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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已经拨了巨款。此外，勃鲁姆在演说的结束语里，特意使用了和平主义语言。
雷诺对勃鲁姆进行了反驳。“法国的问题，”雷诺声明说，“从军事观点来看，是建立一支象闪电式进攻一样进行反击的专业军队，因为假如被进攻者的反击不象进攻者那样迅速的话，那一切都会输掉。”雷诺证明，戴高乐——开会这天，他并未说出戴高乐的名字——建议成立的装甲力量是唯一能通过立即的进攻，对德国可能在欧洲中东部采取的行动进行反击的军队。勃鲁姆后来写道：“即使戴高乐将军的思想吸引过我，即使雷诺的直接呼吁感动过我，当时我在纯技术方面，也远未树立起那种被事件所强加的、不可干扰的信念。”⑦好几名众议员表示了支持雷诺。可是，面对那些代表多年来军事政策连续性的政府、参谋部、政治家的立场，上述的赞同意见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在支持雷诺的人中间，数达拉第最著名和最有影响。4月15日这天，他只是为实行两年兵役制辩护，并用一个句子来提出整个“装甲部队”的议案。“在涉及到质量的问题上，我不会远离雷诺的论断，”“达拉迪埃声称，尽管我不接受他的结论。因为在我看来，这种结论会导致组建一支专业的突击部队，而这种组建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危险，比人们想到的更大。”实际上，达拉第在众议院上一年6月15日召开的军事问题辩论中，早就阐述过他的观点。那时，他有意将下述两种体系对立起来：一种是“在1914年实施过的进攻体系——唉！假如当时不发生马恩河战役的、神奇的反败为胜，那就差一点使我们遭到最终的毁灭”，另一种是“装甲或防御战略”。达拉第肯定地说，这两种体系是彻底对立的。“认为可以找到一种能使彻底对立的两种体系调和的体系，则是不可能的。（是）这种深刻的理由使我们激进党人，去投票赞成这种（用于东北部边界工事的）拨款……你们从敦克尔克到尼斯，修建了一个防御工事网……你们在边界上堆积了这些混凝土堡垒，修建了这些经过现有的一切有名大炮考验的要塞、军营、装甲……而今，掩护（体系）应当成为基本点。我们肯定了这点。我们已经努力，使这种掩护变得不可否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达拉第的观念显得是站不住脚的。这等于是让德国——业已成为希特勒的德国——在没有遇到法国抵抗的情况下，投身于它在欧洲中东部打算进行的一切冒险，并且只相信那种既尚未到达敦克尔克、也尚未到达尼斯的法国工事的防御能力。但必须理解这种观念。归根结底，它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法国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要求，因此，基本的问题是要捍卫法国边界和为此修建一个防御工事网。可是，法国理所当然地不考虑下述因素：欧洲的平衡，法国对好几个中东欧国家的承诺，希特勒德国企图改变1919年凡尔赛条约所建立的领土秩序这种明显的和凶狠的意愿——特别是如果人们任凭希特勒德国推行其冒险，那它就会在欧洲大陆上获得可怕的霸权。在这种防御的军事学说背景下，有一种关于法国对外政策的、纯粹防御性的观念，但这种外交方面的防御观念既未公开宣布，也未被承认。显而易见，它与法国对几个东欧国家作出的承诺，以及法国维持从1918年战争胜利中建立起来的欧洲平衡的明显意愿，是自相矛盾的。
