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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把父亲送走的当夜小虎果然睡了个安稳觉。第二天早晨起来他把屋子挨个走了一遍，咕噜着一双黑莹莹的眼睛东看西看的，仿佛在找什么，小虎是不是在想：姥爷到哪儿去了？
初三过后，父亲要被送回去了。我愿意请他回来，而永远不希望送他回去。天那么冷，他又有风湿病，一个人朝回走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正月十五到了。这天是我的生日。二十八年前，一个落雪的黄昏，我降临人世了。那时窗外还没有挂灯，天似亮非亮，似冥非冥，父亲便送我一乳名：迎灯。没想到我迎来了千盏万盏灯，却再也迎不来幼时父亲送给我的那盏灯了。
走在冷寂的大街上，忽然发现一个苍老的卖灯人。那灯是六角形的，用玻璃做成的，玻璃上还贴着“福”字。我立刻想到了父亲，正月十五这一天，父亲的院子该有一盏灯的。
我买下了一盏灯。天将黑时，将它送到了父亲的墓地。“嚓”地划根火柴，周围的夜色就颤动了一下，父亲的房子在夜色中显得华丽醒目，凄切动人。
这是我送给父亲的第一盏灯。
那灯守着他，虽灭犹燃。
撕日历的日子
又是年终的时候了，我写字台上的台历一侧高高隆起，而另一侧却薄如蝉翼，再轻轻翻几下，三百六十五天就在生活中沉沉谢幕了。
厚厚的那一侧是已逝的时光，由于有些日子上记着一些人的地址和电话，以及偶来的一些所思所感，所以它比原来的厚度还厚，仿佛说明着已去岁月的沉重。它有如一块沉甸甸的砖头，压在青春的心头，使青春慌张而疼痛。
发明台历的人大约是个年轻人，岁月于他来讲是漫长的，所以他让日子在长方形的铁托架上左右翻动，不吝惜时光的消逝，也不怕面对时光。当一年万事大吉时，他会轻轻松松地把那一摞用过的台历捆起，随便扔到什么地方让它蒙尘，因为日子还多得是呢。而对于中老年人来说，看着那一摞摞用过的台历，也许会有一种人生如梦的沧桑感。
于是想到了撕日历。
小的时候，我家总是挂着一个日历牌，我妈妈叫它“阳历牌”，我们称它“月份牌”。那是个硬纸板裁成的长方形的彩牌，上面是嫦娥奔月的图画：深蓝的天空，一轮无与伦比的圆月，一些隐约的白云以及袅娜奔月的嫦娥飘飞的裙据。下面是挂日历的地方，纸牌留着一双细眯的眼睛等着日历背后尖尖的铁片插进去，与它亲密的吻合。那时候我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撕日历。早晨一睁开眼，便听得见灶房的柴禾噼啪作响，有煮粥或贴玉米饼子的香味飘来。这基本上是善于早起的父亲弄好了一家人的早饭。我爬出被窝的第一件事不是穿衣服，而是赤脚踩着枕头去撕钉在炕头被架子一侧的月份牌，凡是黑体字的日子就随手丢在地上，因为这样的日子要去上学，而到了红色字体的日子基本上都是星期天，我便捏着它回到被窝，亲切地看着它，觉得上面的每一个字母都漂亮可爱，甚至觉得纸页泛出一股不同寻常的香气。于是就可以赖着被窝不起来，反正上课的钟在这一天成了哑巴，可以无所顾忌地放纵自己。有时候父亲就进来对炕上的人喊：“凉了凉了，起来了！”
“凉了”不是指他，是指他做的饭。反正灶坑里有火，凉了再热，于是仍然将头缩进被窝，那张星期日的日历也跟了进来。父亲是狡猾的，他这时恶作剧般地把院子中的狗放进睡房，狗冲着我的被窝就摇头摆尾地扑来，两只前爪搭着炕沿，温情十足地呜呜叫着，你只好起来了。
有时候我起来后去撕日历，发现它已经被人先撕过了，于是就很生气，觉得这一天的日子都会没滋味，仿佛我不撕它就不能拥有它似的。
撕去的日子有风雨雷电，也有阳光雨露和频降的白雪。撕去的日子有欢欣愉悦，也有争吵和悲伤。虽然那是清贫的时光，但因为有一个团圆的家，它无时不散发出温馨气息。被我撕掉的日子有时飘到窗外，随风飞舞，落到鸡舍的就被鸡一轰而啄破，落到猪圈的就被猪给拱到粪里也成为粪。命运好的落在菜园里，被清新的空气滋润着，而最后也免不了被雨打湿，沤烂后成为泥土。
