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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七月十八日，朱棣在回师途中病逝于榆木川，随从宦官马云等人不知所措，与杨荣、金幼孜密商如何处置。杨荣指挥若定，与金幼孜商议，认为离北京尚远，为防止军心涣散，应秘不发丧。他们用锡铸椑将朱棣尸体收殓起来放在车中，每到一地进膳和平时一样，明军浑然不觉。杨荣和海寿先回京师，向太子报告情况，决定处理方法。结果，朱高炽顺利地即位，国家政局未发生丝毫的骚动。杨荣因贡献突出，被晋升为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并食三禄，杨荣请求辞去尚书俸禄，未得批准。
朱瞻基在洪熙元年（1425）继承了皇位，汉王朱高煦发动了叛乱。年轻的皇帝有些犹豫不决，召见杨荣商讨对策，杨荣极力主张趁朱高煦尚未切实准备之际，出其不意，御驾亲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朱瞻基接受了杨荣的建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乐安，朱高煦被迫投降，叛乱很快被平定。朱瞻基还面临另一个严重问题、一个历经几代皇帝的问题——安南人继续抵制中国人的直接控制。开始时，他在撤军和继续平定的努力之间举棋不定。当时，武将主张采取武力，杨荣和杨士奇一道力主放弃交阯，朱瞻基最终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从安南撤出了明朝的全部军队。
宣德十年（1435），朱瞻基病死，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太皇太后张氏精明能干，委政“三杨”，杨荣在老迈之年，仍肩负着治理国家的重任，正统三年（1438）晋升少师头衔。由于王振的崛起，杨荣受到攻击。正统五年（1440），杨荣在回乡的路上去世，被追赠为太师，谥号文敏。
① 《明经世文编》卷十七《题北京八景卷后》。
② 杨荣：《北征记》。
第三节杨溥杨溥（1372—1446），字弘济，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时人称为“南杨”。他与杨荣同为建文二年进士，同授编修，但是两人的仕途经历却大不相同。杨荣因其后被检入内阁，又不断跟随成祖北征而成为永乐朝的近臣。杨溥却因为被选侍太子朱高炽为洗马，成为太子身边的官僚，也因此而遭到汉王朱高煦夺嫡的威胁，并且一度为这场夺嫡斗争而入狱。
永乐十二年（1414）闰九月，成祖北征回师，太子朱高炽遣使迎驾稍迟，汉王朱高煦乘机进谮，成祖一怒之下，下令将东宫官属全部逮治下狱。这成为继解缙入狱后，立储之争中的第二场大事变。当时只有兵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因系成祖“靖难”旧人而幸未被祸。金忠是个敢于仗义执言的人，他不顾触怒成祖，以身家性命力保太子，才使太子未遭废罢，但是作为东宫宫僚的杨溥、黄淮等人却因此事件而被入狱，而且一系即长达十年之久。杨溥的出狱是在十年后的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初五，也就是太子朱高炽得到成祖遗诏的第四天。十天以后，太子朱高炽正式即皇帝位。即位后的第三天，杨溥被授官翰林学士，重新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
对于杨溥的受祸入狱过程，仁宗心里是十分清楚的。但是这时候他对于杨溥更多的大约只是同情，因为除去杨溥因作为东宫宫僚入狱之外，朱高炽起初对于杨溥本人其他方面的情况似乎也并不十分清楚。根据史书所记，杨溥做太子洗马时，使得太子朱高炽对其赏识的事情只是他有一次将汉文帝的史事类编以献。这大概只能算是儒臣们一般常做的事情了。其后杨溥便归乡守丧，直到太子监国，才被命起视事，随后便发生了迎驾事件。
从仁宗即位后对于杨溥的安置看，显然是有些因人设事的味道。洪熙元年（1425）仁宗在思善门建立了一个名叫弘文阁的机构，选诸臣“有学行者侍值”①。这样的安排实在是令人感到莫名其妙。被荐入阁的都是些无名无为的儒士，而杨溥则被命掌阁事，并且得赐给阁印。当时仁宗曾经对杨溥说：“朕用卿左右，非止学问。欲广知民事，为治道辅。有所建白，封识以进。”②其后杨溥再授官太常卿，仍掌弘文阁事。数月之间，连授三职，足见仁宗对于杨溥的关切之心。但杨溥虽三受其职，却并未得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杨溥真正走上朝廷重臣仕途，是在仁宗去世，宣宗即位以后。
宣宗即位后，罢弘文阁不置，杨溥被检入内阁，开始与杨士奇、杨荣等阁臣共掌机务。
