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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有着不少精彩的篇章，如大流士登基后波斯人关于政治体制的争论，雅典等城邦对待波斯人土水之贡要求的态度等。它不仅记述了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思想斗争，而且把以独具的观察力观察到的世界记述下来，表达出整个人类的精神面貌。在当时，这个世界光怪陆离，十分有趣，深深吸引了独具慧眼、具有无比宽大胸怀的希罗多德，他不以批判的精神看待一切，这是他的弱点，却也因此比别人记录了更多的内容，保持了更多在今天看来十分珍贵的资料。他没有后来道德论者那么多的偏见、顾忌，冷静地记录下恶人善终、好人受罪的事实。他颂扬民主自由，对僭主深恶痛绝，却也陈述了专制有其合理存在性的理由。这部书不仅仅是用优美的散文写成的史书、地理志，也是著名的人类学著作，其中保留了东方及日耳曼民族的许多传说。“在希腊，从未有一个作家能像希罗多德那样涉及范围如此之大和去世的及永生的男女人数如此之多”。在西方，他是散文中的荷马，《历史》是散文体的《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
修昔底德和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说及“散文中的荷马”，在古希腊人心目中还包括另一人，此即修昔底德。如果说希罗多德给后人留下了一部无所不包的通史性的 《历史》，修昔底德则留下了一部专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修昔底德生平不详，后人有限的较可靠的了解，都来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从各方面综合分析，他的生年在公元前460至455年间，卒年可能是公元前401年，比希罗多德晚一代人左右。恰如希罗多德经历过希波战争，修昔底德经历了对古希腊史有着巨大影响的另一场大战，即伯罗奔尼撒战争。他之所以走上了写史之路，据说是少年时听希罗多德朗诵他的《历史》，心往神驰，暗下决心要写一部至少不亚于《历史》的著作，传名后世。这一传说虽很美好，却不一定合乎事实。作为一名富裕而显贵的家庭之后，修昔底德曾是一个充满理想的人：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了；这固然是件残酷的事，但于修昔底德而言却是一展宏图的良机。他精通军事，公元前423年被选为副帅，率雅典人去卡息狄斯作战，结果却一败涂地，其本人也迭受打击：“我遭遇不幸，在安菲波利斯统率军队以后被逐回国，过了二十年的流亡生活。”政治理想彻底破灭了！从此以后他转而从事历史写作，并在这一领域显出自己的伟大之处。修昔底德写史的风格与希罗多德几乎完全不同。
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
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
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到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
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核察过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
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他
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记忆不够完全。我这部
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那么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
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
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以为我的著作还有一
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
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
这段话反映出修氏的与希罗多德及散文说书家完全不同的治史观念：历史家的首要责任是真实、客观，其著述要能予人以教益。希氏著作中经常出现的神话传说和神谕等从他的著作中完全消失了：修昔底德以不厌其烦的细节，以令人信服的真实性，记载了一切的胜利和灾难：他自己的失败和流放，塞拉库萨惨痛的史实，“斯坦塞斯”的恐怖，希腊战争精神的毒害，诸如此类。他不仅想让人们了解历史真相，而且力求告诉人们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深究隐藏的背后的各种原因，探索历史因果和人事规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中，他以很大的篇幅论述了雅典和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矛盾，在指出矛盾何以爆发的同时，阐明了导致战争的近因和远因。第六、七两卷主要记述西西里之役。读完这两卷，谁都可以看出雅典远征西西里之所以惨败，是因为外线作战的困难、海陆封锁失灵、地形不利、主帅优柔寡断、兵力分散、雅典内部党争对军事的不利影响以及敌方不断获得增援等。这种求真的唯理主义精神，在古希腊史学传统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修昔底德还是第一位能够体会经济事务对历史的价值和作用的历史学家。以对战争的分析而论，希罗多德只把它当作一系列的战役描写，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而在修氏看来，财政问题是战争中一个主要因素：国库不充实就不可能支持长期战争，也不能维持一个舰队。正因为此，他十分准确地记述了雅典的财富和资源，尤其是维典的岁入和赋税。他从经济等角度考察了希腊殖民的历史，看到了商业贸易的作用。在谈到特洛伊战争时他这样写道：
