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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戏剧彻底打破了古典主义的情节在同一时间地点进行的规定，同时它也跨越了古典主义戏剧规定的悲、喜剧绝然分开的界限，将悲、喜剧的成分表现在同一个剧里。它还是作者在《＜克伦威尔＞序》中阐述的文艺原则（如对照原则）的一次成功运用。
此戏剧还未在剧院上演，人们就已预感到风暴将要来临。在排演过程中，保守势力不断派人前来寻衅滋事，他们还在报刊上开展舆论攻势，进行围剿；政府的检查机关也处处予以刁难。因此，雨果和他的那些浪漫主义运动的拥戴者们，在演出之前，也积极准备，到处联络人马，要同对手较量一番。
1830年2月25日，《欧那尼》在法兰西剧院举行首场演出。在开演之前，雨果早早地来到了演出大厅，迎接他的支持者们入场。为了挫败反对者的阴谋，他们必须提早入场，以抢占有利地形。演出是在晚上七时开始，拉拉队按照剧院的规定从下午三时起就入场了。只见一群群青年鱼贯而入。他们穿得怪模怪样，其中大都留着长发、络腮胡子，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有工作服，有西班牙外套，有罗伯斯比尔式背心，有亨利三世式帽子，而独不见时装；尤其以青年诗人、画家泰奥菲勒·戈蒂埃的大红缎背心和垂到腰下的一头浓发最引人注目。古典派的拥护者也不甘寂寞，他们从各处搜罗来垃圾，然后自屋顶上向下面的人群倾倒，巴尔扎克的头上也挨了一个白菜根儿的袭击。
快要开幕了，楼顶上忽然撒下来无数的小白纸片，在空中纷纷扬扬，飞向包厢、月楼、音乐台，粘住在观众的衣服上、鼻子上、女宾的头发上，滑进女人的上衣。全场的人都站起来，扑衣服，抖头发。究竟这是谁干的？是反对派，还是一个恶作剧爱好者，人们始终没有查出来。不过，以后每逢雨果的戏剧上演，都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第一幕开启了。演员刚刚说出第一句台词，月楼和音乐台上即发出哄堂大笑声。当读到第二句时，台下的笑声更厉害了。从第二幕开始，就有人起哄了，并且到处出现了嘘声。青年支持者们毫不气馁，随即进行了反击。每当反对者们发出嘲笑声时，青年们即以大声喝彩予以回应。反对者的嘘声和尖利的笑声更厉害了，但旋即被更强烈的喝彩声所压倒。就这样，每当古典派想表示不满时，便有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声势将他们镇住。那一晚的演出算是成功地结束了。
第二天，报刊上出现了大量嘲笑《欧那尼》的文章，尤其是那些身着奇装异服的青年人，成为保守文人抨击的主要对象。当天晚上的第二场演出，较之前晚要激烈得多。
第三晚的演出最为艰苦，因为剧院不能再提供特别的权利，雨果只能分得几张戏票。那时的演出都有专门的鼓掌班，但是习惯于古典派的鼓掌班对这个剧本并不热心。剧院经理只好以私人名义拿了一百张票送给作者。因此，从这一晚起，台下的斗争就要在一百名雨果的支持者与一千五百名传统观众对垒的条件下进行了。
果然，拥护古典主义戏剧的观众们使尽了各种解数。嘘或笑，是他们最常用的手段。只要演员一开口，他们就发出嘲讽的、奚落的、尖刻的笑声。有的故意拿出报纸当众阅读；有的背转身子表示鄙夷；有的把包厢门踢得山响，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还有些人发出喧嚣的叫声，存心让别的观众听不见，台上的演员没法表演。那一百个勇士也不甘示弱，他们跺着脚，敲着椅子，狂声吼叫，痛骂打嘘发笑的人。
就是这样，《欧那尼》连续演出了四十五场，场场爆满，场场出现两派激烈的较量。只到剧中女主角告假，方才停止演出。但八年以后，当《欧那尼》重上舞台时，全场只闻掌声和喝彩声，再也听不到那四处冒起的嘘声和尖笑声了。
《欧那尼》的支持者远远不限于巴黎市区。在图卢兹，一个青年为了捍卫该剧的荣誉而和别人决斗；在力摩日，一位龙骑兵大尉临死时留下遗嘱，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下这样的题词：“维克多·雨果的忠实信徒葬于此墓。”
