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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足的局面。由于所处的地位，张居正能够比以前的执政者更坚决地提出和实施捐上而益下的方针。如太监请买金两珠石，张居正说：“今户部钱粮十分缺乏，各边求讨月无虚日，实难支持。乞暂停此举，少苏民力。”此事遂罢②。神宗要铸钱供赏用，张居正说：“臣等看得先朝铸造制钱，原以通弊便民，用存一代之制。。。今若以赏用缺钱，径行铸造进用，则是以外府之储取充内府，大失旧制矣。”③神宗要修慈庆、慈宁两宫以取悦太后，被张居正挡了驾：“治国之道，节用为先，耗财之原，工作为大。慈庆、慈宁两宫俱以万历二年兴工，本年告完，落成之日，臣等恭诣阅视，巍崇彩绚，无异天宫。今未逾三年，壮丽如故，乃欲坏其已成，更加藻饰，是岂规制未备乎？抑亦敝坏所当新乎？此事之可已者也。”①神宗要征用光禄寺金，也被张居正劝阻：“窃惟财赋有限，费用无穷，积贮空虚，民膏罄竭。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埸意外之变，可为寒心。此后望我皇上凡百费用痛加樽节，若再有取用，臣等亦决不敢奉诏矣。”②万历四年（1576）十二月，十四岁的皇帝与张居正在文华殿有一段颇为感人的对话：神宗举御袍示辅臣，问：“此袍何色？”张居正以青对。神宗说：“紫也。服久而渝耳。”张居正说：“此色既易渝，愿少制。世宗皇帝服不尚华靡，第取其宜久者而用之。每御一袍，非敝甚不更，故其享国久长，未必不由于此。窃闻先帝则不然，服一御则易矣。愿皇上惟以皇祖为法，能节一衣，则民间数十人受其衣者，若轻用一衣，则民即有数十人受其寒者，不可不念也。”神宗深以为然。③这一番对话恰如父辈谆谆教诲子侄。联系到后来神宗热衷于“以外府之储取充内库”，张居正在位时的规劝和约束作用是很明显的。
在规劝于上的同对，也考虑到下民的实惠。隆庆六年（1572）六月诏书，将嘉靖四十三年至隆庆元年拖欠钱粮，除金花银外，悉从蠲免。隆庆二年至①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六《国用考》。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七，隆庆元年十一月庚戌。
③ 《张太岳文集》卷四三《请停止输钱内库供赏疏》。
① 《明神宗实录》卷六二，万历五年五月戊申。
② 《明神宗实录》卷八五，万历七年三月丙午。
③ 《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万历四年十二月庚申。
四年拖欠钱粮减免十分之三。万历二年拖欠七分之中，也只征三分。鉴于“民犹以为苦”，万历四年七月，张居正提出：“查各项钱粮，除见年应征者分毫不免外，其先年拖欠带征者，除金花银遵诏书仍旧带征外，其余七分之中，通常年月久近，地方饶瘠，再行减免分数。如果贫瘠不能完者，悉与蠲除，以苏民困。至于漕运粮米，先年亦有改折之例，今查京通仓米足支七、八年，而太仓银库所积尚少。合无比照先年事例，将万历五年漕粮量行改折十分之三，分派粮多及灾伤地方征纳。夫粮重折轻，既足以宽民力，而银库所入，又藉以少充，是足国裕民，一举而两得矣。”①户部开出一份很长的当蠲免和当改折的单子，蠲免主要包括：隆庆二年至四年解京折色钱粮拖欠者五十四万九千六百余两；嘉靖四十三年至万历二年金花银拖欠者六十五万九千九十五两，免嘉靖年间所欠；隆庆二年至四年边镇钱粮拖欠者五万二千多两；嘉靖四十三年至万历二年盐课拖欠者十三万三千五百余两，除票税银外蠲免。改折主要包括：万历四年所征五年起运者，除额例改折外，其余部分改折十分之三，计折米一百一十四万六千六百余石，按粮数多少和水旱灾害轻重分配于各地，无论正兑改兑每石粳米折银八钱，粟米每石七钱。②这张单子可以给我们一个细民受惠的数量概念。
① 《张太岳文集》卷四○《请择有司蠲通赋以安民生疏》。
② 《明神宗实录》卷五二，万历四年七月丁酉。
