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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金刚中的尹道师，有时候还去远乡做点道场。胡二则去过县城讨饭，一去就个多月不回村。县里发了话来，说马桥的人进城讨饭影响太坏，村里应该严加管束，实在有困难的就应该扶助救济，搞社会主义不能饿死人。老村长罗伯无法，只好叫会计马复查从仓里出了一箩谷，给神仙府送去。
马鸣是很硬气的人，瞪大眼睛说：“非也，人民群众血汗，你们拿来送人情，岂有此理！”
他反倒有了道理。
复查只好把一箩谷又扛了回来。
马鸣不吃嗟来之食，甚至不用他人的水。他没有为村里的井打过石头，挑过泥巴，就决不去井边汲水。他总是提着他的木桶，去两三里路以下的溪边去，常常累得额上青筋突暴，大口喘气，一桶水压得全身几根骨头胡乱扭成一把，走几步就要歇三步，鼻子不是鼻子嘴不是嘴地哎哎哟哟。有人见此情形有点同情，说全村人的井，就少了你的一口水？他咬紧牙恨恨地说：“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或者标榜他的讲究。“溪里的水甜。”
有人敬过他一碗姜盐芝麻茶，定局要他喝下去。他喝后还没走出十步，就哇哇哇地呕吐起来，吐得悬涎悠悠两眼翻白。他说不是他不领情，实在是他的肠胃沾不得这等俗食了，这井里的水一股鸭屎味，如何入得了口？当然，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受过他人之惠，比方他身上那件无论冬夏都裹着的棉袄，就是村里给他的救济。他开始坚辞不受，直到老村长改了口，说这不是救济，算是请他给村里帮个忙，不要再穿得破破烂烂到外面去坏了马桥的脸面，他这才成人之美，助人为乐，勉勉强强把新袄子收了下来。而且以后每提起这件事，就像吃了天大的亏，说不看他老村长上了年纪，他是断断不给这个面子的——这袄子烧骨头，无病也会穿出病来。
他确实不怕冷，时常在外面露宿，走到什么地方不想走了，一个哈欠，和衣倒下盘成一个饼，有时盘在檐下，在时盘在井边，也没见他盘出什么病来。用他的话来说，睡在屋外上可以通天气，下可以接地气，子时纳阴中之阳，午时采阳中之阴，是最补身子的。他又说人生就是一梦，人生最要紧的就是梦。睡在蚁穴边可做帝王梦，睡在花丛里可做风流梦，睡在流沙前可做黄金梦，睡在坟墓上可做鬼神梦。他一辈子什么都可少得，就是梦少不得。他一辈子什么都可以不讲究，就是睡的地方不可不讲究。他最可怜世人只活了个醒，没有活个觉，觉醒觉醒么，觉还在前。不会做梦的人等于只活了一半，实在是冤天枉地。
他的这些话，都被人们当作疯话，当作笑话。这使他与村人的敌意日益加深，在公众面前更多地出现沉默和怒目。
确切地说，他是一个与公众没有关系的人，与马桥的法律、道德以及各种政治变化都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土改、清匪反霸、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社教四清、文化大革命，这一切都对他无效，都不是他的历史，都只是他远远观赏的某种把戏，不能影响他丝毫。办食堂的那一年，有一个外来的干部居然不谙事，把他一绳子捆到工地去劳改，结果无论如何棒打鞭抽，他还是翻着白眼，宁死不劳，宁死不立——硬是赖在泥浆里打滚不站起来。而且既然来了就不那么容易回去，他口口声声要死在那个干部面前，干部不论走到哪里他就爬到哪里，最后还是被别人七手八脚抬回神仙府去。他不打算做人，就比任何权威更强大。他轻易挫败了社会对他的最后一次侵扰，从此更加成为了马桥的一个无，一块空白，一片飘飘忽忽的影子。以至后来的成分复查、口粮分配、生育计划乃至人口统计——我协助村里做过这样一些工作——谁也没有想起还有一个马鸣，不觉得应该考虑到他。
全国的人口统计里，肯定不包括他。
全世界的人口统计里，肯定不包括他。
显然，他已经不成其为人。