宣德、正统间，名臣称三杨先生，以文贞（士奇）为西杨，文敏（荣）
为东杨，盖初以姓同，亦略因居第以别之。文贞固出江西，而文定郡望每书南郡，乃因以南杨号文定焉。③从此而始有“三杨”之称。杨溥也从此开始与东、西杨有了并驾齐驱的地位。但是这最初的入阁只有四年时间，杨溥便又因母丧而归，而且起复后却并未再度入阁掌机务。也许是因为在仕途上长期受挫的缘故，杨溥与杨士奇和杨荣在性格处事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他在为人处事上有时显得过于谨① 《明史》卷一四八《杨溥传》。
② 《明史》卷一四八《杨溥传》。
③ 叶盛：《水东日记》卷一《三杨两王》。
慎，就连上朝时也总是低头循墙而行。但是像他那样已经取得了内阁重臣地位的人物，这种小心谨慎的举止，又给人一种老成稳重的感觉，更何况杨溥本人在律己方面又确实足以作为百官的楷模。这一切都决定了杨溥在明前期政治中的地位。当宣宗急于以改变吏治解决国家经济中的一系列问题的时候，在内阁中真正能够起到作用的还是杨士奇那样通于决策的干吏，但是当国家政治转向简约守成的时候，老人政治便对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杨溥虽然是“三杨”中年龄最轻的一个，但却是在处事上最为老成的一个。待到正统初年，“三杨”便完全以三朝元老而构成了一个最为稳定的政治三角。
正统初政的特点是国家政治的因循化与英宗皇帝的少年登极。这也便确立了“三杨”必然的重要位置。所以自从英宗登极起，杨溥便与杨士奇、杨荣忙于开经筵、择讲官以及慎选宫中朝夕侍从内臣之事，三朝元老的治事风格得到了充分表现的机会。这很得张太后的欣赏。外有老臣，虽然皇帝年幼，她也感到放心而不必由自己去垂帘听政了。女人往往比男人更加注重旧事与感情，对于在朝的五位重要辅臣，她有时便会更多想到杨溥。一次她将英宗召到便殿，又召来英国公张辅、杨士奇、杨荣、杨溥和尚书胡■。“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张太后将这五位老臣作为了正统政治的核心。而她同时又专门再将杨溥召到近前，说道：“先帝每念卿忠，屡加叹息，不意今尚见卿。”杨溥伏地而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怆。这种气氛的感染，比之任何方式都更为有力地确定了杨溥在正统时代的地位。当张太后指着五位大臣向年幼的英宗要他“皇帝万几，宜与五臣共计”的时候，杨溥在五人当中已经不再是一个附入的人物。正统三年（1438），杨溥进官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史书中说：“溥后士奇、荣二十余年入阁，至是乃与士奇、荣并。”①但这也到了“三杨”政治的尾声。这一年在馆阁的学士七人，杨士奇七十四岁、杨荣六十八岁、杨溥六十七岁，其中最年轻的也在六十岁以上了。而这个朝廷的政治似乎也如同这些老人们一样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些参预机务的老臣们居然开始仿唐、宋洛中诸老的样子去搞起一个真率会。“约十日一就阁中小集，酒各随量，肴只一二味，蔬品不拘取，为具简而为欢数也。”②具简而欢，这不仅成为当时这批老臣们的生活性致所在，而且成为了他们政治性致的所在。他们自身感觉已经生活在了一个太平盛世之中，而他们则是那种盛世华贵的台阁体风气的开创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第一个对于这种老臣政治提出异议的人物，竟是那个明朝前期最具反面形象的太监王振。
“朝廷事赖三先生，然皆高龄倦瘁矣。”王振的目的当然是要通过人事的变更减轻“三杨”对于当时政治的影响力。“老臣当尽瘁报国。”杨士奇回答道。杨荣却截住话题说道：“不然，当荐几个后生报主耳。”
其后杨荣推荐了陈循、高谷等人，按照杨荣的解释，与其让王振之流去随意任人，还不如事先检选自己的人，以为今后安排。
三人当中只有杨溥并无建言。这大概就是杨溥的性格特点所在，在身处其境的政治斗争中，他似乎总是缺少那么一种敢于面对的勇气。他诚然是一① 《明史》卷一四八《杨溥传》。
② 焦竑：《玉堂丛语》卷七。
位正人君子。当他被谗入狱的十年当中，家人供食数绝，他却读书不辍，以“朝闻道夕死可也”的精神维持着自身的意志与尊严。他在朝当政的时候，儿子自家乡来京省亲，当他从儿子口中得知途中只有江陵知县待其甚简时，他却因此而知其贤，并将该县令荐升德安知府。①这就是杨溥其人，他有甚多的律己，却缺少东、西杨那样鲜明的性格。他是一位正臣，却不是一位无可指摘的正臣。这一切在杨荣、杨士奇先后去世以后，就愈发变得明朗起来。所谓后进望轻，杨溥孤立，都不能解释他在朝的最后几年中王振专权的形成。所以当“土木之变”发生后，人们追思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有人会过激地起而争暴其短，认为他“依违中旨，酿成贼奄之祸”。②这也许是过于苛求他了。①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十二《杨溥传》。
