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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喝血酒，那无异于虚情假意和言而无信。“刚果人”冷冷地纠正老木的称呼，说：“你莫叫兄弟，我们泥脚杆子攀不了高枝，你还是叫我武妹子好。”老木很着急，只好请人去给武妹子疏通，补喝了血酒一碗，补拜了天地，取得了对方的谅解，以前的事算是不知不为过。
据说武妹子还曾十分纳闷：“城里人不喝血酒喝什么？喝井水还是喝茶？总不会菩萨面前只放个屁吧？”鸡血酒真是神奇。武妹子放下酒碗时心满意足，立刻有了血腥刺鼻和酒气冲天的无比忠诚。“兄弟面前不说假，老婆面前不说真。”他拍着老木的肩膀宣布，他的家从此就是老木的家，他儿女可以任由老木打骂，他老婆么也可以由老木“那个那个”只要兄弟你不嫌弃。当然，他的朋友就是老木的朋友，老木的仇人就是他的仇人。有没有这样的仇人？他武妹子两眼紧紧盯住兄弟，一把杀猪刀劈进了桌沿，似乎就要出门动手以血还血。他是说到做到的，三年后，老木因卷入了一桩所谓投机倒把的经济案件而关进了县公安局，知青朋友们各奔生计顾不上探望，唯有武妹子还记得兄弟，在街上卖了一头猪，换了些钱给老木送去。
我回城以后，没有听老木说起过武妹子或者“刚果人”，有一次听我说起这些名字，他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武妹子是公社那个广播员吧？他一脸恍惚。在我的提醒之下，对鸡血酒这件事才依稀有点印象。他终于记起了当时宰鸡时的纷乱，血滴的鲜红，烈酒的刺鼻气味，还有拈香跪拜一类仪规以及木楼里野猪油灯蓝光闪烁的乡间夜景。
仪式
婴儿在学会语言以前，已经可以辨别和记忆物象，并且形成条件反射，比如他们渐渐明白奶瓶是个好东西，彩色气球也是个好东西。
他们进入学校开始识字的时候，有经验的教师也总是借助挂图、模型、表演、游戏以及实地参观来促进教学，因为他们知道抽象的文字只有与具体的物象建立特定的联想关系，才能更好地为儿童们记住。
看图识字，看图识义，这种儿童的学习规律也是人类各种仪式的内在法则。人们不能用一纸结婚证来证明婚姻，即使这一张纸已经完成了全部法律手续，但人们还是需要用热热闹闹的婚礼来冲击人们的各种感官，使结婚变成一件可以留下印象的事情，从而是他们心目中一件真正完成了的事情。人们也不满足于用几篇悼词来寄托哀思，即使这几篇话语已经表达了对亡人全部的景仰和追念，但人们还是需要用近乎过于复杂的葬礼来冲击人们的各种感官，使丧葬也变成一件可以留下印象的事情，从而是他们心目中一件真正完成了的事情。
仪式就是一种造象活动，就是人们不满足于语言交流之时，用具象符号来申明意义或者从中解读意义。在漫长的生活实践历史上，人们就是用高耸入云的教堂、丰富多彩的圣像和壁画、优雅动听的颂曲和钟鸣、庄重素净的服饰和陈设，还有各种受洗或祈祷的繁复礼仪，把圣书上的宗教变成了活生生的宗教，也就是能够进入人们想象和情感的宗教。人们同样习惯于用易帜、换装、剪辫子一类外形变革来表现革命，差不多也就是实施革命；或者用声势浩大的阅兵和集会、惊天动地的礼炮和鼓号、肃穆宁静的广场和纪念碑，还有必不可少的国旗、国歌和国徽，把概念上的国家变成了活生生的国家，也就是能够进入人们想象和情感的国家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1789年法国在大革命时期首次采用国旗等等，是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形成的标志，是现代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标志。我们差不多可以把当时的法国公民们看作是咬着指头的儿童，看作尚存儿童心理特征的人类，把他们对国旗、国歌和国徽的创造，看作是以象识“国”和识“族”的需要。
