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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出版界遇到不少困难的时候，华艺出版社能一举出版这一些中青年作家的作品，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壮举。我钦佩他们的勇气和魄力。这一辈作家中有的是我的朋友，有的则知名而不相识，有些作品我看过——当然，对一个年逾九旬的人，要通读全套丛书，是不可能的。我把振兴文学的希望 寄托于年轻的这一代和下一代，因此，写一点感想，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助威呐喊，祝愿他们为繁荣文学创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日（原载《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华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月出版。）
《陈此生诗文选》代序
岁月流逝，陈此生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十年了。
此生同志和我相交近四十年，但在一起工作却只有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在桂林的两年，此后我就奔走于香港、新加坡、重庆、上海之间，很少有面晤的机会了。当然，我们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我们也可以说是工作在一起的。四十年代初，是一个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时代。在国内，汪精卫叛国投敌，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止一次掀起反共高潮。在国际，西欧列强对希特勒和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政策，终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和《救亡日报》同人赤手空拳地从广东撤到桂林，奉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广西这个复杂的环境中建立一个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公开合法的传媒据点。经李克农同志的介绍，我认识了李任仁先生，他在广西文化界有很高的威望，对《救亡日报》寄予了很大的同情，于是他就把沟通广西地方势力，联系桂林文化界的任务交给了此生同志。
此生同志和我同年，他比我大八个月，我们这一代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也同样走过一条崎岖的道路，我们在少年时期都受过“五四”运动的影响，这主要是爱国主义和要求自由民主。他和我一样，都到过日本，住过上海的亭子间，参加过左翼文化运动，只是抗战之前我一直留在上海，而他则来往于广州、上海、桂林之间，由于此，他的许多朋友——如陈望道、邓初民、胡愈之、杨东莼、陈汝棠、杜君慧……，也都是我的朋友。友谊是可贵的，患难中的友谊和支持，更使人终生难忘。
不久前看了一部名叫《桂林文化城》的电视片，看后我有一种感觉，这部影片主要是记录抗战之后桂林文化界的史事，但是，说得准确一点，桂林的进步文化运动，应该是早在一九三五年陈望道、施存统、马哲民、陈此生等同志办广西师范专科学校就开始了的。据杨东莼同志告诉我，广西方面和救国会，也是一九三六年春，粤桂湘三省准备联合反蒋抗日的时候，是李任仁先生请陈此生同志到南宁去接上了关系的。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共还不能在国统区公开活动，而以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为首的救国会（民盟前身），则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大的威望和活动能力。因此，一九三六年初，广西地方势力得到救国会的支持，陈此生同志的功绩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只因为大批进步知识分子集合在桂林，桂林才会有“广西建设研究会”，才会有“广西建设干部学校”，才会容许《救亡日报》、“国际新闻社”、“青年记者学会”在广西得到公开合法的地位。此生同志是一个务实的人，是一个默默奉献的人，他为党和进步文化界在广西地方势力之间穿针引线、铺路搭桥，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他却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他写学术论文，写政论，也写了不少精彩的杂文，但从来不以文学家自居；他交游广阔，马相伯、马君武、柳亚子、郭沫若都是他的知交，茅盾、田汉、宋云彬在桂林，也和他有很深的友谊。但是他“一空依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讨厌的是沽名钓誉，所以“你在报上（按：指《救亡日报》）千万别提我的名字”。在广西，他是最早拥护共产党，反对托派的人。从三十年代起，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白崇禧和广西地方势力向右转，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被撤销，《救亡日报》遭到查封的时候，此生同志冒着生命的危险，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李克农同志的嘱托，做了大量鲜为 人知的工作。他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发起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又是民盟西南支部负责人之一。全国解放之后，他担任过广西省政府副主席、教育厅长，任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以及他去世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等等，这一切，在此生同志的《我的自述》和他的所有诗文中，都是“语焉不详”或者一笔带过的，因此，即使在那个困难时期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对于他为人民，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也是很难找到文字记录的。他的那种不求闻达、默默奉献的精神，他对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作出的业绩，历史是不会忘记，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我非常高兴地知道《陈此生诗文选》即将出版，此生同志的夫人盛此君同志要我写一篇序，我因病拖延了好久，今年八月十七日，是此生同志逝世十周年，我就写一点对此生同志的追慕和悼念之情，把这本选集介绍给广大的读者。
