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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甘甜苦乐。当年的一部《青春万岁》展示给读者丽莎、叶琳娜似的中国新一代理想主义青年——杨蔷云、郑波、张世群……正象《青春万岁》的作者王蒙所描述的一样：“我们都沉醉在罗曼谛克的初恋中……恋爱中你读屠格涅夫的《前夜》，你赞叹 《前夜》对于爱情的描写是如何饱满……”杨沫以一曲《青春之歌》，继承了从茅盾《虹》以来的中国现代小说写进步知识分子的传统——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从个性反抗走上自觉革命道路。象屠格涅夫描写俄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六部长篇小说一样，《青春之歌》发挥着“教育小说”的作用。1982年，当苏联著名汉学家李福清与冯骥才会面，问起冯骥才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这位天津作家答道：文革期间，偶然弄到屠格涅夫《初恋》的中译本，读完之后产生一种“我应该写”的感觉。
这一切告诉我们，屠格涅夫在中国的影响不是一种局部性、暂时性的现象，比起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苏文学名家，屠格涅夫在中国读者中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尤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屠格涅夫享有很高的声誉。可以说，屠格涅夫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阶层精神生活中筑起了一道特殊的风景线。那些天性善良而软弱、情怀浪漫而忧郁的俄国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他们身上闪动着的是：忧国忧民的拳拳赤子之心，真挚厚重的乡土恋情，参与社会的强烈意识和极大热忱，自我反省的细腻敏感……这些都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天性、气质、心态、历史责任感产生精神上的遇合。屠格涅夫对“五四”以来的中国青年的精神启蒙，感召和引导，发挥过不可低估的作用。
历史环境和时代氛围在不断变化。屠格涅夫在今日中国还会象以前那样受欢迎吗？
中国人正在用更友善的目光注视着这位与中国有着多年神交的老朋友。1983年，在厦门召开了全国性的屠格涅夫逝世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当时的《人民日报》、全国各主要文艺理论刊物和外国文学刊物，都刊有纪念文章和屠格涅夫专栏。随着中国文学界的俄国文学翻译向古典文学的本位回归，文学作品的审美作用愈来愈受到重视。翻译家、作家、评论家们从屠格涅夫身上努力找回他的真正魅力。
从翻译界看，八十年代以来，他的主要作品如《贵族之家》、《散文诗》等都出现了两种新译本；从文坛创作情况看，屠格涅夫的一些重要作品如《门槛》、 《玛莎》、《工人与白手的人》等是“微型小说”的极好典范。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在今天世界文学中愈加流行的“微型小说”，在中国也流行起来，且大有发展前途；从评论界看，屠格涅夫研究呈现出可喜的新气象，有对屠格涅夫的现实主义艺术进行系统深入探讨的，有对屠格涅夫的小说艺术进行多方位研究的，还有另辟蹊径从屠格涅夫关于大自然和人性中许多永恒问题入手思考的……这些研究一反孤立、静止、封闭的僵化模式，纠正了中国长期以来屠格涅夫评论研究中的偏颇，潜入屠格涅夫艺术的精神核心，着力于文学本体研究上的新开拓。
总观屠格涅夫作品在中国的影响，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不是他的长篇小说，而是如《贵族之家》、《猎人笔记》，以及《初恋》、《春潮》、《阿霞》等一系列幽婉迷人的悲剧性爱情中篇。笔者发现《初恋》、《春潮》、《阿霞》等作品和屠格涅夫散文诗特别受到中学生的喜爱。笔者在中学时代，就对屠格涅夫的作品情有独钟，读来非得一气呵成不可。读者的这种选择表明，在屠格涅夫的心理、气质、性格里具有某种东方化的东西，一种温柔哀婉，含蓄深沉的中国风格，这使他的抒情艺术得以最大程度地为中国吸收和认同。可见，屠格涅夫对中国的深刻影响，也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不期遇合的一面。这是表里、内外共同作用形成的文化现象。
永远“初恋”着的“处女地”……