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也才能理解各种自残型的习俗：纹身、血书、割礼等等，这些仪式不过是要借助创伤痛感来强化感觉记忆，实现某些重大意义的阐释和宣达，常常用于一些重要时刻，比如入教之时，誓师之时，成人之时等等。我们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更多地理解宗教，理解宗教中常见的一些轻度的自残，比如剃度、斋戒和长途仆拜等等。印度教、伊斯兰教的信徒在重大节日里还往往习惯于绝食，与中国人在节日里的大吃大喝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产生的饥肠辘辘，当然是为了让节日的意义更为刻骨铭心。
中国古人多认为身体受之父母，须小心爱护，为自己的世俗态度找到了根据，从来拒绝身体自残，当然也就会排斥宗教。但中国仍是个有深厚礼仪传统的国家，因此也可说是一个善于看图识义的大国，一个善于运用象符的大国。在这个国家，“宗教是政治化的，政治是伦理化的，伦理是艺术化的”（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也就是礼文仪节化的。《（仪）礼》、《周礼》、《礼记》记录了人们应该如何站立，如何落座，如何坐车，如何穿衣，如何戴帽，如何吃饭，如何饮酒，如何祭祀，如何娶亲，如何敬老，如何慈幼，如何尊贤，如何卜占，如何见客，如何谢恩，如何朝君，如何扫地，如何奏乐等等一切行为成规，把所有社会关系都固定成相应的外在仪礼。比如子女每天晚上应为父母铺床安枕，早上则须向父母问候请安。又比如前面若有两人并坐或并立，你不得插身进去或从他们中间穿过。还比如青年人随长者接受馈赠，如果长者已经表示了感谢，后辈就万万不可再表示感谢，以免身份越位的无礼造次。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提倡的“礼治”和“礼教”，就是借肋这些浩繁得实在让人惊讶的有形礼仪，实现政治管制和伦理教化。
我们可以想象，那时候识字的人是很少的，那时候也还没有纸张和印刷的发明，文字只能载于竹帛，竹重而帛贵，流传极为困难。那个时候也没有现代国家所规定的普通话，大国之内方言繁多，言语沟通颇为不便，上古之书太多讹字、衍字、异体字以至版本杂乱难以顺读，其实也可视为各种方言分割的一种书面浮现。文字崇拜在那种情况下实在缺乏必要的技术条件。因此，那时候的“文明”更多地不是表现为文字，倒是只可能更接近汉字“文”的原义，即“纹”：纹彩，纹饰，相当于人为的美化技能，实现于各种造象活动之中。
当“文”与“用”相对的时候，“文”是广义的形式；当“文”与“野”相对的时候，“文”是广义的礼乐。《左传》记孔子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章太炎曾解释，这里的文不是指修辞润色，而是指行仪典以助言传（见《国故论衡》）。
太炎先生坚定了我的想象：当时的“文”即“纹”，主要体现为诸多以象明义的仪式。
《礼》称：“乐者，象成者也。”“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周礼》亦称：“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这种对音乐的重视，恐怕是中国古人的一大执政特色。虽然我们无法得到古代的录音资料，来充分了解当时这种的“乐”，但我们有足够的出土文物来了解当时的“礼”的其它方面，比如众多史家无不重墨详叙的器服。我们惊讶于河南殷墟、陕西秦坑、四川三星堆、长沙马王堆等地出土文物的辉煌灿烂，不难理解在文字语言的运用尚受到种种极大局限的时候，各种器服其实就是当时的报纸、刊物、广播和教科书，就是当时诉诸感觉的哲学、宗教以及政府工作报告，如《孟子》所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我们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能理解古人为何在一件日常生活器物那里如此用心之深，如此用心之精，如此用时之长以及如此用力之巨。这些体现在铜器、石器、银器、玉器、木器一类之上的精神感染和意识陶冶，这些精美器物对情感和心态的巨大冲击力和震慑力，还有一切用服装、车马、面容、仪态、建筑以及其它实象所承担的政治道德功能，不失为当时成熟“纹治”的表现。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器服（物象）和仪典（事象）备受关切的国家，人们发明了一个重要的词：“影响”。“影”为目睹之象，“响”为耳闻之象，共同构成了非语言的伟大感化力量。“影响”一词表现了古人对心智变易的深刻经验：“教”外有“化”，“文”外有“化”，均循“影响”之途，以声色万象施之于人的耳濡目染，成就言语教训之所不能。
