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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205 页。
第三节保卫安庆和经营苏浙当太平军向东南进军时，曾国藩的湘军包围了安庆。安庆是太平军和皖北捻军进行联系的纽带，也是保障天京、保证粮食供应的战略要地。为解安庆之围，太平天国决定由陈玉成、李秀成分兵两路攻武昌，以牵制湘军回援。陈玉成率北路军从安徽入湖北，于咸丰十一年二月攻克黄州（今黄冈），逼近武昌。武昌城内一片混乱，湖广总督官文惊慌失措，官员纷纷逃遁。当时在汉口租界的英国参赞巴夏礼为阻止太平军进攻武汉，赶到黄州会见陈玉成，声明要保护武汉的商务，太平军“必须远离该埠”。由于外国侵略者的干涉，加上李秀成大军迟迟不来会师，安庆形势又日益吃紧，使陈玉成放弃进攻武昌，回师救援安庆。李秀成锐意经营苏南、浙江，对救援安庆抱消极态度。直到咸丰十年十月，因江西、湖北一带的大批起义群众要求参加太平军，他才以招兵西进为主要目的，留下主力部队防守苏州、常州，自己率领一部分太平军从皖南经浙江进入江西。咸丰十一年五月进兵湖北，前锋攻占武昌县。李秀成在兴国会见了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W。R。Gingell），金执尔加以阻挠和恐吓。当对陈玉成已从湖北折返安庆，李秀成终于放弃了进攻武汉的计划，率军从湖北撤入江西。
太平军攻武汉、保安庆的战略决策未能实现，曾国藩认为已无后顾之忧，于是集中兵力围攻安庆。陈玉成屡次组织援军，在安庆外围与湘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终于未能与城内守军汇合。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861 年9月5 日），安庆失守。从此太平天国在上游的重镇尽失，天京已无屏蔽。同治元年（1862），陈玉成在庐州与清军激战三个月，突围至寿州，不幸被俘，五月初八日（6 月4 日）在河南延津英勇就义，年仅26 岁。
当陈玉成等部太平军与湘军争夺安庆时，李秀成、李世贤的军队由江西入浙江，到咸丰十一年九月间，先后攻克金华、处州（今丽水县）、严州等城，控制了浙江中部。李秀成进兵攻克临安、余杭，围攻杭州。十一月，太平军攻破杭州城，巡抚王有龄自杀。李世贤部黄呈忠、范汝增也于同月攻克重要港口宁波。浙江和苏南成为太平天国最后两三年中的主要根据地。
苏浙地区，太平军和乡官的成分严重不纯。充任乡官的除劳动人民外，有流氓无产者，还有大批地主、士绅和依附地主阶级的人；新参加太平军的，有会党队伍，有土匪、地痞、流氓，还有大批清朝的败兵溃勇。太平军队伍被严重腐蚀，烧杀掳掠、虐待百姓、逃亡叛降的事件经常发生，一些将领也在蜕化变质。
苏、杭是地主阶级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他们采取各种手段顽抗太平军。浙江诸暨的地主包立身纠集了一两万人的团练武装，盘踞包村半年多；湖州举人赵景贤率团练据城困守，历时近两年。在苏南地区，团练武装的重要首领有：苏州的徐佩瑷，常熟的庞钟璐，无锡的华翼纶、杨宗濂，江阴的王元昌等。太平军对这些地主武装往往满足于招抚，结果使地主武装得以保存下来。徐佩瑷等人表面上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暗中仍受清朝官员的接济和指挥，并拉拢太平军将领熊万荃、钱桂仁、骆国忠等，组成一个叛乱集团，策划在苏州一带发动叛乱。阴谋暴露后，徐佩瑷等被处死。
太平天国后期虽然开辟了苏浙根据地，但在这些地区内存在着复杂的矛盾斗争和严重的危机。
第四节太平天国的失败太平军占有苏浙，并不能弥补它在皖北战场和天京上游的损失，无法扭转军事上的不利局面。曾国藩取得统辖四省军务大权后，号令统一，筹饷较易。他自己坐镇安庆指挥，委其胞弟江苏布政使曾国荃率湘军主力由皖北沿长江东下，进攻天京；继派左宗棠率另一支湘军由江西进犯浙江。不久，左宗棠被清廷任命为浙江巡抚。他勾结英、法侵略者，镇压浙江的太平军。咸丰十一年十二月（1862 年1 月），李秀成兵分两路，由苏、杭出发，再次进攻上海。敌对势力在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公所”，策划防守方案和筹措饷械。在上海的英、法侵略军增至数千人，华尔的洋枪队改称“常胜军”，扩编至5000 人。同治元年（1862）三月初，英、法、俄侵略军和华尔的“常胜军”联合清军，向沪西的王家寺、罗家港等太平军阵地进攻。由于太平军的几个阵地被迫相继放弃，上海得以解严。
