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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还是海瑞先生太过生猛，大家都知道，这位兄台是个不要命的主，要是和他对骂，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所有人都原地不动，愣愣地看着海瑞大发神威。
只有两个人说话了。
第一个是李春芳，作为朝廷的首辅，他不表态也说不过去，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既没有攻击海瑞，也没有处分他，却拿着海瑞的奏疏，说了一句让人哭笑不得的话：“照海瑞的这个说法（举朝之士，皆妇人也），我应该算是个老太婆吧！”
还真是个老实人埃
另一个人是高拱，其实事情闹到这个份上，也算拜他所赐，在这最后摊牌的时刻，他终于揭示了其中的奥妙：“海瑞所做的事情，如果说都是坏事，那是不对的，如果说都是好事，那也是不对的，应该说，他是一个不太能做事的人。”
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
面对这个污浊的世界，海瑞以为只有自己看到了黑暗，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清醒者。
然而他错了。
海瑞是糊涂的，事实证明，徐阶看到了，高拱看到了，张居正也看到了，他们不但看到了问题，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海瑞唯一能做的，只是痛骂而已。
所以从始至终，他只是一个传奇的榜样，和一件好用的工具。
隆庆五年（1571），海瑞回到了海南老家，但这位主角的戏份还没完，十多年后，他将再次出山，把这个传奇故事演绎到底。
在海瑞的帮助下，高拱终于料理了徐阶，新仇旧怨都已解决，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
其实从根本上说，高拱和徐阶并没有区别，可谓是一脉相承，他们都是实干家，都想做事，都想报效国家，但根据中国的传统美德，凡事都得论个资历，排个辈分，搞清楚谁说了算，大家才好办事。
现在敢争敢抢的都收拾了，高拱当老大了，也就该办事了。
于是历时三年，闻名于世的高拱改革就此开始，史称“隆庆新政”。
说实话，这个所谓新政，实在是有点名不副实，因为即使你翻遍史书，也找不出高先生搞过什么新鲜玩意，他除了努力干活外，即不宣誓改革，也不乱喊口号，但他执政的这几年，说是国泰民安、蒸蒸日上，也并不夸张，可见有时候不瞎折腾，就是最好的折腾。
但要说高先生一点创新进步都没有，那也是不对的，徐阶是明代公认的顶级政治家，他的权谋手段和政务能力除张居正外，可谓无人匹敌，但这位高兄在历史上却能与之齐名，是因为他虽在很多地方不如徐阶，却在一点上远远超越了这位前辈——用人。
具体说来，他用了三个人。
第一个，叫做潘季驯。
一般说来，要是你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并不需要惭愧，但如果你的专业是水利，那我只能劝你回去再读几年书。
几年前，我曾看到过这样一条新闻，大意是水利工作者们开动脑筋，调集水库积水统一开闸，冲击泥沙，缓解了黄河的淤积情况，意义重大云云。
虽说搞水利我是门外汉，但如果没有记错，早在四百多年前，潘季驯先生曾经这样做过，而它的名字，叫做“束水冲沙法”。
潘季驯，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浙江吴兴人，明清两代最伟大的水利学家。
这位兄台算是个奇人，高考成功后被分配到江西九江当推官，管理司法，他的官运也不错，十几年就升到了监察院右佥都御史，成为了一名高级言官。
恰好当时黄河决堤泛滥，灾民无数，高拱刚刚上台，急得没办法，四处找人去收拾残局，恰好有一次和都察院的一帮言官吵架，潘季驯也在场，高拱看这人比较老实，也不乱喷口水，当即拍板：就是你了，你去吧！
张居正是个比较谨慎的人，觉得这样太儿戏，就去查了潘季驯的底，急忙跑来告诉高拱：这人原来是个推官，法律和水利八杆子打不着，他怎么懂得治水？
高拱却告诉他：只管让他去，他要不会治水，你只管来找我。
事实证明，高学士的眼光确实很毒，虽说没学过水利专业，潘季驯却实在是个水利天才，他刚一到任，堵塞缺口之后，便下令把河道收窄。
