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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这样注意契诃夫，当然也会受到契诃夫的影响。鲁迅是历来人们公认受契诃夫影响较深的一位作家。评论家往往都喜欢拿鲁迅小说的方法与契诃夫进行比较。鲁迅也是举世公认的短篇小说大师，他善于抓住最能突出而且最简约地表现人物性格和事件本质的典型素材，朴素、明了地把思想形象化。
在鲁迅的创作中，特别是他还没有摆脱外国作家影响的早中期创作中，记事的明快、生动、简洁，故事的纯朴、抒情的忧郁风格分明和契诃夫相似。
《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社戏》、《故乡》、和《孔乙己》等短篇没有对人生真理的大声呼唤，有的只是极为冷淡的客观描绘。在平平淡淡的描述中，孔乙己——“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在嘲笑中走来，又在取笑的闹声中离去。平静、客观下面奔涌着的悲愤之情，不禁使人生出奥维德式的对生命的感慨：“如果你突然见到我，你是不会认得我的，岁月已把我摧残得不成样子了”；曾经浪迹天涯，而今重回故里找寻童年记忆的“我”（《故乡》），与儿时的伙伴闰土不期而遇。昔日海边西瓜地里手握钢叉的小英雄早已荡然无存，眼前站立的只是一位淳朴、勤劳、木讷的农民。过多的艰辛和痛苦刻满了他的脸。在悄无声息离岸远去的船影中，我们明明感到人生的感伤和无奈。生活不会使少年时代的伙伴常在一起，生活的苦难常常不是让往昔的朋友更加贴近，倒是会无形中横生出一堵不可逾越的厚墙，把他们从肉体和心灵上隔绝开来。鲁迅以沉思的目光苦苦探索着的人生意义，正是常常引发人们沉思的生活常景。
契诃夫一贯主张，态度越是客观，所产生的印象越是有力。他的创作规律是尽量把材料压缩。他的任何一个作品都力图在浓缩的篇幅里，让读者看到真正的事物，给读者展示生活本身的阴暗面和光明面，以及可以捕捉到的生活的底蕴。
在《仇敌》里，契诃夫以冷静客观的口吻叙述了一场发生在老爷和医生间的争吵，及由争吵引起的莫名其妙的相互痛恨。透过貌似没有主题的表面现象，我们发觉，作品根本不想褒乏某个人物，它只是对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某些可悲的现象作些叹息：为什么有知识的人还会这么心胸狭窄、庸俗无聊？为什么人大多只想着自己的痛苦，对别人的痛苦却视而不见？为什么人的心灵会变得这样不健康？……人们不自觉地会顺着这些问题想下去。从
《醋栗》中那个自私自利、心灵空虚的庸人身上，我们猛醒：在现实生活中，铜臭不知已经侵蚀了多少人的灵魂。人们需要的远不只是个人“幸福”的蜗居，而是需要一片广阔天地尽展自由的精神和所有的品质。生活的意义在于争取“更伟大更合理的东西”。
执著于心灵的探索、进而对人的灵魂进行冷静无情的解析，同样是契诃夫孜孜以求的事业，但不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是，契诃夫不对人物的心理活动本身进行细致的描绘和刻画，而是让读者从人物的行为和举止中领悟他的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
鲁迅晚年说：“我是散文式的人”；列夫·托尔斯泰曾称契诃夫是“散文中的普希金”。鲁迅与契诃夫的小说采用的都是富有诗意的散文化结构。这种结构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就是球面型而不是线型。在两位作家的作品中，时间并不是主干支架。鲁迅和契诃夫的小说很少把情节穿在一根线上，他们的成功之处不在于情节的起伏多变，而是散文式的叙述方式。构成这种结构的单元材料或是一次谈话，或是一个小故事，或是一个人的外形，或是作者某种瞬间的强烈感觉。这些材料象撒落在不同方向和位置上的点，由此连缀而成一个平面或多面的立体。
鲁迅的《祝福》由“我”的几次见闻缀合构成，情节不是点与点循序渐进的过渡衔接，而是跳跃推进。我国有的评论者认为，在小说结构方法上与契诃夫最为神似的鲁迅作品是 《风波》和《在酒楼上》。这两部作品没有一个可以称作主线的中心情节。整篇都是些琐碎的叙说和零散的意象：六斤打了十八个铜钉的破碗、七斤嫂迁怒他人、赵老七的竹布长衫、九斤老太的絮絮叨叨……它们叠加在一起，呈现的往往是一种出乎意料的印象。