作为宇宙的自然与人世沧桑是密切相连的，屠格涅夫的艺术世界向读者展示了这一法则。
屠格涅夫最擅长描绘大自然—一宇宙中与人并立的生命实体；屠格涅夫最擅长描写青年人——人类最富创造活力的一群；屠格涅夫最爱抒写爱情——人世间最深刻复杂的感情形态；屠格涅夫最擅于揣摸女性——最配代表世人一切美德的可爱精灵；屠格涅夫最能体味老年心绪、死亡境界——人生旅途最后驿站的心路历程……在屠格涅夫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里，这些自然界和人生中的永恒主题受到屠格涅夫的独特观照，这正是屠格涅夫在世界范围内青春常在的主要原因。
万事万物生生灭灭、瞬息万变、沧桑轮回……无论中外，人类所遭遇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往往是统一的；无论种族，人们对于人生的短暂和宇宙的永恒的感受常常是共同的；无论古今，世人对于人生意义的寻求历来也是一致的。
七十八年前，一位亲切慈祥的北国巨人走出“贵族之家”，穿过“树林和草原”，挟一股“春潮”跨入中国的“门槛”。从此，他一直留在门内，与我们在一起。
中国人感叹：
难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时光飞转——
世纪之末，我不明白，世界怎么变化得这样快；世纪之末，你不理解，人们怎么有这样多的烦恼和无奈。人人都高喊“活得累”，人人都想活出个彩。
时光倒流——
上个世纪末，活得本不轻松的俄国人中有这么一位：在他六十年的人生中，步步坎坷，时时艰辛。他比谁都活得累。他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
最累的人从事最累的事业
俄国文学星空灿烂，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星光独特的星座。由于人们同他之间的距离，他的星运无论是在故国的天空，还是在异国的苍穹，都显现出时起时伏的运行轨迹。
论出身，他不同于大部分来自贵族之家的俄国作家——既没有普希金那莫斯科贵族地主家庭的声名；又没有果戈理乌克兰数代书香地主世家的自豪；也没有屠格涅夫那奥辽尔世袭贵族之家的荣耀；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的只是平民军医的家庭背景。论经历，平民出身注定他一生都要靠自己奋斗一写尽生命多彩之光的普希金，顶多是被发往风光旖旎的高加索；绘尽人生黑暗色谱的果戈理，从未品味流放远方的孤寂；最擅表达死境将临之感的屠格涅夫，何曾体验将死未死的况味。唯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历经莫斯科刑场待毙的终极悲怆、独耐西伯利亚十年流放的煎熬、倍受癫痫病的百般折磨……走出一个最厚重的人生。论个性，他给人的印象总是矛盾的——纵饮放歌的普希金，浪漫得令人艳羡；幽默犀利的果戈理，深刻得叫人折服；宁静致远的屠格涅夫，忧郁得让人心醉；而内向抑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苦难得实在使人无法承受，他算得上是俄国十九世纪作家中最少浪漫气质的一位。
陀思妥耶夫斯基活得累，他的作品也累，和普希金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如他激情充沛；和果戈理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象他针砭性强；和屠格涅夫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他情怀悠然深远。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缺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鲜明战斗性，托尔斯泰的滔滔辩才，契河夫的简约安详。他太醉心于人生的苦难，他太执着于人心的探索。
人是世间最复杂的高级生命。人的灵魂是世上最难揣测的东西。而准确、深刻地剖析人在极端境地的变异心态，更是难上加难的事情。偏偏就有这么一个民族特别喜欢进行心灵探索。从普希金起，莱蒙托夫、果戈理、冈察洛夫、屠格涅夫无不善于在作品中表达自己对人的哲思。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最大嗜好偏偏也是琢磨人。他曾少年立志：“人是一个谜。需要解开它，如果你一辈子都在解这个谜，那你就别说浪费了时间。我在研究这个谜，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人”。他的全部作品正是他这个誓言的最好力证。从《穷人》直至《卡拉玛佐夫兄弟》，他一生的文学创作就是力图从生活在他周围的人和他本人身上发现人。探求人——活得很累的陀思妥耶斯基，做了一件世人最难作到也最累人的事情。这实在是一项崇高的伟业。