这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命令，大凡治河都是扩宽河道，这样才有利于排水，收缩河道不是找死吗？
施工的人不敢干，跑来找潘季驯。
潘季驯说你只管干，出了事我负责。
于是奇迹出现了，收缩河道之后，黄河不但没有泛滥，决堤的出现也大大减少，大家都惊叹不已。
看上去很神奇，实际上很简单，在长期的观察中，潘季驯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黄河之所以泛滥，是因为河道逐年升高，形成了岸上河，于是河堤也越来越高，稍有不慎一旦决堤，后果就会极其严重。（住在黄河边上的人应该深有体会）而要降低河道，就必须除掉河里的泥沙，好了，关键就在这里，怎么除沙呢？
找人去挖，估计没人肯干，也没法干，找挖掘机，那还得再等个几百年，用什么才能把这些泥沙除去呢？潘季驯苦思冥想，终于醒悟，原来那件制胜的武器就在他的眼前——水。
收紧河道，加大水的冲力，就可以把河底的泥沙冲走，所谓“水流沙中，沙随水去”，就此大功告成。
除此之外，他还想出了一种独特的治水方法，名叫滚水坝，具体说来，是事先选择一个低洼地区，当洪水过大之时，即打开该处堤坝，放水进入，以减轻洪峰压力。
看起来很眼熟是吧，没错，这就是流传至今，众人皆知的治水绝招——分洪。
有这么一位水利天才坐镇，泛滥多年的黄河得到了平息，在之后的数十年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
这是第一位，算是个干技术的，相比而言，下面的这位就麻烦得多了。
黄河泛滥，多少还有个期限，等汛期洪峰过了，该埋的埋，该重建的重建，也就消停了，但是暴动就不一样了，要闹起来你不管，指望他们突然放下屠刀，皈依我佛，那种事西游记里才有。
隆庆四年（1570），永不落幕的两广叛乱再次开演了，在当年，这个地方算是蛮荒之地，文盲普及率较高，不读书自然不服管，不服管自然不纳税，不纳税自然是不行的。于是来来往往，双方都喜欢用拳头刀枪讲话，每到逢年过节，不闹腾一下，那就不正常了。
但这次闹腾的动静很大，两广全境都有叛乱，且叛军有一定的战斗经验，派了几个人去都被打了回来，于是高拱一拍脑门：“没办法了，派殷正茂去吧！”
殷正茂，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是当年传奇科举班的一员，和诸位名人同学相比，他没有张居正的政务能力，王世贞的文采，更没有杨继盛的胆量，但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专长——军事。
他虽是文官出身，却极具军事才能，多次领兵出战，从无败绩，被认为是一代名将，按说他应该是最理想的人选，可为什么直到没办法才找他呢？
原因很简单，他太贪。
这位兄弟虽说很有才能，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贪污犯，原先当地方官就吃农民赋税，到军队后就吃士兵的军饷，明代贪污不算什么大事，但殷先生却贪得天下皆知，贪得名闻全国，着实不易。
果然，任用殷正茂的消息一传出，就如同往厕所里丢了颗炸弹，分量十足，在大贪污犯殷正茂的面前，大臣们第一次消除了分歧和派系，异口同声地表示绝对不行。
高拱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表示一定要用，每天朝廷里都吵得天翻地覆，最后还是高学士水平高，只用一句话，就让所有的人都闭上了嘴：“谁再反对殷正茂去两广，我就派谁去！”
这就不好玩了，殷正茂即刻光荣上任。
但他的亲信，给事中陆树德站了出来，劝告高拱，人你可以派去，但军饷你要看紧，最好在户部找个人随从前去，搞好财务审核制度，要内防家贼。
然而高拱说：
“不用派人，所有军饷直接拨给殷正茂就是了。”
陆树德急了：
“殷正茂必定贪污军饷！”
“我知道。”高拱却笑了笑，“那又如何？”
“我拨一百万两军饷给殷正茂，他至少贪污一半，但以他的才能，足以平定叛乱，如果我派一个清廉的人去，或许他一两也不贪，但是办不成事，朝廷就要多加军饷，这么拖下去，几百万两也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殷正茂不去，谁去？”