鲁迅和契诃夫小说情节的淡化与跳跃，使他们的作品乍看平淡无奇，甚至平乏无味，然而仔细咀嚼，便会品出无穷的韵味。
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与契诃夫的忧郁气质最接近的，莫过于鲁迅和沈从文。后者笔者很快就要讲到。
鲁迅的忧郁气质突出地渗透在他的散文诗集《野草》中。不少篇目在曲折隐晦的笔端，流露出空虚寂寞的情绪。例如《影的告别》，影的命运孤独寂寞，黑暗终将吞并它，光明将使它消失，它只好“彷徨于明暗之间”；即使在象《雪》、《好的故事》等一类格调清新明丽、寓意深远隽秀的作品里，也让人感到孤独心灵孕育下的寂寥、冷漠。
仔细分析鲁迅的小说，我们便会发现，忧郁气质充盈在他的每一篇小说里。灰色的茶馆、单调的纺车、昏暗的油灯、阴冷的乌篷船、沉重的雪、阴郁的云、窒息的黎明前的黑夜……这一切使人想起契诃夫小说的场景；又酸又硬的醋栗、旧巴巴的雨伞、沉甸甸的套鞋、灰秃秃的街道、牢笼般的病房……
鲁迅的《孤独者》最突出地表现了契诃夫式的忧郁气质和孤独心态。魏连殳性格阴郁、冷漠。他不甘心与世俗同流合污，所以对周围人态度近乎冷酷，亲自做了“独头茧”把自己裹住。但现实不允许他生活在与社会隔绝的真空环境。流言诋毁他，失业打击他。最后，这个孤傲的人不得不向环境屈服，当上军阀部队里的一个顾问。他独自品尝着貌似胜利实则失败的悲哀。在孤寂中他绝望地挣扎；把目光转向孩子，但孩子们也抛弃了他。终于他背负着内心的创伤，寂寞地死去。
契诃夫的著名中篇《第六病室》里的主人公安德烈·叶菲梅奇（即拉京），在一个偏僻小城的一所医院里当医生。医院又脏又乱，偷盗成风，贪污盛行，病人得不到照顾。他曾试图改变这种状态，但处处碰壁。失望之余，他专心读书，心无旁顾，以求获得心灵上的安宁。后来，在第六病室他接触到一个病人格罗莫夫。交谈中，这位病人仍不改初衷，认为斗争是改变环境的唯一出路，从而驳斥了医生的“懒汉哲学”，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不懂生活，只会鼓吹蔑视痛苦，而且靠别人的痛苦生活着。谈话使叶菲梅奇感触颇多。于是，“健康人”医生与“疯子”病人接触频繁。不料，凯觎他的地位的助手乘机造谣，叶菲梅奇也被当成疯子关进第六病室。这时他才幡然醒悟，便和格罗莫夫一道反抗，却遭看门人一顿痛打，中风而死。最终打破孤独的一切努力未能挽救这位有理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
在契诃夫其他的作品中，无法抑制的孤独感，或称孤独意识，以明示或暗示的形式重复表现出来。如《文学教师》、《古塞夫》、《带狗的女人》……外部环境与人的高贵天性水火难容，个人在社会上得不到关心、不被人理解。人与人的灵魂隔绝不通——这些使得鲁迅与契诃夫接近，也使他俩的有些作品难为一般读者理解。
有一点值得注意，鲁迅在艺术观点、题材选择、表现手法甚至思维路线方面与契诃夫相当接近，这与他俩都是学医出身不无关系。
鲁迅早年东渡日本，曾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接受了两年的严格的科学训练；契诃夫曾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苦读五年，毕业后行医治病。关于医学知识对他们创作的影响，两位作家都有过表述。事实上，医学能够扩大人的观察视野，充实人的知识。医学所依仗的科学事实和科学方法能指导人们避免许多过失。医生的职业有可能接触社会各种人物，进一步拓宽观察范围，丰富人的生活见识。这些都是一个优秀作家必不可少的品格素质与生活积累。鲁迅和契诃夫都善于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将医学上的解剖术运用于严肃深刻地剖析社会上各种病态现象、人类身上从肉体到精神的多种病痛症状。这一热烈的情感与冷静的观察相结合，深刻地透视社会人生的共同点，正是两位作家创作中语无繁赘、字字千斤、精炼缜密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走在孤独的人生之路上——沈从文与契诃夫
