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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阴法鲁等《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② 参见祝慈寿《中国古代工业史》，学林出版社1988 年版。
① 参见王振铎《工巧篇》，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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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现代玉器加工的“锼弓子”。否则镂空透雕玉器的大量出现是难以置
信的。商周时期玉器成为奴隶主贵族统治者权威的一种象征物，玉石和玉器
的种类都比以往增多，如玉石的种类有：青玉、白玉、黑玉、黄玉、绿松石、
鸡血石。玉器的种类更加繁多，制作更加精细的有：玉铲、玉斧、玉戈、玉
梳、玉簪。人们更重视对佩玉和礼玉的加工如佩玉中的玉人、玉龙、玉凤、
玉虎等以及奴隶主用来祭天的璧和祭地的琮都雕刻得极其精致，如商代殷墟
武官村大墓出土的“虎纹大磬”，安阳西北冈出土的大理石雕坐兽”、“大
②
理石鸮”，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玉鹿、玉虎等 ，都是采用浮雕、圆
雕和透雕的手法制成，代表了这一时期玉器加工的最高技术水平。
（3）纺织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开始以麻、丝等为原料纺织出成品，以满足
人们的衣着需要，其中的丝织业技术更为引人注目。
中国是世界上养蚕、种桑、织丝最早的国家，我国的先民们经过长期的
生产实践，不断提高这些技术，到商、周时期已生产出优秀的纺织品，并在
后来传往世界各地，因此中国在世界上自古享有“丝绸之国”的美誉。丝绸
的发明是中国人对世界科学技术史的又一杰出贡献。
相传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和丝织的技术，实际上并非如此。根据
目前的考古学资料，最早的丝织物是在浙江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
了距今约5000年的丝带、丝线和绢片。经鉴定它们是为家蚕丝织物，绢片为
①
平纹组织，织物密度约为每厘米47根 。
到商代中国育蚕织丝的历史已达3000余年养蚕织丝的技术已经相当进
步。甲骨文中已出现了蚕、桑、丝、帛等象形文字，商朝的达官贵人常用丝
绸裹盖青铜礼器。1937年维维·希尔凡在《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九卷发
表文章介绍了一件商代附有回纹图案的纹绮印痕的铜钺。至今故宫仍收藏着
商代玉戈及玉戈上留有的花纹丝织物（《文物》1979年12期）。70年代在
河北藁城台西材商代墓葬中发现了一些青铜器上有丝织器与铜锈粘连在一起
②
的痕迹 。
科学工作者用全反射的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观察，并拍下台西出土铜觚
上丝织纤维的纵面和截面的照片，从中可辨认出5种规格的丝织物残片，其
①
中有：纨、平纹纱、纱、罗和穀（绉纱），说明早在商代人们就懂得利用蚕
丝的独特性能，织出富有弹性，轻薄的高级丝织物，这些品种经过数千多年
的发展，仍是今天人们喜爱的丝绸品种。
夏鼐对商代丝织品进行研究后认为：“当时存在三种织法：（1）普遍的
平纹组织，经纬线大致相等，每厘米30—50根。 （2）畦纹的平纹组织，经
线比纬线约多一倍，每厘米细者经72根，纬35根，粗者经40根，纬17根，
由经线显出畦纹。（3）文绮，地坟是平纹组织，而花纹是三上一下的斜纹组
织，由经线显花。”（《我国古代桑蚕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2。第
14页）郭沫若曾对《大盂鼎》和《毛公鼎》中的■字进行考证认为：“是经
字的初文，像织机之纵线形”。 （释“■”《金文从考》1952年第182页）
② 参见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国古代史参考图录》（奴隶社会），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 年版。
① 参见中国历史博物馆编《简明中国文物辞典》，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② 参见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 年第6 期。
① 参见高汉玉等《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纺织品》，《文物》，19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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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了当时织机的经线上垂直，两端各有横轴，下轴以绳索悬一三角形或圆
锥形物，使经线下垂拉紧，为一种竖织机。夏鼐进一步考证认为商代丝织的
花纹虽然是简单的复方格纹，但已需要十几个不同的梭口和十几片综。织机
