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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乎绝望。
他有点生气，“我是五十六么！哲学就哲学，改我的年龄做什么？年龄碍哲学么事？”
“不是要让你的事迹更加感人么？”我把已经讲过的道理仔仔细细又讲了一遍，强调龙家滩的一个老人家七十岁讲养猪的哲学，上了广播，五十六岁比起七十岁来，实在太少了一点，说不过去的。
“我早晓得哲学不是什么正经事，呀哇嘴巴，捏古造今。共产党就是喜欢满妹子胯里夹萝卜——搞假家伙。”
这些反动话让我吓了一跳。
正好这时候有个公社干部来了，看见了我们。罗伯迎出门去，说起我们正在做的事，眼睛眨巴眨巴像没有睡醒：“哲学么。学！不学还行？我昨日学到晚上三更，越学越有劲。伪政府时候你想学进不得学堂门，如今共产党请你学，还不是关心贫下中农？这哲学是明白学，道理学，劲势学。学得及时，学得好！”
干部听了满面笑容，说到底是老贫农，思想境界确实题，你看总结得多好？多深刻？明白学，道理学，劲势学。
我暗暗佩服，罗伯灵机应变，而且出口成章，虽然总是睡眼惺松之相，说起来却是一套一套的，一下就说到听者的痒处。
在后来才知道，他就是个这样的人，从不同乡亲们红睑，一张嘴巴两张皮，见人说话，见鬼打卦，总是把人家爱听的话说得头头是道。碰到喂了猪的人，他就说喂猪好：“自己养的猪，想吃哪里就吃哪里，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何必屠房里去冷脸挨热脸？”碰到没有喂猪的人，他又说不喂猪的好：“想吃肉，拿钱到屠房里去剁就是，几多别脱！何必喂猪劳那个神？天天三顿潲，自己都吃不饱，还要先喂饱它，你说气人不气人！”碰到生了伢崽的，他就说男好：“做事还是要靠食，挑得担子使得牛，这是你有福。”碰到生了女崽的，他就说女好：“收了媳妇失个崽，嫁了妹崽得个郎。你看看几个猪嬲的后生伢子真有孝心？做好事。
还是女的疼爷娘，以后你粑粑有得吃，鞋袜不愁穿，恭喜恭喜。“
他讲来又讲去，倒也不见得是讲假话，倒是句句见真心，讲得实在，雄辩有力，一脸的认真严肃。马桥人说他最会“打玄讲”。玄是玄学，阴阳之洛因是因非，即此即彼，玄道本就是不可执于一端的圆通，永远说得清也永远说不清。
他自己没有子嗣，只有个干崽，是平江县的。根据本地人的习俗，生了娃崽之后第一个撞进家的客人，是这个娃崽的“逢生干爷”或“逢生干娘”。罗伯很多年前有一次到平江去贩枞青，去路边一户人家讨口水喝，刚好撞了弄璋之喜，也就干爷了一回，后来每次到平江，记得给干崽子带一包红薯。他没料到干崽子后来人了红军，竟然当上了将军，进了城以后还接他到南京住。他说他是个没福气的人，上了南京大码头之后，被将军夫妇接到小乌龟车里，车一动，立刻感到天旋地转，忍不住大喊大叫，一定要下车。最后，将军只好陪着他走路，汽车在身后慢慢随行。
他也不习惯将军家里没有火塘，没有尿桶。屋后面那一块空地，本可以好好育上一园子菜。他好容易把它挖翻了，平整了，就是找不到尿桶。拿水桶和搪瓷缸去上粪肥，又招将军夫人和两个妹崽捂着鼻子尖叫，埋怨他不讲卫生，不文明、他一生气，整整一天不吃饭，硬是逼着将军买了张船票送他回马桥。
“懒！”他谈起两个干孙女就摇头，“太科学了，长得一身肉坨坨的，喂不得猪纺不得纱，以后何事到夫家放锅？”
听说将军逢年过节都给他寄点钱来，我不免羡慕地打听。
“哪有好多钱呢？抠，抠得很。”他挖着布袋里的烟丝，眼皤睡了好一阵，嘴里含含糊糊，“也就是……就是……三四块钱。”
“不止吧？”
“我这么大的年纪，还会讲假？满妹子的耳屎——就这么多！”
“我又不找你土改！”
“要不你抄家，你抄家！”