沈从文可以说是在感情上受契诃夫影响最大的一位中国作家。
在谈及自己所受的外国作家的影响时，沈从文很少象别的作家一样，明明确确地点出几位自认为从中获益颇深的作家名字，但他却曾专门提到契诃夫。他指出，契诃夫的叙事方法是不加个人议论，冷眼从旁观望。的确，沈从文和契诃夫都极善于将“道理”含在“现象”中，默默地勾勒出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浮沉命运，静静地传递出他们对滔滔长河上的人生悲欢及生命奥秘的冥思。“不加个人议论”的笔法始终贯穿在沈从文的创作中。《肖肖》（电影名为《湘女潇潇》）很具典型性。天真、纯朴的肖肖十二岁时作了童养媳。在婆家她要带不满三岁的丈夫、洗衣、推磨、纺车，还要受婆婆的折磨。在一种无知的自然冲动中肖肖与花狗相好，并身怀有孕。肖肖在逃脱了“沉潭”、“发卖”的命运后生下个儿子，被留在婆家，只能与比自己小九岁的丈夫厮守终身。肖肖终日打发着虽生犹死的漫漫时光，她的生命处在被动的自然状态。当肖肖同十年前抱丈夫一样，抱着二儿子微笑着看人家给她的大儿子娶童养媳时，她已不再有改变自己命运的任何想法。梦想和希望都已死去，生死祸福由凭别人去安排。沈从文以一种极其冷静客观的口吻，叙述着湘西山乡一位少女身上的重大悲剧。字里行间没有一句关于人生的议论、关于命运的感怀，只有偏僻山乡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琐细和平常的生活。字字句句绝无华丽的修饰。从这深沉凝重的客观笔触流溢出来的是作家对社会人生富于历史感的思考，跃动着的是原始生命的活力以及与世浮沉的灵魂。这一切很容易让人想起契诃夫笔下漠然的姚尼奇 （《姚尼奇》）。
沈从文用平铺直叙的词句来讲他的故事。这种看似随意的捻来，实是作家精心选择安排之后的重新组合。他的作品的情节极少曲折，跳跃而淡化，是点与点的组接。但深意却从自由、轻松、抒情、闲淡中一点一滴地折射出来。短篇小说《静》很能说明这一点。小说取材于自己家庭成员在战乱中逃难，被困于一个小城的一段经历。结构简单，几乎没有情节，文字传递出的氛围就是“静”。母亲生病卧床不起；大嫂、姐姐外出补课；小女孩在晒楼上四处张望，望见小尼姑，望见天上的风筝。小女孩回到房间，和妈妈说梦；小男孩告诉妈妈，河对面的桃花开了。透过这朦胧的意境，将这些零落、偶然的散点拼合起来，渐渐辨出一幅整合划一、对照强烈的画面：死亡的肃穆，战争的威胁和静静流淌的生命之流……
一位老教授的家庭琐事；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海滨邂逅，继而产生无望无奈的爱情……契诃夫按照他心目中的想象，有选择地抓过“这一点”、拿来“那一点”捏在一起，让读者在恍然间欣喜地意会到人人都会体验，但又难以准确表达的人类内心深处的东西。常人意会到这些之后，往往还是难于复述。
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与契诃夫的忧郁气质最相近的，除鲁迅外，就是沈从文。
沈从文是一个对人生怀有极大热情的人，但内心深处，他却是一个孤独者。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是“皆从孤独得来的”，所受的教育“也是从孤独来的”。即便拥有了名誉、友谊和爱情，他还感到异常孤独。追根溯源，沈从文的孤独意识源自他对整个社会的观察、对生命的观照和对人生的忧思。这一点使沈从文与痛恨平庸、不愿人生毫无光彩的契诃夫成为知音。比起鲁迅的忧郁气质，一向谦和、宽厚的沈从文的忧郁更加内倾。
在中国文坛上经历过毁誉并存命运的《边城》，有意从中国湘西二十世纪初叶普通人的平凡交往的视角，表现一种“人生形式”。小说弥漫在“美丽总是愁人的”幽幽气氛中。言犹未尽的人生忧虑与世事惆怅从碾坊和渡船伸向更深的地方———恋人的歌声里、老船工的静默中、渡口边翠翠的孤寂等待里。《边城》蕴蓄着这样一种情绪内涵：富于幻想而又敏感的少数民族祖祖辈辈生活在青山秀水间，但与山美、水美、人美反差极大的是长期压迫在他们心头的一股隐痛沉郁。作品是少数民族心声的表露，也是旧一代知识分子心迹的坦露，更是沈从文对人生独立与生命自由的追求的展示。沈从文在一种近于半迷狂的状态中去感受人事的美，挖掘颗颗渴望美好生活的灵魂，从而引出他一直思索着的大问题——人为什么而活下去。精力应该凝聚，生命应当放光。
