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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史研究涉及领域广泛，成果十分丰富，与太平天国史研究一起构成了建国后近代史研究中双峰并峙的两大“热点”。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得益于1956 年隆重纪念孙中山90 诞辰活动的推动。其时，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了重要讲话，《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重要社论，都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这是建国后研究者的共识。刘大年为此提出四条根据：（一）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初步成长，资产阶级已成为一支足以发动和领导一场革命的力量；（二）主要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映了那个阶级和时代的要求；（三）他们提出了明确的资产阶级纲领；（四）农民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发挥了革命主力军作用（《论辛亥革命的性质》，《赤门谈史录》）。与此相联系，研究者不赞成将辛亥革命归结为“反满运动”。他们认为，反满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服从于不同阶级的利益。在辛亥革命时期，反满宣传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体现了反帝反封建和建立独立与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清问题》，《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 编上，第212 页）。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重点之一。围绕着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否与农民建立过联合战线问题，人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尽管多数论者对此最终持否定的态度，但是这场讨论的结果不仅加深了人们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解，而且促进了人们对资产阶级性格、旧民主革命的规律性以及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等作进一步探讨。同时，由此生发开去，研究者还探讨了会党与新军，以及清季中国社会结构等许多重要的课题。
怎样看待立宪派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争论颇多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学术界存在斥立宪派为反动派加以全盘否定的简单化倾向。近些年来，研究者注意分析问题，避免作概念化的判断。许多人认为，立宪派与革命派是同属于资产阶级的两个政治派别，彼此间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都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诸如呼号救亡图存，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等。他们的共同敌人是封建主义，二者的分歧在于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去实现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具体主张有不同。“因此，不能只强调其差异，任意夸张，更不能把两派的矛盾作为阶级斗争的主线来认识辛亥革命的进程。”（林增平：《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湖南师大学报》等）但是，对于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评价，仍存较大的分歧。金冲及以为，对立宪派的积极作用固然应当肯定，但评其功过必须在“立宪派方向错了”的前提下进行，抹杀立宪派与革命派间的是非界限，甚至于认为立宪派较革命派更正确，是不尊重历史（《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81 年4 月13 日）。
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还探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团体、清末立宪运动、武昌起义及各省独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窃权与复辟、“二次革命”、张勋复辟、护法战争、社会思潮、人物评价等等，一系列涉及广泛领域的重大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累累。其中通史性的著作，主要有：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册），视野开阔，论述系统，脉络清晰；金冲及与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四册），大量利用报刊资料，突出重要问题的探讨，分合有致，论述有深度；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为辛亥革命史，是书注意从中华民国史的全局出发把握这段历史，论述独具特色。人物研究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占相当大比重，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宋教仁、邹容等重要的人物几乎都有传记或年谱出版。其中孙中山研究最为突出，达到相当的深度，业已形成了一支有水平的队伍。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二册）、张磊的《孙中山思想研究》、姜义华的《章太炎思想研究》、唐文权与罗福惠的《章太炎思想研究》、汤志钧的《章太炎年谱长编》（二册），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近些年来，人物研究已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以孙中山的研究为例，已不局限于政治思想，三民主义理论，而是进一步探讨了诸如孙中山与帝国主义以及军阀的关系、战略思想、教育思想、近代化思想、文化思想、伦理道德观等等新的课题，展现了新的前景。
北洋军阀史长期以来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但是近年来却有了长足的发展，引人注目。
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共三册，叙述“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2—1920）。本书以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以袁世凯及其为首的北洋军阀的兴衰、共和与专制的较量为主线，对此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广泛的领域作了具体和深入的探讨，实为迄今规模最大的一部有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通史性著作。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稿》是另一部有代表性的通史性著作，叙述简明，视角独特，成一家之言。上述二书的出版，集中反映了北洋军阀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已有的论著除了从理论上探讨北洋军阀的成因、特点、阶级属性及其历史地位外，还就北洋政府的经济政策、北洋军阀的内部纷争、“废督裁兵”和“联省自治”运动、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帝制复辟、“二次革命”、护国、护法运动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作多角度的专题性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谢本书等人的《护国运动史》、董方奎的《梁启超与护国战争》、莫世祥的《护国运动史》等，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
在人物研究方面，也出版了一批专著，如李宗一的《袁世凯传》、侯杰的《袁世凯一生》、谢本书的《袁世凯与北洋军阀》、胡柏立的《袁世凯称帝与北洋军阀》、常城主编的《张作霖》、任松等的《郭松林将军》等，都各有所长。
第四节建国后关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近代经济史研究曾是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八十年代初，有学者提出，要推动近代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突破口当选在狠抓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光明日报》1981 年2 月17 日）。不管人们是否都赞成此种观点，其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确实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迄今近代经济史研究涉及了广泛的领域：工业、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外贸、金融业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地区经济；清政府及民国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赋税结构、内外国债、货币制度，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其特征与历史作用问题，是研究者长期关注的热点。与此相应，许多学者对洋务工业的兴起，外资企业在华活动，以及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压迫等问题，也都作了研究。并且，围绕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资本原始积累、民族市场的形成、资产阶级的构成以及洋务工业的评价等问题，学者们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争鸣。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已经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关系是什么？这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首先就遇到的重大问题。
林增平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一文以为，中国封建社会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过于微弱，鸦片战争后因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大多凋零，幸存者绝少，因之“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就缺乏原来的手工工场作为发展的基础。中国新兴的近代企业，绝大部分是从无到有，把西方已有的企业成套地移植过来的”（《中华学术论文集》）。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同样强调，中国近代工业是鸦片战争后“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创办起来的”。