有会过日子的人家不撕日历，用一根橡皮筋勒住月份牌，将逝去的日子一一塞进去，高高吊起来，年终时拿下来就能派上用场。有时女人们用它给小孩子擦屁股，有时候老爷爷用它们来卷黄烟。可我们家因为有我那双不安分的手，日子一个也留不下来，统统飞走了。每当白雪把家院和园田装点得一派银光闪闪的时候，月份牌上的日子就薄了，一年就要过去了，心中想着明年会长高一些，辫子会更长一些，穿的鞋子的尺码又会大上一号，便有由衷的快乐。新日子被整整齐齐地装订上去后，嫦娥仍然在日复一日地奔月，那硬纸牌是轻易不舍得换的。
长大以后，家里仍然使用月份牌，只是我并不那么有兴趣去撕它了，可见长大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待到上了师专，住在学生宿舍，根本没日历可看，可日子照样过得一个不错。也就是在那一时期，商店里有台历卖了，于是大多数人家就不用月份牌了。我自然而然地结束了撕日历的日子。
我在哈尔滨生活的这几年才算像模像样过起了日子，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翻台历，让它由一侧到另一侧。当两侧厚薄几乎相等时，哈尔滨会进入最热的一段日子。年终时我将用过的台历用线绳串起，然后放到抽屉里保存起来。台历上有些字句也分外有趣，如一九九三年二月十四日记载着“不慎打碎一只花碗”；而二月二十八日则写着“一夜未睡好，梦见戒指断了，起床后发现下雪了”；八月二十八日是“天边出现双彩虹，苦瓜汤真好喝”！
到了一九九四年的一月十九日，是腊月初八的日子，东北人喜欢这天煮“腊八粥”，我在这天的日历上记着：“煮八宝粥。材料：大米、小米、绿豆、小楂子、葡萄干、核桃仁、大枣、花生”。三月三日写着“武则天墓被万人践踏，只因为她践踏了万人”。而七月十一日是“德国队以1：2败给保加利亚队。保加利亚用火一样的激情焚烧了陈旧的德国战车”（好像引自一位体育评论记者之言）。
台历有意无意成了我的简易日记本，当然就更加有收藏价值了。
不管多么不愿意面对逝去的日子，不管多么不愿意让青春成为往事，可我必须坦然面对它。当我串起一九九五年的台历、将一九九六年散发着墨香气的日子摆在铁皮架上时，我仍然会在上面简要抒写一些我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感的。如果能把幼时已撕去的日历一一拾回，也许已故的父亲就会复活，他又会放一条狗进我的睡房催我起床，也许我家在大固其固的那个已经荒芜了的院落又会变得绿意盈门。但日子永远都是：过去了的就成为回忆。
可它毕竟深深地留在了心底。当我年事已高，将台历的日子看花了，翻台历的手哆嗦不已时，嫦娥肯定还在奔月。
周庄遇痴
未见周庄，先就喜欢上了它的名字。文人总改不了“望文生义”的虚荣毛病，所以一厢情愿地认为周庄一定是个古朴、宁静。平和的有种夕阳西下安闲情调的小镇。
从苏州到周庄，乘车大约要一个多小时。那天是周日，阴雨。同行者说这日子游局庄不好，因为上海离周庄很近，每逢双休日，周庄便人潮蜂拥，到处都是“阿拉”声。我便暗暗祈祷雨下得再大一些，那样“阿拉”声也许便会退潮。可是乌云并不偏袒我满含自私情怀的游兴，它很正直地从天庭撤退了。我第一眼望见的周庄，便是一带青砖灰楼顶上跳荡着的一轮湿漉漉的白太阳。
周庄旧名贞丰里，开始只是个小村落，到了元朝中叶，它才逐渐发展起来。一个地方的迅速繁荣，必定与商业活动有关，而商人中的巨富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周庄也不例外。是江南富豪沈祐由湖州南浔迁徙至周庄，才仿佛在一夜之间给周庄下了一场白银大雪，使这里富得闪光。而沈祐之子沈万三又给这白银般的富庶涂抹了一层灿烂的金黄色，使它显出一派登峰造极般的辉煌，以至人们传说沈万三有一个聚宝盆。然而富庶极端了便有“招摇”之嫌，沈万三便因此而罹难。
