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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便是我等的无知。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理外也有理。理非理，非理理也。谁说强奸者就必定无理呢？谁说强奸者就不可能获得一些同情和辩解的说辞呢？
如若不信，且往下看。
“动机免罪”法：
女士们，先生们，这位男人的行为从现象上看确实有过失，但看问题必须看本质，考察一个人的行为必须同时考虑他的动机。很明显，他是要杀害这个女人吗？不是。他是要抢夺这个女人的财产吗？也不是。你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男人对这个女人有什么恶意。恰恰相反，他不过是爱这个女人，一心想满足这个女人，只不过是以一种可能不太恰当的方式表达了他的心愿。而一个人的爱，无论怎样说也是一种高尚的动机，是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一个医生也是有可能因为不慎而出现手术事故的，但这位医生是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信念走进手术室的，你们能依据偶然一次事故的后果，给这位医生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吗？
“主流抵过”法：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这位男人今天来旅游，没有买门票吗？没有买车票吗？吃饭没有给钱吗？喝酒没有付帐吗？违犯了交通规则吗？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吗？他爬山，赏花，洗脸，买香烟，哼小调，上厕所，脱大衣，没有一件事有错，没有什么行为违法。他对这个女人的行为可以说确实不妥，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就是对这位女士，他也给予了热情的帮助，曾经为她赶走了可怕的狗，为她打开了汽水瓶盖，等等。我们看问题要看主流，要分清一个指头还是九个指头的问题。他在二十四小时内的二十三小时零五十分钟里都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优秀公民，你们为什么无视主流抹煞主流而偏偏要揪住他那个不过十分钟的小节不放呢？你们把局部当全部，这对于一个人来说岂不是有欠公正和宽容？
“比上有理”法：
毫无疑问，我也同你们一样，极端厌恶和反对一切粗暴的行为，视公道和法律为自己的生命。但事情总要一分为二，就说强奸吧，当然不是好事，不过比较而言的话，强奸总比杀人好吧？（杀一个也比杀十个好吧？……此类推论暂且不提。）强奸也比“文革”冤狱密布冤案如山的政治恐怖要好吧？（“文革”的政治恐怖比日本倾略者的“三光”政策要好吧？……此类推论也暂且不提。）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延安”还是“西安”的问题，分清一个有错误的同志和敌人之间的界限，前进中的缺点和反动腐朽本质的界限。我感到奇怪的是，大敌当前，那么多杀人在逃的罪犯你们不去抓不去管，那么多一心想恢复“文革”的极“左”分子你们不去与之抗争，你们的良知和勇气，就是抓住一个既无权又无势的小人物吵吵闹闹大做文章么？你们这样干的同时，放过了那些身居高位手握巨资而且比这个男人可恶得多的更大的流氓，这是何等势利！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你们是不是一心诛杀窃钩者从而给普通劳动人民脸上抹黑？是不是要在公众中造成这样一种印象：那些权势集团中的隐身流氓比小人物更有道德感？
“曲解套敌”法：
