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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嘴里的言语或笔下的文字，特别是一些大道理，往往就说得一塌糊涂。成人其实也强不到哪里去，通过接触文艺作品，他们很可能模仿古代某位英雄将军刮骨疗毒、单刀赴会一类行态，要重现他嘴里的文词，特别是一些忠君报国的大道理，往往言之不详，顶多也只是三言两语。正因为如此，一段即便是十分重要的文词，包括曾经让我们激动万分或者耿耿于怀的思考，曾经让我们唇枪舌剑或者冥思苦想的辩论，要不了多久，就会在人脑里大面积死去，最终所剩无几。在这样的情况下，人脑记忆里的英雄的意识形态当然迅速淡逝。英雄如果被后人模仿，首先一定是姿态和动作的模仿。
前人说过，“得象而忘言”（王弼语）。看来，言词易忘，自古皆然，不仅是诗文家的道理，也是前人对心智性能的某种总结。
爱情
知青户开始几乎是一个共产主义部落，口粮和油都是公有，各人从家里带来的猪油或腌肉也一律充公，还有晾晒在木楼前的衣服，谁抓到什么就穿什么，大川的上衣常常到了我的身上，我的袜子常常到了老木的脚上。知青的母亲若到乡下来探望，对儿女身上十分眼生而且权属混乱的“万国装”总是大为惶恐。
共产制度大约在一年后解体，原因不是来自外部的压力，比如母亲们的唠叨从来都只是我们的耳边风，从未被认真对待；也不是因为内部私有财产的增加解体之时大家仍然穷得彼此一样，没有什么金银财宝需要分配或争夺。在我看来，共产制度的解体其实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爱情。
没有爱情这个俗物的时候，同志们道德上都较为纯洁，奠定了公有制的重要基础。一段时间内，少女们都受到少男们的剥削，似乎并不在乎剥削，包揽了洗衣和做饭一类家务，每天从地上收工回家，天色已暗，蚊声渐起，听任男生们去看书或者游泳，听任他们高谈阔论布哈林或者舒伯特，自己却一个个黑汗水流地烧柴做饭和喂猪喂鸡。直到饭菜飘香了，大男子们才拍打着蒲扇，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坐到饭桌边来，对饭菜的味道评头品足。她们因此不大了解除布哈林或者舒伯特，常常成为大男子们的笑柄。有一次小雁闹了一个什么笑话，被大川取笑，说她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她顶嘴，更遭大川训斥，于是夺门而出，哭得眼睛成了个红桃子。
她们忍无可忍愤然反抗，但这种反抗仍然充满着集体风格，似乎是全世界女性团结起来讨还公道。她们不下战书就开战，悄悄地罢了工，直到月挂枝头蛙声四起，大男子们腹中咕咕作响了，才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伙房里居然一丝动静也没有，女生们的房门居然全都紧闭。他们围着一口冷锅转了好一阵，面面相觑，只得接受妇女闹革命的现实，无可奈何地开始洗菜和淘米。但他们混账透顶地见鸡蛋就打，见腌肉就切，恶心的红薯丝甩到一边去，锅铲在猪油罐里刮得当当响，扑鼻的香味史无前例地弥漫开来。少女们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又一次同仇敌忾：“你们明天就不吃油了么？”“每餐都要搭配红薯丝的你懂不懂？”“可耻呀那些边叶、菜根都是好东西！”……她们冲上前去重新夺回菜篮子和锅铲，但被少男们赶出伙房，只能在紧闭的门外愤怒地咚咚咚打门。
在这个时候，她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荣辱与共，利益统一，说话时都习惯于用“我们”而不是“我”，连吃不吃饭都统一步调，见男人们在伙房里可耻地大浪费，便全体赌气不吃以示抗议。她们就是这样一伙共着一个脑袋的人。但她们的团结其实也很脆弱，特别是在爱情面前一触即溃。事情首先在这一天暴露出来：老木找柴刀，在易眼镜的床下发现了半瓶白砂糖，根据团体内严格的共产制度，斗胆私藏食物者，须淋猪粪一瓢以作惩戒。少男们兴奋无比，快意地狂笑，七手八脚大动家法，把易眼镜强拉到猪栏边，拉扯得他的眼镜都掉了。
