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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戴高乐不仅如此。在戴高乐眼里，他用以反对高等军事学院任课教授的那些观点则是基本的。为此，戴高乐写了一篇题为《是先验的学说，还是时势的学说？》的长文，发表于1925年3月。这是对人们想要给戴高乐教训的一个无情的讽刺。
“法国的军事思想，”戴高乐写道，“对于承认战争行动具有其应有的、基本上先验的特点表示反感。它不断地致力于建立一种学说，这种学说会使它先验地指导行动——至少如此——设计行动方式，而不考虑应当成为行动基础的时势。它永远试图获得那种事先了解的常数的概念。而就每个具体行动而言，必须从偶然的和多变的事实中得出这种概念。”
然而，戴高乐走得更远。他指责那种说到底，法国统帅部在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事件的冲击下被迫采取的、已经或多或少地得到承认、并始终得到尊重的学说。贝当一开始就为这种学说进行过辩护，在20年代中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代表了这种学说。
“要善于清除这样一种理论，”戴高乐写道，“这种理论从火力发挥威力、地形形式对战斗效果产生主要影响这一实际的和具体的基础出发，通过一系列抽象的推断来得出一些排他性的结论……人们会在一切情况下，从唯一的地形研究中最后确定那种适合于采取行动的地点……必须克服的，就是地形……这样，人们就会习惯于不再确定其他的方向和选择其他的目标，而是只确定和选择由最高层方面在执着地撇开所有的变数不谈——首先是撇开敌人不谈——时所指明的方向和目标。”
这样，当戴高乐只有35岁和还是上尉军阶时，他就选择了一条永远进行战略思考的道路。戴高乐在这个可以说是传统的和正规的军人生涯的阶段里，已经在战争学说的基本问题上采取了立场，而法国军队应当从其立场中获得启示。恰恰相反，这里是毫无平常和平庸之处。此时，戴高乐已经跨越了即将使他在军队中独树一帜，并在不久后反对他所属的军队高层的第一步——归根结底，这一步也许是最重要的。
1924年9月，戴高乐从高等军事学院毕业后，被分到驻美因茨的莱茵河地区军队参谋部第4局。这不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职位。可是，戴高乐利用这个职位，发表了第一本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然后发表了关于那些与高等军事学院教官观点对立的问题的文章《是先验的学说，还是时势的学说？》。贝当读过戴高乐文章，从表面上看是欣赏这篇文章的风格，并通过其参谋部告诉他，希望调他到自己身边来工作，写一部关于军事史的著作。这是一种不难争取到的、讨人欢喜的调动，因为贝当当时在法国军队中权顷一时，至少是到30年代中期仍然如此。
因此，戴高乐返回了巴黎的住所“德塞街心公园14号”。1924年5月15日，戴高乐的女儿伊丽莎白在那里诞生。于是，在戴高乐身上永远存在的、那种隐约可见的文学欲望出现了新的信号。戴高乐写过一些诗篇——其中有些诗篇，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儿子菲利普经手，发表在《书信、文稿和记事》中。有一首诗肯定是戴高乐在其女儿诞生、感到激动的时刻写就的。
“当有一天，人们迟早都要死去时，
当人们多少经历过生活、痛苦和爱情时，
人们留下的只是自己的儿女，
以及将要进行播种努力的田地。”
另一首诗，无疑是戴高乐在美因茨逗留时得到灵感的。
“莱茵河，忧郁地见证着你永久的警报
给明媚的两岸穿上一件无限的丧服
你翻卷着浪潮，永远准备接受人们的泪花
编织着迷雾，作为其他死者的遮尸布。”
