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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口气里，反动不是小偷小摸，非常人所能为也盐午最有资格反动，最有水平反动，他面色惨白地坐入警车，和光荣远行到城里去读大学，简直就是一回事。
其他人休想冒用他的特权。
他们甚至为此动起了拳脚。龙家滩有一个人来赶脚猪，闲谈时，说起龙家滩也有人十分反动，是某某在新疆的一位亲戚，早几年就当了团长，同林彪一类大人物都一起照过相的。马桥的几个后生听了就很不服气，说什么团长呢，听说也只是个管仓库的，没有什么兵权。要是盐午从娘肚子里早出来二十年，莫说团长，军长也当得不爱了。说不定是蒋介石手下的重臣，眼下在台湾天天坐乌龟车。
龙家滩的人说：“盐午怪是怪器，也不是太怪器，画毛主席的像，脑壳大身子细，像供销社的王老倌”
马桥的人说：“你以为盐午画不像？他反动，当然画得那个样子。”
“他画得一脑壳的汗，反什么动呢？”
“你没看见他画龙，一眨眼就画一条。”
“画龙不是奇事，是个漆匠都画得。”
“他还教得书。”
“李孝堂不也教书？”
“李老倌哪有他教得好？”
马桥的后生举出一个例子，说盐午解释“脖子”这个词时，足足解释了十几分钟。什么叫脖子呢？就是人的脑袋和肩膀之间呈圆柱体形状的包容了很多管道的可以伸缩也可以旋转的肉质物体，你看看，这是什么水平？李孝堂能够解释出这么多学问？脖子就是脖子，李老指肯定只能把自己的颈根拍两拍，完事。那也算是教书？
龙家滩的人说：“我看拍两下还好些。”
关于盐午到底怪不怪器的问题，关于他是画不像毛主席还是故意不画像的问题，到底反不反动的问题，他们争论了好久。龙家滩的人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对方人冒三丈。随手把茶水泼在他的脸上。要不是旁人劝住，事情就闹大了。
我在前说过，（奇）怪总是被（责）怪。“怪器”一词总给我隐隐的不安，不会通向什么好的结果。公安局和马桥人最终证实了这一点。他们面对反动标语，不疑盐午的同锅兄弟盐早，也不疑邻村其他的四类分子，主要原因是盐早没有盐午怪器，其他人也不及盐午怪器。他们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不假思索不约而同地把聪明认定为敌人，把才智认定为险恶——尽管对聪明和才智不无暗暗的崇拜。与其说他们在追查反动标语，如说他们早就看出来了，“怪器”这个异常的词，迟早是要关进监狱的。盐午聪明一世，可惜没有慎实这个词的含义，没有慎察这个词在马桥语言中的凶险指向，多年来得意于自己的怪器，一个劲怪器地讨好于部和乡亲们，怪器地经营着自己的命运，忙得过于乐观了。
他在大狱里是否有所醒悟，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他坐牢也有些别出一格，不放过任何可以怪器一下的机会。在那个连裤带都收走了的地方，他居然成功地自杀了一次。他好几个夜里捂住肚子在地上乱滚，哼哼叫叫，引得医生来给他打针。他把针药瓶偷偷地藏起来，最后，把药瓶打碎，吞到肚子里去。
他泪流满面，满口是血，昏迷过去。管教人员把他送到医院里抢救。医生听说他吞了玻璃碎片，说透视也没法查出位置。手术更没法做，根本就没有什么救治的可能了。奉命背着他上医院的两个小囚犯一听，就呜呜地哭起来。哭声引医院里的一个伙房老倌相，幸好老人还有经验，建议给他灌韭菜，说没切断的韭菜稍稍烫熟，灌下口去，就可以把肠胃里的玻璃碎片缠住，裹住，最后混在便里拉出来。医生们将信将疑地做了，事后翻出粪便里一团团的韭菜，里面果然有玻璃片，十分惊奇。
狠