“你们不要欺侮老实人！”小青跑来夺下粪瓢。
“你以为他老实呵？”“他破坏公约罪恶滔天！”“他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埋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我们鼓动她一起参与制裁，去拿块抹布来堵住易眼镜的嘴。
“不就是一点糖吗？他凭什么要上交？”小青黑着一张脸，指头差点戳到木胖子的鼻子尖，“凭什么你就可以抽烟喝酒？凭什么你的烟酒不充公他的糖就要充公？
这里的人还没有分三六九等吧？“似乎不是一般的同情了，而是别有味道了，让人傻眼了。事情闹到这一步，易眼镜也豪气大增，从七八只手那里挣扎出来，抢过老木手里的糖瓶子，对地下叭的一声猛砸，”你们去吃，去吃，吃了去烂肠子屙血水！
“说完拉着小青就走。
大家突然发现易眼镜与小青的形迹可疑，回忆起这对狗男女最近经常在一起说话，不光惦念着代数和几何，还经常鬼鬼祟祟一同去菜地或河边，小青织的一件红色毛线衣已经出现在易眼镜身上，易眼镜的一只热水瓶也总是出现在小青的床头。
好哇好哇，居然还有了白砂糖，说不定还私下消受了好多山珍海味呢，说不定还避开众人花天酒地呢。男人们如梦初醒，怒斥爱情的香风臭气吹得这对狗男女昏了头。
他们当然错了。易眼镜与小青其实不会比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位更自私，很多年后他们才会最终看清这一点。即便是现在，小青砍的柴也比任何人砍的更多，洗的衣也比任何人洗的更多，为了给大男子们筹集回城的路费，她毫不犹豫地去医院卖血。但砍柴、洗衣、卖血是一回事，白砂糖是另一回事。白砂糖是爱情的象征，正像一个眼神，一次抚摸，生病时的一碗药汤，生日里相赠的一条手帕，是不能被剥夺和替代的。爱情必须有相应的物化形式，需要言词以外更多图象、声响、气味和触摸的形式，才能确证爱情的真切存在。我的一个朋友最近说，他妻子每到周末和节日都强烈要求他赠送鲜花，鲜花是他没有第三者的证明虽然完全不可靠。我的另一个朋友说，他妻子是海南人，每天都要对他进行爱情的考验，包括一次次盘问你到底爱不爱我，并且坚决不容许他用方言“新呵几（亲爱的）”、“哇碍鲁（我爱你）”之类来敷衍。那岂不是成了“星火街”、“华爱楼”一类可笑的地名么？哪里是爱？这就是说，妻子即便能听懂方言，但期待的回答不是语义而是语感，是纯正普通话里的庄重和神圣。她只需要特定的表达形式。
爱情似乎只有在形式里才能存活。
进入爱情的人差不多都是形式主义者，女性尤其可能这样。易眼镜和小青很快找到了白砂糖以外更重要的形式：单独开伙。他们买来了自己的锅，垒起了自己的灶，有油有盐地过起了小日子。相伴而炊，相对而食，你吃我做的汤，我吃你夹的菜，还有属于两人世界的小瓶子小碟子等等热气腾腾叮叮当当，既是婚前的家庭生活预演，更是爱情的大规模建设。就这样，爱情或者说爱情的形式，与原有的生活格局大相冲突，直接导致了我们共产部落的深刻裂痕，让同志们无可奈何。大家即便还可以维持表面的亲热，但爱情是幸福的，幸福的人呵常常是自私的人，是重色轻友的货，是发情的狗。离心离德，打小算盘，搞小动作，性别联盟瓦解了不算，整个知青户也不可阻挡地礼崩乐坏。即便小锅小灶并不意味着道德沦丧，即便易眼镜和小青依然在很多事情上克己让人，甚至对分灶吃饭不无惭愧从而更愿意大张旗鼓地助人为乐，但额外交情与同灶开伙仍然大不相同。大约半年以后，大川与老木的一次恶吵导致了团体最后解散。他们都觉得对南斯拉夫的看法分歧使他们无法再团结下去，其实是彻头彻尾的自我误解。因为在恶吵之前，这个团体已经私房话渐多，代替了公共讨论；私房钱渐多，代替了公共财政；私下关照渐多，代替了公共友谊。团体早已徒有其表，到最后，竟有大小四套锅灶出现，使浪漫的、欢乐的、充满着苏俄共青团歌曲味道的时光一去不返。核心人物的分裂，不过是给摇摇欲坠的泥墙最后推了一把，为飞鸟各投林提供了一个较为堂皇的理由。