第七节度田、条编条编即一条鞭法，到张居正执政时已在局部地区，主要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一带，推行了几十年，毁誉不一。张居正对一条鞭法持赞同态度。万历五年（1577）正月，户科都给事中光懋上疏称，行条鞭法使“商贾享逐末之利，农民享乐生之心。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不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今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于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户部的意见是：“今后江北赋役务照旧例，在江南者听抚按酌议。”①为什么江南尚可行之，江北大为不便，光懋的奏疏和户部的答复都没有作具体的分析。张居正当时对一条鞭法能否广为推行大概也没有把握，他在另一处说：“条鞭之法，有极言其便者，有极言其不便者，有言利害半者。仆思政以人举，法贵宜民。执此例彼，俱非通论。故近拟旨之：果宜于此，任从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强行。朝廷之意，但欲爱养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尝为一切之政以固也。若如公言，徒利于士大夫而害于小民，是岂上所以恤下厚民者也。”②虽作如此解说，张居正还是相信：第一，地域的差别不应当是推行一条鞭法的障碍。第二，白栋在其地推行一条鞭法不应视为过失。他所拟旨云：“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③随后，在给山东巡抚李世达的信中又说：“条编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白令访其在官素有善政，故特旨留之。”④张居正真正下决心全面推行一条鞭法，是在全国度田之后。自明中叶以来，土地失额一直是严重的问题，局部地区的土地清丈时有举行，但没有形成全国的规模。万历五年，张居正建议料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皆就疆理无有隐，其挠法者，下诏切责之”①。在一段时间里，度田没有形成很大的声势，这或许和张居正丧父，因而引起朝廷上的大辩论有关。福建最早完成度田。万历八年（1580）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抚臣劳堪以闻，部覆谓宜刊定国书，并造入黄册，使奸豪者不得变乱”②。而在同时，山东还在为数量并不大的勋戚茔田打官司。“户部疏称：山东抚按何起鸣、陈功所奏，邹平县会昌侯孙忠茔田地九顷，胶州阳武侯薛禄户丁承种祖遗田地三十七顷。复查不系钦赐之数，优免又无明文，可据议各量除二顷以为祭祀之资，其余照依民地例纳。”③直到这一年的十一月，户部才奉旨制定各省直清丈田地的条款，定清丈之期，行丈量之法，严禁欺隐，“上依其议，令各抚按官悉心查核着实举行，毋得苟且了事及滋劳扰”④。
不到一年，清丈一事有了很大的进展。以地区而言，山东丈出民地三十① 《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万历五年正月辛亥。
② 《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少宰杨二山言条鞭》。
③ 《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万历五年正月辛亥。
④ 《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总宪李渐庵言驿递条编任怨》。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万历八年九月庚辰。
③ 《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万历八年九月庚辰。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一○六，万历八年十一月乙亥。
六万多顷，屯地二千二百多顷；顺天八府支出土地共二千八百多顷。以类别而言，屯田御史沈阳查出勋戚冒滥庄田二万二千多顷。有一事例很可说明清丈的彻底：蒲州守御千户所屯地在临晋等县，山西抚按借口非本省所辖，不行丈量，直隶抚按不知所在地方，概称额数免丈。万历九年九月，户部奏称：“屯地犬牙相制，各省直坐落本境者少，跨在别境者多，减于原额者少，加于原额者多。宜敕抚按官互勘交查，有过额数多者照军民各地当差，姑免入官，庶正额咸复，永无隐射之弊。”①正因为朝野普遍重视清丈，万历年间土地额数才有很大的增长。
