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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把火彻底扑灭之后，钟亦成才感到钻心的疼痛，他这才发现，头发烧掉了一多半，眉毛已经全烧光了，脸上、背上、手上、腿上，到处都是火伤，到处都挨不得碰不得了，不，连站也无法站了，他的脚也烧坏了。他脸上做了一个那么痛苦的、歪扭的表情，没等呻吟出声来就失去了知觉。
第二天。
“那天晚上，你跑到筑路队去干什么？”
由于严重烧伤，钟亦成被送到公社医院。他躺在病床上，看到病房的门打开了，下放干部的副队长、筑路队的一名保卫干部和公社的公安特派员向他的床位走来，他心里感到无限的熨帖和温暖，他勉为其难地挣扎着坐了起来。然而，三个人走到他的床边，脸色是铁青的，肌肉是高度收缩着的，目光是呆板的，声音是冷冷的，他们张口了，说出来的不是对于受伤者的问候，不是对于灭火者的感激，他们开口提的是一个审案式的问题。
钟亦成谦和地回答了提问，“我看到了火光……”他说。
“你几点钟看到了火光？”
“不记得了，反正已经过半夜了。”
“过了半夜你还不睡觉吗？不睡觉你又干了些什么呢？”
“……我睡的，刮起了风……”
“刮起了风怎么别人没醒你却醒了呢？”
“你为什么不请示领导就往筑路队的仓库跑呢？那里有许多要害物资，你不知道吗？”
“你砸开厨房的门的目的是什么？”
“从昨天晚上六点到现在，这二十四个小时你都到了什么地方，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证明人是谁，你详细地谈一谈。不要回避，不要躲躲闪闪……”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开始，怀着一种习惯的对于领导和对于同志的亲切、忠实和礼貌，钟亦成尽管全身疼痛，一天没有正式吃饭，体力和脑力都感不支，但他还是一一作了尽可能准确和详尽的回答。但是，问题仍是不停地提出来，一个比一个问得离奇，一个比一个问得莫名其妙，而且，明明他已经清清楚楚地回答过的问题，隔上一会儿又从另一个人的口里从另一种角度、用另一种方式问一遍，所有的答话都被详细地记录，而且在挖空心思从他的答话里找矛盾，找碴儿……突然——多么迟钝，多么愚鲁——他明白了这些提问后面的东西，这是即使天能翻身、地能打滚、黄河能倒流也叫人想象不到的东西。他的两眼发黑，他的额头、鼻尖和脖颈上沁满了虚汗，他的嘴唇在哆嗦，鼻翼在扩张，手脚在发冷，但他终于还是喊出了声：
“你们问这些干什么？你们怎么能这样怀疑人？毛主席呀，您老人家知不知道……”
“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三个人异口同声发出了警告。然而，钟亦成已经听不见这警告了。天地在旋转，头脑在爆裂，身体在浮沉，心脏在一滴又一滴地淌血。他知道，他死了。
一九七九年。
灰色的影子：活该！
钟亦成：那么，按你这个聪明人的意思，你将眼见着起火而不管吗？你将任凭工人、农民、村庄、财产被火灾所毁灭吗？呸！
一九七五年八月。
钟亦成被再次遣送到农村“就地消化”已经又有五年了。下乡，劳动，和农民们共同吃一口铁锅里贴出来的饼子，这对钟亦成不但没有什么困难，而且是在这动乱和颠倒的年月里使他得以正常地活下去的重要的精神支柱。过去的事大致被冻结了。有个别人问起来时，他淡淡地一笑说：“那是上一辈子的事了。”二十多年来的坎坷，他的体形、神态、举止都有变化。严酷的事实打开了他的眼睛，除去害怕肉体上的折磨以外，那种精神上负罪的感觉，已经完全没有了。在农村，他学农、学医，而且悄悄地写了许多诗。但是，不管他多么不愿意，不管他怎样努力抵抗，特别是在经过最后十年的再批判，或者像某些人残酷地说的“炒回锅肉”之后，他真的老了，虽然他内心里维护着自己的尊严，他在和旁人接触时，已经不自觉地习惯于一种陪着笑脸的谦卑的表情，说什么话，也都习惯于一种诚惶诚恐的音调，生活比愿望更强，岁月比青春更有力。这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然而，他还保留着二十多年前的一个老习惯：关心国家大事。他看起报、听起广播来往往忘记了吃饭。透过谎言和高调的迷雾，他努力寻找关于祖国、关于世界的真实信息，并每每忧心如焚，夜不能寐……
一九七五年以来，他接连几次收到老魏的爱人的信，信上说老魏被株连到一个什么“二月兵变”的案子里，自一九六八年以后到外省坐了七年多监狱，最近才放出来。“他身患不治之症，他常常说起你而且非常想见你……”
钟亦成三次请假，好不容易获准在麦收以后给假十天。于是，八月份的一个下午，他出现在P城的一间只有十二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老魏面色灰白，他得的是血癌，这两天刚刚发作了几次，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他见了钟亦成，枯瘦的脸上显出了一种安慰的表情。他说：
“你总算赶上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件事始终挂在我的心上，就是关于你五七年的事……”
“过去的事了么。”钟亦成的脸上显出了淡漠和宽厚的笑容。
“不，不能就这样错下去。我希望你写一个申诉……”
“我活腻了吗？我才不找这个麻烦。”钟亦成仍然笑着。
