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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我没有回头的习惯……”但人们也可以认为，贝当的回答也不如后来那样有名，甚至当时圣西尔军校的年青学生毫不知晓。再说，当人们知道，贝当还是个单身汉时，毫不尊重宗教道德时，还被视为“共和主义者”⒄时，上述回答是让人浮想联翩的……不管怎样，戴高乐从未写过任何报告或书信，暗示他想要当贝当的部下，也未写过关于他同贝当第一次会见的任何东西。人们只是知道，戴高乐按惯例给指挥第33步兵团的这位上校写信。理所当然，写信的目的是要表示，他感到在上校靡下“服役有多么荣幸”，而上校的复信也是同样的基调。人们也知道，戴高乐在抵达第33团时受到了贝当的接见，他只是获得贝当的几句话，表示把他安排到第6连和欢迎他的到来。因为这是贝当为自己定下的规矩。
因此，戴高乐和贝当在此人生的共同时刻认识了。确实，认识的时间不长，因为贝当于1913年底离开阿腊斯，去指挥一个旅。他对戴高乐中尉——1913年10月，戴高乐晋升中尉军阶——写下了深表赞许的评语。⒅在当年上半年，戴高乐“从圣西尔军校毕业时，在211名毕业生里排为第13名，他一开始就表现为一位具有真正价值的、赋予前途以最美好希望的军官。他全身心地从事其教官职务。就巴尔干半岛战争原因作了一个精彩的讲演。”在下半年，戴高乐“非常聪明，爱岗敬业。很好地带领他的排参加演习。对所有的赞扬都当之无愧。”但这是一种专业方面的判断，它与戴高乐过去在圣西尔军校得到的赞扬，他的上司在以后的岁月里对他的赞扬相符，所以毫无特别之处。因此，贝当和戴高乐的关系是一种简单的等级制性质的关系，是一个年已花甲的、疏远而冷淡的的高级军官同一个其智慧和军事能力得到高级军官欣赏的年青军官之间的传统关系呢？总之，毫无迹象预示，贝当和戴高乐在历史中将要保持一种具有不平常前途的关系。这是我在1964年撰写第一部戴高乐传记时的想法。当时，在回忆贝当和戴高乐在第33团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我写道：“这是一种无意义的巧合。当时，对一个士兵来说，团长是一个不可接触的人物，甚至对一个年轻的少尉来说，也是一个遥远的人物。”后来，有人暗示，一些女人的联系使他们得以接近起来。让·拉库迪尔在其巨篇传记中引述了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对他吐露隐情的话：“戴高乐，有一些女人？与贝当有同样的女人！”说真的，影射、暗示和传说都是不合时宜的。戴高乐作出了决断。他当着我的面，读了我书中的这行字，就当年他这个少尉同贝当这个上校之间的“疏远”问题，用我一字一句陈述的字眼，对我说：
“不要相信这种话！那时候，我很喜欢女人，贝当也这样，这样就使我们接近起来……”
当年的贝当首先是一个具有某种战争观的军人。因为贝当认为火力占主导地位，胜于部队运动，或者更准确地说，新武器的火力必然会限制部队运动的可能性，强制性地实现卓有成效的防御，使进攻失去其有效性，所以他作为独树一帜的军事学说家，反对那种在法国军队参谋部里占上风的、主张优先进行各种形式的进攻的观念。说真的，这种反对的立场先后在不同的人们、性格和野心之间的对抗中，在有关指挥战争问题的论战中有点遭到讽刺。这样，人们经常将贝当同格朗梅松上校对立起来，前者会“发现火力的杀伤力”，后者晋升为军队第三局、行动局局长，长期在陆军学院担任教授，鼓吹不惜一切代价进攻，极端地发扬战斗员的士气和激情。贝当和格朗梅松只是上校，而在军界上层，人们将福熙和朗尔扎克对立起来，前者主张采取进攻战略，后者得到加利尼的支持，并用一种著名的文字游戏——“进攻？要象月亮那样进攻！”来讽刺格朗梅松的理论。实际上，这种战略问题的思考是处在不同的水平上的。人们从德国参谋部和法国参谋部为了赢得战争而制定的战役计划中已经看到这点。此外，朗尔扎克在继1914年8月沙勒罗瓦战役失败之后的撤退时，加利尼在9月马恩河战役进行前夕都将指出，他们明白了什么叫运动战争。