马桥的“狠”，是能干、本领、技艺高超的意思。问题在于，“狠”同时也意味着残暴、歹毒、恶意、不怀好心。把这两方面的意义统一于一个字，使我总是觉得不怎么舒服。我说过，我的字写得还不错，在马桥的时候，经常奉命用红黄两色油漆到处制作毛主席语录牌。农民看着我在墙上写字既不要划格子，也不要措底稿，爬上梯子就写，一眨眼就成，便佩喷赞叹：“这个下放崽好狠！”
我辨不出这里面有多少赞叹，有多少指责。
字写得好是狠，字认得多是狠，帮队上修好了打谷机是狠，能够潜水堵好水塘的漏眼也是狠，至于夷边的工厂造出了机器造出了柴油造出了化肥和塑料薄膜——当然更加是工人们的聪明，也是工人们的狠！马桥人这样说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一切知识和技能，暗暗设定了一个道德败坏的位置，恶狠狠的位置。
我怀疑在他们往日的经验里；掌握着知识和技能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天然地具有一种侵夺和强霸的可能。就像他们第一次见到的隆隆机器，从天上给他们丢下了日本人的炸弹；就像他们第一次看到的扩音器，割掉了他们的自留地一类“资本主义尾巴”。他们怎么能不担心，以后遇到的其它高人，不会给他们留下同样的伤心事？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狠”字用得有什么错呢？
不光是马桥的语言是这样。
四川的很多地方，描述本领高强的人是“凶”，与“狠”近义。他们会感叹有本领的人：“好凶呵。”
北方的很多地方，描述本领高强的人是“邪”，同样与“狠”近义。他们会感叹有本领的人：“邪门儿”
已经流行于汉语普通话的“厉害”，表示本领超群的程度，也是褒中寓贬、喜中伏忧的一例。“厉”有剧烈和严峻，“害”更是一种明显和直接了当的警告。湘语中有“厉害码子”一，指有本领但处处要占个便宜的人，凶邪之人。
由此看来，在很多中国人的语言里，知识和技能总是与恶事（狠、凶、邪、害等等）互为表里。两千多年前的庄子，甚至早就对一切知识和技能表示过忧虑和仇恨。“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无害天下也”（庄子《内将第十》）。他认为只有消灭了知识，盗国者才会铲除；只有捣毁了珠宝，盗财者才难以滋生；只有砸掉了符印，人们才会变得本分忠厚；只有折断了秤具，人们才不会计较争；只有破坏了法律和教义，人们才可能领悟自然而终极的人生之道…
…庄子的愤想，在技术日益进步的现代，成为了一个遥远的绝响，一注天际之外微弱的星光。不会被大多数人认真对待了。但在语言的遗产里，至少在我上面提到的南方很多方言里，仍然悄悄地与人们不时相遇。
天安门
我重访马桥之前，很多人告诉我，马桥有个天安门，差不多成了个著名景点，连上面来了一些出公差的官员，看了屈子祠和县革命纪念馆以后，也总是驱车到那里去看一看。
严格地说，天安门其实不在马桥，在张家坊地界，靠近后来的107国道，但它是马桥人盐午的产业，就与马桥有了关联。这实际上是一个大宅院，占地几十亩，里面亭台楼阁，有荷塘，有花园，有竹林，有水上回廊和假山假石。园内分园，并且各有命名，有的叫“伊甸园”，有的叫“潇湘馆”，中西合壁，不伦不类。建得有些粗糙，没有几块瓷砖是铺得匀整的，面目清晰的，总是歪歪斜斜，枯结着一些水泥浆没有刮去。也没有几个窗子是推得开的，总是被什么东西卡住。这就不得不让人忧虑，园子里的林黛玉光是推窗子关窗子就会成天忙不过来，还有工夫愁肠百结地葬花焚诗？日子长了，顶多也只能喊两声卡OK。
一个两层楼的西式小宾馆正在搭架子施工，据说建好以后要从江浙一带招十个女子来当服务员，专门接待记者和作家，接待参观的客人。
