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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下旬，秦和平骑着自行车，带着铺盖卷，沿着崎岖的山路，来到黄山乡南河村上任党支部书记。
这个村已经三年没有村支书了，由一位非党群众管理村子，因此成了壶关县最落后的村庄之一。
一进村委大院，秦和平就遇到了一件麻烦事。只见村委院里横放着一口装着死人的棺材，村干部都吓得辞职不干了，而死者家属依然大哭大闹。
秦和平支住自行车，急忙问是怎么回事？原来，村里一座煤矿发生事故，砸死本村一个矿工。矿主躲着不见踪影，事故无人处理，死者家属就把棺材抬进了村委，要求村干部解决问题。
为了不给群众添任何麻烦，秦和平选择了一个破庙住下来，白天在庙里自己做饭吃，夜里点油灯熬通宵。他与群众见面，以开大会的形式，在会上，秦和平坦诚地说，我是一名犯过错误的干部，不瞒大家，是因为赌博被撤了职的干部。见秦和平说话实在，群众听得真切。
他又说，乡亲们如果信得过我，咱们一起把村子搞好，让大家挺直腰杆走路。
首先要处理死人的事，秦和平不能让村委院里老放口棺材。他通过黄山乡领导和派出所的同志把煤矿矿长找回来，详细了解了事故原委，严厉地告诉矿主应负什么责任。如果不尽快处理，要承担法律责任。
这位矿长不服秦和平管，说：“你一个下台干部少拿法律帽子唬人。”秦和平在这件事情上理直气壮：“我的问题归县委管，你的问题归我管，这件事我要管到底。”乡干部和派出所干警也批评矿主的态度，在干部和群众的指责下，他乖乖地接受了调解。第二天，他主动来到死者家里，赔礼道歉，补偿了经济损失。一场纠纷得以平息下来。
南河村的落后，远远超出了秦和平的想像。由于村党组织瘫痪，大事小事都无人管。南河村成了当地有名的“三不”特区：十年不交农业税，不执行计划生育法规，不交集体提留。土地承包，随心所欲，想换就换，想种就种，不种就荒。
面对一桩桩“老大难”问题，秦和平首先恢复了基层组织，然后又理顺村级班子，选举产生了新的村委会，使各项工作走向正轨。
在南河村，秦和平用很短时间整顿了村财务，并修路、护林，抓计划生育，还让孩子们搬出危房，住进了新学校。南河村变了样子。
听了秦和平的故事，我打心里高兴。我让县里主要领导到这个村调查，与当地村民座谈，老百姓夸秦和平是位好干部。“要不是秦书记工作吃苦，南河村不知要乱到什么时候。”“秦书记早起给党员上党课，组织干部扫街道。”老百姓说，“看见秦书记就想起了当年的八路军。”县委把群众表扬的话告诉了秦和平，他笑笑说，还不是党组织逼的！
坏事变成了好事。我为和平同志高兴，更为党内有这样一批正确对待批评，勇于改过的好同志而欣慰。
给改正错误的机会，也要给重新挑担子的权利。我和市纪委曹燎原书记、县委领导商量，要让犯了错误而有立功表现的好同志发挥更大作用。在壶关县委常委扩大会上，我仔细听取了村民们对秦和平同志的评价。
之后，秦和平主持了一段黄山乡党委工作。期间，他带领群众建设“引水解困工程”，使15个村都通上了自来水，两年没有完成的农业税，当年就超额完成了27。13万元；几个长期得不到治理的小村子也得到了治理。
秦和平在黄山乡期间，我又见过他。他说：“批评是一笔财富。如果不是市委领导对我的批评教育，我可能至今还认识不到赌博的危害，更不会自觉重新认真地学习《党章》，学习‘准则’，特别是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领导的批评，使我真正知道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真正领会到了人民利益关乎一切的内在含义。今后，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一门心思为群众办实事。”时间不长，壶关县委把他安排到壶关县交警队当指导员。在新的岗位，他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一身正气抓工作，过往司机不时给他送锦旗。我俩因为监督和被监督结为好朋友，感情变得更深、更真、更近了。
禁赌碑的来历