“你少来这一套！”老魏发怒了，他闭上眼睛半天说不出话来。
“可这怎么可能呢？铁案如山，已经快二十年了。光我自己的检讨就三十万字……”
“是的。”老魏用微弱的声音说，“我当时就反对划你的右派，但是宋明拿出了你自己的检讨。真蠢！但是，不论是二十年的时间、三十万字的检讨和哪怕是三百万字的定案材料，只要是不公正，只要是不真实，那么哪怕确实是如三座大山，我们也要用愚公的精神把它挖掉。人民信任我们，但是我们，我们却用夸大了的敌情，用太过分了的怀疑和不信任毒化着我们的生活，毒化着我们的国家的空气，毒化着那些真诚地爱我们、拥护我们的青年人的心……这真是一个大悲剧呀！你怨党吗，小钟？”
在这个问题上，钟亦成曾经充满了火热的希望。从那个时候起，许多的黑夜和白天，许多的星期，许多的月，许多的年都过去了。每过一天他就把希望埋得更深一点，最后，深得他自己都看不见了。近年来，他更是筑起了厚厚的硬壳，他只表示低头认罪，至多表示到往者已矣，来者可追，表示对再谈它已经毫无兴味，正像木乃伊难以复活一样。他已经死过不止一次了，他再不愿、也不敢认真地稍微思考一下五十年代的旧事，再不愿揭开这块已经结了钢板似的厚痂的创口。他的这种心情和这种态度，甚至也骗了他自己，有时他自己也真心相信他已经是对这件事再无兴趣、再无意见了。这种心境使他既觉得心安也觉得恐怖。然而今天，在行将离开人间的老上级的床边，当他听到近二十年来再没听到过的率真而信任的言语的时候，他哭了。他说：
“不。我只怨我自己，如果当时我自己脚跟站得稳一些，检查思想实事求是一点，也许本不至于如此。而且，说实话，我要对您坦白地说，如果当时换一个地位，如果是让我负责批判宋明同志，我也决不会手软，事情也不见得比现在好多少……当时可真是指到哪里打到哪里，说什么信什么呀！至于您，我知道您其实几次想保护我……您想重新介绍我入党，也没能实现……现在还说什么呢，您最后连自己也没有能保护住……”
“我们这些人也可怜。”老魏断断续续地说，“说来归齐，我们太爱惜乌纱帽了。如果当初在你们这些人的事情上我们敢于仗义执言，如果我们能更清醒一些，更负责一些，更重视事实而不是只重视上面的意图，如果我们丝毫不怕丢官，不怕挨棍子，挺身而出，也许本来可以早一点克服这种‘左’的专横。当一个人被宣布为‘敌人’以后，我们似乎就再不必同情他，关心他，对他负什么责任……现在呢，报应了，我们自己也被宣布是走资派、黑帮，我们又成了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正像当年你们成了蒋介石的代理人一样……”
“您怎么能这样说，您能有什么责任……”
老魏困难地摇了摇头，示意钟亦成不要和他争辩。“在我主持城区区委工作的时候，”他继续说，“一开始全区只揭发批判了三个有右派言论的人。但后来有了指标，全区应该揪出三十一点五个右派。于是出现了强大的政治压力，最后，连我们也控制不住了，一共定了九十多个右派分子，株连处分得就更多。大部分是错的。这件事不办，我死不瞑目。我已经给党写了报告……总有一天，你将可以将它连同你的申诉一起交给党……我有责任。作为一个郑重的党，作为一个郑重的党的一分子，我们必须在人民面前把责任承担起来……但我也骄傲，看，人民是多么拥戴我们，即使那些受了委屈的同志，他们仍然一心向着党。古今中外，任何别的党能赢得这样多、这样深的人心吗？这是一个伟大的党，这是一个很好的党。这是一个为中国人民做了远远更多得多的好事的党。虽然即使是这样的党也会犯错误，但我仍然觉得一辈子没有白活……不要记恨我们的亲爱的党吧……”
他的声音愈来愈微细了，终于，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妻子跪下了，伏在了他的身上。
钟亦成摘下了帽子，露出了早白的头发，他肃立着，默默地垂下了头——
致以布礼！
钟亦成怀里揣着老魏写的报告，像揣着一团火。有了这个报告，叫人更难安生，更难苟活了。他将再也无法将错就错地闭上眼睛，听凭命运的摆布了。但他又能怎么样呢？去做一些事，这是困难的和无效的；去强迫自己不做什么，只是熬着、等着、盼望着，这就更痛苦了。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一秒钟一秒钟地流逝，头发和胡须在一根一根地变白，一九五七年过去是一九五八年，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就有三百六十五天，然后是六十年代，然后现在已经是一九七五年了，多少个三百六十五天已经过去了：还有三百六十六天的年份呢。
他把老魏的报告给凌雪看，不加什么评论，而只是说：“要想个办法藏好。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然而凌雪提高了声音：“对于那一年的事，我从来就没有承认过。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到底谁有罪，还需要历史来做结论呢！”
“至少组织上是开除了嘛，至少你已经十八年没有交党费了嘛。”
“我不信。我们被扣的那些工资，难道不是党费吗？我们的眼泪和汗水，我们的青春，难道不是党费吗？”
有什么办法呢？女性的执拗……
