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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料到一个革命的无性化时代过去之后，另一个无性化的时代又这么快地到来。
这些超级名模们在T型舞台上骨瘦如柴、冷漠无情、面色苍白、不男不女，居然成为了当代女性美的偶像。骨瘦如柴是一种不便于劳动和生育的体态，冷漠无情是一种不适于在公共集体中生活的神态，乌唇和蓝眼影等等似乎暗示出她们夜生活的放纵无度和疲惫不堪，更像是独身者、吸毒者、精神病人以及古代女巫的面目。体重或三围看来已经逼近了生理极限，她们给人的感觉，是她们正挣扎在饿死前的奄奄一息，只是一片飘飘忽忽的影子，一口气就足以吹倒，随时准备牺牲在换装室里或者是走出大剧场的那一刻。
瘦削是这个时代美的金科玉律，催生出“骨感美人”这一新的流行词。一位英国评论家说过：“在食物异常充足的西方，肥胖成了严重问题，因此苗条等同于健康和美丽；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比方印度），丰满的女性则受人欣赏，较胖的男性则被认为更具阳刚之气。”（见1999年6期《焦点》杂志）我们可以想象，古代的权贵男人们其实也没有过上太好的日子，频繁的征战、疾病、灾荒等等使他们的体重十分有限，因此古希腊爱神阿芙罗蒂忒以及中国唐代贵妃杨玉环都是胖姐，罗马人甚至将女性脖子上堆积的肉环誉为“维纳斯环（Venusrings）”，达。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在很多人的眼里更是一个超重大甜薯。我们还可以想象，是汽车、飞机、电梯以及机器人增加了当今男人们的皮下脂肪，是啤酒、巧克力、快餐以及宴席膨胀了当今男人们的肚腩，是文明仪礼和舒适生活使当今男人身上浮现出某种女式的白净和细腻，因此，当他们掌握了政权、资金、报纸、电视、高价入场券以后，当然需要T型舞台上的瘦削和再瘦削和再再瘦削，以平衡男人世界里多见的肥膘哪怕瘦削得失去了性征，瘦削得像个女巫。在这个时候，瘦削甚至是中上等人士有条件（有运动的闲暇）和有知识（懂得营养学）瘦削下来的阶级标志。
男人们在健身房和美容医院里力图实现的目标，女模特们都很明白，于是争相在T型舞台上代他们预支对瘦削的想象，哪怕滑向一种失控的夸张。
2002年6期的《读者文摘》警告：“肥胖症每年正在夺去美国三十万人的生命”。但食品营养还没有富足得让所有的男人都恐肥。于是在欧美国家的T型舞台之外，在这一类上流社会的特定场所之外，肥胖在穷国的贫民圈里并不是普遍现象，那里的人体美也就没有特别极端化的瘦削。这正如中国近古时期女人缠足只是上流社会的时尚，即便也被一些上流社会的追慕者所模仿，但就总的情况来说，劳动大众还是以女人的天足为实用，以女人的天足为美。在这个意义上，这个世界的趣味是分裂的，趣味与财富的分配有着依稀可辨的联系。穷国贫民的美学趣味一般来说较为接近自然，较为平庸也较为可靠，至少不大有人为的身体自残这种自残曾经表现为摇摇晃晃的小脚，今天则表现为T型舞台上看似奄奄一息的超级模特，表现为她们对生命正常形象的一步步远离。
老人
我对小雁说过我的一次惊愕。在巴黎的一个小博物馆里，我正在等待朋友的到来。大厅两侧的高墙上各挂有一排老人的照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看不懂那些法文的说明文字。使我突然大吃一惊的是，我在墙上看到了我的母亲，一个脸上皱纹密布的老妇，头发已经稀疏和干枯，太阳穴深深地陷塌下去，就像她从阳台上回首的那一刻，擦去一滴挂在鼻尖的凉鼻涕，终于把我盼回了家并且责怪我穿得太少。
她当然不是我的母亲，而是一位我不知名的法兰西人，只是与我母亲有惊人的相似而已。既然是如此相似，她想必也曾经每天站在阳台上，鼻尖挂着一滴凉鼻涕，想必也每天都等候儿子归来，并且毫无道理地担心着儿子穿衣太少。
褪去了种族的痕迹，一个中国老妇人出现在法国博物馆的照片上，真是让人大惊失色。当我把墙上两排老人的照片都一一看过，我才发现那些面容也全是种族莫辨，如果把他们说成中国人、印度人、斯拉夫人、巴西人、朝鲜人，大概也无人生疑，也十分顺眼。也许老人就是老人，全世界的老人都面临着共同的大限，也就有了种族莫辨的老态龙钟。正像孩子就是孩子，全世界的孩子都是赤条条地闯来，于是无论地处天南或地北，都会有大眼睛或圆球脸，都在流涎水或咬指头，都能变幻出哭相或呆相，没有太大的种族差别，其最初的肤色与发色也模糊不清。
种族体态的浮现是后来的事，性别体态的浮现是更后来的事，还有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制度等等则是更更后来的事，所带来的生理特征差别，需要在一个人完全成年时才能成型。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一个法兰西女人与一个中国女人，才会形貌迥异和姿态殊分，得以被人们一眼就辨别出来。由此可见，种族、性别、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制度等等，烙印在鼻梁上或者下巴上，烙印在肩膀上或者面颊上，差不多都是青壮年时期的景观，是一支乐曲的展开部和变奏部，却不是起始部和结束部。它们定时出没，在人们生命的过程中像潮水一样涌现，又会像潮水一样隐退，在一定的时候使相同的生命形色各异，在一定的时候又使不同的生命彼此消融面容在久别以后重逢，回归于统一的规格和型号，就像出自某些模具。老人和孩子，这些最接近上帝的人，是真正平等的生命。
