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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否认托尔斯泰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爱好，有他的消极面，如过分主张忍耐、顺从、不抵抗，但他的积极面还是主要的。我们必须看到，基于同样的文化心态，托尔斯泰学说与中国古典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托尔斯与中国古代哲人们对世界和人生有着基本相近的看法。
我们惊叹：托尔斯泰能如此成功地克服语言障碍，深入到全然陌生的文化材料的实质中去。考察托尔斯泰学说形成的过程，我们感到，托尔斯泰热切希望通过东方文化来理解西方文化和通过西方文化来理解东方文化。在当时的俄国作家，甚至欧洲作家中，没有人能象托尔斯泰，以这般真挚的感情对待中华智慧、对待中国人民。这一点在现在看来都是难能可贵的。中国人自然特别珍视他、厚爱他。
托翁，老子的故乡欢迎你
托尔斯泰在世时，中国人就知晓了他的大名。早在托尔斯泰作品有了中译本之前，我国知识界就已经接触了这位俄国文豪。当时的接触主要通过留
日、留欧的中国留学生和外交人员。这批留学生后来成了“五四”文学大潮中的生力军。
1903年，一位曾到俄国的外交官夫人单士厘女士写了三巷日记，后印成
《癸卯旅行记》，其中对托尔斯泰热情赞扬，谴责俄国教会开除托尔斯泰教籍和沙皇政府禁止托尔斯泰著作发表的行为。
据现有资料，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介绍托尔斯泰的文章是在1904年。现已无法考证《托尔斯泰略传及其思想》的作者寒泉子是何人。文章侧重介绍托尔斯泰的学说，而文学作品则一带而过。作者凭直觉，敏感地悟到托尔斯泰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联系。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直接与托尔斯泰打交道的第一个中国人是张庆桐。1905年，他与托尔斯泰通信，除了表示对作家的仰慕外，主要谈论中俄两国的关系，没有涉及文学作品。
1907年初，托尔斯泰的肖像出现在《民报》上，并有题词“俄罗斯哲人——托尔斯泰”。但没有与托尔斯泰有关的文章。
中国人真正接触到托尔斯泰的作品开始于1906年。
1906年，德国传教士叶道胜（中文名）牧师和中国人麦梅生合作从英文转译了托尔斯泰晚年的一些以宗教为题材的短篇故事，最初发表在上海《万国公报》上。1907年由香港礼贤会结集出版单行本《托氏的宗教小说》，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托尔斯泰作品中译单行本。
托尔斯泰作品一旦被介绍过来，它的影响就迅速扩大、日益深远。
1913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翻译托尔斯泰作品的热潮。
马君武等译了《心狱》（《复活》）。翻译数量最多的要数林纾和陈家麟。他们译出的多是托尔斯泰的早期小说和后期宗教性较强的作品，如 《罗刹因果录》 （1915）、《社会声影录》（1917）、《婀娜小史》（1917）、《人鬼关头》（1917）、《现身说法》（1918）和《恨缕情丝》（1919）等。这些翻译都用文言，篇名都是译者另拟的，而且为使译作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像普希金的《俄国情史》一样，不少译本抛开原作的表现手法、风格，根据译者的理解大加发挥，对原作大量删改，如《心狱》还不足原作的三、四分之一。另外，从译者自定的篇名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托尔斯泰更倾向是一位宗教家和道德家的形象。
从1915——1921年间，《新青年》杂志做了大量介绍俄罗斯文学的工作，其中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及译著占相当大的比例。其他当时较有影响的杂志也都有专沦。1916年以后的几年内，托尔斯泰的作品译介日益活跃，相继发表的译作有《一个地主的早晨》、《伊凡·伊里奇之死》、《安娜·卡列尼娜》、《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童年·少年·青年》、《克莱采奏鸣曲》、《家庭幸福》、《高加索的囚徒》等。1921年，瞿秋白以记者身份访问苏联，成为托尔斯泰故居雅斯那亚·波良纳的第一位中国客人。瞿秋白翻译过托尔斯泰的作品和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
