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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干请之风甚嚣尘上，只要文选郎一出来，即被相邀，或为亲朋或为故旧谋求官职，不如意就相骂逐人，选郎不免要忍气吞声。赵南星素来痛恨此种弊风，特立独行，锐意澄清，贵官们有所干请，即碰一鼻子灰。久之，朝内外都惧他性严，不敢向他开口请官。
魏忠贤因赵南星严直之名远扬，对他不轻易有所犯，有时反而在皇帝前称赵南星任吏部尚书很称职，并想拉拢赵南星为己所用。他派遣自己外甥傅应星谒见赵南星，赵南星拒而不见，魏忠贤也无奈何。一次，赵南星与魏忠贤因公事并坐于弘政门，赵南星一脸肃然正气对魏忠贤说：“主上冲龄，我辈内外臣子宜各努力为善。”魏忠贤虽未答对，已怒形于色。大学士魏广微本是赵南星老友魏允贞之子，却趋附魏忠贤，入内阁后，因着父亲与赵南星的关系，几次到赵南星门上请求谒见，都被拒之门外，赵南星叹息老友没有这种儿子，言语传到魏广微耳中，魏广微对赵南星更加恨之入骨，就与魏忠贤勾结起来谗害赵南星。
当时东林党势已大盛，叶向高、韩爌任于内阁，赵南星以掌吏部铨选之便，大举东林党人为官。一时间，众多正直官员列于朝中，高攀龙、杨涟、左光斗掌管刑部，李腾芳、陈于廷任于吏部，为赵南星副贰，余者著名的东林党人如魏大中、袁化中等皆在朝为官，因为众多官员皆素为民所称誉，朝廷气象为之一新，于是朝野望治。
赵南星助东林党人张势，不免被小人所侧目，谗言日起。赵南星请休致，没有获准。天启四年（1624），御史崔呈秀在淮、扬任巡抚，贪赃枉法，还朝待考核。高攀龙举发他恶行，赵南星议将崔呈秀远戍。诏书下来，只将崔呈秀革职以待后效。崔呈秀夜晚径投魏忠贤门，叩头涕泣，请乞为义子，又说：“不去南星及攀龙、涟等，我两人未知死所。”魏忠贤点头以为然，就与崔呈秀商议从哪里下手。
山西缺巡抚，此事给魏忠贤等阉党一个机会。赵南星认为太常卿谢应祥可巡抚山西，将谢的名字列在拟定名单最开首。御史陈九畴受魏广微之命，说谢应祥与魏大中有师生之谊，故而魏大中在文选郎夏嘉遇面前为自己老师谋此官。原来魏大中曾参劾魏广微，魏广微忌恨不已，遂使陈九畴不利于魏大中。魏大中、夏嘉遇上疏自辩，赵南星、高攀龙又极言谢应祥素孚人望，非为魏大中、夏嘉遇徇私之故。魏忠贤大怒，遂矫旨，黜去魏大中、夏嘉遇，连带陈九畴也黜去，又责赵南星等人朋谋结党。赵南星求去职，魏忠贤又矫旨切责，放归赵南星。第二天，高攀龙也引退而去。不久，赵南星所检取的官员多因忤逆于魏忠贤，而被罢免，于是一朝尽为魏忠贤党羽。
阉党忌恶赵南星，必欲除之而后快。御史张讷弹劾赵南星十大罪，又将所谓赵南星的私党十数人并黜，赵南星削籍，赵南星以前所贬斥的官员皆得以拔用。
天启五年（1625），赵南星因汪文言狱词连及而被下抚按提问。赵南星送被戍于代州（今山西代县）。赵南星在戍所仍是赋诗饮酒，唾骂笑傲，一如平时。天启七年（1627）十月卒于戍所。终年七十八岁。崇祯帝继位后，追谥赵南星为“忠毅”。
赵南星一生为世所重，因他“不以谪居畏祸，少有贬损。人谓寇莱公、苏子瞻无以过也”①。王士祯更称“高邑赵忠毅公北方伟人，天下望之如泰山北斗。”②赵南星喜赋诗为文。曾刊行并加注《女儿经》，有《赵忠毅集》、《味檗斋遗书》、《芳茹园乐府》、《史韵》、《学庸正说》、《笑赞》等传世。
① 《列朝诗集》。
② 王士祯：《蚕尾续文》。
第二节高攀龙高攀龙（1562—1626），字云从，改存之，别号景逸，常州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科进士，授行人司行人。行人司主要负责捧节、奉使一类礼仪性的工作。地位较低，但声望却较高，升转也较容易，故新科进士向来以任行人为荣。初入仕途，即居清要，可谓出师大利。己丑科会试主考官是赵南星，这一层师生关系为其日后的仕宦生涯埋下了伏笔。在高攀龙生活的时代，王守仁的“心学”已颇受知识分子推崇。高攀龙并未追逐潮流。他不尚空谈，尊崇程朱之学，认为“宗文成（指王守仁）者谓文清（指薛瑄）病实，而不知文成病虚。毕竟实病易消，虚病难补。今虚病见矣，吾辈当稽弊而反之于实”①。当时四川按察司佥事张世则上疏批判程朱理学，并进献自撰之《大学初义》，请求颁行天下学宫。高攀龙怀着维护“正教”，铲辟“邪说”的责任心，当即上疏力驳其谬，指责张世则之说是“穿凿虚幻之谈”，一旦其书流布天下，必然会“人人得自骋其私，浮词邪说充塞天下，二祖列宗之教荡然扫地”②。神宗以为然，张世则之书遂不行。万历二十一年（1593），又值京察之年。吏部尚书孙■主持，吏部考功郎中赵南星及左都御史李世达协理。这次京察，史称“秉公澄汰”，“无所循私”，孙■的外甥吏部文选员外郎吕胤昌、赵南星的姻亲都给事中王三余也在被斥黜之列。许多由内阁辅臣循私引用的私人都因不称职而被贬免。孙■等为收回吏部独掌铨选的大权，改变惯例，未将斥黜名单通知内阁即上奏神宗。阁臣对此大为不满。