三四月间，李鸿章率淮军从安庆乘轮船到达上海。咸丰二年（1852）春，他奉曾国藩之命，仿照湘军营制，在安徽编练成一支拥有6000 余人的淮军，成为继湘军之后又一支重要军阀武装。李鸿章到达上海之日，清廷授他江苏巡抚。在官僚、豪绅、富商、买办的支持下，他与外国侵略者积极合作。四月，李鸿章率淮军联合英法联军和华尔的“常胜军”攻陷青浦，随后进犯奉贤南桥镇。太平军与敌军展开激烈战斗，杀伤了不少侵略军，击毙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A。Protet），但终因伤亡过多，南桥失守。李秀成率精锐万余人反击，在太仓大败敌军，乘胜克复嘉定。五月，太平军又在青浦大败敌军，活捉“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Edward Forrest），收复县城。太平军又一次进逼上海近郊，侵略军龟缩上海不敢出战。正当此时，曾国荃率湘军扎营雨花台附近，围攻天京甚急。李秀成在洪秀全的严催下，不得不率师回援，第三次进取上海功败垂成。
同治元年（1862）闰八月，太平军与湘军在雨花台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李秀成、李世贤率军20 余万，装备了相当数量的洋枪洋炮，向湘军发动猛烈攻势。曾国荃全军约3 万人，凭借深沟高垒，坚守顽抗。太平军围攻44天，虽毙伤湘军约5000 人，但未能攻破营垒。十月，李秀成撤兵。随后李秀成奉洪秀全命渡江进兵皖北，企图诱使围攻天京的湘军回援江北。但没有取得什么战果，却损兵十数万。这时，太平天国的处境已非常不利。
湘、淮军联合外国侵略军乘天京被围，加紧在江浙地区展开进攻。浙江方面，同治元年（1862），英法侵略军伙同清军攻陷宁波，随即成立了“中法混合军”（“常捷军”）和“中英混合军”（“常安军”、“定胜军”）。外国侵略者和清军结为同盟，向太平军进犯。太平军英勇抵抗，在慈溪击毙来援的“常胜军”统领华尔，同治二年在绍兴屡败敌军，先后打死“常捷军”统领勒伯勒东（LeBrethon de Caligny）及其继任塔提夫。但这些局部战斗的胜利，不能扭转整个战场的被动局面，慈溪、绍兴等城先后失守。这时，衢州、严州、金华各府县也相继被左宗棠的湘军攻陷。此后，左宗棠湘军和“常捷军”全力进攻杭州。同治三年二月（1864 年3 月），杭州失守。太平军浙江据点全部瓦解。
在江苏，英法侵略军和英国军官戈登继任统领的“常胜军”，伙同李鸿章的淮军组成的联合武装，配备了优势的炮舰、轮船和洋枪、洋炮，以上海为基地，向西进犯。同治二年（1863）三月，中外联军攻陷太仓、昆山，七月进逼苏州。慕王谭绍光率领太平军英勇抵抗。李鸿章因强攻损失重大，遂致书诱降。谭绍光坚决抵抗，誓不投降；而以纳王郜永宽为首的苏州其他守将密谋叛降。十月二十四日（12 月4 日），郜永宽等刺杀谭绍光，献城投降。过了两天，他们都被李鸿章杀死。苏州的失守，标志着太平天国苏南根据地已陷于绝境。同治三年四月，常州失守。太平军在苏南的根据地也陷于瓦解。天京形势更加危急。城外太平军的防御工事已被破坏殆尽，天京城被曾国荃的湘军四面围困，内无粮食，外无援兵。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但洪秀全对他严加斥责，说：“朕铁统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①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九日（1864 年6 月3日），洪秀全病逝。长子洪天贵福继位为幼天王。六月十六日（7 月19 日），湘军用火药轰塌天京城墙。经过激烈巷战，天京陷落。曾国荃的湘军攻入天京后，大肆抢劫烧杀。
李秀成突围，在天京城外被俘。他写了几万字的供词，曾国藩还是把他杀害。洪仁诮鞅环嵴瓴磺尤菥鸵濉Ｌ骄嗖吭谔炀┫萋浜螅栽诖蠼媳奔绦岢治渥岸氛＝咸骄嗖坑谕挝迥辏�1866）失败。江北太平军在遵王赖文光的率领下与捻军会合，增强了实力。同治四年，清廷以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为主力，对捻军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捻军把僧格林沁主力引到山东菏泽县西北的高楼寨，利用有利地形设伏。僧格林沁督军紧追，陷入捻军的包围，伤亡惨重，他本人也被击毙。此后，清廷相继派曾国藩、李鸿章督师“剿捻”。捻军经过长期艰苦的战斗，于同治七年（1868）最后失败。
太平天国的失败，使清廷得以腾出手来，先后镇压了西南地区各族人民的起义。陕甘地区从同治元年起，爆发了回民起义，斗争了十二年后，在同治十二年（1873）失败了。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它建立了政权，提出了鲜明的反封建纲领；它坚持斗争14 年，攻克600 余城，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太平天国的伟大斗争，推动了历史前进，激励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业绩和功勋，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不朽的一页。