纵观古今、横扫中外，陀思妥耶斯基称得上是个与众不同的“超人”。与他对话很难。能与他对话的人必须走入他的思维，习惯他的思路，懂得他的心理。除苏联的巴赫金外，德国的尼采和黑赛、法国的纪德、日本的夏目漱石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难得的异国知音。而在东方大国——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一群知音。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先读你的是他们——
中国读者首次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文作品是在1920年，它们是乔辛瑛译的短篇 《贼》和铁樵译的短篇《冷眼》（即《圣诞树和婚礼》）。这两部作品在中国重复发表的次数最多，但影响并不大。1926年，陀氏的成名作《穷人》由韦丛芜翻译发表，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
1928—1937年是我国俄国文学翻译较好的年份，陀氏作品出版数为十四种，位于高尔基 （四十四种）、屠格涅夫（三十种）、契河夫（二十种）之后，与托尔斯泰（十四种）平起平坐。继1929年社会科学“翻译年”后，陀氏作品的译介开始增多。1930年至1931年，未名丛刊发表了韦丛芜译的陀氏长篇小说《罪与罚》。1934年，邵荃麟翻译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即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译本一问世，在中国引起广泛反响。邵荃麟对这部作品有着特殊的爱好，翻译过程中常常激动得彻夜难眠。至今，一提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国读者除想到《罪与罚》外，还有这部并非陀氏代表作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抗日战争期间，在艰苦的条件下，陀氏作品的翻译活动仍没有中止。耿济之直接从俄文翻译了陀氏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助夫兄弟》（即《卡拉玛佐夫兄弟》）（1940年—1947）。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前，译自俄文的陀氏重要作品有耿济之译的《白痴》（1946）、《死屋手记》（1947）、《少年》（1948）等。在二十——四十年代间，陀氏作品的其他译者大多从英文转译。
从二十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对陀氏作品翻译不断增多，陀氏的主要作品几乎都有了中译本，不少作品还有两个以上的版本：《白痴》、《卡拉玛佐夫兄弟》等有两种版本，《穷人》、《罪与罚》、《地下室手记》等有三种版本，《死屋手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有四种版本。有的作品同一版本多次再版：像韦丛芜译的《穷人》再版四次，韦丛芜译的《罪与罚》与邵荃麟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有八版。有的作品以片断的形式出现，象《孤女聂丽的故事》 （《罪与罚》）、《在阔人的寄宿学校里》（《少年》）、《在另一个世界里》（《死屋手记》）等。
从翻译中的这种选择不难发现，中国译者和读者更为看重陀氏作品的穷人主题，而另一类作品，象《二重人格》、《群魔》等所表现的二重人格、人性袭变、宗教忏悔等主题，一直受到多数中国人的冷落，直到八十年代，它们才逐渐唤起中国译者、读者和研究者的重视。
1956年起，俄国文学翻译开始走下坡路。陀氏作品的翻译廖廖可数，1958年出版了种觉译的《二重人格》。
1960—1979年是俄国文学翻译，乃至整个外国文学翻译的低谷期。但海峡彼岸的台湾，俄国古典文学翻译出版却呈现出热气腾腾的景象：1967—1970年三年间，陀氏作品出了八种，仅次于托尔斯泰 （十二种）、屠格涅夫（十一种），其中包括重印1949年以前耿济之的旧译《卡拉马助夫兄弟》、《死屋手记》，以及没有译者姓名无法辨别新旧译作的 《罪与罚》、《穷人》、《死屋手记》等。
七十年代末期，文学在中国复苏，俄国文学的译介研究重新得到恢复，但人们对陀氏还是谨小慎微，直到八十年代以后中国人才大胆地靠近他。中国译者抛开苏联陀氏研究的偏颇的干扰，以自己的眼光重订翻译的取舍标准，《群魔》第一次得以全部译出。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推出一套《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新译、再版了陀氏的六部长篇小说。大部分重要的短篇小说都有了中译本。