丈田全面实施，张居正认为时机已到，于万历九年（1581）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当然，这里所说的在全国推行，只是就朝廷的命令而言。有些边远地区要在几年之后，甚至十数年之后，才完成这个转变。但是，在这一新赋役法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张居正起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六，万历九年九月丁卯。
第八节从“夺情”到抄家万历五年（1577）九月，张居正父亲去世，死讯传报京师，使张居正处境异常尴尬。按照制度，父母去世，官僚当回家守制。而在其时，已形成朝廷不可无张居正的局面。另一方面，张居正对得到的权势也不无留恋。户部侍郎李幼孜等倡“夺情”之说，议留张居正于朝，②内阁吕调阳、张四维疏引前朝杨溥、金幼孜、李贤夺情起复故事，乞请挽留张居正。神宗随即下旨，要他“为朕劝勉，毋事过恸”，一过七七，照旧入阁办事。张居正三疏乞终制不许，即吉服视事。这事在朝中引起了轰动，不少官员因弹劾他“忘亲贪位”、“厚颜就列”而被治罪。翰林院侍读学士王锡爵赶去见张居正，为众官求情。张居正“勃然下拜，索刀作刎颈状，曰：‘上强留我，而诸子力逐我，且杀我耶！”③一些史书都以嘲讽的口气记述这一情节。其实，正是在这件事情上，反映出张居正个性极强。
张居正的报复心理同样极强。如万历四年正月，御史刘台对他加以弹劾，措词严厉。张居正怒辩，伏地泣不肯起，直到刘台被除名为民方止。同样，对于反对“夺情”的官员，他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这种报复心理导致他作出以下决定：禁毁书院。因有人聚徒讲学，讥议朝政，甚至扬言张居正“专制朝政，必当入都，昌言逐之”①。万历七年正月，张居正命毁天下书院，将“各省私建书院俱改为公廨衙门，粮田查归里甲，不许聚集游食，挠害地方”②。尽管他为自己辩解说：“今人妄谓孤不喜讲学者，实为大诬。”③他所不满者，是讲学者对名卿硕辅每诋之，但这一极端粗暴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他个人的恩怨所决定的。
三月，张居正提出回乡为父亲治丧，获准。神宗嘱咐他：“卿未行，朕已悬望，宜蚤襄葬事，星驰赴京。”又敕谕吕调阳等：“朕冲年践祚，凡事都赖元辅，卿等所知。今暂准给假，一应事务都宜照旧，若各衙门有乘机要行变乱的，卿等宜即奏知处治。大事还待元辅来行。”④甚至要“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
六月，张居正在神宗催促下，上路还京，途中引起极大轰动。有人作了如下描述：“张江陵再起时，所过州邑，邮传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江陵犹以为无下箸处。至真定，太守钱普，无锡人，独能为吴馔。江陵甘之，曰：‘吾行路至此，仅得一饱餐。’此语一闻，诸郡县转相效尤，吴中之善庖者，召募殆尽，皆得重赏以归。普又创步舆供奉，前为重轩，后为寝，以便偃息，傍翼两庑，庑左右各令一童子侍，为挥箑注香，凡用卒三十二人舁之。”①张居正尚奢侈，“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②，在士大夫间造成② 《明神宗实录》卷六七，万历五年九月乙卯。
③ 《明神宗实录》卷六八，万历五年十月乙巳。
① 《明神宗实录》卷九五，万历八年正月己未。
② 《明神宗实录》卷八三，万历七年正月戊辰。
③ 《张太岳文集》卷三○《答宪长周友少明讲学》。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七三，万历六年三月辛酉、丙寅。
① 郑仲夔：《玉麈新谭·偶记》卷四《步舆》。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二《士大夫华整》。
很大影响。而像回京途中的享乐，实在太过分了。
回到京师的第八天，张居正就上疏，请求惩治弹劾他的员外郎王用汲。
王用汲被削籍为民。他又怨恨张四维处分太轻，“厉色待之者累月”③。由于权势越来越大，张居正对反对他的言论，已到了朝闻夕报的地步。
虽然花费不小的精力来对付反对派官僚，张居正对朝政的处理仍是一丝不苟，对神宗的教诲仍是严格耐心，直到他病倒在床。万历十年（1582）三月，他不得不要求在私邸办公。在最后的八个月里，他得到了最高的荣誉，早在万历四年十月，张居正就因九年考绩，进上柱国、太傅，俸如伯爵。他一再辞谢，直到万历九年十二月，才正式给太傅诰命。万历十年六月，因辽东大捷，进为太师，自李善长之后，文臣无生受三公者。六月二十日去世，终年五十八岁。谥号“文忠”。