很明显，这位男人刚才对那位女人亲嘴、摸大腿、解衣扣一类确属不雅动作，但是请注意：这不过是每一个成年男人都可能有过的行为，没有什么奇怪。他的所谓举止粗暴，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却正是坦率和真性情的体现，没有伪君子和道学者们的人生假面。问题是，你们诸位先生如此道貌岸然，你们就没有男女关系？就没有摸过女人的大腿？我就是说你，你不要躲！你刚才慷慨激昂了老半天，你不是也结过婚么？说不定还搞过婚外恋呢！你不摸女人的腿，你身边的小孩是如何生出来的？你说呵！你到底摸过没有？摸过？还是没有摸过？好，既然你们一个个都不是耶稣，不是圣人，那你们还在这里装什么孙子！这年头谁不知道谁！你们自己心里也明白，你们比起你们现在抓住的这位先生来说，同样有一肚子不可告人的花花肠子，而这位先生不过是有勇气把你们隐秘的一闪念变成了行动。如此而已。你们有什么资格对他给以虚伪的指责？
“假戏真做”法：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我同意你们把他带走，但还有一个问题必须弄清楚，不能这样是非不分。刚才是谁说的：以后要禁止单身男人旅游，要禁止单身女人抛头露面，起码也要禁止公园里一男一女的可疑接近。这是什么话？我要再问一句：这是什么话？那位先生你不要狡辩，这就是你刚才说的，这就是你们这一伙的意思！
我不是傻子，不会听不懂。你们大家想一想，已经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了，还有人居然如此无视人权，居然要剥夺所有单身男人和女人的旅游权以及恋爱权，这种对人性的残暴扼杀，不是比一、两件性骚扰案件更可恶而且更具有危险性么？说这种话的人，到底要把我们的民族和社会带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他们是在打击什么强奸吗？不，事实很清楚，他们动不动就要告官的最真实目的，就是要召回专制封建主义的幽灵，重建一个禁锢人性的社会，取消我们每一个人最基本也是最神圣的自由。
我们能答应吗？对，你们说得对：我们一千个一万个不答应！
“构陷封口”法：
当然，我还要指出一点，这位被你们视为受害者的女人，很有意思的是，为什么今天一个人出现在这里？旅游区的女人这么多，为什么这件事不发生在张三的身上，不发生在李四的身上，不发生在你们这么多可敬的女士们的头上，就偏偏发生在她的头上？你们看看，他浓装艳抹，花枝招展，特别是还长得这么丰满，不，这么性感，这一切还不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吗？她几乎天天来这里一个人游荡——这不是我说的，是刚才两位先生说的。她几乎总是对所有的单身男人都目送秋波，拉拉扯扯——这也不是我说的，是刚才这两位女士说的。你们不信的话就去问他们（可惜他们已经走了）。我们大家也可以对这些事情展开调查和讨论。事情只有深入调查和讨论才会真相大白。
这位女士，你有胆量接受大家的调查吗？你为什么一个人来到这里？你结婚没有？在你婚前和婚后你同多少男人有过亲密的关系？大家不要笑？我在问她呢！你为什么总是在这一带对所有的男人都……真是奇怪，你做的事刚才大家都一目了然你为什么没有勇气承认？（已经走了的“他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大家”。）你如果不是心里有鬼的话，怎么可以回避事实呢？
“君子无争”法：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事情到了这一步，当然已经真相大白了。我并没有袒护谁的意思，不，我对任何女人和任何男人的一切违法的行为都极其反感，包括反感你们抓住的这个男人。也许他确实象你们证实的那样无耻、下流，既然如此，那他就是一个十足的小人。不过我还是觉得：同小人纠缠有什么劲？是不是太把他当回事了？太抬高他了？这件事很无聊，参乎无聊的事本身就是无聊。这件事很恶劣，对恶劣的事情兴致勃勃穷追不舍，本身也是一种恶劣。只有的小人什么时候都会有，但他们从来不在正人君子的视野，不会让正人君子过分认真。你们什么时候见过李叔同先生与小人纠缠呢？
什么时候见过钱钟书先生、朱光潜先生、沈从文先生与小人纠缠呢？真正得道的人无念无为，六根清静。有知识、有教养、有阔大胸怀的人，不会花费功夫去同世界上数不胜数的小人们斤斤计较以致吵吵闹闹推推搡搡地恶相百出。这实在太没意思了。群众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历史从来都是公正的。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公道自在人心。任何小人最终都要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如果我们有自信心的话，如果我们相信历史的话，那么就不必依靠派出所而让历史来做出应有的结论吧。