我对他这一段颇感兴趣，觉得正体现了老贫农朴素勤劳的阶级本色（不愿在城里享清福），又展示了他光荣历史（比方说与红军有密切的关系），希望能写到他的报告中去。我没料到，一旦说深了，他的玄气又冒出来了，反而搞得我云里雾里。
他是歌颂红军的，是一直在歌颂红军的，说着说着就变了味；说红军好毒辣呵——有个排长拉老乡关系，结兄弟，新来的连长就把他当反革命杀了。连长才十六岁，个头又矮，砍人家的脑壳还要跳起来砍，砍得直往天上喷，他就凑在颈根上趁热喝，骇不骇人？说到阶级敌人，他甚至流出了反动的眼泪。“马疤子算什么坏人呵？正工经作田的人，刚烈的人。可怜，好容易投了个诚，也是你们要他投的，投了又说他是假投，整得他烟土，恤人呵……”
他用手掌向上推着鼻孔。
我不得不制止他，“你哭什么？你好糊涂，共产党清匪反霸是革命行动，你为马疤了鸣什么不平？”
“我……哭不得？”他有点不解。
“当然哭不得。哭不得。你是贫农。你想想，你刚才是哭谁？”
“我这个脑壳已经不是个脑壳。我说了不讲，你硬要我讲！”
“那倒也不是，有些地方还是讲的好。”
他要去解手，一去就去了半个来钟头，让我觉得奇怪。等他回来，我引导他多回忆一些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让他喝口水，定定神，重新开始。到这个时候，他才回到了老贫农的身份。他说起国民党剿共，好毒辣，好毒辣呵。连婆娘娃崽也一起杀，三岁的伢崽，抓起来往墙上一甩，哼都没有哼一声，就脑壳开了花。有的被丢到砖窑里烧，烧得皮肉臭，臭气三天三晚还散不尽。他说起陆大麻子，大概是一个国民党的头目，做事最阴险，取了红军的肝肺，偷偷地温在一大锅牛肉里，要大家吃。他罗玉兴开始不知情，吃了以后才听说，当时就呕得肠子都要翻出来了……
他也当过一个月的红军，掉了队，才回了家。他差一点也被陆大麻子取了肝肺，幸亏他卖了备给老娘的一口棺材，办了三桌陪罪酒，又求了两个人作保，才留下一条命。
“陆大麻子我捅他的祖宗！他是老虫和猪的种，又蠢又恶，要死七天七晚还不得落气！”说到老娘的棺材，他忍不住大吼大叫。鼻涕眼泪又来了，再次用手掌向上推鼻孔。
这次推得我比较放心。
“不是毛主席、共产党来了，哪有我罗玉兴的今天！”
“说得好，到了台上你也要这样说，一定要哭出来。”
“哭，当然要哭的！”
结果很遗憾：没有哭出来。不过还算好，他虽然紧张得有点结巴，基本上按照背熟的稿子讲下来，从历史到现实，从个人到社会，运用了“本质与现象”之类的哲学，既讲了自己的优秀事迹，又颂扬了社会主义。他十八扯不是太厉害，在我事先一再警告下，总算没有讲出他曾经给国民党当挑夫以及吃过美国面粉之类的蠢话。
他顶多是批判修正主义哲学时加一点即兴，说修正主义确实坏，不但要谋害毛主席，还害得我们现在来开会，耽误工。这虽然没有抓住要害，却也符合主题。
我和他三天时间的背诵，还算没有白费工夫。
他后来被公社里指名，到其它公社去讲过几回。那以后，我临时调到县文化馆写剧本，就与他接触不多了。只听说他有次从外面出哲学工回来，在路上遭一条疯狗袭击，腿上被咬了一口，没有及时诊治，卧床半年多。再后来，就散发了，就死了。
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额上贴着青药，瘦得只见两只眼睛，在田边看牛。
一只金黄色的蝴蝶叮在牛背上。
问起他的病，他睁大眼睛对我说：“你说怪不怪，狗从不咬我的，只咬现地方。”
这话听来有些别扭。
他撩起一只脚给我看。他的意思是，这条脚上有一块疤，以前镰刀割在这里，摔跤碰破这里，到头来狗也咬在这里。他对这种重复百思不得其解。
“快好了吧？”
“何事好得了？”
“打了针吧？”
“天下郎中者只治病，治不了命。”
“你老人家要有信心，会好的。”
“好有什么好？还不又要去出牛马力？打禾，挖山，有什么好事？还不如我现在看牛。”
“你还不想好呵？”