2002年春节前夕，一块旨在警示世人、宣传禁赌的“禁赌碑”亮相长治街头。竖立在市公安局大门北侧的一红一黑两块石碑不断地提醒人们匡正祛邪。
长治过去赌博成风，曾有人夸张地描述“十个人中八个赌，还有两个在跳舞。”赌博
，变成了一种交际手段。也有人建议我不要老下基层查岗，要求太严格会脱离群众，到基层和大家打会儿扑克、赌两把，这样更能联系群众。我当然不能去迎合这种低级趣味。我反对赌博，尤其反对干部染上这种坏习气。所以，我们抓了几个参与赌博的干部，处分了有此嗜好的一批人。
2000年5月31日凌晨，襄垣县城关镇派出所巡逻队在巡逻时，发现一个行迹可疑的人，便上前盘问。不料此人立即慌了神，夺路而逃。巡逻队员追上前去，将其抓获，从其身上搜出撬棍等作案工具以及盗窃的钱财。经突击审问，被抓获的盗窃犯罪嫌疑人竟是这个县王桥镇副镇长郝志岩。
据其交代，他曾先后5次到县新华书店、运管所、粮库、粮食局、土地局等单位，撬门凿墙，入室盗窃，共窃得现金8万多元。巡逻队员问他：身为一个镇干部，为什么行窃？他直言道来，赌博输了钱欠下债，只好出此下策，误入歧途。
巡逻队员顺藤摸瓜，在襄垣挖出一个赌博团伙。参与这一团伙赌博的共计17人，其中有副科级以上干部7人，有的还是乡镇书记、乡镇长。
郝志岩盗窃案大白天下。然而半个多月过去了，却迟迟没有作出处理，7名参与赌博的乡镇干部依然没有受到追究。
当地群众联名致信《长治日报》，责问谁在庇护他们？希望报纸能公开曝光。
2000年6月25日，《长治日报》以《牵出一串处理慢，是谁在当“保护伞”》为题，刊登了襄垣群众来信。我看到报道后，立即作出批示：严肃查处，决不姑息！
当晚，襄垣县委召开常委会，对参与赌博的党员领导干部进行了严肃处理。
市委有关部门向全市通报了处理结果，责令襄垣县委、县政府作出深刻检查，决定摘掉和撤销1999年授予襄垣县王桥镇、城关镇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市级精神文明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襄垣县纪委追究王桥镇党委书记领导责任，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处以罚款；决定撤销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1999年度“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并收回所得奖金。
同时，市纪委、监委为刹赌风、正党风，从严执纪，对拒不申报、顶风违纪参与赌博的党员、国家工作人员作出处理通报，并强调，党员干部若有继续顶风参赌行为，一经发现，要坚决查处。
襄垣赌博案再一次给全市广大干部敲响了警钟。
饶有意味的是，2001年，襄垣县开挖“开元大街”路基时，出土了一块清代禁赌碑，其上记载着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地方百姓禁赌公约，深刻剖析了赌博的严重危害，积极倡导人民群众挽回村俗，扶振颓风，并定出了具体的处罚措施。
我得知后，认为这个碑具有深刻的教育作用，建议有关部门将此碑竖立在市公安局门前，以促进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洁身自好，远离赌博不正之风。此后，市公安局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于这年春节前夕正式完成了重竖工作。
刻写着“严禁赌博”四个大字的黑色禁赌碑上详细记载了咸丰九年六月二十日，合社碑首、乡约、甲长、社首同立此碑禁止赌博的内容：
立善莫先于除弊，除弊莫先于禁赌，赌之害甚矣哉，以故人生有四，各居其业，自有赌博，一入其途，废时荒业，荡家破产，败坏名节，丧失品行。有昧之终身而不悟，及于老死，罔觉害其一身，诱良民而上圈套，祸延后世，引子弟而入歧途，甚至放僻邪耻，草窃奸宄，种种不善难以尽述。今合社公议：挽回村俗，扶振颓风，自禁之后，倘有前辙，窝藏赌博，一经查明聚赌者罚钱十千（一万），为赌者罚钱五千，取赌聚以首者给钱二千，如不遵社规，禀官究治。社内言出规随，勿得侮慢自欺，恐后人心有怠，故勒诸石以志之云尔。
