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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人看来，马文杰在国民党大失败的年头，居然靠上了国民党，是做了一件十分愚蠢的事。对此，光复向我反复解释，他一本来是要投靠共产党的，阴差阳错才投错了门。他爹当兵吃粮在外面混过几年，模模糊糊知道一点共产党的事，听说共产党杀富济贫，能征善战，没有什么踢感、他被省军通急了的时候，派他的结拜兄弟王老么去找共产党。王有一个姐夫在浏阳当木匠，跟共产党走得很熟。但事情偏偏不巧，王老幺刚刚上路就碰了鬼，背上发了个大疖于，贴上草药，痛得在客栈里多睡了两天。等他赶到浏阳时，姐夫刚刚去了江西。
“两天，就是两天！王老么当时要是没生疖子，接了令箭流逝就去，我爹不也成了共产党？”
光复喝下一口酒，瞪大眼睛对我这样说。
光复当然有理由痛惜。正是那短短的两天，改变了马文杰以及手下一百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他光复的命运。三老么没找到共产党，后来在岳阳经一十戏班老板介绍，见了国民党系军阀的一个副官上系军阀招安马文杰，一切安排就是从那次见面开始。
这已经到了一九四八年的年底，正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上开始全面溃败的时候———只是乡下人在冷寂的冬季里，不知道这一点。我猜想，也许B系军阀当时心知大势已去，四处招安四处发枪，只是想给即将南下的共军增加一点骚扰和破坏。
或者，就像后来一些历史资料上披露的那样，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军属国民党H系，与B系有限，双方明争暗斗摩擦不断。B系企图在H系的地盘上网罗散匪，扩充自己的势力，牵制H系。不管怎么样，B系的招安和慷慨支援使马疤子这个乡下人喜出望外，欣然接受了对方给他的一纸委任状，还有八十条枪，以及罗水两岸一时的平安。他完全不知道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也不知道B系长官的真实用心（我们现在也不一定完全知道），还以为只要穿制服的就是官军，都被他打怕了，不得不向他求和。
他和手下人喝酒庆祝的时候，不知道他走出的这一步，正在把自己引人地狱。
一九四八年在罗江干枯而暴露的沙洲上流逝而去，把一场历史上巨大的变化悄悄推移南方。但对于马痞子及其手下人来说，他们山窝子里的一九四八年与国民党B系或H系军阀们公文包里的一九四八年不是一回事。这正像几年之后，红色的县武装大队用机关枪对马疤子手下数十名“暴动未遂犯”进行突然袭击的时候，他们记忆中革命胜利排山倒海的一九四八年，与马疤子山窝子里的一九四八年同样不是一回事。
这是一种时间的错接。
马疤子（续）
一个雨夜，解放军的先遣人员凑在油灯前与马文杰县长接头，向他介绍了全国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动员他投诚起义。马表示同意，并且同意出任“规劝会”的副主任，开展对敌伪军政人员和各路杆子的劝降工作。
马疤子当了几个月县长，没坐过衙门，也不知衙门在哪里。
没拿过薪水，也不知应该到哪里去拿薪水。他还是喜欢穿草鞋，粗通文墨但不大乐意写信，派人去给各路杯子传话，都是让他们持一块竹令箭，上面按有他的三个血红指印作为证明。他的指印杆子们一般都认得，都服。指印到了哪里，一般来说都能缴下枪来。白泥弓的白马团一次就交出大刀三十多把，叮叮当当挑到县城。
马文杰只是没有料到，被他劝降的白马团龙头大哥，两个月后还是进了班房，而且上了大镣。
他大为吃惊，找到县武装大队结结巴巴地查问。在对方出示的一桩桩审案铁证面前，才无话可说。他发现白马团居然是假投诚，暗藏枪枝弹药并且准备逃窜。被他劝降的另一个许某，则有重大血债，称霸乡里；奸污民女无数……最后，他自己的参谋长，也被新政权查出来是个国民党打进来的军统特务，有暗中控制马的任务，还有什么密杀计划。这样的人还能任其逍遥法外随便放过？