《欧那尼》的成功上演，标志着浪漫主义的戏剧战胜了古典主义戏剧，浪漫主义从此在巴黎舞台上占据了主宰地位。在法国文学史上，它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巴黎圣母院》
1831年1月14日，雨果写完了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的最后一行字。
记得五个多月前，在出版商的一再催促下，雨果下决心摆脱其他种种事务，专心将这部小说完成。据雨果夫人回忆，他买了一瓶墨水和一身灰色毛线衬衣，将全身从头到脚严严包住。他把衣服锁在箱子里，免受出门的诱惑，一心钻进小说里，象钻入监狱一样。除了吃饭和睡觉，从不离开书桌一步。
现在，望着那滴墨不剩的墨水瓶，他伸展腰肢，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为了这部小说，他已准备了三年时间。他读过许多历史著作、编年史、目录索引和文献资料，研究了路易十一时代的巴黎，考察过当时的古老建筑遗迹。他自己知道，这部书不是历史研究，主要想借机写一写十五世纪的风俗民情、宗教法律、艺术文化……而这也不是小说中的重要部分。“如果此书有何优美之处，在于它是想象、奇异和幻觉的结合。”
《巴黎圣母院》共十一卷。上册六卷，下册五卷。
故事发生在1842年的巴黎，正值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统治的末期。狂热的人群聚集在巴黎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欢度宗教节日：愚人节和主显节。这时出现了一场骚动，有人在叫：“爱斯梅哈达来了！”于是，所有人们的眼光都转向了广场中心。在焰火旁，一个美丽的吉普赛女郎正在翩翩起舞，她就是那个万人瞩目的爱斯梅哈达——一个带着一头会耍杂技的小羊在巴黎街头卖艺为生的姑娘。
夜深了，爱斯梅哈达带着小羊走了，好奇的诗人甘果尔暗暗跟随着她。在偏僻的路角，姑娘突然被人抢走，诗人大喊救命。正在这时，皇家卫队长弗比斯率众弓箭手赶到，将抢人的加西莫多抓获，爱斯梅哈达从此爱上了这位风度翩翩的军官。
诗人甘果瓦在慌不择路中不幸误入乞丐王国。按照这里的“法律”，对闯进来的“上等人”，要象政府绞死流浪人那样将他绞死，除非有一个乞丐王国的女人愿意嫁给他。就在他即将被杀死时，纯洁善良而又勇敢泼辣的爱斯梅哈达挺身而出，表示愿与他结婚，以四年为期，虽然她并不爱他。
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知识渊博，与国王颇有交情。他收养了残废丑陋的弃儿加西莫多，后者对他忠心耿耿，并作了圣母院的敲钟人。克洛德无法抑制自己对爱斯梅哈达的欲望——正是在他的指使下，加西莫多抢走了吉普赛姑娘。
加西莫多被判处绑到格雷勿广场的绞台轮盘上接受鞭挞。烈日暴晒，伤口流血，他发出痛苦的呼号，请求路人给他水喝。他得到的只是路人的咒骂和嘲笑；克洛德假装不认识似地躲开了。这时候，爱斯梅哈达来了，她把盛着水的葫芦送到他的嘴边。代人受过的加西莫多有生以来第一次哭了。
克洛德每天从圣母院的钟楼顶端窥视着爱斯梅哈达的行踪；他无法得到她的爱，便想毁灭姑娘的爱。在爱斯梅哈达与弗比斯幽会时，他刺伤了弗比斯，并嫁祸于姑娘。爱斯梅哈达因此被判处死刑。
执刑这一天，克洛德借着听犯人忏悔的机会，告诉姑娘说，只要答应爱他就可把她救下来，爱斯梅哈达拒绝了。她依旧对她的心上人忠贞不二。但当她看到弗比斯目无表情地掉转身子，挽着一个贵族小姐的胳臂走开时，她的心碎了。就在刽子手即将行刑的那一刻，敲钟人自天而降，将爱斯梅哈达救了出来，安置在不受法律管辖的“圣地”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