而炮兵出身的福熙象步兵出身的贝当一样早就认识到，大量使用75毫米口径的大炮和重炮将在战争进程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眼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对年轻的法国军官来说，这与其说是一个战略思考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军人气质问题。莫里斯·甘默林后来在1935年至1940年期间担任法国统帅，他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当年在陆军学院1899年至1901年的同届校友里，最大多数的人认为朗尔扎克是他们的最佳教员，但他却更喜欢福熙。⒆不过，甘默林不能肯定，在他们俩中间，究竟是哪位被认为是军事理论的代表。朗尔扎克作为年轻军官，在1870年的战场上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后来是一位出色的军校教授。如果霞飞将军本人被排挤出战斗，那他就会把朗尔扎克看作是最有资格的接任者。关于福熙，甘默林写道，陆军学院的学生认为福熙“太理论化，有时情绪化，甚至模糊不清”。十年后，戴高乐也以他的气质、性格和本能作出了反应。他对第33步兵团的年青新兵作了简短的讲话，不仅向新兵指出，当兵是为了届时捍卫法兰西及其领土和法国公民，甚至为了对维护国内安全作贡献，就象在社会动乱时使用军队那样，而且教导他们，必须用什么精神来进行战斗。
“必须有进攻精神，”戴高乐对新兵们说……“这就是说，时时处处都要有唯一的思想，勇往直前……一旦战斗开始，法兰西军队的全体人员，从总司令、军官到士兵，都只有一个思想：前进，进攻，追上德国人，杀死他们或者赶走他们。”
可是，不要对此作出过多的推理。显然，戴高乐的讲话是赋予这些年青士兵——他们来自粗犷而温和北方的农民——上前线所需要的士气、活力和胆量，而不是进行以理论阐述和论证……相反地，人们可以在戴高乐的个人记事本里发现，有一种更加建立在未来战争有可能爆发基础之上的思考。例如，人门读到他在1913年10月所写的这些文字：
“在历史进程里，人们赋予火力和运动以可变的、相对的重要性。中世纪的战斗。基本上是进攻性的。市镇纷纷武装起来。炸药出现了。发明了火枪……改变了进攻感……至于冲突，是由一支密集的纵队来进行的……深刻的秩序适合法国于大革命和帝国……王朝复辟使那些王室的旧军官卷土重来，火力的老办法占了上风，胜过运动……1866年的研究报告赋予法兰西军队错误的观点。人们采用了沙斯波步枪。1894年至1900年……齐射火力重新开始占上风。射击学校。它们倾向于使人认为，射击场上的姿势是可以搬到战场上去的……射击学校同高等陆军学院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坏思想又浮出水面……幸亏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人始终在正面和侧面，将进攻向纵深推进。光用火力是从来也解决不了问题的。”
读了这些文字，人们就不再有疑问了。戴高乐深信，最后由攻势来决定胜负，或者象他偏爱说的那样，由运动来决定胜负。由于经验和本能，戴高乐怀疑“火力的老办法”，而这种积习是那些唯独由火力有效性所启示的防御性行为的产物。可是，历史在讲授阶段代替的学问，而在这些代替阶段中，新武器制度的产生迫使军事艺术发生了变化。问题在于知道，在1913年这年，从开始使用自动武器、速射大炮、重炮这些武器中得出什么结论。这里且不谈大量生产这些武器，因为当时谁都想象不到这种生产将来的规模有多大，而大量生产赋予未来战争以工业性质，同时会发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实际上，戴高乐被不可阻挡地引导致优先考虑运动的效果，相信最终是攻势决定战争胜利，所以就准备好观察那些战争一爆发就将迫使理论发生的、意想不到的变化。因此，不管戴高乐已经远离其上司贝当的观念，即最终是气质的观念，他仍然赞赏贝当的不循规蹈矩和独立精神，甚至连贝当的讽刺话也加以欣赏。那是在1913年，贝当是用这样的语言，来讽刺勒加莱将军的战斗部署——勒加莱是第33步兵团所属的那个师的师长，他决定用刺刀冲锋和在大白天展开进攻。对此，贝当讽刺说：“先生们，为了更好地加深你们的印象，勒加莱将军打算介绍一份大杂烩，将现代军队不应犯的一切错误都烩在一起。”由此，人们懂得，戴高乐后来写过，他从老团长贝当身上看到了“天赋和指挥艺术”。⒇然而，戴高乐和贝当是截然不同的两人，直至他们的灵魂深处。