据初步统计，在“五四”以前，中国翻译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契诃夫等十几位俄国文学名家的作品，总数在八十种以上，其中托尔斯泰的作品占了三十多种，几近总数的一半。“五四”以后，由于中国知识界在文化心态上与欧美文学的隔阂日渐加大，人们对俄国文学的兴趣更浓，尤其是对托尔斯泰，于是开始了翻译托尔斯泰作品的第二个热潮。“五四”以后直接从俄文翻译的译者群体出现。他们给托尔斯泰作品翻译和其他俄国作家的作品翻译带来了新气象。1919年，瞿秋白发表托尔斯泰
《闲谈》的译文，1920年又发表《祈祷》。在直接从俄文翻译俄国文学作品的丰收年——1921年，耿济之译的《黑暗之势力》、沈颖译的《教育之果》、瞿秋白与耿济之合译的《托尔斯泰小说集》等托尔斯泰作品相继问世。1922年，耿济之重译了《复活》、杨明斋译了《假利券》。
抗日战争期间，尽管条件相当艰苦，文化上的压制十分残酷，但托尔斯泰作品的翻译介绍仍未中断。郭沫若从英文转译了《战争与和平》（未译完）。周扬也从英文转译了《安娜·卡列尼娜》，虽然是转译，但周扬基本上把原作的精神、风格传达了出来。
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前，译自俄文的托尔斯泰作品有刘辽逸的《哈泽·穆拉特》、蒋路的《少年时代》、高植（即高地）的《战争与和平》（继续郭沫苦的工作）等。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翻译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托尔斯泰的多卷本选集得以出版。托尔斯泰作品不断重印。从1903——1987年的八十五年间，在我国初版的俄国文学译作中，托尔斯泰的作品占 17％，契诃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各占13。6％、12％、6。6％。这四位文豪的作品几乎占初版译作总数一半。目前，翻译界正在进行十七卷本《托尔斯泰文集》的出版工作。
半个多世纪以来托尔斯泰在中国的知名度与他半个多世纪（文学生涯达五十八年）在俄国的盛名不相上下。
托尔斯泰在中国——一种社会意识
托尔斯泰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过很大的、有益的影响。“为人生”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主要原则，它渊源于托尔斯泰《艺术论》中的创作原则。“为人生而艺术”成为五四时期及“五四”以后相当一批作家，尤其是文学研究会作家的重要的艺术标准。有趣的是，“为人生”的艺术在俄国文学中并非托尔斯泰首创，其他俄国作家及评论家，如别林斯基等都作过系统的理论探讨；而且其他外国作家、评论家对我国“五四”新文学也颇有影响，象易卜生的“问题剧”。但我们的作家却一致把它归功于托尔斯泰，个中原因笔者已在第一部分作过分析。
值得重视的是，托尔斯泰传入中国，一开始便是和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思想体系、他的基本心态和思维模式始终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作家，以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以，在考察托尔斯泰与中国作家的关系时，我们不必非要找出这些作家、作品与托尔斯泰的一一对应影响。因为许多作家都不自觉地从托尔斯泰的观察角度和创作心理模式出发，无意识地使自己的作品落入托尔斯泰的基本框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托尔斯泰的名字几乎与所有著名现代作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巴金、冰心、沙汀、庐隐、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蒋光慈、田汉、夏衍……