加西莫多对姑娘无限爱慕，体贴入微。他对她说：“我使你害怕。我很丑，不是吗？决不要向我看，只听我讲话好了。……你是一道阳光，一颗露珠，一只鸟儿的歌声！——我，我是可怕的东西，不象人，不象兽，不知是一种什么比岩石还坚硬、皱缩和难看的东西。”他尽一切努力要让爱斯梅哈达高兴。当他知道姑娘思念弗比斯时，他设法通知弗比斯前来见面；当他的恩主克洛德发现姑娘后企图施以强暴时，他坚决给以阻止。
国会将吉普赛女郎视为女巫，国王决定要在三天后将她绞死。法院准备闯入圣母院实施逮捕；闻讯前来保护爱斯梅哈达的乞丐王国的流浪者和穷人开始攻打圣母院，希望救出姑娘。混战中，克洛德将姑娘劫出圣母院，并向姑娘求爱，但被拒绝了。恼羞成怒的克洛德将姑娘交给因失去女儿而疯狂了的女修士居第尔。居第尔正要害死姑娘，突然发现她就是自己在十六年前被吉普赛人偷走了的女儿，她赶紧将女儿藏起来。克洛德指使官兵将爱斯梅哈达抢走了，并在圣母院的钟楼上看着她被绞死。正当他露出魔鬼般的狰狞笑容时，无比悲痛的加西莫多愤怒地将他推下钟楼，他掉进深渊中淹没了。傍晚，加西莫多也失踪了。
十八个月以后，人们发现了一男一女两具尸体。女尸身上带有珠链，颈上挂着袋子，那是爱斯梅哈达；男尸肢体畸形，驼背瘸腿，紧紧抱着女尸，显然这是敲钟人加西莫多。
这是雨果按浪漫主义原则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它成功地运用了对照原则，塑造了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爱斯梅哈达是美和善的化身。她天真热情，纯洁美丽；她来自社会的底层，生活在贫穷困苦之中，但始终保持着一颗善良纯真的心。无论是斯文的诗人甘果尔，还是丑陋的敲钟人加西莫多，当他们处于困境中时，爱斯梅哈达总是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她对爱情无比坚贞，虽然寄托非人，但更足以衬托出她之洁白无暇；她不畏强暴，宁死也不愿屈服于克洛德的淫威。一个至善至美的女子就这样被毁灭了。通过爱斯梅哈达的命运，小说谴责了封建专制社会的黑暗和宗教势力的残暴。加西莫多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残废人。他受人戏弄，被人嘲笑，只有在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敲钟的事业之中，并倾听到那洪亮浑雄的声音时，他才体味到自身的生命意义。他忠贞善良，同时亦富于正义感，有着一颗向善的心灵。他自己非常丑陋，但却崇敬美丽，甘愿为美牺牲一切。作者在加西莫多身上，表现了正义、爱情、善良的美德，如何战胜和改变了邪恶、丑陋，从而在丑恶的形体上，升腾起美的灵魂。
克洛德既是教会邪恶势力的化身，也是宗教桎梏下的牺牲品。这是一个具有复杂个性的人物。他将弃儿加西莫多收留并抚养长大；但为了占有一个美丽的姑娘竟不惜一切卑劣手段。他那内在的人类天性如渴望爱情、崇尚美丽、向往人生，在禁欲主义的宗教教条的禁锢压抑下扭曲变形，以致使他成为毁灭人间美善理想的恶魔。雨果对人类的观察是深刻的。通过克洛德的悲剧下场，他不仅活画出一个宗教变态迫害狂的丑恶嘴脸，同时更揭露了宗教的反人性性质。
小说也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法律及其最高代表国王。法律只不过是神权和世俗政权结合的产物，用以维护宗教和政权统治的工具；而表面勤奋简朴的路易十一国王，当感到自身受到威胁时，立即发出了“把平民斩尽杀绝，把女巫绞死”的残酷命令。
奇特的想象，浪漫的夸张，充沛的激情，强烈的对比，浓墨重彩的笔调，绚丽多姿的背景描写，这一切都使这部作品具有引人入胜的效果。而建基于现代认知的历史及人性的描写，更使小说具有了超越时空的美学价值。
小说《巴黎圣母院》如同那古代建筑术的奇迹——巴黎圣母院一样，巍峨壮观、高耸入云。
为共和国而战“明天属于人民”
就在雨果撰写《巴黎圣母院》之前，轰轰烈烈的“七月革命”爆发了。
1830年7月26日，政府机关报《通报》上刊登了违宪的敕令和政府法令。敕令规定，政府要加强书刊检查；解散下议院并在今后限制其活动；废除选举法；仅仅保留贵族土地所有者的选举权。