一九九一年七月五日（原载《陈此生诗文选》，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出版。）
小丁今年七十五
——《丁聪漫画系列》代序小丁就是丁聪同志，这在文化新闻界是众所周知的，上了年纪的人叫他小丁，和他同辈的乃至比他年轻的人也叫他小丁，他自己在作品上署名也是小丁。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上海有许多进步的画家，那时他的确是小字辈，张光宇、叶浅予都比他大一辈，他叫张光宇的夫人“张家姆妈”，这是他自己定的格。
我认识小丁是在一九三二年，我在明星电影公司当编剧，结识了一些美术界的朋友，是胡考呢还是光宇介绍的，已经记不清楚了。他当时已经在漫画界初露锋芒，用工笔画漫画，是他的首创，这对我印象很深，一位他的好友对我说：这是遗传，因为他的父亲丁悚，是清末民初驰誉江南的工笔画家。
我和小丁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则是在抗战之后。从抗战到全国解放，是一个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这也是小丁画得最勤的时期，他是艺术家而不是社会活动家，但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双洞察时弊的眼，漫画和杂文一样，是匕首式的武器，小丁就用他的妙手，对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可悲、可叹、可笑的现象，作了形象的曝光和调侃，似浅实深，小中见大，每一幅画都会使读者得到会心的苦笑，这也就是佛家所说的：一针见血。
小丁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在一九五七年受到不公正待遇，流放北大荒的时候，他也还是笑口常开，很少看到他愁眉苦脸。他助人为乐，从不考虑自己，报刊请他画画、设计封面、画人物头像，他几乎可以说有求必应，《读书》杂志上的篇头人像，都是他的手笔。
屈指算来，他从事漫画工作已经跨过半个世纪了，他用妙笔给这不平凡的时代留下了记录。我非常高兴知道《丁聪漫画系列》即将出版，因为从这些画中不仅可以看到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也可以看到画家的风格和人品。我欢喜这样的人，欢喜这样的画，写此数语，表一点朋友的心意。
一九九二年九月八日（原载《丁聪漫画系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四年四月出版。）
《陶晶孙选集》序
丁景唐同志告诉我，要编印《陶晶孙选集》，这使我想起了许多往事。虽然晶孙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二年了，但我不会忘记我们相知、共事的那段岁月。晶孙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在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方面，默默地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现在，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文化现象，一些青年人不知道革命过程的历史，否定或厌弃革命文艺的传统。自然，这些人更不知道晶孙自一九二九年一月回国后，就在潘汉年等同志的引导下，热忱地投入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
我认识晶孙是在一九二九年。他是早期创造社的成员，他积极参与创造社的文学活动，投身于上海艺术剧社的创作、演出和音响等工作，主编《大众文艺》，他曾明确提出：“光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战胜，已经取得领导权了，这样地一说了似乎很痛快”，但更需要“提倡完善的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作品”和“建设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抗日战争爆发后，陶晶孙和他的夫人陶弥丽（郭沫若夫人安娜的妹妹）留在上海。我和潘汉年同船离沪南下香港，潘曾告诉我，他们的人都作了安排，陶晶孙留下来，因为他长期留学日本，与日本文艺界有广泛的交往，让陶隐蔽下来，为我们做些工作。由于这是党的秘密，所以外界都不知道。有人随便说他“汉奸”，使他蒙受不白之冤。事实上，他和左翼女诗人关露一样，他的行动是受潘汉年领导的。以上这些情况，业已由陶瀛孙、陶乃煌写入《陶晶孙小传》，由陶坊资写入《回忆父亲》文中，还有我一九九二年五月八日在回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平的提问所写的一封短简中，也已为晶孙的这段历史作证。这三篇文章都刊登在一九九二年《新文学史料》第四期内，当会引起关心晶孙为人与文学创作的人们的重视。但是这也需要时间，因为过去的传言，已经造成了“先入为主”的不良影响。我希望以后认真汲取教训，再也不能以讹传讹。
我高兴地祝贺晶孙的作品选集问世。让我们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对晶孙的作品进行鉴赏，进行分析研究，作出公正的评论。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原载《陶晶孙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月出版。）
深深的怀念
——《我的父亲邓文钊》代序欣闻《我的父亲邓文钊》即将出版，算起来文钊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三年了。