据民间传说，明太祖朱元璋要修筑南京城墙，沈万三曾资助一万三千两白银，负责洪武门至水西门一段工程。后来工程超支，他又捐出一万三千两。但朱元璋贪得无厌，命沈万三献出聚宝盆。沈万三不从，将银子运回周庄，藏在银子浜下，又携带聚宝盆远走他乡。后来他被朱元璋的御林军捉住，发配云南充军。而《周庄镇志》记载：“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分之一，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后谏曰，不祥之民，天将诛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
不管是传说还是史料，都能证明沈万三是因为“露富”而犯上。只要你让皇帝感觉到富得咄咄逼人了，即便不马上人头落地，也只能是虽生犹死、苟延残喘地度过残生。
沈万三终于客死他乡，他的灵柩后来被运回周庄，葬于银子浜底。
周庄的石桥和窄窄的巷道中，果然有层出不穷的“阿拉”声。我们随着导游进入“沈厅”。沈厅原名敬业堂，清末改为松茂堂。由沈万三后裔沈本仁于清乾隆七年建成。沈厅面临河埠，水上有苫着天蓝色布的船在往来穿梭。没有我想象中的临河梳妆或淘米洗菜的女人，那船虽然也古旧，但载的都是嬉笑不已的游人。沈厅的中部是茶厅和正厅，我坐在厅中央的红木椅子上小憩的一刻，觉得一股砭人肌肤的阴凉从足下生起，仿佛我正踩在寒气萧森的地狱之口上。我参观过很多有钱人的宅院，它们大都有着高大的门楼，厅堂四四方方，里面雕梁画栋，陈设的椅子也大都笨重不堪。这样的屋子因为远离窗口，所以阳光的进入就极为艰难。何况周庄的建筑屋檐与屋檐之间几乎相交错，阳光投射下来已经颇多阻隔，又怎谈得上一泻厅堂呢。少见阳光的房屋，在拥有其凝重气氛的同时，必然给人一种挥之不去的压抑感，给人一种隔绝了自然的沉闷感。流连于沈厅那数不清的房屋，就仿佛是行走在地下墓穴一般，让人觉得阵阵悲凉。后来我们一行人聚在一处小茶坊前就着腌苋菜喝阿婆茶，我偶然看见窗前几株绿色植物的叶片上鼓着几滴被阳光照得晶莹剔透的雨滴，才觉得沈厅的周围仍然有生命在搏动，而在那一瞬间抹去了拜访它时萦绕于心头的凄凉感和萧瑟感。
周庄保留下来的基本上是明清建筑，它的基调是灰色的。在绿色永不凋、永远是春天的江南，这种灰色总是像闪电一样跳跃。一座座的石桥像一匹匹骏马一样横跨在水巷上，并在水中投下它们的倒影。阳光照着石桥和石桥上的人，也照着水中的石桥和人淡墨似的倒影。吆喝茶点的声音仍然从深巷中掠过奇峭的飞檐传来。在某一瞬间，我似乎捕捉到了周庄的神韵，然而不绝如缕的游人很快就冲淡了那种感觉。我在嘈杂声中想象九百年前的周庄，也是这样的建筑，不过人很少，坐在厅堂里喝茶的时候，便能清楚地听到归船的桨声。船归的时候，也许会惊扰水中浮游的鸭子，也许闺中的小姐在临河的绣楼里推开窗户，看看那归船上是否有她喜欢的人。若没有她喜欢的人，又有没有她喜欢的丝绸或陶器。屋前的垂柳把一半绿意赋予石墙，另一半绿意却袅袅漫向河水。天色黄昏时，水巷里溢满金色，糯米糕和清茶的气息在每一位盼夫归来的妇人的指间琴音般萦绕。灰蒙蒙的周庄就在一派典雅平和的气氛中滑入夜晚。后来月亮起来了，周庄没有夜游人，月光就散散淡淡地照着周庄的石桥、流水、屋檐、垂柳以及树深处的鸟……