当戴高乐业已发表《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和关于他的战争观念的发人深省的文章时，甚至当他正在致力于撰写贝当提议他写的军事历史著作时，他找时间来进行其他的文学练习。戴高乐写了一部无人认为是上乘之作的短剧《泰雷马克》，以及一篇题为《火炬》的历史性对话。在这篇对话中，有三人相聚在一起，他们是一名被召唤去加入大革命军队的、旧制度的士兵，一名公元2年的志愿者古瓦涅上尉——他的回忆是关于帝国军队历史问题的、最著名的证词之一——以及未来的元帅康罗贝尔。通过他们的对话，人们看到了那种将这三个人物——他们象征着法国军队历史的连续性——全部连接在一起的历史联系。但对话的风格只是使人们远远地联想到埃德蒙·罗斯唐的风格。不管怎样，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戴高乐摆脱他的文学爱好。在这20年代末，戴高乐在个人记事本里，大量地引证过他所偏爱的作家的语录，例如，曾经启示过他的青少年的巴雷斯和比夏利，作为拉丁语和法语传统文学的楷模塔西特和波絮埃，他最熟悉的德国作家歌德，他显然喜爱其格言的拉布吕埃尔和沃弗纳尔格，以及他经常引证、以致后来引起其传记作家注意的凡尔兰。戴高乐抄写了凡尔兰的诗句：
“说吧，你做了什么
你在这里，不断地哭泣，
说吧，你做了什么
你在这里，为你的青春哭泣！”
戴高乐是否会想到，他已经虚度了他的青年时代？或者说，戴高乐更多地感到，他的生命之河在流逝，但他却还没有机会去完成其梦寐以求的大业？在此期间，他还必须继续思考当代的战略和军事问题。1925年3月1日，戴高乐在《法兰西军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法国要塞的历史作用》的文章。这是一个被时事强加于人的课题。在签订和约的第二天，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回归法国之后，法国政府根据一战的教训，建立了一个旨在研究国家防御状况的委员会。霞飞元帅担任委员会主席。在福熙的支持下，霞飞主张建立设防阵地，这些设防阵地不仅要在必须应对一次类似1914年攻势的进攻情况下组成防御性堡垒，而且要组成一些在东北前线供军队演习的支点。贝当反对霞飞的观点，他历来关注对火力威力第一的长期研究，公开表示建立一条连绵不断的防线。历史学家应当看到，这场辩论不大吸引政界和报界的注意，这里且不用说那些知识分子圈子当时有意转移视线，不讨论任何军事问题。至于军队的干部，他们不愿意或者不可能公开地表达意见。
不过，事隔多年，人们就能更好地估量到，这个赌注具有多么关键的意义。在霞飞和福熙的观念中，那些设防的要塞应当在政府和统帅部的国防负责人将来通过的、未来的作战计划中发挥作用。理所当然，霞飞和福熙受到过从1914年底稳固法国防线到1918年大进攻期间的经验所表明的、防御体系威力的影响。但他们假设，其他的军事威力组成部分也应发挥作用。对于霞飞和福熙来说，工事实际上是实行战略的基本因素之一。贝当的选择则完全不同。就定义而言，一条连绵不断的防线必须绝对禁止任何敌人的渗透。而建立这种防线本身就足于达到目的，丝毫不意味着进行任何军队演习。归根结蒂，贝当主张的防线是一种有其自身逻辑的体系。它象征着一种战略选择，即进行一种完全以保卫领土为轴心的、全面的和长期的防御……
不过，在戴高乐发表《论法国要塞的历史作用》一文时，人们正在就辩论作出决断。无论在历届政府中，还是在法国军事机构中，贝当的份量都是占主导地位的。人们知道；贝当的选择是什么。人们可以预见到，这是其中大多数对贝当无限尊敬的政治家的选择。不管怎样，班勒万这位曾在1917年担任数月总理、1925年重新担任总理和始终关注防务问题的人物，在1926年和1928年期间，曾在普安卡雷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他是支持贝当的选择并使之占上风的。1929年1月制定了建造一条连绵不断的防线的纲领，议会两院在同年12月，以一项关于边界工事的法律的形式，通过了这项纲领法。当时是马其诺实行这一纲领，他用自己的名字，为这条在数年后建造的“战线”取名为马其诺防线。
戴高乐在1925年3月1日发表的文章里提议的选择却不是这样。他的思考与那些在上述纲领法启示下的思考彻底不同。戴高乐在文章中特地不赋予工事技术问题以首要地位，但他的依据是却历史和地理。