方式
我不大给母亲钱。这种冷冰冰的纸票子，也能让她高兴，但程度非常有限。经过一些尝试之后，我注意把钱换成具体的东西，比如布料、毛衣、鞋袜、鱼、鸡、水果、红枣、红薯以及镜子一类日用品，把纸票子换成有更多体积、重量、颜色、气味、声音的实物，变成她感官上的应接不暇，一定能使她更高兴哪怕这些实物比我往日给的钱低廉许多，哪怕这些实物会使她忙来忙去，更多一些劳累。
她其实就喜欢这种劳累。鱼在跳，鸡在叫，几颗红枣从这个瓶子转到那个瓶子，几个红薯从这个篮子转到那个篮子，还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事吗？
人活着需要感觉，需要气氛，很多时候并不在乎抽象的货有所值。我后来把这种方式运用于海南省一个单位的管理，宁可多费点时间和精力，总是把一部分奖金换成实物，于是员工们手忙脚乱眉开眼笑热火朝天，比数数票子要精神振奋得多。
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人的管理，对人们感觉的管理。感觉找对了没有，所谓“气”顺了没有，可以导致超常规的效率或超常规的亏损，可惜这一点常常成为某些管理者的盲区。实行养老退休社会保障以后，某地管理部门发现有人隐瞒亲人的死亡，冒领养老金，造成很大漏洞，于是完善制度，通知所有的养老者每年到派出所开具该人“活着”的证明，上报社会保障局，以作发放资金的依据。从管理的效率和周密来说，这样做无可厚非，似乎也没有别的什么选择。但这一通知所规定的办事方式让养老者们怒不可遏：你想想，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或老太婆，得摇摇晃晃走到派出所去，让毛头小警察对着照片证明自己“活着”，似乎谁都不大相信你活得了今天还能活明天。如果自己体弱病重无法到场，小警察就会与代办人纠缠不清，长时间把你的名字与“癌症”、“冠心病”、“中风瘫痪”一类恶心的字眼搅和在一起，甚至会对你依然在世的真实性深感怀疑，似乎你很可能早已不在这间房里这张床上，早已成了坟墓里一团烂泥。据说，小雁的父亲坚决拒绝这样的证明，宁可不要养老金。
社会保障局的人对他较为尊敬，事后上门来做他的说服工作。他拍着胸膛大吼：“老子一个大活人在这里，还要什么证明？”来人苦笑着低声说：“您老是活着，但别人不知道呵。”老爷子生气了，扬起拐杖要把来人打出门去，不料自己血压猛升，栽倒在地，两天后倒真的死了。
抽烟
小雁和很多女同学都抽过烟。当时抽烟几乎是一种成人仪式。男知青人人都抽，女知青不甘人后，偶尔也硬着头皮呛上几口，呛出脸上痛苦不堪的成熟。知青们其实没有钱买烟，连便宜到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牌香烟都买不起了，就找农民讨一些旱烟叶，缠成卷，塞在床脚下，压出足够的紧密以后再来细细切丝。切出蓬松细软的烟丝是要一点技术的，用废纸卷出紧凑细长的土烟卷也是要有一点技术的。
有了空中这种尖刻刺鼻的气味，男人就有了吞云吐雾的张扬，有了区别于女人和孩子的特征，也多了男人之间的话题和忙碌：借烟，还烟，品烟，评烟，做烟等等，闲时不做这些又能做些什么？太平墟一个青年农民去相亲，女子看来看去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对地上没有烟头大为不满：“不抽烟也不喝酒，活一世只吃几粒米，不像个麻雀子么？”这位女子居然把亲事给拒绝了。
抽烟在其它处境下，当然也还会有其它的义涵。比如当时农民大多是抽烟的，为了表现出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政治姿态，知青们便争相向尼古丁和烟焦油靠拢。这正像美国六十年代的反叛青年以吸大麻为时尚，因为大麻来自下层民间，因为贫穷流浪者那里更多瘾君子，中产阶级的少男少女们便据此求得阶级身份的转换，宣示自己对主流社会的决不妥协。在这些情况下，中国吸旱烟和美国抽大麻都与生理需求无关，只是一种光荣成为穷人的精神加冕。
军装
老木闯进我家门的时候，嘴角有血，头上和身上有泥尘，吓了我一跳。我问发生了什么事，他不说，直到洗脸的时候才忍不住嚎啕大哭。
我后来才知道，他这天在学校里挨打了。学校里闹起了红卫兵，是第一代红卫兵，那些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的子弟。他们在教室里贴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流行对联，宣布对老木这一类反动家庭的子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教室的大门是供好汉们通行的，混蛋们被勒令跳窗出入。学校的大门也是供好汉们通行的，混蛋们被勒令翻墙出入。老木不敢抗令，要他跳窗就跳窗，要他翻墙就翻墙，灰溜溜如丧家之犬。但这还不够，红卫兵发现了他居然身穿一件军上衣，是一大敌情。
军装是那个时代最高贵的服装。在我生活的南方，南下军人是各级政权的主体成分，军装代表了秩序和权威，军号指挥着很多权力机关的作息。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军帽、军装、军鞋、军皮带、军挎包、军人味的普通话，包括军人中流行的京腔粗话“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