本世纪三十年代，文钊在香港经商，那时他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是爱国民主人士。他反对军阀混战，主张团结抗日。由于他是一位不求闻达的实干家，所以抗战前夕他多次为八路军筹集款项，在香港购买医疗用品及制作冬季棉衣棉被等事迹，他自己从来绝口不提。我认识文钊是在皖南事变之后，一九四一年春在香港，当时正值国内外局势发生剧烈变化：汪精卫叛国，日寇策动汪蒋合流，联合反共。而国民党则利用新闻封锁和邮检，使得香港和国外千万侨胞很难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就在这个时候，我在桂林主编的《救亡日报》被查封，我奉恩来同志之命来到香港筹建一个对外宣传的报纸，便和正在香港的邹韬奋、范长江等商量，认为在香港办一份公开的报刊是十分必要的，可以通过这张报纸让海外千万侨胞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和解放区的真相。
但按港英政府的规定，在香港出版报纸，不仅要交纳两千港元的押金，而且还要有一位在香港有声望的人士作为“督印人”，我们很快就想到了邓文钊先生。《华商报》这报名是廖承志同志决定的，因为在香港用“救亡”、“救国”等报名都不适当。香港是商业城市，而文钊的确从事过商业。当时在香港，国民党、汪精卫、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都有潜在势力，所以承担这份报纸的督印人要冒相当风险。四月间，我和范长江向邓文钊先生提出由他做督印人（董事长）时，他毫不犹疑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并问我们是不是需要筹集一些资金，并颇有慷慨解囊之意。我说，现在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将来有困难再请你帮忙。香港是个花花世界，要办一份严肃的报纸是不容易。《华商报》创刊初期，销路不到两千份。对此邓文钊先生曾委婉地对我们提出意见，要我们研究一下香港的所有大小报刊，意思是说，我们不一定入乡随俗，但在香港这地方办《新华日报》式的报纸是没有人看的。关于这一段往事，我在《懒寻旧梦录》中有较详细的叙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华商报》出版不久，同年十二月八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寇占领香港，当时移居香港的文化人士有数百人之多，因此组织这些人离开香港是一件很繁重的任务，这就是被称为“秘密大营救”的工作，文钊对此也给予了很大的资助。
抗日胜利后，我先到上海，后在南京梅园新村恩来办公室工作，四六年冬，恩来同志要我经香港去新加坡，通过陈嘉庚先生了解抗战时期流散在东南亚的文化人士（包括胡愈之、郁达夫等人）的情况，并为《华商报》复刊筹措经费。在香港我和文钊有过两次长谈。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我到达新加坡，那一天正是国民党占领延安的日子，因此我给自己便增加了向海外侨胞介绍国内政治形势和内战真相的任务，并为《华商报》筹到了三万余元的叻币。大概在一九四七年冬，我回到了香港，接到中央指示，要我留在香港和潘汉年、许涤新等人作准备接管上海和恢复出版《华商报》的工作。这样，在香港，我和文钊又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华商报》复刊后，他仍担任董事长，他对全国解放充满信心，我介绍他认识了东江游击队的负责人方方、林平，并请他多了解广东的政治经 济情况，为广东解放做准备。
我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底离开香港到北京，准备接管上海，文钊则留在香港。
全国解放后，我一直在上海、北京工作，广东解放后，他回到了广州，五十年代当选为广东省副省长。解放初期，党内外都有一股左的情绪，而广东又有地方主义的内耗，对文钊来说，他过去没有政治斗争和行政工作经验，所以工作是相当困难的。
这以后，大家忙于工作，见面的机会少了，一九五六年我送一个出国艺术团到香港，在广州又有一次和他短暂的晤谈机会，我知道他处境的困难，但他仍是非常乐观，毫不介意。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于一九六六年，我则在一九六四年文化部整风时，就成了康生、江青一伙的批判对象，因此文钊在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的情况，我是在一九七五年从秦城监狱释放后才知道的。这样一个为党、为人民、为进步文化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竟被迫害致死，教人还能说些什么呢？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愿这部《我的父亲邓文钊》去诬存真，展示传主追求光明、不断进步、忠诚为党的一生。更愿人们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努力坚持下去，使十年浩劫那样的灾难永不复现，使是非颠倒，无法无天的事情永远绝迹。
一九九四年原载《我的父亲邓文钊》，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七月出版。）
香港《华商报》、《大众生活》①
皖南事变之后，我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初（农历除夕那一天）离开桂林赴香港，搭的是欧亚航空公司的只有二十四个座位的飞机，傍晚起飞，到香港已经是午夜了。在启德机场降落的时候，是一片“送旧迎新”的爆竹之声。
香港依旧是那样的繁华、热闹、嘈杂，但从我这个“内地”出来的人看来，这儿似乎还是一个世外桃源，一点战时的空气也没有。在尖沙嘴买了份当天的晚报，尽管中日之间，英、法、德、意之间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争，而这里的报纸版面上还是感觉不到战争的气氛。
在国际新闻社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去找廖承志同志。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了周恩来同志要我到香港，不单是为了“避难”，主要是为了要在香港建立一个对“南洋”（现在叫东南亚）和西方各国华侨、进步人士的宣传据点。
他一提，问题就明白了。因为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不仅加强了新闻检查和“邮检”，还查封了各地的“生活书店”，这样，香港同胞和广大华侨，就看不到《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和一切进步刊物了。而重庆的国民党和南京的汪伪集团，配合德意日三国同盟，通过他们各自的新闻传播系统，正在大肆制造“汪蒋合流”、反苏反共的舆论。因此，利用香港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对外宣传据点，让香港同胞和散处世界各地的千百万华侨和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