“不好又有什么好？一步路都走得痛，茅厕都蹲不得。”
他什么话都可以说得顺溜。
他手里拿着一个粉红色的小收音机，大概是他干儿子将军最近捎给他的，在乡下人看来十分稀罕。
“这是个好家伙，”他是指收音机，“一天到晚讲个不停，唱个不停，不晓得哪里这么足的劲势。”
他把收音机拿到我的耳边。我听不太清楚，声音太小，大概是电池不够用了。
“北京下不下雨，我每天都晓得。”他笑着说。
我后来才知道，这时的他已经病膏肓，自己把寿鞋一类都放在床头了，怕到时候来不及芽、但他还是平静如常地起床看了两天牛，给牛栏换了一轮新草，搓了两根牛绳，还笑着同我谈起了北京的雨。
模范（晴天的用法）
公社里要各个队推举一名学习哲学的模范，到公杜开会。本义不在家，就由罗伯作主。他吃过早饭后慢悠悠地来到晒坪里，不慌不忙先在坪里转游一阵，把一只爬入晒坪的蜗牛送人草丛，怕大家踩着它，做完了这件事再给大家派工、他眨着总是打不开的眼皮，低头卷烟草末，说志煌五成以及兆青要使；复查要散牛栏粪；盐早呢，打农药；婆娘和下放崽都去锄油菜；模范么，万玉去当。
我忍不住好笑，“模范……不评选一下么？”
罗伯有点奇怪，“万玉不去哪个去？他一个娘娘腰，使牛使不好，散粪没得劲，昨天还说指头肿，锄油菜恐怕也是个龙弹琴。算来算去，没有人了呵。只有他合适。”
在场的人也觉得叫万玉当模范合理。说总不能让复查去吧？要是落雨天，也就让复查去算了，他文化高。问题是今天一个好晴天，工夫得做出来。要是复查去了，牛栏粪哪个散？团鱼丘还不散粪，明日就要下犁，何事搞得赢？
一双双疑惑不解的眼睛盯着我。我这才明白，“模范”这个词，在晴天和雨天里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我只得跟着拥护万玉。
茹饭（春天的用法）
春天到了，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语言变化的季节。罗伯的一个远方侄儿来山里挑炭，已经走到罗伯门口，主人顺口说了一句：“茹饭了？”
“茹饭”就是吃饭，古人“茹毛饮血”就是有同一意义上使用“茹”字；见面问一问对方茹了没有，是马桥人一种习惯，也是一种书里的铺张浪费，一般来说，是句不可当真的世故。
同样不可当真的回答应该是。“茹了。”——尤其在眼下的春天，在青黄不接家家吃浆之际，在多数人都饿得成大脚跟发软膝盖发凉之际。
没料到侄儿有点呆气，硬邦邦回了一句“没茹”，使罗伯一时手足无措，吃了一惊。他间：“真地没茹？”后生说：“真的没茹。”罗眨眨眼，“你这个人就是，茹了就茹了，没茹就没茹，到底茹了没有？”后生被逼出一脸苦相，“真的没茹呵。”
罗有点生气：“我晓得你，从来不讲老实话。茹了说没茹，没茹呢说茹了，搞什么鬼么！你要是真地没有茹，我就去煮，柴是现成的，米是现成的，一把火就成了。
要不，到人家那里借一碗也便当得很，你讲什么客气呢！“后生被这一番得晕头转向，不明白自己刚才客气在何处，很惭愧地冒出了汗珠，”我……我真的……“
罗气势汹汹地说：“你呀你，都要收婆娘了，说句话还是琐琐碎碎，不别脱，不砍切，有什么不好说的？到了这里，到了家里一样。又不是外人。茹了就是茹了，没茹就是没茹。”
后生已无招架之功，被逼无奈，只好很不情愿地吞吞吐吐：“我……茹……”
罗激动地一拍大腿，“我晓得吧？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还不是？你是诳我。我都快满花甲了，你在我面前还没有一句老实话。作孽呵。坐吧。”
他指了指门槛边的一张凳子。
侄儿低着头没敢坐，喝了一碗冷水，担着木炭走了。罗伯要他歇一阵再走，侄儿低声说再歇就晚了。
罗伯说你的草鞋烂了，换一双去。
侄儿说新草鞋打脚，不换了。