恰逢此时言官弹劾吏部属臣虞淳熙等人，神宗怒孙■不引罪自责，罚俸三月。阁臣乘机拟旨切责吏部专权结党。孙■被免职，赵南星削籍。陈泰来、于孔兼、顾允成、薛敷教等上疏申救，也先后被贬。
吏部右侍郎赵用贤生性鲠直，与首辅王锡爵不和。户部郎中杨应宿为讨好王锡爵，上疏弹劾赵用贤不该“论财逐婿”，毁婚约将女另嫁，请求依法治罪。这时，出使在外的高攀龙回到北京，面对朝廷上奸邪得势的情形，非常愤慨，当即上疏指斥杨应宿阿谀阁臣。杨应宿反击。神宗盛怒之下，把两人都赶出朝廷。高攀龙被远谪广东揭阳县典史。
攀龙二十五岁时曾从顾宪成一道讲学，并从此“始志于学”，终生以宣讲程朱之言为己任。被贬出朝后，他取道闽浙前往广东，“所至亦讲学不辍。寻入武彝谒蔡元定祠，憩朱熹精舍，益以道学为己任”①。高攀龙在揭阳供职仅七月，即因事辞职回到家乡无锡。不久丁忧，索性以亲丧隐于乡野，不再出仕，家居近三十年。
高攀龙在学术上主静，他认为：为人“终不可无端居静定之力。盖各人病痛不同，大圣贤必有大精神，其主静只在寻常日用中。学者神短气浮，便须数十年静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处，在向无小学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难拔。必埋头读书，使义理浃洽，变易其俗肠俗骨，澄神默坐，使尘妄① 许献：《东林书院志》卷七，叶茂才撰：《高攀龙行状》。
②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
①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
消散，坚凝其正心正气乃可耳”①。这种思想与同乡名士顾宪成相近。顾宪成自万历二十二年（1594）免官之后，一直闲居在家，潜心研究程朱之学。高、顾二人志同道合，来往密切。
高、顾二人虽然都推崇程朱，但他们并非一味地空谈心性，而是主张躬行实践，主张经世致用。无锡原来有一座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当时已废为僧舍。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无锡知县林宰的帮助下，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公开聚众讲学。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志同道合者纷纷参与其中。一时名声大噪。那些不为当朝佞幸所容，退处林野的士大夫闻风向附，乃至书院常常拥挤不堪。有着强烈的经世致用意识的东林名士们不是为了讲学而讲学，而是要过问政治。所以，他们在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臧否人物，“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所不耻也”②。“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东林书院的楹联是他们救世济民的崇高理想的真实写照。
顾、高等人聚众讲学，议论国政，名声日大。许多仰慕东林名声的贤士大夫也纷纷建造书院或与东林书院声气相通，东林党渐渐形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
万历四十八年（1612），顾宪成卒。高攀龙乃专讲席，声望日重，俨然东林党首。