经过七十多年的努力，陀氏世界的基本风貌终于出现中国读者面前。比起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的中译者，陀氏译者的名字对于今天的读者大多比较陌生。在这些陌生的名字中，应当专门提一下耿济之。这位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和俄国文学专家一生译著颇多，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等俄国古典名著都是他最早译介的。1982年3月，耿济之逝世三十五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他的遗译 《卡拉玛佐夫兄弟》等，以纪念他为译介传播陀思耶夫斯基和其他俄苏作家作出的突出贡献。
耿济之、邵荃麟等译坛前辈为中国人进入与陀思妥耶斯基的对话行列铺平了道路。
陀思妥耶斯基，你那曲高和寡的中国知音
外国文学进入中国，通常是以翻译作品为先，评论介绍为后或同时。与众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的译介在我国早于对其作品的译介。
1918年，周作人翻译的英国人写的论文《陀思妥夫斯基奇之小说》发表在《新青年》上。从此，我国一般读者第一次知道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二十年代译成中文的陀氏评论寥寥无几，都是英国人写的。中国最初对陀氏及其评论的了解始于西方，所以西方人的观点对初次接触陀氏作品的中国读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20年《冷眼》的中译本出版，书中所附的“记者志”是第一篇中国人写的评论，它对陀氏作了简介：作家出身贫苦，作品人道主义色彩最突出，描写是社会中的黑暗堕落面，手法擅长心理分析。
1921年，为纪念陀氏诞辰一百周年，我国报刊集中发表了近十篇中国作家、评论家写的陀氏评论。这些文章都对陀氏十分推崇，对他的作品和艺术给予充分的肯定。总观二十年代中国陀氏评论文章，特点是：注意交代生平和创作，多引外国读者的原话，或用自己的语言复述、解释、列举国外论者的不同观点，选出自己赞成的一种加以阐发。这些评论对陀氏以肯定为主，同时指出弱点，基本上是客观的。
在早期陀氏介绍评论者中，郑振铎是一位重要的评论家。二十年代中期，郑振铎在其编著的《俄国文学史略》中指出陀氏艺术上的缺陷：粗率、凌乱、无序等，同时认为陀氏的伟大不在艺术上，而在博大精深的人道精神上。在郑振铎眼中，陀氏作品的特色正符合他编译外国文学的一贯原则，即“必须带有社会问题的色彩与革命的精神。”
蒋光慈在根据瞿秋白原稿编著的一本俄国文学史著作《俄罗斯文学》中，也指出了陀氏的缺点：文字艰涩、冗长、长篇议论不少、人物见解相似，但同时也承认陀氏的伟大在于细腻深入的心理分析，在于真实地反映痛苦中奋争的俄国社会，展露病态的人们和社会问题。
郑振铎、蒋光慈的观点在当时很有代表性。主张“文学为人生”的中国评论者主要从文学反映人生这个角度，来认识、介绍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
三四十年代，我国的陀氏研究在加强前一时期的侧重点同时，更加注重陀氏作品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在没有排斥以往的研究方法和角度的情况下，评论界引进一些新方法，新理论，为陀氏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韦素园是陀氏的知音。他在为胞弟韦丛芜的《罪与罚》中译本写的《写在书后》一文中，读出了陀氏作品中人物的内心分裂、精神矛盾。读出了“地狱”的阴冷、广漠，读出了共鸣和安慰。在三十年代我国学者撰写的 《罪与罚》简评论文中，这篇是出色之作。
四十年代，陀氏评论从三十年代主要集中的《罪与罚》扩大到绍析《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等陀氏其他几部长篇小说。何炳棣的文章《杜思退益夫斯基与俄国民族性》，运用广义的社会批评方法，从陀氏作品的人物入手，又结合俄国人的种族、地理、气候、环境、时代等因素，归纳出俄罗斯的民族性——生命力雄厚，重视精神生活，宗教信仰浓厚，容易接受外来思想，好走极端等。该文的角度十分独到。
我国三四十年代的陀氏评论总的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研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