神宗曾对张居正说过“先生子孙，世世与国咸休”④云云，但在内心对张居正的管制早已厌烦。谪冯保至南京闲住，是第一个信号。弹劾张居正的官员复职，是第二个信号。万历十二年（1584），以谋陷亲王、霸夺产业罪抄张居正家，抄出金二千四百余两，银十六万两，在京房宅价值一万余两⑤。神宗命尽削张居正官秩，追回所赐玺书、诏命。他的长子张敬修在被追逼家产时不胜酷刑而自杀。他的弟弟张居易、儿子张嗣修发戍烟瘴地。
除了对张居正的管制不满，神宗还误信人言，贪恋张府财产。于慎行认为，张居正“平生显为名高，而阳为厚实”，他以宣世之功自豪，以传世之业期子，即有所入，亦为有限。于氏尝数次得罪张居正①，他的分析当较为公允。有不少官僚都承认张居正看重名节。
至于丁比吕说在万历四年的科考中以“舜亦以命禹”为试题，“殆以禅受阿居正”②，更是无稽之谈。即使有阿居正之意，也绝与禅受无干。
在几十年内，无人敢为张居正辩白。直到熹宗即位后天启年间，朝野才开始对他重新评价，为他恢复声誉。
对于身后的毁誉荣辱，张居正不能说置之度外，但应当说，他确有所悟。湖广巡按要修建三诏亭，以志皇帝对首辅的眷恋。他不同意，说，“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又说，“盛衰荣瘁，理之常也；时异势殊，陵谷迁变，高台倾，曲池平，虽吾宅第且不能宁，何有于亭！数十年后，此不过十里铺前一接官亭耳，乌诸所谓三诏者乎”③。这种豁达的态度，在那个时代的官僚中着实难得。
若要用一句话来评价张居正一生的是非，那么，不妨引用他自己的话：“宁有瑕而为玉，毋似玉而为石。”他的确是“有瑕而为玉”者。④③ 《明史》卷二二九《王用汲传》。
④ 《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万历四年十月丙子。
⑤ 《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八，万历十二年四月乙卯。
① 《明史》卷二一七《于慎行传》。
② 《明史》卷七○《选举二》。
③ 《张太岳文集》卷三二《答湖广巡按朱谨吾辞建亭》。
第二十八章戚继光第一节世袭登州指挥，整饬防务戚继光（1528—1588），宇元敬，号南塘，晚年易号孟诸。出身于山东登州卫一个世袭军官之家。祖籍原在山东东牟（今莱芜），因避元末战乱，六世祖戚详率全家迁居到离凤阳很近的濠州定远昌义乡。那时，起义烽火正旺，戚详也投身到郭子兴领导的起义军中，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为明朝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在征服云南的战斗中阵亡。朱元璋大封功臣时追念戚详开国有功，授予其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自此，戚家一直在登州（今山东蓬莱）任职。父亲戚景通刚毅好学，有军事才能，曾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屡立战功①，先后出任过山东备倭军事都指挥，大宁（今河北保定）都指挥使以及京师中的神机营副将等职。
戚景通五十六岁时才得子，故对儿子要求相当严格。他不仅悉心教导戚继光读书识字、传授武艺，还常常灌输一些保国安民，为人处世的道理。尽管戚家出身将门，但家境十分清苦。戚继光十岁时父亲回籍奉养祖母，更是艰辛。在这种家庭氛围熏陶下，戚继光自小就喜欢“弄捭阖，多权奇”①，少年时代即已“通文史经义”②。嘉靖二十三年，戚景通身患重病，自知将不久于世，就让戚继光迅速赴京办理袭职手续，但尚未等到戚继光回家，就与世长辞了。这样，年仅十七岁的戚继光承袭了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的世职，开始了长达四十五年的戎马生涯。他曾在一本兵书的空白处题了一首名为《韬钤深处》的诗，最后两句云：“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③，反映出他要为国为民奋斗一生的远大抱负。
嘉靖二十五年，十九岁的戚继光正式担当起登州卫屯田的管理事务。经过清理整顿，颇收成效。从嘉靖二十七年开始，五年里，戚继光每年一次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