如果他不是人，那么他是什么呢？社会是人的组合。他拒绝了社会，也就被社会取消了人的资格——他终于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在我的猜想中，他从来就想成仙。
我略感惊讶的是，在马桥以及附近一带，像马鸣这样自愿退出了人境的活物还不少。在马桥就有过四大金刚，据说远近的大多数村寨依旧有这样的杆子，只是不大为外人所知。如果不是外人偶然地发现，好奇地打听，人们是不会谈到这些活物，也差不多忘了这么回事。他们是这个世界里已经坍缩和消失了的另外一个世界。
复查说过，他们根本不醒（参见词条“醒”），父母大多数也并不贫寒，而且聪明得不和气。他们小的时候不过是调皮一点，不好生读书，算是最初的迹象。比如马鸣，他从不做作业，做对联倒是出口成章，其中有一付是“看国旗五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反动虽反动，对仗倒是天衣无缝。是不是？批斗他的时候，谁都赞叹这个娃崽的文才了得。这样的人一旦失其怙恃就烂起来了，就科学（参见词条“科学”）起来了，不晓得是中了什么魔。
龙
“龙”是粗痞之词，指男人的阳具。在马桥，可以经常听到这样的咒骂：你这条死龙！
你看他那简岩（呆）龙！
龙哎，你踩了我的脚都不晓得么？
……
万玉口里也不干不净，但容不得别人把他骂作龙。一旦蒙受这种侮辱，他一脸涨红，摸到石头就是石头，摸到锄头就是锄头，要跟对方拼命，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最后一次看见万玉，是从县城里回马桥去，带去了他托我买的肥皂和女式袜子。我在他的茅屋前看见他的儿子，被他警觉地挡在门外，朝我吐口水。我说我是来看他爹爹的。
我的话肯定被床上的万玉听到了。他等我走到床前，突然撩起着黑色的破蚊帐，一张脸闯上来。“看什么看什么，就这个样！”
这一点也不好笑。他的脸蜡黄，瘦若干柴，让我暗暗吃惊。
“好想念你，都要得相思病了。”
这同样没什么好笑。
问过病情，我可惜他没有到城里去唱歌、他连连摇手，“做好事，你做好事。
搞农业的歌？那锄头尿桶戳里戳气的东西也叫歌？“
他叹了口气，说最有意思的是从前，从正月到三月八，什么事也不做，天天都是耍，都是发歌。这村发到那村，这山发到那山，好耍得很。他说伢崽女崽发堂歌，对面坐着发，发出意思来了，发完一首就把凳子往前挪一寸，挪到最后、两张凳子合成排，两人相搂相偎，面颊厮摩，你在我耳边发，我在你耳边发，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只有对方一人听得清楚。这叫“耳边歌”。他眉飞色舞两眼发亮，“啧啧啧，那些妹崽都是豆腐肉，一掐就掐得出水来的！”
这一天我也无聊，对下流歌有些好奇，央求他唱一点给我听听。他扭捏一阵，半推半就地约定，“这是你要我犯错误的？”
“我给你买肥皂袜子，你就不感谢一下？”
他精神大振，跳下床来，在屋里走了一圈又一圈，才算是润好了嗓子，运好了气。我突然发现，他如此矫健，如此雄武，病色一扫而光，眼里射出两柱电光。
他唱了几句，我还没来得及理解，他连连摇手，猛烈地咳嗽，说不出话来，手慢慢地伸向床沿。
“我怕是发不得歌了。”他紧紧抓住我的手，手很凉。
“不，你唱得蛮好听。”
“真地好听？”
“当然，当然。”
“你莫哄我。”
“不哄你。”
“你说我往后还唱得？”
“当然。当然。”
“你凭什么晓得我还唱得？”
我喝水。
他目光暗了，长叹一声，头向床里面偏过去，“我唱不得了，唱不得了，这只怪何部长太毒辣了呵。”
他又开始了对何部长莫名其妙的仇恨。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能把一碗冷水喝得足够的长久。
几个月后的一天，远处来者不善地鞭炮炸响。我出门一打听，是万玉散发了，也就是死了（参见词条“散发”）。据说他死的时候床边根本没有人，硬了一天多才被隔壁的兆青发现。据说他落气时口袋里只剩下三颗蚕豆，家无隔夜粮。他留下一个十来岁的伢崽，早被他一个远方舅舅领走。他家徒四壁我是看到了的，到处是蛛网和鸭粪，空荡荡的屋里连一个柜子都没有，衣物永远堆放在一个破摇篮里，邻家的小鸡在上面跳来跳去。人们说，他一辈子就是吃了女人的亏，如果不是这样，他婆娘恐怕也不会同他打离婚的，总还要搞一口热饭给他吃吧。