马一脑门子冷汗，只能连连表示抓得好。街上贴出了很多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标语。据说四乡农民在往县城送草绳，是准备用来捆人的。据说县狱里天天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有的大号子关几十个人，竟然一夜之间就空了，不知是转到了别处还是杀了。真真假假的传闻最后指向了马文杰本人，说他那个“规劝会”是个假投诚的窝子，他是“规劝犯”的总头子。他等着上面派人来抓，等了几天没有动静，相反，上面还是照常请他去开这个那个会，派人给他送来了解放军的草黄色制服。他穿着这套衣走到街上，认识他的人见到他都神色紧张，老远就往路边躲闪。
这是一个不大说得清楚的结局，因为当事人太少，因为当事人不太愿意说，更因为当事人好不容易说出来的话也疑点颇多，说法各各不一。有人说，马疤子的老对头彭叫驴子也投诚了，当的官比马疤子的官大。姓彭的要在新政权面前表忠，多多揭发人家是假投诚。就是最好的办法。还有人说，国民党的B系和H系从来互不相容，以前日本鬼子在的时候，他们借日当然，也有人说事情不完全是这样。他们认为很多杆子投诚本来就是半心半意，马疤子本人也匪性难改，几次暗中准备反水，准备暴动，罪大恶极。只是他后来既然已经死了，政府也就既往不咎。
我没法辨别这些解释的真假，只得绕开它们，仅仅交代一下结局本身。我甚至不一定能把结局本身说清楚，只能尽力而为地把零散材料作一些拼接。大约是两个月后的一天，马文杰从专署开会回来，还没有走进屋，就听见里面哭闹成一团。推开门，看见七八双女人泪光晶莹的眼睛齐刷刷投向他，嘴巴张得老大，哭声嘎然而止。但只停了片刻，嚎啕又猛烈爆发。旁边几个娃崽，也跟着哇哇地哭烂了脸。
他大为惊讶。
马主任！马县长！师长！三爷！他二叔！……女人叫出各种称呼，纷纷抢上前来叩头，砸出蹦蹦蹦的巨响。
“不能活了呀！”
“你给我们指条活路呀！”
“你体还我的天宝呀！”
“我们都是听了你的嘴湾才投降的呀！你要作主呀！”
“他爹说走就走，甩下这一家七八个都要吃要喝我怎么办哇！”有一个婆娘冲上来抓住他的胸襟，劈面一耳光，疯了似的大喊：“吃了你的呵。你还人来！还人来呵——”待马文杰的婆娘上前来劝开疯婆，马的衣襟已经撕破，手上已经被对方抓出了两道血痕。
马慢慢才听明白。在他去上面开会的这一阵，县里发生了“规劝犯”的暴动，先是杀了抱落乡的三个工作队员，又计划更大的暴动，不料密信被政府劫获，政府只得先下手为强，把暴动头子从快处决——其中就有这些女人们的丈夫。她们见丈夫被叫去开会，好几天没有回来。最后，政府通知她们去一个叫荆街的地方领取遗物，事情就这么简单。
马文杰听着听着，出了一身冷汗，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抬头望天，眼泪还是一涌而下。他朝满屋的女人—一抱拳，“兄弟对不起你们，兄弟对不起你们。”
他一边哭一边急急地打开箱笼，把所有的光洋找出来，总共才五十多块，往来人的手里塞去。他的婆娘也擦着眼睛，把私房钱拿出来，也就是马文杰平时随处丢在床枕边、桌上、抽屉中、马房或茅房里的散钱。他习惯了把钱随手乱丢，幸亏婆娘跟在他屁股后头—一收捡。两口子好容易才把哭哭泣泣的来客送回去。
马文杰—夜未合眼，第二天起床，看见门口的公鸡拉长了颈根，却没有声音，不觉有点奇怪。自己无意中拍了一下桌子，发现还是没有声音，就更奇怪了。他借住在一个旧道观里，堂前有一口古钟。他走到钟前，试着敲了敲钟，发现还是没有声音，不免有些着急。抡着钟锤使劲地敲，一直敲到附近的人都跑来了，齐刷刷向他瞪大惊恐的眼睛。他这才明白，不是钟没有声音，而是自己聋了。他放下钟锤，没有说什么。