第二章 战争的考验
在1914年8月初的这些日子里，戴高乐匆匆忙忙地写下了几行字，这是他亲自提供的唯一证词，证实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爆发时所经历和感觉的情况。“这种冒险是未知的，”戴高乐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在少年时代，曾经毫无惧怕地想象过和事先赞扬过”。他写道：
〃1914年8月1日，在阿腊斯。今夜，大家都在等待动员令。昨晚7时半，从儒万维尔返回。部队和老百姓保持着绝对安静状态。但人们的脸上露出担心的神色。现在，军官在城里多么有地位啊！
8月2日，动员第一天。现役军人的穿着。
8月3日，本连的预备役军人抵达阿腊斯。只有一人没来连队。他确实在家患病。
8月4日，组织连队。我们必须派15人去仓库。没有一人自愿去那里。许多回来的逃兵和退役军人要求服役。晚上，在膳宿公寓，高高兴兴地进了晚餐。然后，整理内务。烧毁文件。我可以出发了。
8月5日，再见了，我的房间，我的书籍，我熟悉的东西。生活显得多么紧张，当一切也许即将停止时，最小的事情也变得多么突出……今天早晨，我们团已经井然有序地启程了。很少有人来看我们出发。有些坚强的人忍住了自己的眼泪。上前线吧！这肯定是全体一致的激情，我过去曾经梦想过的、但现在遭到压抑的热情。〃
这时，戴高乐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些匆匆忙忙写在记事本上的隐情，正在经历着一种对他来说完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体验，因为这里涉及的不是别的，而是在各国决定进行对抗和民族被呼吁拿起武器的时刻，各国人民要做些什么的问题。各国人民是否即将感受到那种急迫的爱国主义号召，因而服从那些向他们发生的动员令，或者相反地，他们是否即将造反，反对野蛮的战争，援引世界博爱的最高义务来反对战争？不管这种疑问在20世纪结束时显得那样微不足道，它对现代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戴高乐在事隔二十年后进行写作时，在《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中追述了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其目的只是为了仅仅记住那种对“复仇”思想、甚至对国防义务的疏远。
“工人群众的人数和团结，”戴高乐写道，“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增加，但他们现在否定了这种曾经使大革命增色、直至巴黎公社的战争情结。一大部分人民加入了第一国际。除了无产阶级的敌人之外，已经不再有敌人了！”
这里，戴高乐对法国和欧洲社会主义的深刻派别进行了描述，这种描述并不是不真实的。人们毕竟看到，社会党国际刚刚辩论过抵制战争的手段问题，作为1914年之前最雄辩、最真诚和最有代表性的法国社会党人，让·饶勒斯呼吁欧洲各国工人阶级举行总罢工，要求人们抵制战争。当朱尔·盖德对此提出异议，强调总罢工这种口号在工人群众最多、最受教育、最有战斗性和最革命的国家里会得到响应，但由此会给那些最落后或最专制国家好处时，人们并未最听他的讲话，远未如此。直到最后一天、最后一刻，人们还可以提出疑问。在这种准备抵制战争的前夜，看来一切都是未定之天，但事关20世纪的命运。一方面，是以“民族万岁！”为口号的、法兰西大革命的历史、思想和文化遗产。这种遗产为欧洲各国人民所继承，在1848年启示过德国、意大利、中欧国家的国民和社会起义，并以人民自决权的名义认可了民族的觉醒。但另一方面，那些自称社会主义者、集体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并向历史挑战的革命者现在正在崛起。他们与胜利的资产阶级为敌，也与由这些民族组成的资产阶级国家及其“资产阶级民主”为敌。为了反对民族力量势不可挡的上升，这些革命者以激烈的方式肯定全世界劳动者的的团结，宣布他们的事业是统一的和共同的，对那些边界、在边界之内筑垒自卫的国家、把边界站岗作为其存在理由的警察和军队进行了抨击。他们以一种非常清醒的头脑觉察到，世界革命和博爱革命的幻想有可能在那种挑动民族斗民族的民族冲突中遭到分裂和破裂。他们的口号是“无产者没有祖国！”事隔多年来看，这种口号造成的挑衅、失望和暴力，是人们难于想象的。
