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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张飞的可爱之处在于，他的自娱行为也并非都是负外部性，更多的时候是他的正外部性。譬如张飞喜欢在春节的时候放焰火。每年春节张飞都要买大量的焰火亲自燃放。什么天女散花、炮打月明，什么嫦娥奔月、后羿射日，什么火树银花、丝路花雨。张飞只要一放焰火，全城的人其实都不用再花钱了，只需跟着观看，跟着欢呼，跟着高兴就可以了。张飞要是花2000元买焰火，如果有1000人观看，每人都觉得比自己花100元还值得，这就等于获得了10万元的利益。这种正外部性是具有非常高的效率的。
“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有时候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比如网上流行“一夜情”。聊得投机，互有需求，就很轻松地走到一起了。在自己得到精神的愉悦和身体的快感之后，通常也能够给对方带来同样的愉悦和快感，这是典型的正外部性。可是这种方式也带来艾滋病传播、家庭失去和睦，甚至一不小心倒腾出个孩子来，会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这些又都是典型的负外部性。
无论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都是因为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不对称所造成的。譬如司马懿造纸，他并没有付出治理废水污染的成本，却获得了大量的收益，这种污染的成本由谁来承担呢？只能由受害者来承担。受到污染的人群承担了这种成本，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成本。一个年产2万吨味精的工厂，要排放20万吨的高浓度有机废水。要治理这种废水，每吨的治理成本要60元，20万吨的治污成本就是1200万元。如果工厂不承担这种成本，那么就只能由社会来承担，否则，就只能让广大受害者忍受这种经济行为所带来的痛苦。
正外部性的成本支付恰恰相反，诸葛亮制造机器人，把他最先进的科学思想和设计理念体现在作品之中。其他人就可以按照他的设计思路，再开发出新的更先进的产品。他在前期的投入所得到的科研成果，后人可以不费分文就能够直接使用，这种知识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实际上是一种正外部性的“技术溢出效应”。
外部性显示成本和收益不匹配，导致市场资源配置无效率。有了经济行为的外部性，经济学家们往往就开始惊呼“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是指价格和供求等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效率，已经起不到使资源配置优化的功能。特别是对于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过渡使用等行为，市场本身是没有办法调节的。如果无氟冰箱在性能和价格上都不占优势，我们不能指望消费者为了保护臭氧层而愿意多掏钱买一个制冷效果很差的冰箱。
对于经济行为的外部性，有的可以通过私人协商的方法解决，有的则很难当出现外部性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道德规范和社会约束来解决。比如大家自觉尊重公共卫生秩序，不乱扔垃圾，法律也可以明令禁止乱扔垃圾，但是这些法律并没有严格实行过，大多数人还是一种自觉的道德约束，在公园不要乱扔烟头，特别是干燥天气登山的时候，更不能乱扔烟头，以防火灾的发生。在公共汽车上主动让座，教育孩子公共场所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嬉戏打闹等。通过道德规范把影响他人的外部性行为内在化。
慈善行为也是解决外部性的很好手段。通过捐赠衣物把城市的旧衣服无偿转移给很多贫困的家庭，使他们得到福利的改善。通过捐资助学让失学的儿童能够继续上学，把善款捐赠给大学用于贫困大学生的奖学金或助学金。这些都是因为教育对社会具有正外部性。
私人之间的协商一般适应于具有正外部性的经济行为。如种果树的果农就乐意和养蜂人协商一致，甚至愿意无偿为养蜂人提供摆放蜂箱的场地。。因为蜜蜂在果树上采花粉有利于果树结果实，蜜蜂采花粉酿造蜂蜜，双方都有好处。而具有负外部性的东西，往往就比较难以通过协商解决。
司马懿造纸的行为排放了大量的废水，对汉水的下游造成越来越大污染，这在整个汉水流域的下游地区曾经引起了极大的公愤。认为这是赚的昧心钱。但是，司马懿根本不理那一套，照样满负荷生产。为此，下游地区的民众曾经多次反映，有人希望蜀汉公司能够出面干预，诸葛亮考虑到民众的要求和生活质量问题，也曾经同意马谡带领王平等一干人马，沿江取样，化验各种指标，希望能够用数字说话，拿出确凿的证据来，逼使司马懿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结果，一路人马沿江而上，还远没有到达汉中，仅仅到了街亭，就被司马懿集团的司马昭率领一班人马堵在街亭，把他们沿途取得的瓶瓶罐罐打得稀巴烂，各种数据资料被悉数销毁。马谡等人一个个也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司马懿认为是你诸葛亮多管闲事，大家各做各的生意，井水不犯河水，汉江又不是你们家的，你干吗要整我的黑材料。这件事搞得诸葛亮很没面子。