喝了一碗婆娘煮好的粥，他叹了口气，准备去着郎中，刚走出巷口，碰到正街上人流拥挤，又是进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示威游行，为抱落乡的三位革命烈土举行追悼会。武装的民兵和小学生高呼口号往县狱那边而去。他不知道人们张开大嘴，在喊着些什么。他停步了，扶着墙慢慢折回家里来。
从他家走到巷子口，是五十一步，从巷子口走回来，不多不少还是五十一步，刚好是他的岁数。“如何刚好是五十一步？”他有点吃惊。婆娘给他一把伞，催他去看郎中。“你说，如何刚好是五十一步？”婆娘说了一句什么，他没有听见。
“你说什么？”婆娘的嘴还是无声地有开有合。他再一次记起了自己聋子的身分，不再问话，只是摇摇头，“奇怪。奇怪。”
下午，一个做郎中的朋友来，来看看他的耳疾。他向来客讨点烟土。朋友比划着问他，你天天打蘸练功，不是不沾烟的么？他拍拍自己的额头，意思是自己受了点凉，寒重，要点烟来驱寒解表。朋友便给了他一包。
这一天夜里有雨。他打完最后一次蘸，吞烟土自杀。他换上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刮了胡子，连指甲都细细地剪过。
照一般人说来，他没有必要死。他没有什么不安全。尽管有些罪行也牵连到他——比如决定投靠国民党，比如他的手下杀了几个打起发的老百姓，但他毕竟是一个头面人物，他的规劝令箭毕竟为新政权立下过大功。何况他与某位共产党大首长是学木匠时的师兄弟，他保护过那位大首长的家人，接济过米粮。就在他自杀后的第二天，一位科长专程从省里赶来，送来了那位大首长的亲笔信。信的最后，大首长约请他方便的时候到京城作客叙旧。
他已经睡在裹尸的草席里，来不及看这封信了。县政府向专署和省里作了请示以后，给他买了一口棺木，一对白烛和一挂鞭炮。
荆界瓜
说起荆街，很多马桥人不知道，马桥附近的很多人也不知道——尤其是年轻的后生们。
荆街已经消失多年了。从县城出东门三华里路再渡罗水，见一片平畴，种棉花或红薯，靠北的一面地势略略升高，上面有一些乱石荒草，还搭了一两个守夜人的草棚子。再靠近看，很可能看到深草里的牛粪或者野鸡窝，或者一只破草鞋。这就是荆街，现在人们写成荆界、井界，或者荆界围子。后生们很难知道这里原来居然也是“街”，居然有百多户人家的热热闹闹，有远近闻名的一大赫然孔庙。
荆街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名字，已经荒芜。
荆街只是在关于马文杰的故事里才得以沿用，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地名。即使如此，它也不过是在一部分人那里，将不可避免的荒芜向后推延几十年而已。当年的“规劝犯”暴动一案，就是发生在这里。五十多个“规劝会”的投诚杆匪头目，在集中学习的最后阶段，奉命参加劳动，挖一口水塘。他们挖的挖，担的担，大汗淋漓忙了三天，刚刚把水塘挖出个样子，隐在屋顶上的机枪突然哈哈哈地响了——一种乍听起来十分陌生的声音，十分遥远的声音。弹雨卷起一道旋风，呼啸而来。
没有感觉到子弹穿过肉体，但身后的泥坡尘雾飞扬，沙粒四溅，明明是有什么东西在他们肉体的那一边爆响同时又在他们肉体的这一边绽开一连串尘雾的花朵。他们也许开始明白，金属是怎么回事，速度是怎么回事，金属的子弹穿过肉体是一个多么顺畅多么迅速以及多么难以察觉的瞬间。最后，他们陆续倒在自己刚刚挖好的土坑里。
直到一九八二年以后，直到“规劝会暴乱”被政府宣布为多种复杂原因造成的错案，人们才闪闪烁烁说起这一幕情形，才重新提到荆街这个陌生的名字。有些老人说，从那一阵枪声以后，荆街就闹鬼，一家一家的房了总是莫名其妙地着火，不到两年的工夫竟然烧了七家。那里的娃崽生下来也多呆了，不到两年的工夫竟然呆了三个。风水先生说，那里有官鬼发动，塘里的活鱼都无法挡煞了，当然不得不烧掉一些房子。至于“官”鬼是指官祸，还是谐音棺，指亡人阴魂不散，风水先生含糊了一句，在场人没听个确切。有人立即在屋里屋外到处开挖，掘地数人，把地下一切可疑为腐烂棺木的木质残物全部清除干净。他们还挖出一口新塘，下了几千尾鱼苗，一心增强水势，以水克火。奇怪的是，鱼在这个塘里就是养不活，不到一个月全部翻了白。最后，街东头的一家伞匠还是发了火灾，人们便渐渐失去了对消防工作的信心，只好陆续他迁别处，尤其是迁往黄湾一带。