上的经线分为两组，交叉成剪刀口，从中穿梭引纬，这剪刀口称为梭口。牵
动两组经线，使彼此交叉换位的构件称为综。由此推测当时已有简单的提花
②
装置的织机，而且还有了平放式和斜卧式两种提花机 。李约瑟认为西方的提
花机比中国整整晚了4个世纪，是由中国传入的。
西周时期的丝织业，目前尚未从考古学资料中找到实物证据，但古文献
中有关这方面内容的记载很多，从中不难看出西周时期蚕、桑、丝技术得到
进一步的发展。如《诗经》中有《豳风·七月》的“蚕月条桑”、《大雅·瞻
仰》的“休其蚕织”、《卫风·氓》“抱布贸丝”等，并可知当时的丝织品
①
种类有锦、罗、绢、纨、绮、穀等 。著名《曶 （忽）鼎》上的铭文有“匹马
束丝”的记录，可见束丝在西周至少是贵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所以才
将它与马相提并论。西周时还设置了专管纺织品的官员，如 《周礼·天官》
有“典妇功”、“典丝”、“典枲”的记载，反映出当时丝织业规模的扩大，
并成为手工业中的独立部门。
据《夏小正》记载，早在夏代人们就用蓝草染蓝色，商周时期用茜草染
红色，用紫草染紫色，用荩草、地黄、黄栌等植物染黄色和绿色，用皂汁染
黑色，用矿物颜料如赤铁矿、朱砂染红色，石黄染黄色，空青碃染蓝色，能
②
染出：红、蓝、黄、紫、绿、黑等多种颜色 。《周礼》中有“掌染草，掌以
春秋敛染之物，以权受量之，以待时而颁之”……“染人掌染丝帛”等记载，
说明当时已设专管染布行业的官员。
（4）陶瓷
陶瓷也是中国人最值得骄傲的发明之一。英语中把中国称作China，其
原意就是瓷，可见中国的瓷器在世界上具有多么大的影响。瓷器是我国先民
们在长期制陶技术的基础上首先发明的，还是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们就
已经掌握了纯熟的制陶技术，制出精美的彩陶，黑陶和白陶，大约到商代中
期人们开始制作原始瓷器。
瓷与陶的根本区别在于：第一，瓷是以氧化铁含量低的瓷土或叫高岭土
为原料，陶则是以含氧化铁较高的陶土为原料；第二，瓷器的烧制温度较高，
一般在1200℃以上，而一般陶器的烧制温度在1000℃左右，太高的温度往往
导致陶器变形；第三，瓷器表层有高温釉，而陶器无釉。第四，瓷器没有或
少有吸水性，陶器则有较强的吸水性。
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中没有发现关于“瓷”的记载，但考古学资料表明：
中国最早的原始瓷是在河南郑州二里岗出土的商代中期的原始瓷尊、罍、罐、
钵及青瓷器的一些碎片，经过对这些器物的科学测试，我们知道其成份是高
岭土，釉色施在器表和部分口沿内，色泽光亮，呈玻璃质，少数呈黄褐色或
褐色，胎骨细腻、坚硬，以灰白色居多，有的近似纯白略呈淡黄色，只有少
①
数是灰绿色或浅褐色，烧制温度在 1200℃以上，具有较小的透水性，可见
② 参见夏鼐《中国古代桑蚕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2。
① 参见刘洪涛《中国古代科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
② 参见王玉仓《科学技术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① 参见中国历史博物馆编《简明中国文物辞典》，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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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基本上具备了瓷器的几个要素。
商代晚期时原始陶瓷的制作技术有所提高，表现在增加了簋等新的器形
和堆纹、划纹、云雷纹、网纹、翼纹等新的纹饰，出现了酱色和淡绿色等新
的颜色，原始陶瓷的使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如在河北藁城的台西村，安阳
的殷墟、辉县的琉璃阁，济南大辛庄、江西清江吴城等处遗址中均有发现。
西周时期原始瓷器的胎质较商代的细腻，上釉也较均匀，精制和使用的
范围进一步扩大，从目前考古学资料看，陕西张家坡，北京琉璃河，甘肃灵
台，江苏勾容，安徽屯溪，陕西岐山凤雏等地的墓葬和遗址中都出土了原始
青瓷器，器型以豆、盘、罍、簋、瓮、罐、钵、尊、碗、盉、盂为主，釉色
②
有青绿、豆绿、淡绿、灰绿、黄绿、暗灰、黄灰几种颜色 。
总得说来商周时期的瓷器选料不够精，工艺上也较简陋，釉层的厚度不
匀，容易脱落，与后世的瓷器相比有一定的原始性，加上它们的颜色多为青
绿、青黄等，因而人们通常称它们为原始青瓷，但商周时期的原始瓷，确为
我国陶瓷技术的发展与完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酿酒
食用酒一般可分为果酒和谷类酒两大类，果酒是指由糖直接发酵而成，
谷类酒则需要先把谷物糖化，再发酵成酒，总之酿酒是一个化学过程。从两
类酒的酿造过程可以推理：果酒的发明先于谷类酒的发明，可惜我们还未找
到这方面的直接证据。中国最早酿造谷类酒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阶
段，因为酿造谷类酒需建立在一定剩余谷物生产的基础上，新石器时代晚期
基本上具备了这种条件，另外在山东龙山文化中发现的高脚黑陶杯，不像普
通的饮水器，更像是饮酒器。
《世本·作篇》中有：“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仪狄是夏禹的臣子，
结合考古学资料可以肯定酿造酒在夏代已经存在了相当的时间了。
