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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尚书郑惟忠问：“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
刘知幾回答道：“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梗柟斧斤，终不能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如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由此看来，史识，指正确的观点、见解和秉笔直书的精神；史才，指编纂史书、叙述史事的能力；史学，指掌握丰富的史料，学问渊博。这“三长”，是对优秀史家的标准的恰当而贴切的说明，不仅当时人觉得精辟，而且得到后世史家的公认和发挥。
刘知幾长期任职于史馆，强烈感受到官修制度对史家自主性的压制，因而提出了“一家独断”的主张，他在批评史馆的种种弊病后，说：“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辨职》）这是当时史学领域里官方控制与反控制矛盾的反映，表明刘知幾不愿向史馆中的恶势力低头的坚定信念。史馆之积弊在修史中的最坏影响，莫过于“曲笔”。刘知幾对撰史中故意歪曲史实的“曲笔”现象给予了愤怒的批判，鲜明地提出了“直笔”论。他认为，直笔，象征一个史家的气节，是史家最可贵的道德表现，“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他称颂历史上敢于奋笔直书的史家为“壮夫”、“烈士”，“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直书》）
曲笔和直书，一虚一实，一恶一善，是非既如此分明，为何世间还是多曲笔而少直书？刘知幾指出，曲笔的总根子在统治者身上，“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笔获罪”（《曲笔》）。说真话要招来灾祸，说假话却可安然无事。当然，刘知幾不可能超越阶级的、时代的局限，不可能将主直反曲的观点贯彻到底，他说：“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曲笔》）
此外，“疑古”、“惑经”论表现出刘知幾史学思想上的一些进步因素。他指出：《尚书》、《春秋》虽经孔子编定，为史书之楷模，但也不可盲目轻信。孔子修《春秋》，存在很多毛病，如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真伪不分，是非不清，省略大事，保留小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刘知幾之所以“疑古”、“惑经”，是由于他认为孔子修史态度、方法和《尚书》、《春秋》等儒家经典存在谬误，非加以纠正不可。这些错误既造成古史的混乱不实，又因书法体例不一而给后世史学带来不良影响。由于世人多认为儒家经典很完美，“善无不备”，会愈加以讹传讹，所以他要大胆批评，纠正错误。
隋唐时代，史学批评进入繁荣阶段。刘知幾集前代史学批评之大成，撰成近九万字的《史通》，《史通》奠定了中国古代的历史编纂学、史学史研究、史学批评学的基础。《史通》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古代史学批评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较全面的理论系统，表明史家已能够对史学研究的各个环节进行整体的审视。《史通》对于史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后代史家无不从《史通》中受到教益，汲取营养。封建史家虽然多指责刘知幾“侮圣”，“离经”，为“名教罪人”，“工诃古人，拙于用己”，“高自标榜，前无贤哲”，但是对于《史通》的成就也给予肯定。宋人黄庭坚把《史通》与《文心雕龙》视为史学、文学领域之双璧，“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焉。”
刘知幾的许多合理意见为后人所采纳和发挥，促进了史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如刘知幾认为，在纪传体史书中可以增加《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这一意见为宋代史家郑樵所采纳，郑樵的《通志·二十略》中就有《氏族略》、《都邑略》、《草木昆虫略》。清代考史名家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举出了《史通》启发后人的几个例子：“刘氏用功既深，遂言立而不朽，欧、宋新唐，往往采其绪论。如受禅之诏策不书，代言之制诰不录；五行灾变，不言占验；诸臣籍贯，不取旧望；有韵之赞全删，俪语之论都改；宰相世系，与志氏族何殊；地理述土贡，与志土物不异。丛亭（指刘知幾）之说，一时虽未施行，后代奉为科律，谁谓著书无益哉。”刘知幾对清代史学批评家章学诚的影响就更明显了，章著《文史通义》对《史通》的许多观点都有明确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节吴兢一代诤臣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唐中宗时，改右补阙，累迁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时，为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饶、蕲等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封长垣县子，后改邺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与同时代其他官员相比，吴兢的仕途还是较为顺畅的，没有大起大落。