② 《明史》卷一四八《杨溥传》。
第十四章明英宗明英宗前后在位二十二年，两次登临大位。他在位之日明帝国正从繁荣走向衰落，成为明朝历史上由强而弱的转折点。
第一节“委政阁臣”，纲纪未弛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明宣宗朱瞻基的长子。关于他的亲生母亲，史家们向来说法不同。有人说是宣宗贵妃孙氏（即孝恭皇后）所出；也有人说孙氏“无子，阴取宫人子为己子”；《明史·孝恭皇后传》则认为：“英宗生母，人卒无知之者。”由于皇后胡氏多病无子，明宣宗宠爱贵妃孙氏，更宠爱这个小孩。他出生不久，于宣德三年（1428）二月初三日赐名祁镇，又赐玺书。三天后，二月初六日册立为皇太子。在明代皇太子正位东宫的年龄中，他是最小的一个。朱祁镇正位东宫刚刚过二十多天，同年三月初一日明宣宗即下诏废皇后胡氏，改立贵妃孙氏为皇后。
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日，明宣宗逝世，遗诏命皇太子继位。是月初十日，朱祁镇第一次登上皇位。改元正统。初登皇位时才九岁，实际年龄为七周岁又两个月，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小皇帝。
小皇帝即位之日，上距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已整整六十七个年头。洪武、永乐二朝的繁荣强盛、声威远播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尔后洪熙、宣德两朝相继嗣位守业，虽号称“仁宣致治”，或云“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究其实，已是弊病滋生，危机四伏。进入正统朝，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不少问题陆续发生。从表象看，似乎是明英宗一手造成的，而实质上是前几朝留下的后遗症。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明朝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
英宗年幼即位，遵照宣宗的遗诏，凡是朝廷大政奏请太皇太后张氏（明仁宗诚孝皇后）而后行。张氏，永乐二年（1404）封为皇太子妃，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经验丰富，而且深识大体，严于律己，不许其族人干预国事，对他们的任用亦严加限制。宣宗逝世时，诸大臣以新主年幼，请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张氏以“不能破坏祖宗成法”坚决拒绝，而命令诸大臣齐心协力，认真辅导皇上向学勤政。她又特令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礼部尚书胡■五位大臣入朝。当面对英宗说：“此五人，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英宗当即应声受命①。这五人，都是几朝元老，是当时最有威望的文武大臣。太皇太后张氏持天下之正，推心任能，“委政阁臣”。这在当时主幼无知的特殊情况下，是一项及时而又必要的决策。
经济是基础。要管好国家，首先必须抓好经济，重视国计民生，尽力开源节流，减少百姓负担，以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英宗即位后很快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宣德十年二月，命罢诸司冗费，节省朝廷开支。三月，释放教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罢山陵夫役一万七千人，又放库役二千六百四十余人；减行在光禄寺料米粟九万二千余石，他物减少不等，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一方面减少了国家的经济负担。
正统元年（1436）正月，杨士奇等上疏：“国家岁用粮储浩大，皆仰给江南军民转运，不胜劳苦。况河道偶有阻窒，则粮饷不充，实非终久之策。计今在京官军数多，除操练造作应用之外，余者悉令于北京八府空闲田屯种。倘遇丰年，必有蓄积，可省南方转运之费。”英宗以为有理，很是重视，立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