司马懿和诸葛亮之间的这次矛盾涉及到一个产权问题。汉江既不是司马懿的，也不是诸葛亮，这样一条大河，有人可以在里面捕鱼，有人可以在里面游泳，有人用河水洗衣服，有人用河水灌溉农田。当然也有人往河里排放污水。这些都是个人的权利。前者几项没有太大的负外部性，后者则有明显的负外部性。但是，诸葛亮不可能是公有产权的化身，其实任何人也代表不了公有产权。但是如果诸葛亮和其他沿江的居民在这条江上有自己的利益，如游泳、捕鱼、洗衣服、灌溉农田等，因为司马懿造纸排污妨碍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有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当真是东汉末年，或是三国时期，我们大家还不是生活在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那么，当双方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当在维权过程中双方都有道理的时候，“力量”就起决定作用。诸葛亮可以率民众围堵司马懿的造纸厂，司马懿也可以让司马师、司马昭组织工人驱散诸葛亮率领的乡勇民团。没有一定的实力，靠诸葛亮再演出“武侯弹琴退仲达”的空城计来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民主法制社会，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尽量不要激化矛盾。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产权经济学家叫科斯，是一位获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老头儿。他认为如果私人各方可以无成本地就资源配置进行协商，那么他们就可以自己解决外部性问题。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这个定理是意思是说，不管原始的产权边界是否清晰，只要不存在交易费用，最终都可以通过双方协商找到产权边界，从而解决双方的权利达到一种均衡状态。
根据科斯定理，诸葛亮不打算对司马懿用兵，他找到司马懿开始协商解决污水排放问题。诸葛亮说：“仲达先生，你这造纸厂的污染排放问题太严重了，直接影响到下游人民群众的利益，你也知道，现在可是发展到了‘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历史新时期。你不能只顾自己赚钱发财，把河水都污染了，直接影响下游老百姓的生活。这个问题都反映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去了，你不能不引起重视，我今天是专门就这件事来和你协商解决办法的。你看此事怎么办才妥当呢？”
司马懿知道诸葛亮来者不善，他也早就有所准备。他不卑不亢地说道：“咱们有话直说，孔明先生也不要以为自己会造机器人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次来替下游老百姓谈污染治理的问题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我在汉中地区造纸，起码是解决了这里大批人的就业，为当地的税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要说因为污染就停下来不生产，别说我，就是政府和人民群众也不答应。所以你说谁不是在努力实践‘三个代表’？”
诸葛亮打断了司马懿的话说：“仲达之言差矣！我这次登门是要协商污染的防治问题，怎么会扯到关闭工厂上呢？真要强行勒令关闭，那也是上级政府的权利。我们之间只能就问题本身做协商，互相让步，力争问题能够解决。我不相信，这事难道比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还难？你要知道，这河流污染直接危机到下游500万人的福利，你应该搞一个污水治理工程，把经过治理达标的水再排放到河里去，这可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
司马懿一听哈哈大笑：“孔明先生所言极是，可是人吃五谷杂粮，还要大小便呢，不也是污染吗？哪有工厂不排污的，如果我治理了，别的工厂继续排放污水，别的人继续大小便，该怎么办？这些都是个人和企业的权利。再说这治理污水的工程款谁出呢？如果谁要是不让排放污水，谁出这个钱，我同意专门建造一个污水治理厂，谁不愿意实现清洁生产？”
诸葛亮说：“排污是你的权利，但是，任何权利都要受到约束。你不能随便排污到江河之中，正像你不能随地大小便一样。为了下游500万人民的公众利益，我代表500万受害人民，每人拿1元钱给你，一共可以拿出500万元给你治理污染，凭良心，你也应把这污水治理好了吧？”
司马懿说：“500万元不是小数目，我非常感谢。可是像我这工厂的规模，真要建一个污水处理厂，1000万元也不够。如果孔明先生不相信，我出500万元，加上你的500万，你负责这个项目如何？”
诸葛亮听司马懿这么一说，觉得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一是不知道这样一个污水治理工程到底需要多少费用，真要作为一个项目去论证，本身就需要10万、8万的费用。二是由于权利边界不清，谁出钱都觉得冤枉。沿江下游的500万人如果按人头收费，很多人可能不愿意出这1元钱。那么有人出钱，有人不出钱，而享受同样的好处，这就出现了“搭便车”的现象。搭便车也就是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付成本和费用而随着别人得到收益和好处的行为。如果反复进行谈判，像司马懿这样的“滚刀肉”也不是在谈判桌上好对付的人，即使是签订了和约，监督执行起来还是十分困难。这种在谈判签订和履行和约过程发生的各种交易费用实在太高。想到此，只好暂时作罢。
诸葛亮平生第一次感到很沮丧。想当年在上方谷一役，若不是天降大雨，司马懿自己就知道“吾命休矣！”现在留下这殃民的老贼实在难以对付。本来按照科斯定理：私人经济主体可以解决他们之间的外部性问题，无论最初的权利如何分配，有关各方总可以达成一种协议，在这种协议中每个人的状况都可以变好，而且，结果是有效率的。现在看来，科斯毕竟是个老外，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
更使诸葛亮感到意外的是，他和司马懿关于治理污水的谈判还没有任何眉目，此事就被周边的各县乡知道了。听说诸葛亮要出500万给司马懿治理污水，各地纷纷决定上小造纸厂，并且明确表示：谁不同意我们建厂也可以，把治理污水排放的费用直接给我们，我们可以保证5年内不再考虑上造纸项目。