墨子
《墨子》是多人参与的著述集，其主要作者墨子可能是一个长期下放劳动的人，有黑色如墨的脸最能让人记住，于是得了“墨子”这个古怪绰号。钱穆先生解释这个姓名时，曾经猜想墨子受过墨刑，是一个刺面涂色的罪犯，当然不失为一种有启发性的假定。但罪犯成为一个学派宗师，其过程缺乏实证根据。而且黑脸不独墨刑犯人们专有，只要顶着烈日在地上干几天活，“墨”色之“子”的形象便一举定位。
钱穆若当上几年知青，就还可能有另外的猜度。
墨子在文章中最喜欢用生产活动来打比方，比如制陶、造车、筑墙等等，实干家和工程师的模样跃然纸上，与他的一张黑脸很般配，与孔子和孟子当时的“白领”中等阶级生活背景则大有差别。他干过的活其实几千年以后还被我们干着，比如窑棚里的陶轮曾经在我的身上溅出泥点，至今还被乡下农民叫作“运钧”，就是墨子多次用过的词，让我在多年以后读墨子“运钧之下而立朝夕”时还能读出泥浆气味，读出乡下的方言腔调。
墨子及其追随者们大概同我们知青一样，也活得十分马虎，粗布衣上加一根束腰的绳索（“衣褐带索”），肚皮上没有肥肉（“腓无襯”），腿杆上没有汗毛（“胫无毛”），而且从头到脚都有伤痕累累（“摩顶放踵”）。他们不是经常到山上砍柴或者到田里打禾，如何会有这般尊容？
墨子出入于这些充满着汗臭的地方，居然写出了很多兵书和工书，总结出力学、光学、几何学的知识一套又一套，对名实、异同、坚白等问题的逻辑辨析也成了一时绝响，为后世名家之源头，同时代的人无可企及，实是一大异数。而且他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党，不仅以“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一说反对等级制，还对表达这种等级制的周代礼乐给予激烈抨击。“乐”是当时文明的主要载体之一，他主张“非乐”：“葬”是当时文明传播的主要机会之一，他力倡“节葬”。他认为“乐”和“葬”都是一种令人心痛的浪费奢侈，多少有点乡下农民能省则省的口吻，被反对者讥为“役夫之道”，在所难免。如果我们读了一点外国史，便知天下役夫是一家。几千年后法国大革命中冒出来的“短裤党”，还有乘着帆船最先抵达北美洲的白人移民，也是一些下层贫民，同样主张“劳动高于艺术”，并且对音乐、雕塑等奢侈物充满仇恨，可算是外国的一群“墨”汉子。
役夫们明于天理良心，却往往拙于治道与治术。墨子只算经济账，似乎不知道周代礼乐并非完全无谓的奢侈，多是凝结和辐射着文明的重要符号，是当时无言的政治、法律与伦理。比墨子稍后一点的荀子说过，节俭固然是重要的，但没有礼乐就“尊卑无别”，没有尊卑之别就没有最基本的管理手段，天下岂不乱？天下何能治？在荀子看来，墨子的非乐将使“天下乱”，墨子的节用将使“天下贫”，完全是一种只知实用不懂文明教化（“蔽于用不知文”）的糊涂观念。荀子希望人们明白，仪礼就是权威，有权威才可施赏罚，在仪礼上浪费一点钱固然可惜，取消仪礼而产生的混乱则更为可怕，也意味着更大的浪费。“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见《富国篇》）荀子为当时一切奢华铺张的仪式提供了最为直截了当的政治解释，揭示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等一切造象活动的教化功能。
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荀子强调着平等误国，强调苦行祸国，其精英现实主义和贵族现实主义，似乎多了一些官僚味，相比之下，不如墨子的役夫理想来得温暖；但荀子比墨子更清楚地看到了以象明意的玄机，如实解析了仪礼权威赏罚国家统治这个由象到意的具体转换过程，多了几分政治家的智慧。