不管怎样，法国统帅部是在这种自相矛盾的基础上建立其观念、学说和战略的。因此，它一开始就反对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一书中提出的论断。1934年担任国防部长的贝当不出面发态，但让其门徒发表意见。前军队总参谋长德贝内将军在《两个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解释道，“装甲部队”在莱茵河地区进行的进攻中是不会有成效的，因为“这个地区与匈牙利和波兰的平原毫无共同之处，那里的公路总是穿过村子，公路以外的土地布满栅栏和长满树林，还被深沟隔开”。1935年，在关于恢复两年兵役期的辩论中，魏刚将军在同一份杂志上写道：“我们拥有一支机械化、摩托化部队和骑兵的后备军。不必要建立任何军队。一切都有了。”《费加罗报》发表了署名让·里维埃尔的系列文章，来证明“坦克不是不可战胜的”，并用这句用语作为系列文章的标题。一位匿名的将领在《法兰西信使报》上撰文，想要证明为什么法国不应当作出与德国同样的军事选择。“德国人自然是处于进攻状态的，”他写道，“所以自然应当建立其坦克师，但法国是爱好的和平与处于防御状态的，所以只能是反摩托化的”。莫兰将军接任贝当的国防部长，他在众议员面前申明，组建一支装甲部队“是无益的和不可取的”，“这种组建是与逻辑和历史相对立的”。后来，贝当决计亲自进行干预，在《巴黎杂志》上就“法国的军事准备”问题发表了两篇文章，断言“坦克和飞机改变不了战争状况，法国安全的主要因素在于用防御工事建成连续不断的战线”。1938年，贝当为沙维诺将军所著的《还有入侵法国的可能吗？》一书作序，重新发动攻击，谴责任何建立在大量独立使用坦克基础之上的观念。“亲爱的，”贝当写道，“坦克是不常见的，其部署是比较缓慢的……发展坦克的有效行动需要时间，而防御者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运送后备军……在陆地上，那种阻止坦克的致命的障碍，就是与反坦克武器的火力相结合的地雷阵……在这个障碍面前，装甲师在两侧会遭到反击，受其左右”。在直接谈到戴高乐主张的“装甲部队”及其使用学说时，贝当的态度是明确的。“这支军队想要取得的决定性效果是无望的。任何保证都不会不遭到可能的挫折……至于那些会将我们重新拖入短期战争的坦克，它们的破产是明显的！……当大批坦克开到巴黎地区时，它们能成功地做些什么呢？……再说，躲闪是容易的。只要用卡车运输一些部队和某些装甲车，就足于减缓由德国装甲部队可能的入侵”。贝当更加明确地表态，排除了入侵者通过阿登山脉进入法国的可能性，并预测说，只要这支德军稍微穿过一下森林，它就会“在出口处被抓住”。至于空军的作用，贝当的态度也是明确的。“空军在战役中直接参加行动，则是一种虚幻。”
毫无疑问，同戴高乐本人预见的相比较，他对军队内部反对自己的普遍反应印象更加深刻，受到的伤害也许更深。事实上，戴高乐在近半个世纪之后所写的《战争回忆录》里，用很大的篇幅指出这点，而且在措辞上不加留意。当年使戴高乐受到最大伤害的并非讽刺的话，他在书里有意举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有家文学杂志——他在回忆录里没有公开点名——写道，“要彬彬有礼地赞赏某人想要发明的一些近似于疯狂状态的思想，那是令人为难的。这里只是要说明，戴高乐先生在很多年前，已被于布神父所超过，于布神父也是一位具有现代思想的大策略家。于布说，因为我们将从波兰归来，所以我们要用物理学来设想一架运输整个军队的风力机器……”主要是当年的同僚和上司的判断和做法同戴高乐发生了冲突。他三次引述了莫兰将军的话。首先是莫兰在众议院讲坛上发表的讲话，断言法国军队永远不会超越马其诺防线，“走到这条防线的前面，去冒我所不知道的险”。戴高乐从中下结论说：
“这番话是解决特种部队命运问题的，但它同时告诉那些欧洲的明白人，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人们除了加强马其诺防线之外，不敢做其他任何一切。”
接着，戴高乐追述了一个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举行一次会议后突然发生的事件。当时，他在该委员会总秘书处工作。
“莫兰将军生气地向我喊道：再见，戴高乐！只要我在，就不再有你的位子！……”
于是，戴高乐叙述了莫兰向前来为自己辩护的“来宾的喊话”。
“他抓住了一支蘸水钢笔的笔杆（皮罗诺）和一个留声机（保尔·雷诺）。‘我将把他打发到科西嘉！’”但戴高乐承认，“莫兰将军‘大发雷霆（……），但他却没有打雷的勇气’。”