仅有旧时的禁赌碑还不够，我建议由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文化工作者精心撰写了重置禁赌碑记。
这块碑记是红色的，象征我们禁赌的决心，上写：
赌之为害，由来已久，朝代更替，此风不绝。幸我党领导人民创建新中国，摧枯拉朽，使赌博几近绝迹。岂料国门乍开，邪风乘虚，囊中稍盈，便有人行娱惬乐，遂致宵小，死灰复燃，聚赌成业。党和政府，早恤民意，察及秋毫从严整治。近年来，我市查赌立案四千余起，处罚赌徒，万七千人，中有涉刑案件十二起，抓获罪嫌七十三人。尤从去年（2000年）以来，市委市府，重施针砭。依法依律，严治有加：党员涉赌，留察开除；为官涉赌，撤销职务；公众参赌，罚款三千；情节严重，移送法办；举首者，给予奖励。封建社会，百姓尚能义举禁赌，况今日法制社会乎？是以将古碑重置，晓喻世人，同心同德，根绝公害。
禁赌碑竖起之后，观者如云。我们又在城市的重要地段竖起了“毁林改过碑”，在市区八一广场竖起“文明誓词碑”。立碑警示我们的执政者，时刻不忘自己的责任，事事不忘人民的嘱托，处处在提醒我们当好人民的公仆。
点名批评副市长
这是《上党晚报》记者李慧良采写的一篇关于农村教育问题的报道，发表于2001年3月19日的《上党晚报》：
教师仅有小学文化；27名学生流失了20名
山后河学校误人子弟
壶关县店上镇山后河村小学，原有27名学生。由于长期没有教师，学生们有的辍学，有的在外借读。2001年3月初，村委聘请了一位仅有小学文化的老师。如今，学校里共有7名学生，且还有2名没有新课本。
3月20日下午4时许，记者在该村街头一群聊天妇女中找到这位代课老师。记者惊诧地问：“你们下午几点上课？”老师回答：“两点半。”在老师的陪同下，记者来到了与村委会同处一院的学校。
学校没有大门，只有一个大豁口供人进出。西北角和西南角的院墙也倒塌了一大块。教室里，7名学生正在写作业。经老师介绍，这7名学生中，一年级2名，二、三年级各1名，四年级3名。一年级和四年级的两个学生，至今没有新课本。女老师说，自己也只上了5年学。10多年前，她曾在娘家所在的村代过课，来到山后河村就没有再代课。半个月前才接上这个工作。
说到缺书的情况，随同进来的家长们说：去年，孩子们都在几里以外的山后村上学，放假时还预交了书费。等到一开学，却没有他们的书，书费也被退了回来。家长们只好到壶关县城和长治市区寻找，就是这样，仍有两个学生缺书。记者看到，一年级缺书的学生，借到的是几年前的课本。书中内容与新书已有很大不同；而四年级缺书的同学也是借的旧书，父母亲每晚都要借来同学的书给他对上半天，把不一样的内容改过来。
该村外出打工人员很多，许多人是边打工边带着上学的孩子在外居住。据一位家长说，他的孩子在淮海小学借读，每学期仅借读费就得300元。而在淮海小学借读的学生，光他们村就有5名。还有一个该上五年级的学生，因为没有书，不能到外村上学（该村仅有一至四年级），只好辍学在家。前些年，该村也有过水平较高的老师，但由于工资长期不能按时兑现，有的直接向学生收钱，有的收到杂费和书本费后一去不返。
比小学校问题更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我发表在3月31日《长治日报》上给秦来英副市长的公开信：
秦来英副市长：
贯彻西沟会议（市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会，提出干部变作风，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没听说教育蹲点。你要带头、带动、带领！那就由你立即带上教委全部人马，进驻壶关县店上镇山后河村，蹲点“三深”七天。6点起床讲党课七天，查明此村发生此种严重问题的根源何在？责任人是谁？怎么处理？市政府如何采取果断措施，在全市范围内解决类似严重问题？
教育系统又是如何贯彻西沟会议精神的？该村“教师仅有小学文化；27名学生流失了20名”的严重问题，我却看不到任何一级党组织和政府的报告，可见“三深”差距有多么大！
我感谢《啄木鸟》李慧良同志的文章，否则，这20名农民的后代可能成为文盲和科盲。工作要扎实，要落实。我们不是经常开教育工作会么？可是在山后河，这一切等于零，“春风不度玉门关”变成了“落实不到山后河”。