法国政府首相颁布的这些敕令，显然是旨在巩固王权，维护反动统治，是压制民主与自由的强力措施。在公布的当天，即受到巴黎人民的激烈反对。人们走向街头，并发出阵阵高呼声：“自由万岁！打倒波旁王朝！”
7月29日，杜伊勒里宫的上空升起了三色旗。波旁王朝推翻了，贵族金融寡头专政的七月王朝建立了。银行家拉菲特和拉法埃特将车成为临时政府的首脑；王室后裔的亲王奥尔良公爵被尊为国王，称路易——菲力浦第一。
雨果穿上了国民自卫军的军服，并准备去服役。对推翻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他是举双手欢迎和赞成的。他认为，目前共和国暂不成熟，因此君主立宪政体应该成为通向未来的过渡阶段：“今天是国王统治，明天便属于人民。”
8月10日，他写了一首讴歌七月革命的颂诗。在诗中，他满腔热情地写道：
啊，多么辽远广阔的未来！
法国人！青年们！朋友们！
一条笔直的康庄大道把我们，引向美好、正义、和平的时代。
我们前面说过，由于儿时母亲的影响，青年雨果曾经是一个热烈的王权主义者。随着他对现实社会认识的日益真切和深刻，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还是在1821年12月，那时雨果刚刚十九岁，法国西部酝酿一次反对君主制的起义。因起义计划泄露，当局决定逮捕雨果中学时代的同学爱德华·德龙并要将其判处死刑。雨果事先得知消息后，急忙写信给德龙的母亲，让德龙到他家避难。但他的这封信竟被官方私自拆开检查。幸亏德龙已经逃离法国，才免遭灭顶之灾。在这件事上，既反映了雨果对自由主义者的同情；同时，由于亲身体验了政府的卑鄙手段，也动摇了他的保皇主义信念。
雨果并非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和革命家，有时他会入境随俗地接受当权者的统治；但他从未放弃他的人道主义观念和同情自由主义者的思想。1839年5月的一天，社会主义者巴贝斯和白龙季发动了起义，但很快被镇压下去了。巴贝斯被捕，政府的部长们将他判处死刑。雨果是在剧院观看自己的戏剧上演时得知这一消息的。第二天清晨就要执行了，已经来不及上诉，也不能上诉了。雨果立即走入戏台后面，找来一张吸墨纸，挥笔写上下面的四句诗：
看象鸽子一样飞去的你那天使的分上！
看象芦苇一样幼弱的皇家赤子的分上！
再一次请开天恩；为坟墓增光，开恩吧！
为摇篮增光，开恩吧！
写毕，他找来信使，要他立即将此信送给国王。第二天，雨果听说并没有执行死刑，这才松下了一口气。以人类最基本、最普通的情感去打动统治者，唤起对方的怜悯之心，从而达到拯救他人生命的目的，应当说这是成功的一例。雨果面对现实是这样处理的，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同样贯彻了这种道德济世的精神。他赞成七月革命，拥护推翻波旁王朝，正是因为痛切地感受到了封建统治压抑人性、草菅人命的恶弊。
纷落的秋叶
1831年秋天，雨果出版了《秋叶集》。这是一部抒情诗集。在迷茫的田野、萧疏的树林、清晨的露珠和残阳夕照的血红景色中，叙述了凄美的回忆。家庭、爱情、大自然，构成了这部诗集的主体。诗人把思绪的目光转向过去。他想起了他的童年以及他死去的亲人；母亲的慈爱，父亲的威武，幼时见到拿破仑的情景，都一一出现在他的笔下。他也以最温柔的笔触，写出了家庭的幸福和他对妻子的感情。譬如他在找出了早年他同安黛尔恋爱时的几封情书后写道：
啊，青春时代的情书，真挚的爱情的激荡！
往昔如痴如醉的情感在心田重又荡漾，我噙着泪花亲吻着一封封情书
……
在这几行诗里，诗人抒发了对旧日那热烈真纯的爱情的眷恋和对美丽的青春岁月的回味；同时，也流露出了一种往日不再的惆怅和莫名的伤感。
事实上，诗人的这种惆怅和伤感是有其来由的。虽然自从《欧那尼》上演大获成功以后，雨果的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年收入达几十万甚至几百万镑，他和妻子不用再过以前那种捉襟见肘的穷苦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