高攀龙讲学，志在经世。但家居三十余年，不为当朝所用，也难免生出一些消极避世的念头。他与归子慕的应答唱和诗中反映出这种情绪。归子慕，字季思，昆山人，著名文学家归有光之子。其人清真静好，隐居田园，形如孤云野鹤，颇有陶渊明的遗风。据安希范《天全堂集》记载：高攀龙神往归氏隐居萧寂之趣已久，遂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月路经昆山时前往西冈村拜访。高攀龙深为归子慕“对榻草蔬田舍话，一林风月主人心”的靖节遗风所感动，两人于是结成金兰之契。归子幕在《己亥二月过高存之漆湖精舍》一诗中写道：常怀耦耕好，君今启我意。
共为陇亩民，欣然以没世。①受归子慕影响，高攀龙也萌生了隐居化外，不理尘嚣杂事的念头。他在《送辰州守瞿元立》②一诗中充分表达了这种心情：我欲赋《招隐》，言念斯民厄。
以君之操持，所至有膏泽。
诚然振五品，何必恃三尺。
郡斋有余闲，即是林间客。
得意且归来，共泛五湖碧。
但是，这种消极的想法终归只是一时的念头，一旦有机会，高攀龙还是要经世救国的。苦等了三十余年，机会终于来了！
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驾崩。即位不足一月的光宗也龙驭上宾，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
②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
① 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十六。
② 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十六。
熹宗朱由校登极。东林党人由于在万历朝护卫太子有功，在此期间势力大张，充斥朝廷各个关键岗位。高攀龙蒙邹元标推荐，被起用为光禄丞。天启元年（1621）又进升为光禄寺少卿。
这时的东林党人本可以乘此势力大张之机表现得大度一些，把万历年间的京察、国本之争、“三案”的争端等一笔勾销，弥合与齐、楚、浙诸党的罅隙。可是东林党人党见太深，一味意气用事，以致党争愈演愈烈，终于酿成魏忠贤专权的惨祸。
内阁首辅方从哲性柔懦，难堪大事。东林党人目之为奸邪，必欲去之而后快。东林大将孙慎行首先以“红丸案”事发难，上疏指斥方从哲有“弑君之心”，下廷臣会议。高攀龙随即上疏指责方从哲交结外戚，“表里为奸，心不知有君，无逃首恶之罪”①。方从哲终于在满朝籍籍声中辞职下野。为继续壮大东林党势力，扶植后进，邹元标在京城创建首善书院，高攀龙积极参与其事。不久，高攀龙升任太仆卿，擢刑部右侍郎。
天启四年（1624），廷推高攀龙任左都御史。当时，赵南星任吏部尚书。高攀龙认为师生不当分掌部院，否则只能为人提供口实，力辞，不成。
这时魏忠贤势力日张，群小争附。高攀龙认为“中官用事，未能拔其毒，且须杀其毒。宜如归德相公，劝化诸珰勿与吾辈为敌”②。所以，他并没有像杨涟等人那样把矛头直接指向魏忠贤，而是指向了依附魏忠贤的崔呈秀。但这种做法实际上非常愚蠢，只能起到为渊驱鱼的作用。果然，崔呈秀为逃脱惩罚，急走魏忠贤所，拜魏忠贤为义父，谋求庇护。适逢会推山西巡抚，高攀龙等推荐谢应祥。御史陈九畴诬蔑部院营私结党。魏忠贤乘机以皇帝名义严旨切责。高攀龙被免职。不久，南京御史游凤翔又告讦高攀龙挟私排挤，高攀龙进而被削除官籍。崔呈秀余恨未消，又从织造太监李实处逼取空印纸，以李实的名义弹劾周顺昌、高攀龙等人，遣锦衣卫缇骑前往无锡逮捕高攀龙回京。高攀龙闻讯，视死如归，晨赴宋儒杨时祠告祭，然后从容安排好后事，衣冠赴水而死。时年六十五岁。
崇祯初年，魏忠贤阉党被铲除，高攀龙被追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曰忠宪。高攀龙一生著述有《周易简说》、《春秋孔义》、《高子遗书》等。①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
② 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十六。