军队最高领导层是这样不理解戴高乐，从而对他的军人生涯不能不产生影响。1936年底，戴高乐发现，他的名字已从晋升上校军阶的名单上被勾掉。戴高乐立即作出反应。他不接受这样白白地失去一个机会，一个后来会在军队中崭露头角的机会，尽管军队迄今反对他的思想，但最终将会被实际情况所说服。⑧据雷诺的证词所述，戴高乐前来见雷诺，并告诉雷诺，如果他不在未来晋升上校者之列，那他的军人生涯就会“中断”，因为他今后的晋升机会几乎等于零。雷诺同意向国防部长达拉第转告此事。达拉第显然受到法军参谋部办公室的影响，所以解释道，戴高乐当过战俘，因而“服役成绩不如其同学”。在被告知这一答复后，戴高乐给雷诺寄了一封邮件，邮件里附上对他三次负伤的回忆和对他的五次嘉奖令，其中有四次是全军嘉奖，并建议由达拉第亲自过问他的卷宗。结果，达拉第被说服了，戴高乐在1937年被任命为上校。
这件小事是说明问题的。显而易见，假如军队在总参谋部里——至少是低于军队最高层——不存在一种固有的、对戴高乐及其观念的敌视，以及可能存在的对戴高乐的方法和他同政界的关系的敌视，那就不会发生压制其晋升的事。不管怎样，戴高乐肯定从中得出了结论：此后，他对于军队最高层不再有任何期待，因为它挡住戴高乐的晋升道路和摒弃其思想观点。对戴高乐来说，他今后要做的事只是试图尽量对政界施加影响，因为一切都最终取决于政府，所以一旦戴高乐的对话者上台，他就必须马上成为他们最亲近的顾问。这就解释了戴高乐同他们的通信和对他们中的某些人寄予希望——这种希望显得有些过分——何以发生了奇怪的转折。例如，戴高乐曾经特别信赖过马塞尔·德阿将军。1935年4月，德阿在《社会主义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支持雷诺刚刚在众议院提出的论断。戴高乐便立即写信给奥比尔坦说：“德阿先生的介入将会是一张第一流的王牌，因为德阿在左翼的介入，已与雷诺在右翼的介入结合起来。”因此，1936年初，当德阿担任空军部长时，戴高乐会见了德阿，而且在晚餐和晚会上，德阿成了他唯一的对话者。据菲利普·塞尔提供的证词，事实上，为了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戴高乐最依靠德阿——也许如此——因为戴高乐预见到，左翼政党将在立法选举中获胜，所以他就假设德阿的影响会具有决定性意义。但紧接着是一种失望，德阿在1936年立法选举中遭到了失败。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他“被拉到一条相反的道路上去”。十八个月后，戴高乐在收到德阿发表的新著《转折中的人民阵线》后，于1937年11月13日写信给奥比尔坦说，德阿是“一个大才子和优秀人物。这就是他遭到别人指责的地方。但是，等着瞧吧，我相信，人们将看到他逆流而上，登上高峰。”毫无疑问，在戴高乐寻找的那些拥有相当勇气和智慧来改造法国军事制度的政治家中，德阿使他遭到了最大的失望，因为德阿不久后支持慕尼黑协议，敌视对德参战，疯狂而绝望地支持同纳粹德国合作，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
现在，戴高乐只剩下依靠保尔·雷诺了，指望他有一天上台，在他身边共事，成为未来法国军队的“卡尔诺”。为此，戴高乐不忽视任何机会，对雷诺多献殷勤，多加赞扬，甚至有点阿谀奉承，就象他在1935年12月2日信中所写的那样：
“毫无疑问，美好前程即将到来，它正在为您的政策和人格准备胜利，而这种胜利是同您的价值和勇气相称的。”也象他在12月3日信中所说的那样：“沃韦纳戈说过，伟大人物所期望的只应是伟大思想和伟大行动的成功。您是这句总箴言生动而光辉的证明。”
戴高乐将长期保持这同一种基调。戴高乐在绝望中，坚持希望其对话者雷诺上台。要末是因为未来的事件将判定雷诺有理，如判定他在法郎贬值或法俄联盟方面有理；要末是因为事实上，雷诺能在左翼和右翼依靠一些盟友和朋友。在此情况下，戴高乐应当成为雷诺的直接顾问、最亲近的合作者。这条道路是否太狭窄呢？无疑是如此。可是，离战争爆发还有最后三年，戴高乐看不见任何其他办法，找不到任何其他支持。不过，这条狭窄的道路达到了目标，然而，为时太晚，只是在1940年，和在最坏的条件下达到的。