1914年，战争的考验来了。于是，人们可以衡量出这种革命的挑战带有的可悲的和可笑的东西。在集体的记忆中，还留下了有关的基本分裂的记载。一方面，人们注意到社会党领导人的背叛，他们忘记自己发表的国际主义声明，向普遍的循规蹈矩进行让步，被沙文主义的浪潮席卷而去。罗歇·马尔坦·迪加尔在他的著作第二卷里，举出一个动人的和说明问题的事例，雅克·蒂波的故事。作为资产阶级王朝的逆子，蒂波起来反对世界的不公，拼命地想要成为一名革命者。在他看来，突如其来的战争是压迫达到了顶点，是拯救社会的最高表现。在几页似乎因岁月而变黄的书里，人们看到了在一个奇特的世界主义革命者阶层日内瓦开展活动，这些人认为代表欧洲工人阶级的精神，想要使工人阶级转过身来，反对本国的军队、国家和祖国。因此，一架飞机在阿尔萨斯前线上空散发传单，呼吁欧洲工人阶级造反。蒂波死于此事。而且，这个故事从可笑变成了残酷，最后出现了一名宪兵辱骂蒂波尸体的情景……但是，反过来，对这些前所未有的日子，人们保存着下述记忆：民族的统一得到了恢复，爱国的热情得到了重新发现，各种社会阶级的博爱虽被长期遗忘，但在战火下又突然复活起来……
人们不会多谈“神圣联盟”在法国公共舆论史上具有的重要意义。长达40多年的国内冲突、政党支持者的争吵和社会的不和，一下子在民族宗教狂的时刻里烟散云消了。在教堂、工人街区里，人群欢呼部队的经过，圣西尔军校的毕业生在奔赴前线的时刻进行宣誓，国民议会举行历史性会议，聆听雷蒙·普安卡雷的演说。这些众多的情景象征着“神圣联盟”，以致人们对当时法兰西社会迸发出来的、非凡的热诚无法产生怀疑。对于那些信奉天主教的年轻军官——即使他们摆脱君主政体传统和社会主义也罢——来说，1914年8月的法兰西形象是他们早已梦寐以求的形象，是他们无论如何都铭刻在心中的形象。作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戴高乐于8月5日，在他的记事本上记录了这点。毫无疑问，他把1914年的战争看作是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最大证据。历史证实了戴高乐的期待，呈现了民族对抗的机会；此后，其余的一切都消逝了；这正是人类历史的深刻活力。
其实，从社会党国际局于7月29日，举行了在爆发危机——这场危机即将导致战争——后的第一次会议，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于8月3日决定投票赞成战争拨款。前后不用五天以上的时间这短短的五天足于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对“资本主义战争”的谴责完全付诸东流。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能克服欧洲人民对战争所作的炽烈的反应。在包括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在内的、所有的社会阶级里，爱国主义将一切都席卷而去，最简单和最自发的爱国主义游行是最有说服力的。在饶勒斯的葬礼上，莱昂·儒奥这位两年前曾诅咒过“军国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工会书记郑重声明说：“我以工会组织的名义，以所有已经参加团队的劳动者和那些包括我在内、明天将要奔赴前线的劳动者的名义发表声明，我们奔赴战场，一定要击退侵略者。”8月26日，有两名社会党人进入政府，他们是将马克思主义引入法国的朱尔·盖德，以及从前在《打造一个国王，否则就打造和平》一书中预言过共和国不会在战争考验下幸存下来的马赛尔·桑巴……他们代表现在“为了权力和自由”转而赞成战争的法国社会主义，将下述观点——建立一个共和主义的法兰西，成为遭到德国霸权威胁的小国人民的、当然的保护者——变为法国社会主义的观点，接受一次由民主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