事实确实如此，殷正茂去后，仅仅几个月就平息了叛乱，班师凯旋，当然了，军饷他也没少拿，如果不贪，那就不是殷正茂了。
但高拱还是赚了，说到底，这是个成本核算问题。
在高拱的正确指导下，潘季驯和殷正茂成为了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但和第三个人比起来，前面这二位就只能算是小儿科了。因为这位最后出场的压轴主角解决了一个问题，一个连朱元璋都没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人的名字叫王崇古，时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其实之前他曾经露过一面，在浙江时，他作为俞大猷的副将出击倭寇，获得大胜。这之后他官运亨通，一直升到了现在的位置。
在当时的朝廷中，有三个人是言官们不怎么敢惹的：杨博、谭纶以及这个王崇古。
所谓不敢惹，绝不是因为官衔问题，越大的官骂得越起劲，此三人之所以能幸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殊身份——军事文官。
在明代武将出身的人是很受歧视的，经常被人看作大老粗，比如戚继光、俞大猷等人也不能幸免，而进士出身改行当武将的，就不同了，这类人既有文化，又会打仗，且由于长期在边界砍人，性情比较彪悍，不守游戏规则，你要是敢骂他，他没准就敢拿刀砍你，看谁吃亏。
而这位王崇古除了喜欢领兵打仗外，还有后台，作为嘉靖二十年的新科进士，他和高拱同学的关系很好。
于是他被委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宣大总督。
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王守仁曾在他的著作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只有四处，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
王守仁所讲的四个地方，是指宣府、大同、蓟州、辽东，它们是明代边界最让人头疼，也最难防守的重要据点。
所以自明代中期后，它们被分为两个独立军区（宣大、蓟辽），由朝廷直接管理，其指挥官为总督，超越各级总兵，是明朝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以下最高级别的军事长官，只有最富军事经验的将领才能担当此任。
顺便说一句，当时的蓟辽总督是谭纶，而他手下的两位总兵分别是蓟州总兵戚继光，以及辽东总兵李成梁。
看到这个豪华阵容，你就应该明白，王崇古同志找了个多么光荣的工作。
踌躇满志的王崇古前去赴任了，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天大的金元宝即将砸到他的头上。
飞来横财
就在王崇古上任的几乎同一时刻，一个人从蒙古鞑靼的帐篷中走出，在黑夜中向故乡投去了最后仇恨的一瞥，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那里是敌人的营垒。
于是天明之时，边关的明军突然开始紧急戒备，并派出快马，告知新上任的王崇古总督：横财来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把汉那吉，是俺答的孙子，说起这位俺答兄，也算是老朋友了，当年闯到北京城下，杀人放火好不威风，然而现在他的孙子竟然跑到敌人那边，当了叛徒，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恋爱问题。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不久前，把汉那吉准备要娶媳妇了，而且这位未婚妻很漂亮，所以小伙子一天到晚都乐呵呵的。
可事情坏就坏在这个漂亮上，有一天，爷爷看见了这位孙媳妇，便当机立断：把汉那吉你再娶一个吧，这个我就带回家了。
顺便讲一下，据某些史料记载，这位孙媳妇也是俺答的外孙女，要这么算起来，那俺答应该算是乱伦了，不过从这位仁兄以往干过的种种“光辉事迹”来看，搞这么一出倒也不出奇。
虽说当时没有什么婚姻法，鞑靼部落也不讲究什么三纲五常，但把汉那吉依然愤怒了：好不容易找了个老婆，竟然被老头抢走了，真是岂有此理！