到五十年代末，荆街完全散发了，成了一片荒地，连水井也塌了，蚊虫子了丛生。
那里倒成了一片好地，据说很正，特别肯长棉花和红薯，出产的一种香瓜也十分甜美，很快就有名气。县城里的小贩有时为了招揽顾客，就特别强调地吆喝：“买呵买呵，荆界围子的荆界瓜呵——”有人把这种瓜写成“金界瓜”，写在瓜果摊的招牌上。
公家
马桥的水田形状各别，大牙交错，躺在两岭之间的一条谷地，一梯一梯缓缓地落向张家坊那边，落向那边浮游的炊烟或夜间的月光。这里叫大滂冲，外人一听就知道滂田多。所谓滂田，是山区一种水田，浸水多于流水，因此泥性冷，又有很多暗藏着的深深滂眼，人一跌进去几可没见傍眼在表面上不大看得出来，只有经常下田的人，才会熟悉它们—一的位置。
马桥的牛也知道滂眼在哪里，走到什么地方突然不动了，掌犁的人就得十分注意。
这些日都有各自的名字，或是以形状命名：团鱼丘，蛇丘，丝瓜丘，鲢鱼丘，板凳丘，斗笠丘等等；或是以所需禾种的重量命名；三斗丘，八斗丘等等；还有的以政治口号命名：团结丘，跃进丘，四清红旗丘等等、这样一下来，名字还是不够用，不足应付那些太零碎的也就数目太多的田块，于是只好借用某些人名，或者在某些田名前面再加人名以示区分，比如“本义家的三斗丘”和“志煌家的三斗丘”，就是分指两块田。
不难知道，这些田以前都是属于私人的，或是在土改时分给了私人，它们与田主的名字相联系是很自然的事情。
算起来，集体化已经十多年了，我奇怪他们对曾经是自家的田还是记得很牢。
连稍微大一点的娃崽，也都知道原先自家的田在什么地方，那里背不肯长禾。下肥料的时候，要是到了那里就愿意多下。憋了一泡尿，也愿意到那里在解裤头。一次，一个娃崽在田里踩到一块瓷片，差一点划破脚，恼怒地把它抠出来向另外一块田从去。旁边的一位女子立即怒目：“往哪里甩往哪里甩？讨打可？我两筷子插死你！”
那丘田原来是她家的——在很久很久以前。
这位女子惦记着她家的私田，证明土地公有化在马桥直到七十年代初还只是一种体制的存在，尚未浸润成一种情感，至少还不是人们全部的情感。体制与情感当然不是一回事，与体制之下涌动着的全部事实更不是一回事。婚姻的体制下，可能有夫妻双方的同床异梦移情别恋（还能不能叫“婚姻”？）。皇权的体制下，可能有大权旁落后党会帘（还能不能叫“皇权”？）。同样的道理，当很多马桥人憋上一泡尿也要拉到自己以前的私田里的时候，他们的公有化，他们的“公家”概念，也许不能不打上一些折扣。
当然也不能说他们一心向往私有。事实上，马桥从来没有过够格的私有制。村里人告诉我，即使是在民国以前，他们的私权只能管住田里表面上的三寸“淖泥”，也就是三寸浮泥。三寸以下，从来都是皇帝的、国家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士，官家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田主没有权利阻拦。了解了这一点，外人也许可以明白，马桥后来实现推行合作社，虽然难免一些人私下抱怨，只要政府一声令下，众人倒也顺顺当当地入了公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不通。
在另一方面，他们谈“公”谈“私”，后面都带一个“家”字，这一点与西方语言不一样。西方的私，是指私人。夫妻之间，父子之间，一说到财产也有明确的私权界限。马桥人的私家，则是私中有公。一家之内，从来不分彼此和你我。西方的；公，是指公共社会，所谓英语中的public，平等私有体的横向组合，通常只具有政治和经济的意义，与隐私之类的私事无涉。马桥人的公家，则是公中有私，夫妻吵架，青年恋爱，老人人土，娃崽读书，女人穿衣，男人吹牛，母鸡下蛋，老鼠钻墙，所有的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