我一个人走进伙房，看到一片爱情的残汤剩饭和杯盘狼藉，感到不寒而栗，觉得自己也该离开这里了。
女人
我相信女人是千差万别的，并没有统一规格，关于女性共同特征的说法常有太多的夸张、武断以及男人的偏见与其说女人是那样，不如说很多男人希望女人就是那样。但这并不等于对性别特征不可以进行概率性的比较。比如说吧，牛津大学的科学家们测定，74％的女人每个月流一次以上的泪，这个比例比男人的36％要高出一倍。（见俄罗斯2002年《健康》月刊）
74％不是100％，但足以让人们产生一种大体印象：女人活得更感性一些，情感更敏锐也更丰富。这个特征的形成原因大概可以写成一本大书，在这里只能从略，有兴趣者可以参看笔者《性而上的迷失》一文。从概率上说，女人们着装不光是为了保暖，只要条件许可，常常会使身上有更多悦目的色彩和线条，以证明穿戴的形式比内容更重要；她们饮食不光是为了果腹，只要条件许可，常常对零食有更多兴趣，以证明咀嚼的过程比目的更重要。她们大多喜爱逛商店，不全是为了购物，其实购物这件大俗事有什么意思？充其量只是逛商店的一个借口，就像吃鱼只是钓迷们的借口，健身只是球迷们的借口，治国安邦只是政客军阀们争夺权利的借口。即便是手头拮据也不打算买任何东西，很多女士仍愿意去商店朝圣，与缤纷商品热烈幽会。万紫千红，琳琅满目，熠熠生辉，变化莫测，各种商品暗示着各种生活的可能，闪示着幸福的各种方向，使商店成为了她们的一个梦境。
此时的男人们在哪里呢？可能在店门旁的“丈夫休息室”里，无精打采地看体育类报纸，或者烦闷不已地抽烟。
在我周围的女人中，小雁最不像女人，从无逛商店的兴趣，也不涂脂抹粉。在乡下抓鱼、打蛇、犁田、开拖拉机，还有后来出国留学而且读什么印度史和梵文，比男人还胆子大。明明有茶杯，她总是搬大碗，说这样喝水喝得痛快。明明是一张长方形的床，她身体总是睡成一条对角斜线，踢得枕头被子七零八落，挤得同床女伴落荒而逃。但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以短发男装混在男人堆里的人，也仍然不是男人。她随丈夫一同去理发，见那个为她丈夫服务的理发妹太丑，很不高兴，一定要换上一个漂亮的面蛋来动手。丈夫笑说道，你就不怕我心猿意马？妻子想了想，仍然坚持自己的唯美，说情愿让你心猿意马，也不能让我看着恶心，一个长得那么丑的人，在你头上摸什么摸呢？
视觉唯美到了如此极端的程度，恐怕非女人弗能。法国作家西蒙。波娃说过：“爱情是女人的最高职业。”（见《第二性女人》）其实凡感情都在女人的血管里最充分地储存着，随时可以喷涌而出。中国俗语称：“世上最毒妇人心”，是指仇恨情感之下的不择手段和不计后果；而喜爱情感之下的不由分说和不留退路，也多表现在女性身上，一如波兰裔的德国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女士断言：“这个世界上如果还有一个在街垒上战斗到最后的革命家，那一定是个女人。”这也就是说，“世上最诚妇人心”或“世上最善妇人心”的说法亦可成立。
易眼镜因为打伤警察而进了看守所以后，我去探视过他。所长是位熟人，让我也顺便看了一眼监房。女犯们都关在北边，有的只挂了一个乳罩，有的干脆光着整个上身，用各种办法散热纳凉，见我们出现在监视窗前根本不躲闪和回避。所长说，这些女犯多是杀人犯，情感性犯罪，下手最狠，不是杀情夫就是杀丈夫，诈骗、贪污等智力性犯罪倒是很少。我对此印象深刻，不由得不想起孔子在《论语》中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如果不作男权主义的解读，这句话其实没有太多贬义，只是指女性与下层野民一样，思维以具象和情感为主导，如洪水和烈焰，很容易冲决理性的罗网呼啸而去。“养”在这里不是“供养”，而应是“修养”、“调养”以及“驯养”之义。
独眼