凌雪又说：“既然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的法则对于整个宇宙、对于全部自然界都是适用的，那么，我常想，在社会生活当中，在政治生活当中，不灭和守恒的伟大法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事实真相和良心，这难道是能够掩盖、能够消灭的吗？人民的愿望，正义的信念，忠诚，难道是能够削弱，能够不守恒的吗？”
“然而这法则起作用似乎起得太慢了……”钟亦成摆摆手。
“冬天之后一定是春天，三角形的三个内角之和是一百八十度。不会更长或是更短，更多或是更少。我想，当谎言和高调、讹诈和中伤过多地放在历史的天平的一端的时候，就会发生倾斜，事情就会得到扭转……”
“我当然也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不止一次写信对你说，如果我死了，只可能是被害，却绝不会是自杀……然而我们还要好好地活下去，因为在我们党内，还有许多老魏这样的人。”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然而，他没有死，他活了，恍惚中，有一只温暖的、精心护理的手，给他喂食，给他饮水，给他翻身，帮他解手。只是他看不见，也说不出话来。不过，他的心里愈来愈明白。
于是，在三位审问者走了之后的第三天，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在一片褐黑色的云雾之中，他看到了一个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帽子的护士，这护士的背影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
“护士同志！”他轻轻叫了一声。
护士走过来了，护士把脸凑近了他，他惊叫起来：“凌雪！”
凌雪把食指竖在嘴边，示意他不要说话。她告诉他，是区委书记者魏通知她前来护理钟亦成的。她告诉他，老魏知道了这里的情况，并在前一天亲自来看他来了。由于他还在昏迷，没有惊动他。许多的农民，许多的筑路工人都为他鸣不平，他们向老魏提出要求，要表扬他，要奖励他。老魏告诉凌雪，他准备回区委后在常委会议上提出提前给钟亦成摘帽子与重新发展他入党的问题。
老四扶着他的爷爷来了。扶着拐杖的贫农老大妈来了。许多筑路工人也来了。他们带来了鸡蛋、水果、花生、板栗、蜂蜜……“我们都知道了，你是好人。”他们说。这就是钟亦成受到的人民的最大的褒奖。
“然而，做一个好人是太难了。”他说，“救人这件事打开了我的眼睛，使我知道我的处境有多么险恶……”
“但同样这件事，不也是带来了希望了么？”凌雪说，“总有一天，我们的忠诚将得到党的认可。虽然，很可能我们的面前还有数不清的考验，很可能还有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打击落在我们的头上，很可能通向这一天的道路还十分、十分漫长。然而，这一天是会来的，总有这一天！”
一九七九年一月。
这一天终于来了！
尽管岁月是无情的，尽管在岁月后面还有比岁月更无情的试炼，尽管钟亦成已经花白了头发而凌雪也已经并不年轻，尽管他们夫妻十分冷静地接受了平反昭雪、恢复党籍的书面结论，就像接受四季的转换和三角形的三个内角的和值一样平静，但是，从P城的党的机关走出来以后，他们不约而同地乎拉手走上了钟鼓楼。在这个楼顶上，可以鸟瞰全城，可以看到城郊的山、水和田，更可以目送直达北京的特快列车开出车站，在山水之间飞驰。
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正在飞奔的火车上去了。在白雪覆盖的大地上，火车像一条热气腾腾的黑色的龙。他们的心正随着这火车向北京奔去。他们站了老半天，看了老半天，没有说话。但他们心里的语言是相通的和共同的，他们心里的声音是可以听得到的。他们流着热泪说：
“多么好的国家，多么好的党！即使谎言和诬陷成山，我们党的愚公们可以一铁锨一铁锨地把这山挖光。即使污水和冤屈如海，我们党的精卫们可以一块石一块石地把这海填平。尽管‘布礼’这个名词已经逐渐从我们的书信和口头消失，尽管人们一般已经不用、已经忘记了这个包含着一个外来语的字头的词汇，但是，请允许我们再用一次这个词吧：向党中央的同志致以布礼！向全国的共产党员同志致以布礼！向全世界的真正的康姆尼斯特——共产党人致以布礼！
“二十多年的时间并没有白过，二十多年的学费并没有白交。当我们再次理直气壮地向党的战士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的敬礼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我们已经深沉得多、老练得多了，我们懂得了忧患和艰难，我们更懂得了战胜这种忧患和艰难的喜悦和价值。而且，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也都深沉得多，老练得多，无可估量地成熟和聪明得多了。被革命的路上的荆棘吓倒的是孬种，闭眼不看这荆棘，甚至不准别人看到这荆棘的则是自欺欺人或是别有居心。任何力量都不能妨碍我们沿着让不灭的事实恢复本来面目、让守恒的信念大发光辉的道路走向前去。
“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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