然而纷乱的现实很快又把我与周庄的“神交”隔绝，我们开始参观“迷楼”。迷楼原名德记酒店，柳亚子先生同南社诗词社的人曾在此居留并饮酒作赋。顺着狭窄的楼梯攀上二楼，兀然看见几个南社成员的蜡像，他们看上去仿佛是在切磋诗艺，然而人物凝固的表情却给人一种彻头彻尾的做作感。其实有这一座古旧的小楼足以让人想象南社成员在此居留时的风采了，然而人们却总以为用蜡像来复原某种生命才能达到栩栩如生的效果。于是我败兴地下楼，又尾随大家来到三毛茶楼。据说三毛曾在1989年仲春来到周庄，我们参观的正是三毛喝茶的地方。茶楼很小，桌凳比较古旧，墙壁上有三毛的巨幅黑白照片。我觉得三毛自缢时不该选择丝袜，而应该用自己的长发做绳索来结束自己，她的长发太美了。我坐在三毛茶楼小憩的一刻，石巷中忽然传来一阵泼辣的叫骂声。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骂声琅琅，无拘无束，跟雨后的阳光一样自由洒脱。我从窗口探出头，见是一个梳短发、着白背心的微胖的中年女人倚着一家铺子的石墙在骂，她目光散漫，举止粗俗，一眼望去便知她是个痴呆。然而正是她这一通骂，使我觉得九百年前的周庄突然掉头回来了。这深深的石巷中有一种经久不息的痴语长风般地穿越了时空。我蓦然想起了沈万三的悲剧命运，他因“露富”而犯上，而痴人却不会因为“露痴”而遭贬滴。“痴”向来被认为是一种无知，所以处于这一状态的人不管说出如何辛辣的话，都不会遭人嫉恨。难怪历史上有那么多名人因为突遭厄运而“佯痴”渡过难关，他们以一种消极的方式进行了内心最痛切的反抗。于是就有了阮籍、嵇康的假意“癫狂”，有了明代大才子杨慎被流放云南后，酒后插花满头穿巷而过，使人疑为痴人的传说。“痴”是一种可以使心灵自由飞翔的生存状态，它像一座永远开着窗口的房屋，可以迎接八面来风。于是我便想，沈万三若是一个“痴人”，肯定会逃出朱元璋为他设置的 “虎口”。但沈万三不是一介书生，而是财大气粗的商人，这决定了他不会佯痴来求生存。所以世上的英雄有两种，一种是叱咤风云、我行我素、把生命置之度外的人；一种是内敛激情、藏锋不露、能忍受奇耻大辱的人。而我更欣赏的是前者，因为他们像飞旋在阳光中的灰尘一样透明。
朱元璋在南京拥有一片绿意浓郁的山陵作为长眠之所，而沈万三则是“水冢” 一座，葬于周庄的银子浜底。王者的灵魂在千秋万代后仍然可以在大地上浪漫地浮游，而沈万三的灵魂则永远湿漉漉地浸在水中，仿佛是在低低饮泣。
鼠儿戏“猫”
有一种动物会在暗夜中不请自来，溜进你的房宅大摇大摆地做客。有美味它绝不放过，饱食后常常遗落下一些黑贡米一样的屎，令你气愤而又无可奈何。若是没有美食，它们会把一些纸张或棉布咬成一堆雪花般的碎屑。它尾巴长长，门齿发达，靠着身体的灵巧和娇小而能令人浑然不觉地登堂入室，靠着一张锐利无比的嘴而吃遍四方。它就是老鼠。
说来令人汗颜，我幼时因在托儿所挠人而被阿姨送上一个绰号“老猫”，这绰号一直跟到我的初中时代才结束。既然为“猫”，对鼠应该无所畏惧，然而我却偏偏怕鼠。看见它便哆哩哆嗦，噤若寒蝉，头脑发木，看来自己是只假猫确定无疑。
我最早感知老鼠，是幼时在晚睡时听见它在纸顶棚里簌簌跑过的声音。东北乡村赖以御寒的板夹泥小屋，顶棚一般都很矮，且都用纸糊成。先是糊几层厚厚的牛皮纸，然后再糊白纸或是报纸。糊彩纸的人家极少，因为它太贵了。而且一抬头发现彩纸上花团锦簇的，朴实的农人会以为自己侍候在园子中的花飞上了天，而显得魂不守舍。报纸和白纸的纸质比较低劣，再加上是用糨子糊的，而糨子是用面粉来打的，所以老鼠就很喜欢在纸顶棚上做文章。一旦熄了灯，屋子突然黑暗起来，老鼠就像是受到了什么指令似的准时地行动，它们在顶棚里跑来跑去，就像过狂欢节一样，不时地制造出一些窸窸窣窣的声音。我在夏季时听到这种声音就不敢入睡，因为暴雨使年久失修的房屋漏雨，顶棚被积水洇透的地方已经破出了洞，我很担心得意忘形的老鼠会从纸洞中失足而落在我的被子上，这种设想常常使我大汗淋漓，这大约是最早的畏鼠情节了。
老鼠在乡间的繁殖能力极强，因为那里的生存环境良好。家家户户都有粮仓，因为没有楼房，每户的厨房都在平地上，使老鼠能够从容不迫地周游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