“在最近的这场战争中，”戴高乐写道，“尽管法兰西在进行了特殊的军事准备和实现了有史以来无与伦比的民族团结，但它看到其北部和东部边界遭到侵犯，表现出东北部的弱点，并在首批战役开始后一周，在首都巴黎的城墙下听到了敌人的隆隆炮声。而今，法兰西的胜利不足于驱散未来所强加于它的隐忧……这种边界的简易状态是严峻的（……）始终都吸引各届政府的注意，它们根据不同的时代、形势或学说，通过自我壮大、联盟、国际谅解或者工事，来设法弥补这种简易状态。在经历了战争考验之后，法国已经放弃了自我壮大，签订了联盟，设法发展某些国际机构。然而，法兰西应当建立其设防边界吗？”
由于法国东北部边界长期处于薄弱状态，戴高乐认为，从军事上加强东北部边界是一件好事。但他在论要塞历史作用这篇文章中指出，问题不在于将国家的防务仅仅归结为加强的工事。因为这样做就是向他在前一篇文章中刚刚谴责过的“先验的学说”实行让步。戴高乐写道，没有这样的做法——“可以说，至少是将法国战略计划的总构思列入地形，即使不是将野战计划列入地形也罢”——更危险的了。在1926年1月致友人路易·纳辛的一封信中，戴高乐明确指出，统帅部应当“以手段的名义，将要塞（不管其形式如何）列入其计划，正如将兵力、军用物资、经济实力等列入其计划一样”。归根结底，戴高乐从传统的历史观出发看到，保护法国东北部的人力资源和工业资源要求长期捍卫这些地区，战争的现代手段将可能致力于此，但他不承认法国的军事学说取决于这种唯一的因素。
事实上，无论在贝当几乎占绝对影响的统帅部，还是在历届政府、政界和报界，戴高乐的上述分析都不占上风。大多数法国领导人肯定根据公众舆论，继续受到那些在四年战争中经历过的、连绵不断的战线经验的影响。当时，没有任何主张比建立一条设防战线，将来可以逐步加强这条防线，以便使法国边界变得固若金汤的做法更加符合逻辑的了。有了这条防线，就不再有异族入侵，不再有吃人的、往往是无益的进攻和反攻这种无休止的杀戮了。既然法国收复了阿尔萨斯－洛林，又无意征服和控制任何外国领土，难道没有比它到此为止，受到“马其诺防线”的保护更加正常的吗？这样就造成了法国采取的军事政策与法国外交政策——旨在通过和约，来捍卫现有的欧洲政治和领土秩序的外交政策之间的、悲惨的分离。此后，过去了近十年，人们才觉察到这种分离的可怕后果。于是，戴高乐将重新秉笔直书，为解决这种致命的矛盾找出一种出路，为建立另一种军事学说而进行战斗。
1925年底，戴高乐即将再次同那些在研究军事理论的同行中流行的成见拉开距离，或者推而广之，同那些在军界流行的成见拉开距离。此次，问题在于，在最高的水平上指挥战争，以及政权和统帅部各自承担责任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至少在法国，政府的长期不稳定孕育了人们对政治家满腹疑云，使人们经常指责政治家不能制定长期计划——此时往往是形成鲜明的对比，把更多的权威和考虑全局利益归功于统帅部。因此，存在着政权在统帅部面前暴露的软弱，统帅部在领导战争的重大决策中占主导地位的风险。戴高乐在第一本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中，曾经分析和揭露过这种风险。戴高乐选择的这个事例，是当时人们所能找到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了。这就是，在1914年至1918年期间，法兰西这个中央帝国如何领导战争的问题。
说真的，《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完全不同于历史著作。首先，这本书是应当怎样领导战争的证明，是对政权同统帅部、国家同军队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也是对某种社会观、从而对戴高乐全部著作的阐述——这是其中最有意义的地方之一。根据那些在领导战争中最突出的事件，特别是“强化的宣战”、即殊死的潜水艇战争，戴高乐基本上证明，德国大参谋部在德皇身边的权威，军事领袖们在公共舆论中的民望得分，德国首相和大员退让的传统，凡此种种使人忘却了领导战争应属于政权的职权——即使政权应当采纳统帅部的意见，而领导军事行动应属于统帅部的职权。戴高乐描绘了当时不可避免的复杂形势导致德国走向战争的最后危机，下结论说：“强大而勇敢的一国人民突然陷入了崩溃，这就证明，违背了原则是要遭到惩罚的。”