① 《李秀成自述》。
第六章外国的经济侵略和官员的洋务活动第一节外国的经济侵略两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仗恃着他们从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种种特权，争着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海关总税务司成立后，总税务司一职长期由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等担任，掌握了行政、用人大权；各口税务司和海关的高级职员也都由外国人充任。如同治十二年（1873）海关行政部门共有93 名外国人，其中英国人58 名，美国人8 名，法国人12 名，德国人11 名，其他国家人4 名。由于关税在清廷的岁入中比重逐渐增长，因而海关总税务司的地位日益重要，对清廷的影响也日益增强。
外国资产阶级把中国当作商品的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的基地。他们推销的商品，品种繁多，据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大宗有二：一则曰鸦片，每年约耗银三千三百万两；一则曰棉纱、棉布，两种每年约共耗银五千三百万两。此尽人而知为巨款者也。不知鸦片之外又有杂货，约共耗银三千五百万，如：洋药水、药丸、药粉、洋烟丝、吕宋烟、夏湾拿烟、俄国美国纸卷烟、鼻烟、洋酒、火腿、洋肉铺、洋饼饵、洋糖、洋盐、洋果干、洋水果、咖啡，其零星莫可指名者尤夥。此食物之凡为我害者也。洋布之外，又有洋绸、洋缎、洋呢、洋羽毛、洋漳绒、洋羽纱、洋被、洋毯、洋毡、洋手巾、洋花边、洋钮扣、洋针、洋线、洋伞、洋灯、洋纸、洋钉、洋画、洋笔、洋墨水、洋颜料、洋皮箱箧、洋磁、洋牙刷、洋牙粉、洋胰、洋火、洋油，其零星莫可指名者亦夥。此用物之凡为我害者也。外此更有电气灯、自来水、照相玻璃、大小镜片、铅、铜、铁、锡、煤斤、马口铁、洋木器、洋钟表、日规、寒暑表，一切玩好奇淫之具，种类殊繁，指不胜屈。此又杂物之凡为我害者也。以上各种类皆畅行各口，销入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耗我资财，何可悉数。”①在品种繁多的进口货中，以鸦片和棉纺织品为最大宗。同治九年到十三年（1870—1874）的五年平均数，鸦片为2598。7 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6886。9 万海关两的39。2％；棉纺织品为2145。1 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的32。2％。鸦片居于首位。经过20 年的发展，到光绪二十年（1894），进口货总值增加到14423。3 万海关两，增加了109。4％。其中鸦片为2994。7 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的21。1％；棉纺织品为4965。3 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的35。3％。棉纺织品上升为首位，鸦片下降为第二位。这表明外国对华进口贸易的性质从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向现代资本主义性质过渡。②外国售价低廉的棉纱、棉布的大量进口，破坏了中国的手工棉纺织业，也使得中国手工棉纺织业者大量失业。其他手工业也相应遭到机制洋货的破坏。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慨叹说：“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灯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①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586—587 页。
②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1168—1169 页。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民生计，皆为所夺矣！”①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出口主要还是农产品，以茶叶和生丝为最大宗，其他还有牛皮、草帽缏、豆类、棉花等。由于茶、丝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印度、日本等的竞争，出口呈现下降。同治九年到十三年（1870—1874）五年平均数，茶叶出口值为3515。3 万海关两，生丝出口值为2572。3 万海关两，而光绪十六年到二十年（1890—1894）五年平均数，茶叶出口值下降为2921。8万海关两，生丝出口值下降为2412。1 万海关两。其他出口货如棉花、豆类、牛皮、草帽缏等，虽有显著增加，但售价低廉，只是为外国资本主义提供原料而已。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几乎全被外国洋行所控制，农产品和原料受到外国商人的压价掠夺。