可这位老头偏偏是他的爷爷，还是部落首领，自己一无兵，二无权，又能怎样呢？
思前想后，他找到了一个报复的方法——投奔明朝。就算不能带兵打回去，至少也能出一口恶气。
于是事情就闹到了这个份上，边关守将捞到这么个重量级人物，十分高兴，马上派快马去向王崇古报喜。
可他等到的不是王崇古的夸奖，却是一番严厉的训话：自今日起，全军收缩，准备迎战！
此外还有一条特别的声明：副将（副总兵级别）以上军官一律不得外出作战！
这是一条让人莫名其妙的命令，军官不去打仗，难道让小兵指挥？
事实证明，王崇古同志作出了一个无比英明的决定。
三天之后，俺答就来了，带着他的全部家当——十几万蒙古骑兵。
但这一次他们似乎不是来抢东西的，在大同宣府附近转悠了好几天，不断挑衅闹事，但边防军牢记王崇古的教诲，打死也不出头，偶尔只派小股部队出去转转，就这么折腾了几天，蒙古军粮食吃光了，才抓了几个小兵，只能打道回府。
身为一名长期从事抢劫工作的专业人士，俺答有着充分的绑票经验，抓人、谈判、收赎金一整套流程了如指掌，而现在自己的孙子成了敌人的人质，作为该行业的资深从业人员，他没有去谈判，筹集款项，而是直接选择了最为简单的方式——绑票。
只要能够抓到对方的高级将领，拿人去交换，既方便操作，又节省成本。可惜的是，王崇古是狡猾狡猾地，不吃这一套。
俺答失望地走了，王崇古却犯了愁，该怎么处理这位把汉那吉呢？你把他留在这里，俺答自然会来找麻烦，而这位仁兄除了身份特殊外，也没啥特殊才能，每天你还要管饭，实在是个累赘。
大多数人建议：好歹也是个蒙古贵族，养在这里费粮食，咱们把他剁了吧，也算是立个功。
也有人说，还是放了吧，省得他爷爷来闹事。
面对激动的群众，王崇古保持了冷静，长期的官场经验告诉他，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去请示领导，领导总是英明的，即使不英明，至少也能负责任。
于是他上报了高拱，请领导批示处理意见。
高拱接到了报告，即刻找来了张居正，两位老狐狸凭借多年朝廷打滚的经验，在第一时间作出了判断：既不能杀，也不能放。
那该怎么办呢？在长时间思考之后，高拱眼睛一亮：“我要用他，去交换一个人。”
高拱所说的那个人，叫做赵全。
明代是一个不缺汉奸的朝代，而在吴三桂之前，最为可恶的汉奸非赵全兄莫属。
在逃到鞑靼之前，赵全是明军中的一员，估计是由于福利待遇之类的问题，他义无反顾地投奔了俺答，成为了一名臭名昭著的汉奸。
历史证明，汉奸往往比外敌更为可恶，高拱之所以如此看重赵全，是因为这位汉奸实在坏得离了谱，坏出了国际影响。俺答虽说喜欢抢劫杀人，但总体而言，人品还是不错的，也比较耿直，抢完了就走，不在当地留宿过夜。
但赵全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赵全熟悉明军的布防情况，经常带领蒙古军进攻边界，此外他还劝说俺答当皇帝，组织政权和明朝对着干，破坏能量非常之大。
因为他为祖国做出的“巨大贡献”，赵全极其光荣地成为了明朝头号通缉要犯，上到皇帝，下到小兵，个个都知道他的大名，而这位仁兄也极其狡猾，朝廷重金悬赏，但凡抓到他的，升官赏钱不说，还能分房子，但十几年过去，连根毛都没逮到。
现在机会终于到了。
在高拱的命令下，王崇古派出了一名使者，前往俺答军营谈判，这名使者的名字叫做鲍崇德。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看上去并不复杂的任务，但实际上非常复杂。
使者踏入了俺答的营帐，等待他却不是谈判的诚意和酒宴，而是冰冷的刀剑和这样一句话：“你知不知道，之前来过的两个明朝使者，已经被我杀掉了。”
死亡的威胁扑面而来，因为这位俺答似乎根本没有谈判的打算。
万幸的是，那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使者鲍崇德，实际上非常起眼。
鲍崇德，当地人，原本是翻译，之后不断进步，兼职干起了外交，这一次，他将用自己出众的能力去完成这次凶险无比的任务。
“我知道。”鲍崇德从容不迫地回答。
“那你知不知道，之前与我对阵的明军将领，也大都被我杀掉了。”——嚣张是可以升级的。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敢来？！”
然而嚣张的俺答最终沉默了，因为鲍崇德的一句话：“如果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