提起冰心，少年朋友们最熟悉她那些文笔隽丽、充满爱心的散文。人们也都熟知冰心作品浸透着的母爱和博爱，是明显受的印度作家泰戈尔的影响，而少有人注意到冰心也曾从托尔斯泰那里汲取营养。托尔斯泰小说关注的是人的哲学，这给以“问题小说”走上文坛的冰心以莫大的启示。
在短篇小说《一个忧郁的青年》里，忧郁思考型的主人公彬君发出一连串的自问：“为什么有我？”、“我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念书？”。彬君使人想起托尔斯泰 《少年》中的主要公伊尔倩耶夫，他同样忧郁、同样在思考“我是什么？”、“生活是什么？”等问题。郴君和伊尔倩耶夫都对自身的生活作着理性的质疑。这种对生活的质疑在短篇小说《超人》里得到进一步探寻。主人公何彬原先信奉尼采，是个孤独恨世的“冷心肠”的青年，由于对母亲的眷恋，相信“世界是虚空的”何彬终于融化了“冷心肠”，萌生出爱心，认识到人们应该互相牵连、帮助，而不是互相疏远、遗弃，并悟到宇宙的伟大，人生的意义。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就是托尔斯泰和泰戈尔的爱的哲学的代言人。
庐隐在撰写自传体中篇小说《海滨故人》之前，阅读了大量的林译小说，而林译小说中包括大量的托尔斯泰作品，在这种熏陶下，托尔斯泰不会不对庐隐的创作产生影响。《海滨故人》也象上述两篇冰心的小说一样，带有托尔斯泰式的思辨色彩。女主人公露莎及其他几个主要人物一方面不能安于现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存在于污浊的社会，这与托尔斯泰主人公们的处境极其相似。《海滨故人》的人物们都以悲剧结束自己“一场游戏一场梦”的人生，而托尔斯泰的主人公们是以“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基督教自我牺牲，作为生命的终极。但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质疑和对个人生存意义的反省这一点上，庐隐的小说每每体现出托尔斯泰的影子。
以上我们择出文学研究会作家的作品，对托尔斯泰在当时的影响作了粗浅的介绍，此外，另一派作家也不可忽视，即创造社成员们。按一般的观点，创造社作家与托尔斯泰的关系，乃至俄国文学的关系较为疏远。但正象笔者在这一部分开头所提醒的，托尔斯泰的观察视角和创作心理模式已经成为当时的一般社会意识。再有，从整个世界文学的大氛围来看，创造社诸人不可能游离于俄国文学甚至托尔斯泰对当时中国的影响之外。
创造社作家，由于几乎全是留日生，深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因此他们的作品多是表现自我、暴露自我。但要看到，日本文坛“私小说”走红之时，也正是俄国文学盛行日本之际，因而托尔斯泰等许多俄国作家明显的自我解剖意识和自我暴露倾向，必然加剧日本文学中自我暴露风气的流行。俄国文学影响到日本“私小说”，也就间接影响到以“私小说”为样板的中国创造社作家们。这里仅以郁达夫为例。
郁达夫早期创作受“私小说”影响最大。从他的中篇小说《沉沦》可以看出与托尔斯泰有着联系的两个特征：对肉——源于对现存生活迷惘的性的苦闷，对灵——希望祖国尽快富强起来的心情，这两者构成小说的内在动力；较多的自传成份，使小说更具真实性。郁达夫越到后期越与托尔斯泰接近。托尔斯泰认为艺术的功能就是交流情感、艺术应有道德感，这两点深得郁达夫的赞同。
中国现代作家中的许多人都对托尔斯泰有所借鉴与创新。在此笔者介绍其中较为突出的几位。
托尔斯泰，郭沫若把你写进了他的诗歌
郭沫若很少写文评论托尔斯泰的社会政治思想，但他在创作中直接塑造了托尔斯泰的形象。这是中国人接受外来文学影响的一种很特殊的形式。
1920年，留学日本的郭沫若在其政治诗《巨炮之教训》中，刻划了托尔斯泰和列宁的形象，以此表达诗人在选择爱的呼唤与战斗的号角之间摇摆难定的心情。
诗人看到两尊俄罗斯巨炮，顿生感慨，进入梦境后梦见“涨着无限的悲哀”的托尔斯泰和“凝着坚毅的决心”的列宁前来会面。诗人请托尔斯泰指教。托尔斯泰说：“年轻的朋友呀，你可好？
我爱你是中国人，我爱你们中国的墨与老。
……
我主张朴素、慈爱的生涯；
我主张克己、无抗的信条。
……
一切的人能如农民一样最好！”
托尔斯泰的这番指教正是他在1906年《致一个中国人的信》中的内容。诗人听后认为“你的意见真是好”，列宁却在一旁高喊：“同胞，同胞，同胞？
为阶级消灭而战哟！
为民族解放而战哟！
为社会改造而战哟！