他连下葬的棺木也没有，最后还是本义出了一箩谷，队上另外补助了一箩谷，为他换来两根杉树，做了个阴宅。
按照当地风俗，人们在他的棺木里枕了一小袋米，在他嘴里塞了一枚铜钱。给他换衣的时候，兆青突然发现：“他没有龙呵！”
众人一愣。
“真的！”
“真真是没有龙！”
一个又一个去尸体边看了一眼，发现这个男人真是没有龙，也就是没有男人的阳物，无不惊讶万分。
到了傍晚，消息传遍整个村子，女人们也在乍惊乍疑地交头接耳。只有罗伯有点不以为然，显得胸有成竹地说，不用猜也应该看得出来，万玉若不是个阉官子，为什么连胡子眉毛都没有？他还说，他早就听人说了，万玉十多年前在长乐街调戏一个大户人家的婆娘，被当场捉拿。东家是长乐街上的一霸，又是伪政府的团防头目，不管万玉如何求饶，一刀割了他的龙根。
人们听完这些话，唏嘘不已。联想到万玉一直忠心耿耿地在女人面前讨好，给她们干活，替她们挨打，这是何苦来着？打了几十年的雷，没有下一滴雨；喂了几十年猪，没吃到一团肉，疯了么？到头来，这唯一的娃崽都不是自己的骨肉——人们想起来了，那个娃崽确实长得完全不像万玉。
没有了万玉，村子里安静多了，少了很多歌声。有时候好像听到了隐隐的尖啸，仔细一听，不是万玉，是风声。
万玉就埋在天子岭下。我后来上山砍柴，几次从他身边走过。清明节的时候，我看见那一片坟地里，他的坟最为热闹，坟头的杂草都被拔去了，有很多纸灰，有残烛残香，还有一碗碗的饭充作祭品。我还看见一些面熟和面生的妇人，村里的和远处来的，去那里哭哭泣泣，有的还红了眼睛。她们哭得一点也不躲闪，一点也不扭怩，张家坊一位胖妇人甚至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着大腿，把万玉嚎践成她的肝她的肺，痛惜她的肝和肺穷了一辈子，死的时候自己只有三颗蚕豆。这几乎是一次女界的自发集会。我奇怪她们的丈夫都不来干涉这种眼泪。
复查说，他们都欠了万推匠的工钱，不会说什么的。我想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他们觉得万玉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同自己的女人不会有什么可疑的关系，不再值得提防，不必同他计较。
龙（续）
马桥人把龙都画成黑色的，有鹿角，鹰爪，蛇身，牛头，虾须，虎牙，马脸，鱼鳞，等等，一样都不能少。这些龙画在墙上，镜上，或者雕花床上，还得配上波涛和云彩，海陆空一应俱全。这样看来，龙根本不是一个什么动物，与远古时代的恐龙也完全没有关系。龙是一种中国式的所有动物集大成，是世上所有生命的概括抽象。
龙只是一种观念。一个面面俱到无所不能的观念。
把船做成龙形，就成了龙舟。我在马桥当知青的时候，因为“文革”，五月端午赛龙舟作为旧风俗也受到批判的禁止。我只听村里的人说，以前赛龙舟十分热闹，罗江两岸的人总要争个高下，输了的一方上岸以后，每个人都要以裤子包住脑袋，受尽人们的百般嘲笑和羞辱。我还听说，当时的龙舟都是用桐油刷上七七四十九遍，动手造船之前烧香拜神种种繁文缛节不说，造好之后不能雨淋，不可日晒，也不得轻易下水，到了比赛的日子，鼓乐大作，由年轻后生抬往比赛的起点。即便就是沿着江边走，也是船坐人，不能人坐船的。
我问为什么要这样颠倒。
他们说，要让龙舟歇气，不能累着了。
在这个时候，龙就成了一种动物，而且是个气力有限的家伙。
蛮子（以及罗家蛮）
壮年男人别名“汉子”，是较为普遍的情况。马桥人更习惯把男人叫作“蛮子”、“蛮人”、“蛮人三家”。其中“三家”的来历不可考。古代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语，其中“三户”似乎并非特指男人。