不久，侄儿过罗江时下淘洗澡，不慎淹死。罗伯自己没有后代，与远方的一个兄弟共着这一线香火。大概是他兄弟夫妇怕他伤心，怕他责怪，对他也瞒，只说是他侄儿招工到城里去了，走时太匆忙，来不及向他辞行。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罗伯还时不时笑眯眯提到他的侄儿。别人要找他借一根圆木，他就说，木头要留给侄儿打床铺收婆娘的，如今侄儿是吃国家粮的了，城里样样熟讲究洋式，他这张新床还得清街上的木匠来。人家卖给他一只山鸡，他笑眯眯地说，这个好，他要烧把烟子熏起来，留着等他侄儿来了再吃。
日子久了，耳风徐徐传遍马桥，人们都知道他的侄儿已经夭折，也怀疑罗伯是否真正上蒙在鼓里。听到他提起他侄儿，忍不住前他多看一眼。他似乎也从人们的目光里觉到了什么，有不易察觉的短解一顿，想做什么却突然忘了般的惶惶。
人们越是等待着他改口，他反而越有坚持下去的顽强，甚至不能容忍旁人把他的侄儿当作忌讳，小心地回避。看到人家的娃崽，他有时会突然主动冒出一句；
“有小不愁大。我那个侄，看着看着他玩鸡屎，一眨眼不就当国家工人去了可？”
“是呵是呵……”
旁人含糊其词。
罗伯要求很高，不能容忍这种含糊，必须进一步强调他的侄儿，“猪嬲的，也没有看见他写个信来。你们说养崽有什么用？未必就真地那样忙？城里我不是没去过，忙什么忙？一天到晚就是耍。”
旁人还是不会接话，偷偷地交换一下眼色而已。
他抹一把睑，“做好事，我也不要他回来看。看什么？有肉多一个人不晓得吃？
有棉我一个人不晓得穿？“
他把侄儿谈够了，把伯父的架了摆够了，把伯父的幸福和烦恼体会够了，这才背着双手，低下头走向他的茅屋。他的背脊想必是难以承受人们太多怀疑的目光，一眨眼就驼了下去。
你老人家（以及其他）
这个词没有什么实际含义，只是一种谦词，对老人、后生乃至娃崽都可以说的。
说多了，客套的意思也渐渐流失，相当于言语间咳嗽或哈欠的插入，隐形于词句之间，耳熟的人不会放在心上，不会感觉到它们的存在。比方有人间供销社杀了猪没有。答者说：“杀了你老人家。”又问；你买了肉没有？答者说：“买了你老人家。”
在这里，“你老人家”是应该由听者听而不闻，随时给予删除的，否则怎么听也会刺耳。罗伯曾经在路上遇到一个女知青扭秧，笑嘻嘻地打招呼：“扭秧呵你老人家？”
女知青是刚来的，模样不是太好看，不禁大为生气地扭头而去，事后对别人说：“你们说那个老家伙的嘴巴臭不臭？我皮是黑。点，总不至于就成了老人家吧？未必比他还老？”
这就是外人还没有习惯虚言的结果，也说明知青一时不明白马桥人贵老而贱少的传统；把你往老里夸，其实是奉承。
仔细的清查将会发现，语言的分布和生长并不均匀。有事无言，有言无事，如此无序失衡的情况一直存在。好比同一个世界里，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涝得太厉害了，把好端端的词话泡得虚肿畸肥，即便大水退了也还是涝疾遍地。外人到了日本，不可不注意一些叫作“世辞”的废话。假如有日本人对你的产品颇为夸奖，对你的计划大加赞许，但并没有与你商谈具体合作步骤，你就千万不要当真，不必在家傻等对方的订货单。外人到了法国巴黎同样需要警惕，假如有人邀请你到他家去做客，不管他热情洋溢到何种程度，不管他如何拍肩握手甚至于同你拥抱贴脸，只要他没有给你他的具体地址，没有约定具体时间，你就可以付之一笑，将其看作交际礼仪中的虚，看作某种通用规格的友情空头支票，不要放在心上。更不要把电话打过去问“我什么时候来呵？”
不能说，日本人和法国人特别虚伪，中国人有言无事的本领也很高强。长期以来，马桥语言中类如“革命群众”／“全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在上级的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