商周时期用谷物酿酒的风气十分普遍，从商代出土的器物中，可发现许
多专用酒器，有盛酒的尊、壶、卣，有温酒的爵、甬、斝，有饮酒用的觚、
觯等，甚至还发现整套的专用酒器。如在殷墟墓中就发现过一套商代的酒器，
其中包括一角二斝、一觚二觯，一卣二爵等，从此不难看出商代的饮酒之风
是很盛行的，同时还可知道当时的酿酒业相当的发达。
商朝时人们就已掌握了以曲制酒的方法，有关酒曲的记载可见于 《尚
书·说命》：“若作酒醴，尔惟曲蘖。”曲蘖即指酒曲，以曲制酒是我国独
创的酿酒方法，它是把糖化与酒化紧密结合的方法，又称“复式”发酵，与
①
埃及人，巴比伦人用麦芽煮熟发酵酿造啤酒的方法大不一样 。
从甲骨文和金文中我们知道商朝至少已有两种谷类酒，一种是“鬯”，
②
即用黑小米酿成的香酒，一种是“醴”，即用稻、麦芽酿成的甜酒。
西周时期人们饮酒的风气仍然很盛，统治者设官专门管理酿酒的人，并
注重总结酿酒的经验。如《周礼·天官》中有，“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
授酒材；辩五齐之名，一曰泛齐，二曰醴齐，三曰盎齐，四曰醍齐，五曰沉
齐”的记载。“五齐”是对当时酿酒过程中所观察到的五个步骤，“泛齐”
是指谷物进入初期发酵时，出现二氧化碳气体以缸中上升的现象，“醴齐”
② 参见容镕《中国上古时期科学技术史话》，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
① 参见洪光住《中国食品科技史稿》上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5 年版。
② 参见洪光住《中国食品科技史稿》上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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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发酵数天后，出现的酒气扩散现象，“盎齐”是指发酵加剧，气泡增多
胀大，胀裂时发出的响声，“沉齐”是指发酵完成，气泡消失，酒醪中酒糟
下沉时的情景。“五齐”为中国酿酒工业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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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交通运输
据《史记·夏本纪》的记载，大禹为治理洪水奔走四方，“陆行乘车，
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这段史料证明中国夏代已有适用于不同条件的多种交通工具，根据新石器时
代纺轮、制陶、制玉等轮转工具的普遍使用，有学者推测至迟在夏代中国人
③
已开始造车。也有学者则根据在河南淮阳平粮台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中宽为
①
1。7米的路土遗迹判断，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出现了车辆，这两种看法
都具备了一定的道理。
从考古学资料看，商代晚期中国的古车已经较为完备，从河南安阳殷墟
发现的18辆车的遗迹，可知商代的车基本上是木制的，为独辀 （也称辕），
辐条多为18根，车厢平面为长方形，一般为0。8×1。3米，可立乘2…3人，
衡为长1米左右的直木棒，衡的两侧各缚一人字形的轭，用以驾马，一般来
说这时的车都是由两匹马驾驶。另外从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车的象形文字
②
■中也不难看出当时车的形制。
西周、春秋时期，车的形制基本上是沿袭商代的，但更加完善，如直辕
变为曲辀，直衡改为曲衡，辐数增多，车厢上安装车盖。为了使车子更加坚
固，在许多关键部位都采用了青铜构件，如把木辖变为铜辖，轭上包铜饰等，
③
驾车的马也增加到3匹、4匹，甚至6匹 。西周、春秋至战国是我国古代独
辀车发展的鼎盛时期，这种车制一直沿用了近千年的时间。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已发明了独木舟，但它并非理想的水上交通
工具，大约在商代人们又发明了新型的木板船，商代甲骨文中的舟字写为
“■”、“■”、“■”，反映出商代的木板船是由几块木板组装而成，船
的首尾各有1—2根横木，可起加固船体的作用。木板船的使用是水上交通运
输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可克服木材料本身的限制，造出较大的船，为水上交
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为发展水运，除利用江河等天然水路外，还开通了
早期运河。安徽寿县曾出土了鄂君启节。节，是准许通行的凭证。按君启节
舟规定：“屯三舟为一舿 （舸），五十舿 （舸）”，所通行的水路，东到邗
沟，达于海，西至汉江上游，南则沿湘，资、沅、澧、庐诸水，分别可至上
游。由水运限定150船与陆运规定的车50乘相当，可推知当时每艘运船的装
①
载量还是十分有限的 。
③ 参见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从》，文物出版社1993 年版。
① 参见王子今《中国古代交通文化》，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