明明是一个人，却带着“三家”的标记，承担着“三家”的使命，这是不是楚地先人的传统，也不得而知。我曾经有一个想象：如果一个人的血缘来自父母两人，而父母的血缘又来自祖父母一辈的四人，祖父母的血缘又来自太祖父母一辈的八人……照此几何级数往上推算，只须几十代，全人类的巨大数目都可统括在先辈的范围之内，都是每个人共同的祖先。“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美好愿望，在这则简单的运算里完全不是虚言，竟有了生理学的可靠依据。从理论上说，每一个人都是全人类的后裔，每一个人身上都收聚和总结了全人类穿越了几十代的遗传因素。那么一个人还是一个人吗？还仅仅是一个人吗？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个人”的概念是不完整的，每个人也是“群人”。我希望马桥的“蛮人三家”中的“三”只是传统中“多”的同义词。这样，“蛮人三家”就差不多是“群人”的别名，强调着个人的群类背景，也就暗合了我的奇想。
“蛮”字流行于南方，很长时间内是南人的统称。有关的资料记载，春秋时代（公元前700年）有罗国，即罗家蛮。《左传》说，“鲁桓公十二年，楚师分涉于彭，罗人欲伐之。”算是最早的痕迹。罗人曾定居今天的湖北宜城县西南，与西南方的巴国为邻，后称罗川城，见于《水经注》卷二八。罗家蛮又叫罗子国，曾以彭水为天然屏障，抗拒北方强敌，一见楚兵南渡，是不能不抵抗的，而且居然也取得过胜利。但楚罗大小悬殊，后者终非敌手。我们在《左传》中看到，罗人后来两次逃亡，第一次逃到枝江县，就是历史上“巴人”的发祥地；第二次是二十年左右以后的楚文王时代，再次逃到湘北，即现在的岳阳、平江、湘阴县一带。
江以人名，罗江就是这样获得了名号。
很难想象当年扶老携幼的长途迁涉。从史料上看，罗人到达这里以后重建了“罗城”，但今天已经了无痕迹。我怀疑罗江边上的长乐镇，就是当年的罗城。乐与罗大体谐音，可算一个线索。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也是我进山挑竹木之类的必经之地。它有贯串全镇的麻石街，有流淌于麻石上的甜酒香和木屐声，通向热闹而且湿漉漉的码头，也有一些似乎永远不会探出人面来的紧闭门窗。当地人说，码头下有铁柱，水退时才可以看见，上面还有很多模糊的古文。我当时没有考古的兴致，从没有去看过。每次都是累得两眼发黑，喝下一碗甜酒之后，倒在街边和衣而睡，准备继续赶路。好几次我都是被深冬的寒风冻醒的，一睁眼，只有头上摇晃欲落的疏星。
如果长乐不是罗城，那么可供查考的还有落铺、洛山、抱落，铜锣峒，它们也有一字谐音于“罗”，也都与我有过一面之交。这些村或镇至今在我的印象中还可浮现出古老的墙基和阶石，浮现出男女们眼中一闪即逝的躲避和戒备。
罗人与巴人有亲密的关系。“下里巴人”在这里是很通用的成语，意指他们。
的古歌。罗江的终端便是“巴陵”，即现在的岳阳。《宋史》卷四九三，说到哲宋枯元三年（公元1088年），“罗家蛮”曾一度“寇钞”，后来由土家的先辈首领出来加以约束，才告平静，可见土家与罗人是颇为合作的——而士家族被认定为巴人的后裔，已成史学家们的公论。另一个可以注意的证据是，土家传说里，经常出现有关“罗家兄妹”的故事，显示出“罗”与土家族先民有不解之缘。
奇怪的是，我在罗江两岸从没有找到过名以“罗”字村镇，也很少听说有姓罗的人家——除了我所在村子里一位姓罗的老村长，出身长工，是个地地道道的外来户。我不能不设想，一次残酷的迫害浪潮，一次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也无从想象的腥风血雨，使“罗”字成为了这里的禁忌，罗人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姓氏，隐没自己的来历，或者远适它方，就像某些史学家描写的那样，成群结伙，餐风宿露，去了湘西、黔、桂、滇以及东南亚的崇山峻岭，再也没有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