在魏元忠、朱敬则双双为相的长安年间（701—704），吴兢被举荐“有史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从此吴兢步入仕途。他为史臣，耿直敢于犯颜直谏，保存至今的吴兢几篇奏表反映了他的事迹，如《上中宗皇帝疏》是对当时政治局势较有影响之作。武则天去世后，唐中宗李显无力驾驭全局，武三思、韦后、安乐公主都在觊觎最高权力，阴谋之事连接不断。一时朝中人人自危，气氛恐怖。吴兢不计个人安危，毅然上表中宗，直率指出把相王李旦说成太子李重俊的同谋，是一场阴谋。他劝中宗珍惜与相王“亲莫加焉”的兄弟之情，“若信任邪佞，委之于法，必伤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吴兢分析说，如果相王被诬治罪，那么中宗本人也将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地。由于吴兢奏表颇有影响力，加上御史中丞萧至忠的进谏，终于使相王平安无事。数年后，相王李旦继位，是为唐睿宗。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之初，“收还权纲，锐于决事”，一反中宗、睿宗难以独掌权柄的局面，然而权力的集中也带来负面影响。群臣面对玄宗不敢大胆进谏。吴兢感到这种状况不利于唐室，遂上疏劝玄宗对进谏者有所区别，改变赏簿罚重的做法，如进谏者“所言是”，则“有益于国”；即使“所言非”，也“无累于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吴兢在奏章中举出了前代皇帝虚心纳谏致胜和骄横拒谏致败的实例，还特别赞扬了太宗李世民虚怀若谷、导人使谏的故事。
吴兢所上谏疏皆关乎封建政治之大事。他的《谏十铨试人表》即是一例。当时在选用官员时，皇帝绕开吏部而在禁中做出决定。吴兢很反对，认为朝廷各个部门应各司其职，选官事必须由吏部主之。他强调的是要按既定法规行事，甚至皇帝也不能例外，任意改变制度，“上自天子，至于卿士，守其职分，而不可辄有侵越也”。
从上述事例，说明吴兢在政治上颇有献替，他的直言敢谏，不愧为一代诤臣。
史坛骁将吴兢是在魏元忠、朱敬则双双为相时被荐举为史官的，年纪三十左右。
《唐会要·史馆上·在外修史》中有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时吴兢在集贤院和史馆修史的记载，这时他六十八岁。他担任修史工作至少近四十年。① 本节主要依据《旧唐书》卷一○二《吴兢传》，《新唐书》卷一三二《吴兢传》， 《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唐会要》，《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八、二○九。
吴兢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都献给了修史事业，可是在史馆修史工作并不顺利，史料记载中有他几次请求调离史职的奏表。
刘知幾和吴兢所在的史馆，已与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史馆大不相同。贞观时史官位尊权重，甄选严格，通籍禁门，优礼有加，“得厕其流者，为一时之美事”。修史也具有相当高的效率。然而其后每况愈下。史馆或因政争而动荡，或因庸才充斥、监修弄权而混乱。刘知幾在阐述辞职理由时说：“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吴兢的辞职表中也有类似语言：“臣自掌史东观十有七年，岁序徒淹，勤劳莫著，不能勒成大典，。。乞罢今职。”此时史官俸禄的确不高。吴兢自父亲退休之后，顿感经济困窘，不得不提出了加俸的请求，“又兢父致仕已来，俸料斯绝，所冀禄秩稍厚，甘脆有资，乌鸟之诚，幸垂矜察”。
吴兢这一次请辞职是在任史官十七年后提出的，时间是开元初年，没有被批准。后吴兢又以居丧为由，上三次表文，坚拒起复史职。但是，吴兢请求辞职并不说明他不重视或不热爱史官工作。从他所上的三次表文中清楚看到，他对史官一职的宗旨及职能有相当透彻认识和高度推崇之情。他说：“史官之任，为代准的，。。树终古之风声”，“定一代之是非，为百王之准的。”这可以看作是对史官修史根本宗旨的认识。正由于吴兢对于史官一职寄托厚望，所以也就愈不能容忍妨碍史馆正常运作的种种不端现象。作为一种抗议，他才愤然提出辞去无比热爱的史职。
吴兢的另一种抗议手段是自己别撰本朝国史。既然自己的史学主张无法在史馆中实现，既然史馆中所修国史有种种歪曲、不实之处，为保留一代信史，就必须自己动手别撰一套国史了。他在开元十四年（726）上奏唐玄宗，披露了自己从武后末期及唐中宗时开始私撰国史的经过。从奏表中可以了解有关此事与他的想法。
第一，二十几年来，吴兢个人撰修国史两种，已成128 卷。《唐书》为纪传体，《唐春秋》为编年体。吴兢在公余时间，以个人之力撰写，该要付出多么大的艰辛。
第二，吴兢对自撰国史的质量是较有自信心的，“皇家一代之典，尽在于斯矣”。此亦可佐证他辞史职时自述个人能力不足，是故意自贬。
第三，吴兢之所以披露私撰一事，首先是即将撰成，接近定稿，这就“不敢不奏”；其次是遇到缮写困难，因卷帙较大，个人之能力、财力均不足以承担，不得不请求官方帮助。
身处乌烟瘴气的史馆，吴兢除了辞职以抗议、私撰以抵制外，还尽最大可能保持自己的史学特色，为维护史学的优良传统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特色之一：尚简。