为了便于在中国倾销商品和从中国输出原料，西方列强还在中国经营轮船航运业。同治元年（1862）美国旗昌洋行设立了第一家专业轮船公司，其后英国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相继成立。这些轮船公司势力扩张很快，垄断了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运，不仅严重打击了中国旧式帆船运输业，而且阻碍了中国新式航运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外资工厂也逐渐增多起来。其中大多数是为了发展他们在中国的航运业而办的船舶修造业，以及为了掠夺中国原料而经营的各种加工工业，如砖茶、缫丝、轧花、制糖、打包等工厂。此外，为了在中国利用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就近销售于中国市场，还建造了火柴、造纸、肥皂、制药、纸烟等工厂。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设立的工厂至少已有100 多家，成为压迫和阻碍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一种势力。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过程中，还陆续在中国设立银行。早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便在上海设立了东方银行（又名丽如银行），这是外国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银行。到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外国在中国开设的银行逐渐增多。其中主要有：同治四年（1865），英国分别在香港、上海设立的汇丰银行，是外国在中国资本最为雄厚的金融机构；光绪十六年（1890），德国在上海设立的德华银行；光绪十九年（1893），日本在上海设立的正金银行；光绪二十年（1894），法国在上海设立的东方汇理银行等。此外，俄国也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中国设立华俄道胜银行。这些银行在中国吸收存款，发行纸币，经营国内外汇兑，并贷款给清廷，操纵中国的金融市场，成为资本主义各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机构。
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势力的扩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①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715 页。
第二节洋务派的出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廷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屈服，出现了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看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重大作用，于是对其大加赞赏。曾国藩说，火轮船“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除向外国购买船炮，还要自己制造①。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山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②，因而必须购买外国枪炮，设局制造枪炮，“以资攻剿”。奕䜣也说，“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这表明在一部分官员中逐渐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