…………
这“法”那“法”都用过以后，事情会怎么样？强奸嫌疑人会不会送到派出所给予法办呢？我难以预料，也可暂且按下不表。我要说的是：如果一桩简简单单的强奸案都可以说出个翻云覆雨天昏地暗，那么真碰上一些大问题或者大学问的时候，比方什么“人文”啊，什么“存在”啊，什么“美学”
啊，什么“现代”啊，什么姓“社”还是姓“资”啊……道理还简单得了吗？
“共识”和“公论”一类美妙的东西还可以通过大交流、大讨论、大辩论来获得吗？即使这个世界上统统成了文凭赫赫职称闪闪并且学富五车满嘴格言的智识阶级，即使我们可以天天夹着精装书学术来学术去的，我们就离真理更近了吗？
依我看：难。
实在太难。
现代前难后亦难，
话语争霸百家残。
死的说活言无尽，
圆的说扁舌未干。
学问易改性难改，
掩卷应觉人境寒。
书山此去多歧路，
世间悲喜从头看。
文学的根
我以前常常想一个问题：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我曾经在汨罗江边插队落户，住地离屈子祠仅二十来公里。细察当地风俗，当然还有些方言词能与楚辞挂上钩。如当地人把“站立”或“栖立”说为“集”，这与《离骚》中的“欲远集而无所止”吻合，等等。除此之外，楚文化留下的痕迹就似乎不多见。如果我们从洞庭湖沿湘江而上，可以发现很多与楚辞相关的地名：君山，白水、祝融峰，九嶷山…
…但众多寺庙楼阁却不是由“楚人”占据的：孔子与关公均来自北方，而释迦牟尼则来自印度。至于历史悠久的长沙，现在已成了一座革命城，除了能找到一些辛亥革命和土地革命的遗址之外，很难见到其他古迹。那么浩荡深广的楚文化源流，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中断干涸的呢？都流入了地下的墓穴么？
两年多以前，一位诗人朋友去湘西通道县侗族地区参加了一次歌会，回来兴奋地告诉我：找到了！她在湘西那苗、侗、瑶、土家所分布的崇山峻岭里找到了还活着的楚文化。那里的人惯于“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披兰戴芷，佩饰纷繁，萦茅以占，结苣以信，能歌善舞，呼鬼呼神。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更好地体会到楚辞中那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他们崇拜鸟，歌颂鸟，模仿鸟，作为“鸟的传人”，其文化与黄河流域“龙的传人”有明显的差别。后来，我对湘西多加注意，果然有更多发现。史料记载：在公元三世纪以前，苗族人民就已劳动生息在洞庭湖附近（即苗歌中传说的“东海”附近，为古之楚地），后来，由于受天灾人祸所逼，才沿五溪而上，向西南迁移（苗族传说中是蚩尤为黄帝所败，蚩尤的子孙撤退到山中）。苗族迁徙史歌《爬山涉水》，就隐约反映了这段西迁的悲壮历史。看来，一部分楚文化流入湘西一说，是不无根据的。
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故湖南的作家有一个“寻根”的问题。这里还可说一南一北两个例子。
南是广东。人们常说不久前的香港是“文化沙漠”，这恐怕与现代商品经济瓦解了民族文化主体有关。你到临近香港的深圳，可以看到蓬勃兴旺的经济，有辉煌的宾馆，舒适的游乐场，雄伟的商贸大厦，但较难看到传统文化遗迹。倒常能听到一些舶来词：的士、巴士、紧士（工装裤），波士（老板）以及OK。岭南民间多天主教，且重商甚于重文。对西洋文化的简单复制，只能带来文化的失血症。明人王士性《广志绎》中说：粤人分四，“一曰客户，居城郭，解汉音，业商贾；二曰东人，杂处乡村，解闽语，业耕种；三曰俚人，深居远村，不解汉语，惟耕垦为活：四曰（疋旦）户，舟居穴行，仅同水族，亦解汉音，以探海为生。”这介绍了分析广东传统文化的一个线索。将来岭南的文化在商品经济的熔炉中再生，也许能在“俚人”、“东人”和“（疋旦）户”之中获取不少特异的潜能吧。
北是新疆。近年来新疆出了不少诗人，小说家却不多，当然可能是暂时现象。