吴兢撰史，简明扼要。他撰的史书今日所能见到只有一部《贞观政要》。这部书分专题记述贞观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礼仪、教育。。等方面状况，有对话、诏诰、奏表，有事件描写，有经验总结，较系统反映了贞观年间的施政方针和实践效果，是历史上对贞观之治记载最为周详扼要的著作，后人了解贞观之治必须借助此书。然而，这样一部书仅八万字左右。《旧唐书·吴兢传》称他“叙事简要，人用称之”。《新唐书·吴兢传》称他“叙事简核，号良史”。可见，吴兢史笔简明这个特点，是为当时人们所公认和赞赏的。
特色之二：直笔。
吴兢初入史馆即愤愤然于武三思等的“苟饰虚词，殊非直笔”之行径，认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他私撰本朝国史，就是为保留历史真相。他对玄宗说明自撰国史的特点也是“虽文则不工，而事皆从实”。可见，吴兢最为关注、突出强调的史学特质就是“直笔”二字。
吴兢所撰的本朝国史，实质就是当代史。他奏表上说所撰国史上限为隋大业十三年（617），一直写到他上奏表的开元十四年（726）。显然，这部当代史中的人物与现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家眷子孙在世，或是至友下属当政，甚至本人也还活着。吴兢以“善恶必书”的直笔进行褒贬，判定每个人物的是非功过，一方面固然可以展示某些人的功绩，但另一方面也会揭开某些人的疮疤，这就不能不使一些人坐立不安。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是秉笔直书，就必然会得罪一些人，甚至是权贵。但是吴兢坦然处之，表现出铮铮铁骨。
可是，吴兢的秉笔直书使他遭致不少排挤和报复。吴兢自开元十四年公开披露私撰国史，并请求朝廷派楷书手缮写之后，私撰之史就成公开之史，私室之贬斥就变成公开之揭露。不久，开元十七年，吴兢“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究竟吴兢因记述何事而闯下大祸，今天已无从知晓。但从逐吴兢出史馆，将他由京官贬为地方小官来看，处分是严重的。所谓“书事不当”，即“书”了“不当”“书”之“事”，换言之，记载了权势者不愿被如此记载的事。
根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两《唐书》中《吴兢传》、《唐会要》、《宋史·艺文志》等典籍的检索，吴兢著述独撰有16种，计216 卷，与人合撰有8 种，计725 卷。
独撰有《梁史》10 卷，《齐史》10 卷，《周史》10 卷，《陈史》5 卷，《隋史》20 卷。《唐书》100 卷（或作98 卷），《唐书备阙记》10 卷，《唐春秋》30 卷，《贞观政要》10 卷，《太宗勋史》1 卷，《开元升平源》1 卷，《开元名臣奏》3 卷，《吴氏西斋书目》1 卷，《乐府古题要解》1 卷（或作2 卷），《保圣长生纂要坐隅障》3 卷，《五藏论应象》1 卷。
合撰有《唐书》130 卷（与韦述、柳芳、令狐垣、于休烈等合撰），《国史》106 卷，《唐高宗实录》19 卷，《睿宗实录》20 卷，《则天实录》30卷，《中宗实录》20 卷，《姓族系录》200 卷（与柳冲、徐坚、魏知古、刘知幾等合撰），《群书四部录》200 卷（与马怀素、元行冲、韦述等编）。千古名著《贞观政要》一部《贞观政要》，足以使吴兢千古留名。
吴兢在《序》和《上表》都对写此书的背景有说明。在序中介绍说：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是大唐立国以来的良相，“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对贞观之治极为景仰，深感“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于是授意他编撰本书，为的是继承祖宗的优良传统和致治方略。
封建社会到唐代已进入繁盛期，统治阶级有了全面总结施政经验的自觉意识，并在实际上也完全有可能对统治制度、方针和政策进行系统反思了。贞观初，唐太宗欲了解前代帝王之得失，命魏徵、虞世南等大臣编撰《群书政要》。编撰者从历代经史子集等文献中抉摘资料，总结的是从上古至晋代的历朝帝王之得失。
唐太宗本人也亲自撰写这类著作。他在辞世前终于将《帝范》13 篇完成，于贞观二十三年（649）正式赐予皇太子李治，并语重心长地对左右大臣说：“圣躬阐政之道，备在其中矣。”唐太宗此举自然会启发后来者。《帝范》和《贞观政要》的篇名有不少是相同或相似的。两书对照（《帝范》在前，《贞观政要》在后）如下：《君体》——《君道》、《政体》；《建亲》——《封建》；《求贤》——《任贤》；《审官》——《择官》；《纳谏》——《纳谏》；《去谗》——《杜谗邪》；《戒盈》——《谦让》；《崇俭》——《俭约》；《赏罚》——《刑法》；《务农》——《务农》；《阅武》——《征伐》、《安边》；《崇文》——《崇儒学》、《文史》。可见，《帝范》12 篇均为吴兢所参照吸取。唐玄宗也为总结前代得失兴亡之事，撰成《开元训诫》，说明《贞观政要》的出现并非偶然。
《贞观政要》共10 卷，分为40 篇，每篇的篇名反映该篇的基本内容，内容相近的若干篇合为一卷，每卷大体反映一类问题。由于此书内容是分门别类编排，因而非常便于查阅和应用。
此书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有唐太宗和大臣的对话（类于记言之书）；有诏书和奏表的原文或节录（类于文集）；有某件史事的经过（类于纪事本末体）；有人物的传记（类于纪传体）；在同一篇中所记内容基本依发生时间的先后排列顺序（类于编年体）。尽管所记内容丰富、事项繁杂，所运用的体裁也相当灵活，但不变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宣传唐太宗的德政与治术，总结能够使封建皇朝长治久安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卷有《君道》、《政体》2 篇，反映的是封建“大统”问题，事涉要害，所以居全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