第三十四章张溥张采第一节张溥张溥（1602—1641），初字乾度，后改天如，号西铭。南直隶苏州太仓（今属江苏）娄东人。生于万历三十年三月二十三日（1602 年5 月14 日）。明末著名的江南党社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张溥出生于封建大家庭。这个家庭“多隐痛”，充满着尖锐矛盾。伯父张辅之，历官南京工部尚书。父亲张诩之，太学生，有子十人。张溥排行第八，且为婢出，故“不为宗党所重，辅之家人遇之尤无礼，尝造事倾陷诩之”①。诩之既历忧患，为摆脱困境，改变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日延师教子，唯望子之有成。张溥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刻励承志，发愤读书。他六岁入学，七岁能日诵数千言。更可贵的是，“所读书必手钞，钞已朗读一过，即焚之。又钞，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冬日手皲，日沃汤数次。后名读书之斋曰‘七录’，以此也”②。
明末社会动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派政治势力斗争激烈。这种情形在万历、天启、崇祯年间，表现得最为明显。
泰昌元年（1620），张溥十九岁，补博士弟子。自此声名籍甚，泛交一时名贤。是年，他结交同里张采，成为平生最知心的朋友，契合无间，同求进益，共倡党社，齐名者“娄东二张”。其后，张溥又结交东南名士杜麟徵、夏允彝、陈子龙、宋徵璧以及名宿钱谦益、黄道周等人。于是门墙日广，呼应日灵。他所结交的朋友，后来有不少成为朝廷要员和抗清运动的中坚分子。天启三年（1623），张溥请张采入“七录斋”共学，时凡五年。五年中，“两人形影相依，声息相接，乐善规过，互推畏友。时设疑难，必尔我畅怀、归于主里”①。
张溥的文学主张，深受同乡王世贞的影响，“文必六经，诗必六朝”。
他也是名闻遐迩，年富力强的文坛新秀。
明代江南素以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著称于世。然而，各种社会矛盾也特别尖锐复杂。江南地主与封建朝廷的斗争亦始终没有休止。明中叶以后，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当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往往采取以文会友、聚会结社的形式，一面联络感情，广交朋友，选择知己；一面学习制艺，揣摩风气，议论时政，从中积蓄和壮大自己参政的政治势力。而有明一代，江南士子由集会读书、议论时政，最终演成政治运动，干预政权，影响最大者莫过于“东林党”。
东林起后，踵之者不绝。张溥不但勤学，刻苦进取，有“志为大儒”。
而且为人宽厚热情，有兼容并包的风度，尤以文章奖掖后学。以故四方奔走其门者，不计其数。一时门庭若市。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干练人物，很有号召天下的组织才能。
天启四年，阉党魏忠贤逆势方炽，罗织罪状，陷害东林党人以及朝中刚①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② 《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
① 张采：《知畏堂集》卷九《祭张天如文》。
正之士，闹得朝政大乱，天下黑暗，人人自危。张溥不畏强权，顶着逆风，慨然在苏州创立“应社”。“应之为名，有龙德焉”①。一时间，天下士子纷起响应。皖之徽州、宁国、池州、太平、淮阳、庐州、凤阳，浙江宁波、绍兴、金华、衢州等郡邑诸名士相继入社。“因名其社为应社，与莱阳宋氏、侯城方氏、楚黄梅氏遥相应和。于是，应社之名，闻于天下”②。
应社社友，以“尊经复古”为己志，评骘五经制议。最初入社者十有一人，各主“五经”文字之选。张溥、朱隗主《易》；杨廷枢、吴昌时、钱旃主《书》；杨彝、顾梦麟主《诗》；张采、王启荣主《礼记》；周铨、周钟主《春秋》，遂开明季集体治学，分工互助之先河。应社名义上以读书为社事，实际上是旨在提倡名节、改变社会风气。因此，它“成于数人之志，而后渐广以天下之意”，很快由江南扩及江北，进而发展到河北等处，故史有江南应社、江北应社、河北应社诸名目。
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去世，五弟朱由检嗣位，年号崇祯。十一月，魏忠贤死，诏磔其尸，人心大快。张溥作《五人墓碑记》，满腔热情讴歌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