即诏发禁军三万到京畿地区屯田①。
至此，明英宗即位一年来，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开局还算顺利。但对他来说，当务之急无疑是学习治国的基本知识。太皇太后也很懂得对英宗进行启迪教育的重要性。杨士奇等人先是上疏请开经筵，请皇上读书学习。而后又进言：皇帝的学习，其事体与皇太子、亲王不同。请先命礼部、翰林院详定讲筵礼仪。并请慎择“学议平正，言行端谨，老成达大体者”为讲官。二月二十日，行在礼部遵旨进呈经筵礼仪。太师英国公张辅知经筵事，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同知经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侍读学士李时勉、钱习礼，侍讲学士陈循，侍读苗衷，侍讲高穀，修撰马愉、曹鼐兼经筵官，翰林春坊儒臣分直侍讲。明代的“经筵定仪注自此始”。经筵官任命以后，按照规定的时间，三月初九日开始第一次御经筵。此后，遂以为常。经筵每月举行三次，故又称“经筵月讲”。月讲之外，还有日讲。月讲和日讲的内容、方式、程序，基本相同。一般都是先讲《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等经传，然后再读史书。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经筵月讲每月只三日；日讲则不拘日期，礼仪也比较简单。
这一时期，还在一些方面进行立法定制。
在学校教育方面，开始设立提学道，专门督责学校。明代学校之盛，为“唐、宋以来所不及”，南北两京设有国子监（国学、太学），地方有府州县学，王所有武学。后因管理不力，教学质量下降，问题急待解决。正统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南京户部尚书黄福奏言：近来生员学艺疏浅，宜令布、按二司遍历考试，庶得真才。英宗纳其言，下诏曰：“南北两京及十三布政司皆设提学道，专理学校事，按臣不得侵越。南北两京以御史为提学官；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副使或佥事为之。著为令。”是为明代设立提督学政之始。提学官的设立对于加强学校管理，提高教学质量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赋税制度方面，始定田赋折银解入北京内承运库。明代田赋以银代输，始于洪武，称为“折色”。当时所折之银俱送南京。正统元年八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疏曰：北京行在各卫官俸支米南京，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十不及一。朝廷虚糜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于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绢、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抚赵新、南京户部尚书黄福，亦以为言。英宗问行在户部尚书胡■，胡■对曰：税粮（田赋）折银征收，民以为便。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一百余万两，不送南京，一律解北京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自起运、兑军之外，皆粮四石折银一两，解入北京，以为永例①。东南税粮除起运、兑军之外，折银征收者全部解入北京朝廷内府，目的是为了保障皇室的高额消费，这个制度的出现，反映了皇室对岁供不足的担心，所以才强制作出这个规定。但它也在客观上有利于减轻税粮转运之苦，有利于保证农时，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同时扩大了折色份额，扩大了货币流通，有利于繁荣商品经济。
此外，九月十一日，又派刑部侍郎何文渊、行在户部侍郎王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与言，前去督理两淮、长芦、浙江盐课，并命内官同往。明代钦差巡盐之制，亦自此时开始。
① 夏燮：《明通鉴》卷二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