的移民——百万之众移民的复杂问题。
移民，无论中外皆谈“移”色变；
移民问三峡：水库蓄水后，何处是家园？
需要回答——必须回答！
●围绕着水位线的争论
长江三峡未来的巨型水库，不是我们现在四处可见的“平湖”。
毛泽东的“高峡出平湖”乃艺术夸张。实际上，三峡水库只是在狭长的峡谷型河道上筑一道高坝，把江水拦蓄起来。其水库，仍旧保持天然河道形状。只是水面略宽些，库底河床更深些罢了。
正因为水库仍保留河道型特点，因而蓄水后，淹没的区间范围就大，需迁移的人口才多。也正由于涉及的受淹区域大，移民任务太重，才导致其库水位方案问题争来辩去数十年，难以定夺。
谈三峡工程，没有人不正视它的巨大经济效益。但效益，却与其水库正常蓄水位达到什么样的高程直接相关。水位高，涉及淹没线内田地损失、城镇及农村人口搬迁数量的增多，当然，经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