这个结论是意味深长和明确无误的。戴高乐在发表《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时清楚地知道，在军界，人们乐意批评政权对军队领域的干预，也总是欣赏德国参谋部。相反地，戴高乐揭露了军人对国家施加压力的危险——危险来自这些将军事行动的必要性置于一切之上的军人。戴高乐不仅为一种传统的国家观念进行强有力的辩护——他在这里暗示，军队必须按照那种比政权应当设计的还要更加普遍的观念，来制定其行动计划和塑造其学说——而且含蓄地号召国家、即政权在必要时进行干预，以便使军队根据其国家利益观进行自我改造。
除了对政权同统帅部的关系、领导战争同领导战争行动的关系问题进行阐述之外，戴高乐将他的思考范围延伸到哲学领域。据他所述，这里的哲学暗示着德国大参谋部的行为问题。
“也许进行这种研究，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对这些作为研究对象的事件进行阐述，将会暴露出杰出人物的共同缺点：对极端事业的特有爱好，对不惜一切都要扩大其个人势力的热情，对人类经验、理智和法律所确定的界限的蔑视。”
戴高乐把这种缺点看作是“尼采关于精英和超人理论的印记”，这些精英和超人在引导其信徒“对人类的痛苦”漠不关心，“如果不是把人类的痛苦作为必要和希望的事情欢迎的话”。戴高乐则用他所谓的“传统秩序的规则”，来反对上述这种极端、无度、加剧权势和暴力的试图。他把传统秩序的规则看作是“平衡、可能性和措施的感觉，唯独这种感觉使力量的事业变得持久和丰产起来”。作为《敌人内部地倾轧》一书的结论，戴高乐想要在书中最著名段落中的一些重要句子里，展示出这种“传统秩序”的形象。此书同戴高乐后来的著作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也许戴高乐事先作了补充，阐明了它们的意义：“在有法国特色的花园里，任何一棵树都设法用自己的树荫来窒息其他的树，花坛满足于那种几何图形，水池不渴望那些瀑布，雕塑不想单独得到人们的欣赏。有时，从花园里流露出一种高尚而忧郁的情感。也许它来自这样的感觉：每个因素都处于孤立状态，但能闪烁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不过，这样会损害全局，而散步者对这种赋予花园优美和谐的规则感到庆幸。”
这是否戴高乐试图对其爱好——对文学有一种隐秘而持久的爱好——所作的让步呢？肯定是这样。这是否反映了戴高乐青年时代对博絮埃、沃弗纳尔格和维涅的作品的偏爱，体现了杰出的学生对历史的激情呢？那时，戴高乐学到了，路易十四实行的长久的和强有力的统治——它也是建筑师芒萨尔的时代——来自征服，它同在短短几年入侵中建立起来的拿破仑帝国的突然崩溃形成了对比。这是否据戴高乐自述，对他在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里重读过的、希腊和拉美国家历史学家的课文所作的遥远反响呢？肯定也是这样。但是，更加肯定的是，这里是戴高乐对社会作出的一个判断，拒绝那些过分的、冒险的或者怪诞的东西，显示其对独裁、内战和极端主义的深恶痛绝，就象对某种传统主义所谴责的那么多的暴行表示强烈反感一样。
戴高乐的军人生涯在继续下去。1927年9月25日，戴高乐被任命为少校。恰好，戴高乐对他的朋友吕西安·纳辛——纳辛向他表示了祝贺——写道：“晋升是愉快的事情。但是，问题不在晋升，而是在于引人注目。”于是，戴高乐去特雷夫指挥第19轻步兵营。他在那里，将是一个要求严格的、肯定是苛求的、被普遍认为是严厉的长官。但是，一旦结束指挥期，戴高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