听说了这些情况以后，诸葛亮更加感觉此事难以通过私人协商来解决。还没怎么着呢，就又冒出来一群准备排污的项目等你拿钱。这比那些听说政府要征地纷纷在地上插柳条当树木来得更邪性。在私人协商无望的条件下，诸葛亮再次想到了政府，他希望通过政府的法律强制执行污染治理，企业可以通过缴税“购买”污染权，然后由政府把这部分税作为补贴给受害人或通过招标建立污染治理工程解决污染问题。
“看来在中国必须尽快确立科学的发展观！”诸葛亮感叹道。
在本章我们发现：
技术有很强的社会溢出效应，适当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技术进步的加速；
经济学上的外部性是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不对称造成的，蜜蜂采蜜和果树异花授粉之间是正外部性，造纸厂和开车污染环境是负外部性；
在解决外部性的问题上，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因为存在交易费用和搭便车行为；
科斯定理只是说，如果不存在交易费用，不管原始的产权边界是否清晰，最终都可以通过双方协商找到产权边界。而事实上这是一种社会真空，因为交易费用是普遍存在的。
本章知识要点：
市场失灵 私人成本 社会成本 专利保护 外部性
正外部性 负外部性 技术溢出效应 产权
公地悲剧 科斯定理 产权边界 搭便车 交易费用
曹操改制设期权 张飞建桥利交通（1）
期权激励是望梅止渴吗？
私人能不能修桥收过桥费？
灯塔一定是公共物品吗？
国民教育能不能产业化化？
请看——
第十七回
曹操改制设期权 张飞建桥利交通
曹操一生辛苦操劳，欲成中原霸业，建立的公司企业数十家，涉及的行业十多个，在中国，曹操的中原集团堪称百强之首。可是常言说得好：大有大的难处。如今这几十家公司，除了一家银行和保险公司由曹丕主持，一家拍卖行和旧货市场曹植在张罗，其余的还都得曹操亲自经营。有句古老的格言说，如果你想把一件事情做好，那你最好自己亲自去做。问题在于曹操的这些公司由于规模太大，层级太多，如果事必躬亲，那肯定忙得要死，也难以提高效率。可是如果放手让手下的人打理，没有几个真心实意为公司利润着想的，搞不好就是亏损。
曹操面对中原集团这种局面，真实感到比国有企业还国有企业。要效率没效率，要利润没利润，架子虽大，竞争力却很弱。仅就航空公司而言，虽然目前中国航空是国内最大的航空公司，可是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在国内是倒数第一，甚至新近成立的海南航空公司也在很多航线上对中国航空开展了竞争。虽说这海南航空多少有点外资背景，可经营管理者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他们为什么就比我们效率高呢？
为了中原集团的霸业永存，曹操整日呕心沥血，费尽移山心力。但是由于从根本上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曹操总是忧心忡忡，呼酒买醉，仅办公室的杜康酒空酒瓶子就有好几箱子。无奈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酒浇愁愁更愁”。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头疼病，请来了神医华佗，为他诊治，华佗要为他做开颅手术，他不相信华佗有那么高明的医术。贾诩知道他这病是因公司管理混乱而得，就为他到京城请了著名经济学家帮助分析公司情况。
经济学家通过调查分析，指出了中原集团的问题在于没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缺乏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委托—代理关系混乱，没有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结果导致机制僵化、效率低下。而这种情况在国内，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和家族企业都普遍存在。国有企业由于产前关系不清，导致权利和责任不明确，管理上始终处于混乱状态。家族企业在规模比较小的时候，由创业者亲自经营，亲自管理，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一般还是比较有效率的，一旦规模大了以后，管理方面就开始出现危机。经济学家们观察到，规模 1 亿元是横在中国家族企业发展道路上的一道墙，营业收入超过 1 亿元以后，家族企业往往面临“撞墙危机”。现在的中原集团，究竟是国有企业，还是家族企业，谁也说不清楚。但是，毛病则是一样。曹操听了经济学家的诊治以后，精神为之一振，认为终于找到了病源。
曹操立即问道：“怎么医治这种普遍存在的大企业病呢？”经济学家说：“中医讲究的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在中国的企业里，这种病已经不是三年两载的事了，急切之中，难以有什么起色，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治理。”曹操是个心性比较急的人，就紧追着问怎样从根本上治理。经济学家说：“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基本制度上规范企业的行为。”于是就开出了一个药方：
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这个药方我们大家都很眼熟，可是真正实施起来，却仍然有很多难以到位的地方。譬如产权清晰，究竟什么样的产权才叫清晰？好像没有明确的界定。国有企业的产权归国家所有，这应该说非常清晰，可是为什么就没有约束力呢？家族企业的产权难道不清晰吗？可是为什么到了一定的规模，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撞墙危机”？权责明确也是一样，从理论上好讲，实际的操作就难了，实际上任何一个企业内部的权利和责任边界都不可能完全清晰，社会上所有的权利和责任，都存在着一个比较模糊的边界地带，由上下和左右的当事人自己在实际的行为中寻找。政企分开作为一种目标是值得追求的，但是，那么多“红顶商人”的存在又足以说明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