我到新疆时，遇到一些青年作家，他们说要出现真正的西部文学，就不能没有传统文化的骨血。我对此深以为然。新疆文化的色彩丰富。白俄罗斯族中相当一部分源于战败东迁的白俄“归化军”及其家属，带来了欧洲的东正教文化；维、回等族的伊斯兰文化，则是沿丝绸之路来自波斯和阿拉伯世界等地域；汉文化及其儒教在这里也深有影响。各种文化的交汇，加上各民族都有一部血淋淋的历史，是应该催育出一大批奇花异果的。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以及本世纪的日本文学，不就是得天独厚地得益于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双面影响吗？如果割断传统，失落气脉，只是从内地文学中“横移”一些主题和手法，势必是无源之水，很难有新的生机和生气。
几年前，不少作者眼盯着海外，如饥似渴，勇破禁区，大量引进。介绍一个萨特，介绍一个海明威，介绍一个艾特玛托夫，都引起轰动。连品位不怎么高的《教父》我《克莱默夫妇》，都会成为热烈的话题。作为一个过程，是正常而重要的。
近来，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是：作者们开始投出眼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带上了浓郁的秦汉文化色彩，体现了他对商州细心的地理、历史及民性的考察，自成格局，拓展新境；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则颇得吴越文化的气韵。杭育曾对我说，他正在研究南方的幽默与南方的孤独。这都是极有兴趣的新题目。与此同时，远居大草原的乌热尔图，也用他的作品连接了鄂温克族文化源流的过去和未来，以不同凡响的篝火、马嘶与暴风雪，与关内的文学探索遥相呼应。
他们都在寻“根”，都开始找到了“根”。这大概不是出于一种谦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方言歇后语之类浅薄地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认为：人的特征是有很多层次的，浮在表面上的是持续三四年的一些生活习惯与思想感情，比如一些时行的名称和时行的领带，不消几年就全部换新。下面一层略为坚固些的特征，可以持续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像大仲马《安东尼》等作品中的当令人物，郁闷而多幻想，热情汹涌，喜欢参加政治，喜欢反抗，又是人道主义者，又是改革家，很容易得肺病，神气老是痛苦不堪，穿着颜色刺激的背心等等……要等那一代过去以后，这些思想感情才会消失。往下第三层的特征，可以存在于一个完全的历史时期，虽经剧烈的摩擦与破坏还是巍然不动，比如说古典时代的法国人的习俗：礼貌周到，殷勤体贴，应付人的手段很高明，说话很漂亮，多少以凡尔赛的侍臣为榜样，谈吐和举动都守着君主时代的规矩。这个特征附带或引申出一大堆主义和思想感情，宗教、政治、哲学、爱情、家庭，都留着主要特征的痕迹。但这无论如何顽固，也仍然是要消灭的。比这些观念和习俗更难被时间铲除的，是民族的某些本能和才具，如他们身上的某些哲学与社会倾向，某些对道德的看法，对自然的了解，表达思想的某种方式。要改变这个层次的特征，有时得靠异族的侵入，彻底的征服，种族的杂交，至少也得改变地理环境，迁移他乡，受新的水土慢慢的感染，总之要使精神气质与肉体结构一齐改变才行。丹纳几乎是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其见解不需要被我们完全赞成，但他至少从某一侧面帮助我们领悟到了所谓文化的层次。
作家们写住房问题，写过很多牢骚和激动，目光开始投向更深的层次，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
他们很容易首先注意到乡土。乡土是城市的过去，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哪怕是农舍的一梁一栋，一檐一桷，都可能有汉魏或唐宋的投影。而城市呢，上海除了一角城隍庙，北京除了一片宫墙，那些林立的高楼，宽阔的沥青路，五彩的霓虹灯，南北一样，多少有点缺乏个性；而且历史短暂，太容易变换。于是，一些表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