我没有见到主人，据说盐午主要住在县里，偶尔才回来转一转，关照一下这里的两个厂子。我只远远看见了他的住房，在荷塘的中央，是同层楼的一小栋。环看一周，可见它的每一面墙上都冒出三、四个窗式空调机，多得有点无道理，想必厕所里也会有寒风刺骨之虞。整个房子像长满了铁瘤子的水泥怪物。
早些年，我只听说这里的农民有的发了财，一买电扇就是七八个，没地方可装了就往猪栏里装，想不到一眨眼又是空调机时兴起来了。导游者一个劲地要我数一数空调机的数目，见我没在意，就代我一五一十数起来、每一个数字狠狠地咬出口，透出暗暗的嫉恨，又不无自豪感，响亮地灌向我的双耳，好像这些铁瘤子同他们也有什么关系，好像要用富民政策的这一耀眼成果，非让我佩服起来不可。
导游者觉得还不够，不知何时又找来了一个管家，一个后生，据说是认识我的。
当年我到学校代过几天课，他就是我的学生。他拿来了钥匙，要领我到房子里面去参观一下。我却不过盛情，只好跟了上去，穿过曲折回廊，穿过两三个闸门，走入了咣咣当当的水中豪宅。里面装修得确实不错，一片金碧辉煌的吊灯和墙纸。可惜电压不够，空调机打不起来，管家只好给每人发一把蒲扇息汗。电视机也收不到节目，据说附近的差转台还没有建好。电话有两台，一台黑的，一台红的，从摇把话机的模样来看，这里也还没有程控化，再多几台电话恐怕也听不到多少声音——人们说乡政府那个接线员总是不守店，大部分时间用来带她的娃崽。
“你吃茶，吃茶。”有人对我客气了一番。
“好的。”其实我更想找水洗一把汗。
“你看电视，你看。”
“好的，我看。”
管家找着屁股调试了半天，电视里的斜纹布总算少了，浮出花花的图象，是一个外国广告性歌舞的什么录相带。放着放着又出了斜纹记我说可能是带子坏了，想给大家换一盘好的。找了半天，发现没有其它的带子可看，另一盘香港武打片，露得更加厉害。
我已经满头大汗。四周荷塘里蒸腾着热汽，脚下热烘烘的腥红色地毯，简直让每个人的身上都冒出熟肉的气味。我只好躲到门外大口喘气，等其他人把七零八落的歌舞看完。
我后来才知道，把这里叫作“天安门”，是指院子的大门楼，确实是仿天安门建筑，只是微缩了而已。一只被追急了的鸡，大概可以扑扑地飞跃到门楼上去。门楼左右有拱形门洞，有护城河及其跨桥，仿宫墙也一律刷出了深红色。大门前还有两座呲牙咧嘴的石头狮子。遗憾的是，护城河里没有水，只有杂草和偶尔蹦出草丛的一两只癞蛤蟆，站在门楼上的时候，前面没有广场，也不会有纪念碑，只有一排鼻子下面的商业小街，聚列着生意冷落的粉铺和杂货店一类，还有一个蒙着黄尘的空台球桌，有一群群在屋檐下的后生，包括几个蹲在条凳上的，像一些栖息的鸡，无所事事。
那里有一间房挂着大招牌：“天子国际文化俱乐部”，据说是天安门的主人无偿为乡亲们提供服务的。
作为俱乐部的一部分，在门楼的左侧，还有一个大戏台。导游说，今年三月间，县里的剧团到这里唱了整整三天的戏，也是盐午一个人出钱，让乡亲们免费娱乐。
随行人谈论着县剧团一个旦角的什么事。他们的争论被屋檐下蹲着的鸡们关注着，一道道发黄的目光总算有了目标。
我当然惊讶盐午盖起了这么大的宅院，也惊讶他盖出这么可忧的式样——要是早盖十多年，岂不犯下了抗君谋反的杀头之罪？我后来碰到老熟人志煌，才知道其中的原委。志煌说，盐午读中学的时候，家庭成分大，做不起人，有一次在床头贴了张天安门的画片，也被班干部没收。班于部说，贫下中家子弟都没有这样的照片，他这样的地主崽子还有什么资格想念毛主席？天天看天安门？是不是想拿炸药包去谋害伟大领袖？
想必是这件事太让他伤心了，太让他刻骨了。他现在有了钱，什么事也不做，先做一个天安门再说。
他以前没有权利看天安门，好吧，他眼下要让人们知道，他不但可以看，甚至可以造出一个来，就造在你们大家的鼻子前。他可以让他的婆娘和两个娃崽在天安门上耍蛐蛐，耍狗，吃香油饼，打喷嚏。
他为了这个工程欠了不少债，好几次被追债人抓住要割脚筋；还被检查院的警车带走过一回。
民主仓（囚犯的用法）