……
他这霹雳的几声，把我从梦中惊醒了。”
这首诗以特殊的形式对托尔斯泰主义予以批判，同时表露出，“五四”运动以后，一方面托尔斯泰的思想已为中国知识分子熟悉，另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也同样为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他们之中的先进代表所欢迎、接受。
托尔斯泰，鲁迅说你是“偶像破坏的大人物”
鲁迅虽然没有翻译托尔斯泰的任何作品，但他一直十分重视有关托尔斯泰的评论，对托尔斯泰一直抱以尊敬的态度，称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的俄国的巨人”。
鲁迅早年留学日本，当时日本文坛正盛行俄国文学。也许那时鲁迅就大量阅读了托尔斯泰作品的日译本，否则怎么会有日后写于日本的 《破恶声论》？
1908年，当托尔斯泰还健在之际，鲁迅在《破恶声论》中就对托尔斯泰的思想作了辩证的分析。他从当时中国社会需要反帝反封斗争的角度，赞扬托尔斯泰的忏悔录，同时也批评托尔斯泰的反战思想是一种空想。“五四”时期，鲁迅主要强调的则是托尔斯泰象达尔文、易卜生、尼采一样，具有破坏偶像的精神。
鲁迅赞赏托尔斯泰，还由于托尔斯泰作品中饱含着人性善良、前程有指望的思想。鲁迅曾说，读几页托尔斯泰的书，就会觉得自己周围充满着人类的希望。鲁迅对托尔斯泰人道主义加以适度的肯定。鲁迅还对托尔斯泰思想的消极面作过辩证的分析与批评，譬如，鲁迅实事求是地分析“勿以暴力抗恶”怎么都行不通。
三十年代初，鲁迅又从阶级根源上，科学地分析了托尔斯泰的局限性，认为托尔斯泰由于贵族的出身，始终摆脱不掉贵族的旧性，所以他只同情农民，却不主张暴力斗争。
曾经有形形色色的反动文人以托尔斯泰为盾牌，来攻击鲁迅。他们讥讽鲁迅是“杂文家”，认为杂文既不是诗歌、小说，又不是戏剧，不能算作文艺。杂文是堕落的表现；托尔斯泰没写过“骂人文选”，所以是伟大的作家。他们要鲁迅效法托尔斯泰，放弃批判的武器，去写《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作品。鲁迅针锋相对地指出，托尔斯泰也写过“骂人文选”，他在欧战时期曾经写信骂沙皇。
鲁迅不仅对托尔斯泰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在创作中也借鉴托尔斯泰，尽管这种仿效不象茅盾、叶绍钧等作家那样明显。
鲁迅最早的文言小说《怀旧》（1913）和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18）都建构了两个世界：前者将以“我”为代表的孩提生活与以耀宗和秃先生为代表的成人世界相对比，后者将以尚未吃过人的孩子为代表的孩童世界与以吃人的赵太爷、大哥为代表的成人世界相对照，形成纯真无瑕和丑恶可憎的鲜明反差。解构这种对立结构的方式是：要么旧服从新，要么新战胜旧。 《狂人日记》最后来“救救孩子”的还是旧——吃人的成人。
这种“我”与“他”的对立结构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极为常见。如《歌萨克》中，道德主体的代表奥列宁（“我”）与自然的代表哥萨克人（“他”）的对立，《安娜·卡列尼娜》中，先进贵族的代表列文（“我”）与农民（“他”）的对立等等。在托尔斯泰作品的这种对立结构模式中，“我”与“他”的对立最后都要的以非对立结束：“我”服从“他”，即“我”因“他”而变。
鲁迅的另两篇小说《一件小事》和《祝福》也运用了这种对立结构。前者中穿皮袍的“我”与人力车夫（“他”）构成对立体，最后以“我”的自惭和自省来转化这一对立；后者中“我”的意识、记忆与祥林嫂（“他”）的种种不幸相关，小说通篇隐含着“我”因祥林嫂而生出的种种内疚与悲愤。
可见，鲁迅对托尔斯泰所抱有的复杂感情，一方面反映在他对托尔斯泰的评论中，另一方面体现在他自己的创作活动中。
托尔斯泰，叶绍钧落入你的框架
文学研究会成员叶绍钧（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1929）是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走上中长篇小说创作兴盛期的三部代表作之一（茅盾的《子夜》 （1932）、巴金的《家》（1932））。这三部佳作是中国现代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