老木在修水库炸石头时受伤，留下一只独眼，并且因此获得县政府颁发的一张奖状，还获得了身残回城的权利。他的独眼有一种苦难感，也透出一种狠劲，使他的娃娃脸平添了几分男子气。
独眼如果再配上一件斗篷，配上手里一条马鞭，就可以让人联想到某部战争史诗里的英雄简直是浪漫少女眼里的一枚英雄的勋章。这样，老胖子尽管个头不算达标，两腮肥肉太多，走到哪里居然颇受女子倾慕。她们肯定已经浮想联翩，已经把无形的斗篷和马鞭添加给这位独眼人了。一位漂亮的广东女子一见他就发呆，把他从广东追到湖南，不由分说地进门就扫地，接着就洗碗刷锅抹桌子，好像反正就是他的人，最终赖也赖成了他的老婆。她叫阿凤，在香港出生，有移居香港的权利，这是老木曾经嫌拒她的理由。不料老木多年后能到香港做生意，反倒大大受益于这一段奇特的婚姻。
听说这位广东女子曾经也有很多追求者，其中一位还与她有五年的通信史，是一位才气横溢的青年诗人，也是她表哥的一位朋友。有意思的是，他们五年之后的相会，却使女子大为失望：“天啦，他太漂亮了！”“漂亮不好么？”表哥疑惑不解。
“脸上连一块疤都没有，这怎么行？”“你什么意思？你的话我怎么听不明白？
“”这样说吧，他那个奶油脸蛋充其量只能让我产生母爱。“表哥眨巴着眼，觉得女人完全无法理喻。
忏悔
我当过红卫兵，注意过中国报刊上对红卫兵的声讨，注意到很多长辈人和晚辈人两面合击式的愤怒：你们为什么不忏悔？你们为什么没有基督教那种崇高的忏悔意识？你们为什么不谈谈你们那些不可告人的过去？你们为什么不像德国首相那样跪下来求犹太人恕罪而凭你们这样子中国还能实现现代化么？……
众口一词之下，我倒想说说不必忏悔的事情，比如我写过的两张大字报，是我在学校期间针对老师的仅有两张：第一张大字报，是攻击小学一位老师的。这位女教师矮胖，常常对学生摸摸头和整整衣领，语文课也讲得不错，讲课时不忘批判自己的丈夫，一个刑满释放的右派。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她夹着尾巴做人，一接手班主任职务，便把我以及其他所有出身于黑色或灰色家庭的学生干部撤下，让革命家庭的子弟全面掌权。特别难以忍受的，是那个算术成绩最臭的新班长，只因为有一个当党委书记的好爸爸，就被班主任宠成了红色大公主。不但考试中可以无端加分，劳动中可以无端闲玩，在任何一次出外支农时都可以吃到班主任偷偷特供的苹果或腊肉，根本不同贫下中农的白菜萝卜相结合，享尽了人间荣华富贵，气煞了满朝文武，让我们几个男生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们纠集起来，往讲台上射过尿，在厕所里画过漫画，碰到文化大革命的大好机会，回到母校给老师贴了一张大字报当时我们是初中生，不理解一个女教师难以承受的政治恐怖，不理解她的不公道后面的无奈。我们是成人以后才想到这一层的。
第二张大字报，则是攻击一位中学老师的。这位男教师瘦高个，挂金边眼镜，据说在国外读过书，又为驻华美军当过翻译，身上至今还有一股从敞篷吉普里走出来的风流味，动不动就打一个响指，好像在日本召妓或者在菲律宾赢了台球。这一天是他的英语课，我前座的一位同学有些拘束不安，被美军翻译发现了。对方过来检查他的课本，发现是一个冒牌的旧练习本，便生气地叫他站起来，问他为什么没有书。他支支吾吾好一阵，说自己没有钱交学费。美军翻译轻蔑地哼了一声，将练习本甩回桌上：“鲁平，你不是读书的材料么！”这句话羞得我的前排同学低下头去，前额差点砸到了桌面。我是这件事距离最近的目击者，我亲眼看到了老师的眼光寒意浸骨，亲眼看见了叫鲁平的同学低着头站了整整一节课，还看见了他的裤角高高吊起，脚上冻得红肿的双脚没有穿袜子，插在一双空荡荡的红色女式大套鞋里。
这位搬运工的子弟后来几天没有来学校，是班上同学凑了学费送去他家，他大哭了一场，才挂着鼻涕重返教室。这当然是我后来写大字报痛斥美军走狗的好题材。
回想这两张大字报，我应该向老师道歉，清算当时那些粗鲁的火气，清算那些不着边际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