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事件表明，在现有的法国军事体系和戴高乐想要建立的军事体系两者之间必须作一选择中，存在着一些完全生死攸关的、基本的东西。1935年秋天，法军总参谋部第二局报告统帅部说，德国政府准备重新占领由凡尔赛条约第42条和43条划为非军事区的莱茵河地区。10月21日，总参谋部将此情况报告政府。政府则通过其他渠道获悉，莱茵河地区有可能被重新占领。据法国驻德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所述，议会两院批准上一年签订的法苏条约会是这样的机会。⑨政府想要思考应对的做法。1936年2月1日，由皮埃尔－埃迪安·弗朗坦领导的外交部当时是这样致函由莫兰将军领导的国防部的：“现在有理由决定，如果德国为了片面取消非军事区的地位而采取主动行动，那么必须在最短的期限里采取预防措施或反击措施。”⑩
人们至少可以说，这种文本是模棱两可的。即使“预防”措施不涉及行动，“反击”措施也必须强制性地采取军事行动。答复是由莫兰将军在2月12日所副署的总参谋部的一份通告对外交部的信函作了答复。⑾通告规定一系列旨在23天内完成部署“掩护体系”的措施：从实行“一般警报”到实行“加强警报”——包括集合边境省份的35000名后备军；实行“安全体系”，其中涉及到动员12万名预备役军人和后备军；然后，实行包括集结100万兵力的、“一般的或加强的掩护”等。当时，弗朗坦与莫兰的通信并未结束那种模棱两可和犹疑未决的情况，反而已经显示出法国政府内部存在着最严重的矛盾。⑿2月27日，他们的通信导致了采取下述三项对解决危机来说将具有决定意义的决定：如果出现“无可争辩地现行地违反”洛迦诺条约的情况，那法国在新国联公开表态之前，不行使单独行动的权利。但是，就象洛迦诺条约向新国联承认的那样，法国“只是在条约副署国的同意下才采取行动”——这样就使得一切都取决于英国的决定——并且只是可能地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最后，比利时和英国政府将受到有关情况通报，所以马上相信，除非得到盟国立即的和坚决的支持，否则，法国就不会采取任何行动。⒀
即将发生的事件果真如此。3月7日星期六上午，阿尔贝·萨罗被告知德军侵入莱茵河地区，所以当日下午他召集陆、海、空三军部长——莫兰将军、弗朗索瓦。皮特利将军和马塞尔·德阿将军，以及国务部长保尔－蓬古尔、邮电部长乔治·芒德尔等开会。只有这后面两位部长表示支持反击，其他人却马上表示犹疑不决和谨小慎微。莫兰将军决定建立“一般警报”系统，但这样做并不要求发布任何动员令，而是将大约5万5千名人马集中在马其诺防线上，换言之，比德军进入莱茵河地区的约3万名士兵还多得多。⒁3月8日星期日，法内阁会议开会，并未作出任何最后决定。尽管萨罗发出郑重的警告：“我们将不让斯特拉斯堡遭到德军的炮火袭击”，但3月9日内阁会议宣布，法国放弃洛迦诺条约赋予的、在遭到“现行侵犯”情况下进行自卫反击的权利，因而求助于洛迦诺条约的签署国和国际联盟。必须承认，当时法国和欧洲的时局完全不利于作出任何坚决和快速的军事反应。三天前，比利时刚刚宣布废除比法两国从1920年以来业已存在的秘密军事公约。过去英国认为法国对意大利侵略埃塞厄比亚的态度过于宽容或过于讨好，但此次却反对法国采取任何行动。在3月7日和8日这两个关键的日子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不断地劝告法国政府不要采取任何行动。⒂在华沙，比克上校提醒法国驻波兰大使莱翁·诺埃尔说，法国同波兰存在着联盟关系，但他只限于建议波法两国政府进行“紧密接触”——这并不妨碍波兰官方伊斯克拉新闻社在3月7日夜间，发表一篇支持德国主动行动的评论。⒃唯独苏联政府声明要准备采取行动，甚至苏联驻英国大使马伊斯基向法国同行明确指出，“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