契诃夫以医生般清醒的理性客观描绘人生。他从忧郁，甚至凄婉的氛围传递出孤独、沉郁的美。这让人联想到他的著名中篇 《草原》。草原散发着香味，飞鸟在歌唱。一个小男孩坐在一辆马车上穿越茫茫大草原。他看到的是孤单伫立的白杨、紧贴地面飞翔的鹞鹰……在这部作品中没有情节，连人物都始终漫没在一种氛围中——孤独的灵魂与生命力旺盛多姿的大自然两相对照下的忧郁中。正象高尔基形容的，这是一种纯粹俄罗斯味道的带沉思的忧郁。而这股说不清的忧郁挟带着的是契诃夫的思想探索——没有一个“中心思想”，人生就会成为可怕的负担，就等于一无所有。生活的意义在于争取“更伟大更合理的东西”。
由此可见，沈从文是从更深的层面上接受契诃夫影响的。
沈从文和契诃夫的作品不靠单纯赞美颂扬什么，或者单纯批评诅咒什么来争取读者，因此它们不会随着时代的更叠而被刷新，甚至落入被人遗忘的行列。深层原因在于，两位作家都“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道路，即以一个作家的身份独立思考、独立发言。
沈从文虽然充分肯定共产党认定目标、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也认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必将灭亡，但他始终厌恶派别，认为政治终究不可信，极力避开政治斗争的潮汐，谋求“单干”（当然是一厢情愿），从一个“乡下人”的角度，向实实在在的生活取证。
契诃夫是在不问政治的小资产阶级的环境里出生、长大的。他身上一直具有不问政治的特点。生活在俄国历史的大裂变时期：旧的理想——民粹思想彻底失败，新的理想——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方兴未艾。契诃夫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化，力图用新的答案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但他没有掌握最先进的思想武器。一些鱼龙混杂的政治流派充斥于当时的社会，对生活起着表面的影响。这种现象令契诃夫更加怀疑政治，加深了对政治生活的反感，他不问政治的情绪更强了（后期有所改变）。在他看来，一切政治思想都是虚伪的。他认为最主要的不在于支持什么样的政治主张，而在于作人是正直还是虚伪。所以契诃夫反对把他归属于任何团体流派，这就使他不以某一派的纲领来束缚自己和自己的创作。
尽管两位作家都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偏颇，但他们单独地求索不止，勇于孤独，甘于寂寞地与自己的良知进行探讨的毅力与精神，无论怎么看，都是世界文坛不可多得的杰出品格。“非戏剧化”吸引了我们——
中国剧作家与契诃夫戏剧
契诃夫不仅是一位与莫泊桑齐名于世的著名短篇小说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戏剧革新家。他的大胆改革，不仅开辟了俄国戏剧史的新时代，而且对世界戏剧的发展也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在以传奇见称的俄国戏剧界，契诃夫的戏剧别开生面。与他的小说一样，剧本没有离奇而富刺激性的情节，没有明显的高潮和低潮，作者只攫取日常生活中平淡无奇的琐事，让剧中的每个人物都自成一个世界，借助匠心独运的多种艺术手法表现他们的内心世界，揭示朴素的真理。他的戏剧主题多是透析俄国知识分子或是幸福、或是毁灭的命运。契诃夫戏剧作品与他晚期的抒情心理小说一样，带有一股强烈的抒情风格，开创出俄罗斯戏剧刻划人物内心世界的一代新风。
契诃夫戏剧自从传入中国，至今仍受到广大读者和观众的欢迎。中国戏剧工作者多次将他的五部优秀多幕剧—— 《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