依我看来，阿伽门农一定是当时最有势力的统治者，正因为
此，他才能够召集舰队，进攻伊利昂，而不是因为那些向海伦求婚
者对丁达里阿斯宣了誓，必须跟随他的缘故。
战争之所以拖延了十年，不是由于希腊军队人数不够，而是由于经济资源不足。这样一种认识，在古代同样是难得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修昔底德用了三十年时间呕心沥血之作。
在这次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我的历史著作，相
信这次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
叙述的价值。……这是希腊人历史中最大的一次骚动，同时也影响
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世界，可以说，影响到几乎整个人类。
即使是在遭流放的二十年间，他也初衷不改。令人遗憾的是，作者穷二十九年之功所写成的空前巨著并未能写完。他在第二篇序言中曾说把“这段历史一直写到斯巴达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把雅典帝国毁灭，把长城和庇里犹斯毁掉时为止”， （并曾想记述雅典城邦内部的党争，）即要写到公元前404年战争最后结束，但是现在作品到公元前41年冬季突然中断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传统上分为八卷，依其内容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卷是绪论，其中第一章说明了希腊早期的历史和作者撰史的方法和目的；第二至十一章说明战争的远因和近因；第二、三、四卷记述战争前九年的事情，每卷记述三年，作者亲历的安菲波利斯事件就在第四卷之内；第五卷记述第十至第十六年的战事；第六卷和第七卷记载第十六至十九年的历史，主要是公元前四一五年间雅典人的西西里远征及全军覆没情况；第八卷记述战争最后阶段最初两年间（第十九至二十一年）的历史。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修昔底德的著作是把长达二十七年之久的战争当作一个整体来叙述的，全书各卷都紧扣战争主题；各个部分虽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彼此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此外，该书还把战争行动与各方盟邦之间的斗争，各邦内部不同阶级、阶层和政派间的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与《历史》结构较为松散、枝蔓芜杂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修昔底德本人军事知识丰富，并曾亲自参加过战争初期的一些著名战役，这为他写战史提供了较有利的条件。与希罗多德相比，修昔底德对战争的描写更为深刻、更为真实、更为生动。第七卷关于西西里远征的描写，更是其中的典范。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涌现出许多著名人物，如雅典方的伯里克利、克里翁，斯巴达方的伯拉西达等。但是作者很少谈论人物。他生活在一个崇尚心理推究的时代里，他从这些人的言论和其他方面来研究他们的特性和思想方法，有时以生动的戏剧性人物塑造方法来研究他们，但是他关心的只是他们的精神面貌。修昔底德从没有提到过超自然的人物，认为他们是根本不起作用的。至于他个人，他在书中极少提到自己的活动，不以历史为自己歌功颂德，不为安菲波利斯的失利作任何辩护；对曾把自己驱逐出境的人，以及战争中的对手斯巴达人，他不加任何微词。这种客观态度同样难能可贵。
与《历史》不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用简洁的阿提卡散文写成的。作者显示出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文笔简洁、扼要、生动，善于用简短而警辟的词句阐述自己的观点，用很少的文字表达意义深远、情感充沛的内容，措词用语有如格言一般精炼，像枪声那么响亮，往往给人一种才华横溢的印象。与其精雕细琢的风格相应，《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有些地方措词古僻，晦涩难懂，但这对全书的艺术水准不构成太大影响。该书中保留了不少演说，这些演说更显示出作者的文学修养。
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利用了一些现成的演说辞，有些是在
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时期中发表的。我亲自听到的
演说词中的确实词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
得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接近实
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
们说出的话语来。
除第八卷外，修昔底德在一至七卷都多处引用演说词，以更生动、巧妙地说明有关事件。在卷一里，他借科任托斯人之口描述了斯巴达人与雅典人之间的鲜明对比：
一个雅典人总是一个革新者，他敏于把这个决心实现。而你
们（指斯巴达人）善于保持事务的原状；你们从来没有创造过新的
观念，你们的行动常常在没有达到目的的时候就突然停止了。其
次，雅典人的勇敢常常超出他们人力和物力允许的范围，常常违反
他们的善良判断而去冒险；在危难之中，他们还能坚持自己的信
念。而你们的天性总是想做得少于你们的力量所能做到的；总是不
相信自己的判断，不管这个判断是多么健全的；总是认为危险是永
远没有办法可以挽救的。