魁元离开我家之后，并没有回乡下去。大概十来天后，有人敲我的房门，开门一看，是一个蓬头垢面的少年，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烟盒纸，上面有两行圆珠笔写下的字。笔头显然没有油了，好几次把纸都诚破了还没有留下笔划，让我对着亮处猜读。
“少功叔，一定一定要来就（救）我，快！”落款是“魁元”小至（侄）“。
我问这是怎么回事。来人也说不清楚。他不认识魁什么元。只是今天获释之前，有人塞他十块钱，请他送字条，就这么回事。他要是早知道我的家这么难找，给他三十也不会干。他磨磨蹭蹭地不肯走，直到我另外付给了他五块钱才离开。
事情很明白，魁元犯事了，进去了。
我又气又恼，如果魁元那个家伙眼下在我面前，我恐怕就忍不住要拳脚相加了。
不过事已至此；虱子上身甩不脱，我面子再要紧。现在也只得硬着头皮，与不三不四的囚犯打打交道。首先，我得打探清楚拘留所在何处，包括弄清楚省所与市所的区别，还有看守所与收容所与收审所的区别等等。所有回答我的熟人，都对我的耐心解释支吾一下就完事，透出一肚子不会说出口的疑惑。然后，我去单位上开具一些可能有用的证，带上钱，直奔风沙滚滚的郊外。因为摩托跑得太急，路上两次被交通警察拦住罚款，找到拘留所时已经黑，不办公了，只好第二天再去。第二天，我陪上很多笑脸和很多好话，打出了很多香烟，模仿各种方言向每一个大盖帽套个亲近。才得以从围堵着办公室的人群外挤进去，并且与一位操四川腔的女警察说上了话。我总算明白了，魁元的案情是这样的。在码头聚众赌博和斗殴——虽说属于严打范围，考虑到情节还不算太，加上监房也不堪拥挤，对这样的人也可以——作罚款处理。我对这最后四个字喜出望外，用四川话连声道谢。
我带的钱不够，下午又取了一笔钱去，替他交足了罚款、生活费、教育资料费等等，把他领了出来、领他之前还有一个小小的波折：大概是因为囚犯太多，登记有误，监管人员不知道他关在哪个监仓里了。他们忙不过来，让我干等了两三个钟头，最后同情我。让我破例进入监仓区去，一个个仓号自己找。我看见两大排灰色的铁门一直排向远方，每张门上都有一个小小的窗口，挤满了面孔，或者说，是从各个角度拼揉成一个四方块的诸多眼睛，紧密程度超过了刚出冰冻盒的肉砖。我被所有的眼光咬住，被它们期待着。我从第一号开始，费力地要求每一个四方形的肉砖暂时分解一下，裂出一条缝，让我朝缝里大喊一声胡魁元的名字，然后把耳朵凑上去，静听里面的动静。我听到了嗡嗡嗡的嘈杂声音，闻到了某种尿和汗的酸腐气味，还有自己一次次的失望——无人应答。
二十几个窗口都过去了，我的喉头已经开始裂痛的时候，一声细弱的应答才从似乎很遥远很遥远的天边用来，成了铁窗对我若有若无的耳语。我十分奇怪，每间仓号最多也就二三十来个平方把，如何声音来得这么远？如何像来自铁窗后面无限深远的另一个天地？
“呵呵呵——”他好像被什么人掐住了喉管。
他从警察那里领回了拉链拉不上的黑皮包，向警察说了很多痛改前非的话，就不再吭声了，怯怯地坐上摩托后座，偷偷打量我的眼色。一直跑了几公里之后，我才觉得身后这个人挪了挪脚，臭味被风吹散了一些。
回到家里，我第一件事就是命令他站在门口不要动，不要坐，不要沾我家任何东西，立即脱衣进浴室，所有衣物也由我妻收缴成一大包塞进洗衣机。
果不出所料，我妻已经发现了虱子和臭虫，还发现了衣上的血迹，在洗衣机那边惊叫起来。钻出浴室的魁元不好意思地咧了咧嘴，一边梳头一边说：“镜子呢？”
我指了指镜子的方位。
“运气不好，这次进了个民主仓……”
我没听懂。
“不死也脱了层皮。”
“什么民主仓？”
“你不晓得民主仓？”
“我没犯过法。”
“就是……就是……大家民主呵。”
“什么意思？”
“一民主就虱子臭虫多，就打架，就放血。”
我还是没有听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