吕日周
2001年3月28日晚
信件一经发表便产生巨大反响。但我觉得有些异常。
山后河的孩子上不了学，可能被大家认为是件正常事，而点名批评副市长倒成了一件不正常的事。有人对我说，这件事有点小题大做了，学生辍学现象在山西，在长治实在是太多了，犯不上得罪高官同事。也有人说：“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处理，打电话也能办事，让秘书传达一下也会起作用。”我之所以选择在党报上公开发表信件来解决这件事，是要提醒长治的干部时刻关注民情民意，不要对人民的疾苦麻木不仁，勿以善小而不为。
这是我抓教育的特殊做法。一把手到了位，其他分管同志才好到位。表面上看，我好像刺了他们一下，实际上，我是送给来英同志一把尚方宝剑。来英同志工作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她多次对我诉说苦衷：抓好教育是全社会的事，有的地方党建出了问题，社会治安出了问题，我怎么抓学校？
公开信见报后，来英同志立即带领市教委30多名同志奔赴山后河村。当晚，她把群众代表找来座谈，了解村上的情况。问题比她想像的要严重得多。
来英同志到山后河的第二天，我也去了。同去的还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温福亮。从壶关县城出发，在山区土路上走了近一个小时。坎坷颠簸，费了很大劲，我们才找到这个后来闻名全国的小村庄。
山后河被一条深沟隔开，来英同志晚上开完会，打着手电回住处，看不清路，她就蹲到地上爬着前行，深一脚、浅一脚摸黑到了老乡家。第二天早上重走这条路时，她还真有些后怕。于是，她想办法找人帮助村里修路。村外有个大坝，年久失修，每到雨季，洪水冲走老百姓的庄稼，她又找人要了3万元，帮助村里重修大坝。
山后河的问题不都是可以用钱解决了的。村里原任党支书因拐卖人口被抓在押，党员七年没过组织生活。如此问题成堆的地方，小学校问题还不算村上的最突出问题。有问题就要解决，不管是否属于分管范围，秦来英同志都积极主动地一件一件去处理。
早晨六点，她集中党员上党课，夜里讨论村上问题至深夜。身临其境，我也觉得这件事有点难为这位女同志。但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更何况我们是领导干部，更要比一般同志多辛苦，才能换来人民的少吃苦。
来英同志从解决农村基层组织问题入手，小学校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学校很快有了教师，学生返回了教室。有关责任人也受到了责任追究。
一个星期与群众同吃、同住、同生活，老百姓和秦副市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又是一年过去，2002年春节过后，四套班子领导再次到西沟村召开中心组学习会，秦来英同志感触颇深地谈起了山后河感想：
说实话，本来我心里有些怨气，认为吕书记不直接把批示转给我，却发表在报纸上，我的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但到村里和村民接触，群众反映了村里许多令人震惊的问题，怨气就消了。而且给我的感觉是，不但应该来蹲点，而且来得太迟了！
山后河的群众真好，我离开村子时，大爷大婶们给我的行李袋里塞鸡蛋、装山货，全村人把我送出村口，我再回头时，房东大娘还在那里擦眼泪。
老乡们听说我二次去山后河，我在车上就看到村里不少人在村口路旁等我，我接受群众的这般礼遇，和我当初的思想情绪比起来，心里愧疚。这件事，我感谢市委为我上了一堂极其深刻的群众路线课，使我从灵魂深处懂得了“人民”两字的深刻含义。
随后，来英同志把在山后河村蹲点的感受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长治日报》上：《“三深”是改进作风的最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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