这些演说词文理并茂，切合环境，是修昔底德在文学创作上最大努力的结果。其中，第二卷中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可谓人类文化思想上的一颗明珠，在此我们不妨多引用一些：
过去许多人在此地说过话，他们总是赞美我们在葬礼将完时
发表演说的这种制度。在他们看来，对于阵亡将士发表演说，似乎
是对阵亡将士一种光荣的表示。这一点我不同意。这些在行动中表
现自己的人，我认为，在行动中就充分宣布他们的光荣了。我们相
信，这许多人的勇敢和英雄气概丝毫不因为一个人对他们说好或说
歹而有所变更。……
我不想作一篇冗长的演说来评述一些你们都很熟悉的问
题……我所要说的，首先是讨论我们曾经受到考验的精神，我们的
宪法和使我们伟大的生活方式。随后我想歌颂阵亡将士。……
我要说，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从邻人中模仿得来的。我们不
模仿别人，相反，却是别人的典范。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
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身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任
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贫穷而在政治上湮
没无闻。我们不仅在政府工作中享受自由，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可
享受得到。……我们随和地与人交往，可是，不会因此成为毫无法
纪的公民。正因害怕变成毫无法纪，反倒成为捍卫我们法律的主要
力量，教导我们遵从行政机构和法律。…………我们爱好美丽的东
西，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至
于柔弱。我们把财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作可
以自夸的东西。至于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
是不择手段以避免贫穷。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仅
是他们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
……这就是这些人为它慷慨而战、慷慨而死的一个城邦。……
这些人无愧于他们的城邦。……他们贡献了自己的生命给国家和我
们全体；至于他们自己，他们获得了永远长春的赞美，最光辉灿烂
的坟墓——不是他们的遗体所安葬的坟墓，而是他们的光荣永远留
在人心的地方；每到适当的时机，永远激励他人的言论或行动的地
方。因为著名的人物是把整个地球作他们的纪念物的；他们的英名
生根于人们的心中，而不是雕刻在有形的石碑上。你们应该努力学
习他们的榜样。你们要下定决心：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在战争的危险面前，不要松懈。……“修昔底德在世时默默无名，但后世对他的评价则无法估计。”这是修氏本人的两句残诗，竟不幸而言中：他的未竟之作在当时未为人认可，在二百年后才大放异彩。对这位历史家和散文大家而言，这是不幸，又是万幸。后人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认识和理解，完全得功于修昔底德及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色诺芬及其著作
英国著名古希腊史专家伯里曾这样评价色诺芬：“色诺芬之于历史，乃一玩物丧志之人。吾人观其各种著作，诚希腊文学中之一名家，然思想平庸庞杂，凡事只求铺张而不深究其理。”这段话有些尖刻、过分，却也反映了色诺芬的某些真实情况。
色诺芬出生在雅典一个富有的家庭，具体年份不详，或曰公元前444年，或曰431／430年，或曰公元前428／427年左右；卒年也有多种说法：公元前354年，公元前352年等。与修昔底德一样，色诺芬曾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建立的寡头政治非常支持，对斯巴达的寡头贵族政治非常向往。雅典民主政治恢复后，他离开了母邦。公元前401年，他不顾老师苏格拉底的劝告，应邀参加了波斯国王的弟弟小居鲁士向哥哥争夺王位的远征。远征以失败告终，色诺芬本人也因此被雅典终身放逐，直到晚年才获赦免。其间他主要在斯巴达寄居，公元前371年始定居科林斯，直至去世。正是在这段时间不短的流亡生活中。色诺芬开始了其著作生涯。
色诺芬是古代希腊和整个古典世界最多产的作家之一，笔墨所及，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小说等各个方面。《苏格拉底的辩护》、《回忆苏格拉底》、《会饮篇》是其主要哲学著作。色诺芬曾和柏拉图一起就学于苏格拉底，然而苏格拉底却在公元前三九九年被雅典政府判处死刑。色诺芬愤而写下了这三部书，主要是为自己的老师申辩。
我常常感到奔怪的是，那些控诉苏格拉底的检察官们究竟用
了一些什么论证说服了雅典人，使他们认为，他应该由城邦判处死
刑。他们对他的起诉书大意是这样的：苏格拉底的违反律法在于他
不尊敬城邦所尊敬的诸神，而且还引进了新的神；他的违法还在于
他败坏了青年。
然而，所有指控都是站不住脚的。苏格拉底
不仅没有像起诉书所指控的那样不尊敬诸神，而且明显地比
别人更崇敬诸神；不仅没有像控告他的人所指责的那样败坏青年，还明明地诱导了他的门人中那些有犯罪倾向的人停止了罪行，劝勉
他们追求那最光荣最美好的德行，正是凭着这种德行，人们才能治
国齐家。……因此，在我看来，像苏格拉底这样品格的人似乎应该
受到国家的尊崇而不应被处死。
在经济方面，色诺芬著有 《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等。《经济论》又译作《家政篇》，由一系列的对话组成，共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苏格拉底和克利托布拉斯讨论私人经济，给这种经济下的定义主要是指家务处理好的艺术，井赞美了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