墨家与儒家的争议很快结束。墨家从此不再进入中国知识的主流，一去就是沉寂数千年。墨子的人品和才华绝不在同时代人之下，其失败也不在于他的平民立场。
也许可以这样说，墨子失败于统治却没有失败于反抗，因此数千年里所有革命都一再不同程度上复活着墨子的幽灵，复活着他对礼乐的疑虑和憎恶，包括烧宫殿毁庙宇一类运动几乎成了中国的定期震荡，“破旧立新”的造反总是指向上流社会的华美奢豪，一再成为社会大手术时的符号消毒。革命者们甚至一再复活着他两腿无毛加上一根绳子束布衣的朴素形象，乃至“赤脚书记”、“赤脚医生”、“赤脚教师”在现代中国也一度是革命道德的造型，既表现在焦裕禄一类红色官员的身上，也表现在同时代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身上。毛泽东一条毛巾既洗脸又洗脚，一件睡袍补了百多个补丁，对不实用的所谓审美如果不是反感，至少也常有轻视，包括多次指示北京中南海里不要栽花而要种菜。墨子遗风就这样一次次重现于现代的理想主义追求之中。
但墨子失败于他对声象符号的迟钝麻木，全然不知“影响”之道和“影响”之术，对等级制的文明既无批判的深度，又无可行的替代方案，只能流于一般的勇敢攻击。他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能够造陶、造车、造房等等，但他就是不擅制造文明之象，不能或者是不愿制作出生活的形式美，“生不歌（非乐）而死不服（节葬）
“，日子显得过于清苦枯寂，很难让多数民众持久地追随效仿。他是一个象符的弱视症者，代表着中国政治史上最早的感觉自绝。或者说，他的平均主义、苦行主义以及实用主义可能适用于夏代的共产部落，适用于清苦的半原始社会，却不适用于生产力逐渐发展的周代封建国家，阻碍着财富资源的集中运用，阻碍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统治权威的确立，甚至违拗着大众内心中不可实现但永难消失的贵族梦这当然也是文明发育的另一个重要动力。
因此，他确如荀子所称，具有“反天下之心”，只可能骤兴骤亡，其理想最容易被大众所欢呼也最容易被大众所抛弃。
这也是后来很多革命家的悲剧命运。
代沟
就人的基本品性而言，我根本不相信什么“代沟”，正如我基本上不相信性别、族别会构成什么“沟”个人的差别肯定比群类的差别更大。
正如我们在一些现代革命者身上可以看到墨子的形象和思想，我们也可以在现代一些颓废者身上看到杨子的形象和思想先秦时代的杨朱，如果真是《列子》中描述的那样，其利己主义理论体系就比它的后继者们来得更完善、更周密、更雄辩，可惜后继者们没有多少人熟悉。想想看，杨子与今天的杨子中间隔了多少代！墨子与今天的墨子中间隔了多少代！几千年之间都没见出多深多宽的“沟”，如何邻代之间就有了什么“沟”？
“代沟”常常是一类外在形态给我们的错觉。我接触过一些少年。他们也是人，一个鼻子两只眼睛，饿了吃饭，困了睡觉，没有特别到哪里去。别看他们头发不是剃光就是长发披肩，头发不是染红就是染蓝，穿着黑亮亮的皮夹克，戴着墨镜和臂上纹了身，一群群飙起摩托来横冲直闯惊天动地烟浪滚滚，活脱脱就是流氓相，其实为人处世还是不乏友善，说起话来还多有腼腆甚至天真，被一个很普通的小女子蹬了，同样魂不守舍茫然无措，同样鼻涕眼泪一把流，根本不会去杀人放火炸掉公安局，说不定吃块冰激凌就乖头乖脑去上班打工。也就是像个流氓而已。
他们有时候也比谁都超凡脱俗，义务到公园里去捡白色垃圾呵，骑着脚踏车为青海草原上保护藏羚羊募款呵，一高兴就在吧台上喝着可口可乐起哄要去奥运会当义工呵……好像是一群纯洁天使，生下来就是一个胸怀全人类的命，就是关心奥运会和藏羚羊的命，大票子掏出来眼都不眨，简直让我这个混迹其中的俗人愧死。不过，处久了，也可知道他们这颗爱心大多是远程爱心，在近距离范围内不一定有效。
比方父母这次给钱少了，不能让他的电脑从奔腾三升级到奔腾四，他们同样会大吵大闹。比方说一个老同学穷得没脸面来参加派对，另一老同学打工时落下个骨折，他们说起来也可能是一句“真他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