吴承明对此持异议。他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一文中详细考察了鸦片战争前后手工业变化情况后指出：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这一过程，同样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形成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而已。鸦片战争前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业行业中，只有踹布和刨烟业两个行业在鸦片战争后被外国商品代替了，其余都维持下来，并有九个向机器工业过渡。因之，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得以产生的途径之一。所谓鸦片战争后西方工业品对传统手工业的破坏被夸大了，“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未中断”（《中华学术论文集》）。
汪敬虞选取一般论者公认最有可能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发展的福建茶园、云南铜矿和四川盐井三个行业进行了具体考察，则提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估计应当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他在《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中说：“割断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联系，认为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出现，这是一种极端。反之，不承认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强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联系，把它看成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这是另一个极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
与此相关，研究者对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年代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以往一般都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近年来有些学者以为当提前到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否则便是在实际上忽视了此期“新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出现和发展”，忽视了此期“买办已经形成为一个社会集团”，忽视了此期“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在发展”。换言之，即忽视了近代早期这三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郭羊林、陈绍闻：《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时期及其结构》，见《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
中国资产阶级的结构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一产生便包含着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此种结构是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包含着两种不同的资本形态相联系的。姜铎在《略论旧中国两个资产阶级》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与西欧、日本不同，就在于一开始就有存在着官僚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两种不同的形态，因之，“必然相应地产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不同的本国资产阶级”。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买办性”和“封建性”的有无或多少，“是区分二个阶级的根本标志”。也惟其如此，二者在近代中国社会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同，在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也不同。前者所起的是反动与消极的作用，后者则是起着积极与进步的作用。他以为上述两种资本形态与两种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清政府垮台的50 年，是“初步形成阶段”；从袁世凯窃权到1927 年北洋军阀政府垮台为止的16 年，是其“发展阶段”；从1927 年国民党蒋介石建立反动政权至1949 年垮台为止的22年间，是其“最后定型阶段”（《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续辑》）。黄逸峰、姜铎、唐传泗、陈绛合著的《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对此有更具体的论说。
有些学者对此持异议，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存在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分。他们以为“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近代企业，虽有多种形式，但都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企业，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具有明显的抵制作用，因此都属于民族资本主义”（《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简况》，《历史研究》1983 年第1 期）。既然肯定洋务运动期间中国人所办的资本主义经济都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那就意味着当时并不存在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也就不存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要晚到1927 年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之后才出现，这就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学术界通常又认为其有上、中、下三层的分别。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立宪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新的看法，以为很难区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中下层，即使存在这种阶层的差别，也与他们各自的政治态度没有必然的联系，支持革命者不乏所谓的上层，反之，对抗革命者也不乏所谓的中下层。因之，立宪派未必是上层的政治代表，革命派也未必仅代表中下层的利益（杨立强、沈渭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3 年第6 期）。
林增平在《革命派、改良派的离合与清末民初政局》一文中，不赞成上述的意见。他指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因某些原故或特定社会关系的影响，一定阶级或阶层中若干成员的好恶和政治态度，同他所属阶级或阶层的动态和向背很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是屡见不鲜的。肯定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是指它的主张纲领或章程、宣言之类，以及它的成员所进行的活动，确属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意愿、要求及其所要实现的任务，而不是以若干上层人士对立宪派所持的态度作为依据。对于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也应当作如是观（《历史研究》1985 年第3 期）。大多数学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力量，它的形成时间应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
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期间出现的，洋务企业包括军用工业与民用工业，因之，探讨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便不能不成为研究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些研究者认为，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不从事商品生产，生产目的不在追求利润，它只具有封建性与买办性，不具备资本主义性质。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军用工业是清政府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产物，并无任何积极的作用：对外它难以“御侮”，对内除镇压人民外，复加重人民负担，“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
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洋务派的军用工业使用新式机器，雇用大量工人，大体上按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已不同于旧有的官营工场手工业。价值规律在生产中起作用，不仅清政府调拨各军营的军火是“计价”的，计价就具有商品的性质，而且各制造局的工人多是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即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故其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是明显的（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夏东元：《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社会科学》1982 年第9 期）。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不否定清政府创办这些军用工业具有镇压人民革命的目的和作用，但是又以为，它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推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
以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形式为主体的民用工业，属于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是为学者们的共识。但是，其性质为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企业，还是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研究者却又见智见仁，莫衷一是。
有的研究者认为，官督商办企业体现着“大官僚和大买办的结合”，封建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两种反动势力的代理人的结合”。它依附外国资本，压抑私人投资，终究被引上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另有研究者虽然也肯定它属早期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并不持完全否定的观点，而认为“早期官僚资本虽一开始就具有反动本质，但也包含着若干进步性因素，就促进民族资本产生来说，进步作用还是主要的”（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中华学术论文集》）。还有的研究者以为，官督商办企业一开始便存在着走向官僚资本与走向民族资本两种前途。他们肯定洋务企业具有封建性和垄断性，但是强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