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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是！平时学校功课紧张，大多数贫困生就指望这放假的一个多月挣一把。但市场是有限的，蛋糕就那么多，一部分人抢去了，另一部分人就得挨饿。”
“那今年挨饿的会不会轮到你们学校这帮贫困生呢？”我问。“保不准。”丁拿起三本假期勤工俭学求职登记簿，说，“去年到我这儿登记要求帮助联系打工的是60多个，今年这才5月份就已经有近200人了。压力大呀！”
“为什么想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是同学们自立的意识强了，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有前者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贫困比例这几年直线上升。”丁老师介绍道，“我们农大东区学校近来对特困生有个统计：1995年按每月一个特困生所有收入90元为标准，低于90元的为特困生，统计结果为350人，占全校学生总数95％；96年按120元以下的收入标准统计的特困生为570人，为学生总数的154％；97年按150元以下的收入标准统计特困生为835人，是学生总数的226％。今年98届新生到校时会不会达到30％的比例呢？！我说不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几年的贫困生比例上升幅度都在6％至8％以上递增，而今年则可能是第一个高峰年。注意哟，上面我说的是我校的特困生人数和比例，他们都是那些根本没有任何家庭经济来源甚至还要反过来支持家庭的学生，至于一般要靠自己独立解决上学生活费的学生数目就更大了。”
“两者加起来多少？”
“在60—70％左右。”
一个惊人的数目！
“现在大学校长们都在承诺‘不让一个因经济贫困而辍学的学生出现’，能做到吗？”
我极想得到实事求是的答案。
丁老师沉默片刻，说：“每个学校都在为之努力，并大多能履行承诺。但有些贫困生无论你如何帮助，他仍要辍学，学校也无能为力……”
“为什么？”
“因为学校可以帮助一个学生，却无法拯救和负担一个家庭。”
“你们学校有这样的？”
“有。97届的一个江西籍女学生就休学快一年了。她在学校得了病，我们发动学校和社会都捐助过她，但她仍感到无法上学，因为她是个孤儿，家里只有一个近80岁的爷爷还需她抚养……”
“能告诉她的名字和联系地址吗？我想请她谈谈辍学的情况。”
丁老师给我抄下这个叫张兰金同学的地址。不久，我按这个地址给辍学的张兰金写过一封信，但一直没有收到回信。我想或许这女孩不想向外人诉说她内心的那份辛酸与痛楚，这是后话。
下班的铃声早已响过多时，夜色也已笼罩“大学城”，然而在勤工俭学指导中心的办公室里电话声此起彼伏，那间始终敞着大门的办公室，则有越来越多的同学在此时不停地进进出出。
“几乎每天都是这样。”疲惫的丁老师朝我苦苦一笑，从抽屉里拿出他的一张工资单，“看看，我的每月工资316。60元，外加学校200元补贴，全月收入516。6元，去掉水电、房改等还剩不到450元。看到天天有那么多贫困生来求助，我个人实在无法拿出钱来资助他们，所以就只能尽量帮他们找些岗位做做，这你就得认认真真、一桩桩去落实、盯死才行。我每天不到晚上11点是回不了家的，有些事你想歇口气真还不行。给你看看一封刚刚收到的学生来信，像这样近似乎生死攸关的‘求救书’，几乎隔三差五地都要收到一封。听听学生们发自内心的一声声呼救，你再忙、再心肠硬，也会停下一切其它事，去助他们一把……”
我接过一看，满满4大张纸。在这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这个写“求救信”的女学生自述了过去求学路上3次差点告别生命的辛酸经历，以及面对社会的不公和家庭的不幸，她弄不明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为什么”？她不明白别人家的父母40来岁跟青春少男少女似的，而她的父母也是40刚出头却已白发苍苍？她不明白她中学的同班女生十六七岁就出嫁去做人家的媳妇是那样天经地义，而她走出山村上大学反而被人戳着后背骂为“败家仔”？她不明白别人点个上百元的菜没动两筷子就“拜拜”了，而她手中不足80元的生活却要分着过30天外加为学习添笔和本？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老师，求求你，求求你助我一力吧……！”
丁老师发现我的手在颤抖，说：“走，今天我提前下班。”
我搭上出租车，从西郊的“大学城”驶向市中的家。那已是很晚的时间，但马路上依然车来人往，繁华而喧闹，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有我自己感觉我的眼里老有热流涌出……
“怎么，生意亏了？还是失恋？”出租车司机一路唠叨，而我一句话也没说。
走进清华园的那一瞬，我真的有种去“打扰”的愧意。不用看校志，不用读校史，光听这名字我就有种神圣的感觉。
这是一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最高学府，因而在我看来它的每一寸土地都该是圣殿上的天然大理石，都在闪闪发光……
这里的每一位学子几乎都是“状元”。
“状元”们该是怎么样的雍容华贵？青史流芳？呵，几百年来，中国百姓无人不知那一旦为“状元”后的“他”是多么令人敬慕，是贵人家则更加锦上添花，是寒窗庶民则一夜之间改换门庭，那美人会向你姗姗走来，那帝皇会给你加官封爵，再不用老母灯下缝衣织布，穿不完的绫罗绸缎可以披山被海；再不用“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挥不尽的金银财宝可以铺路垒塔……
“状元”——中国父辈人心目中望子成龙的最高境界。
这，虽然是昨天的“最高境界”。但今天，它依旧在国人的心目中如日月昭昭。
可是——可是今天清华园里的“状元”们是怎么啦？
——那入学前领着的两只塑料袋竟伴随着你度过了四个春秋？
——那进校时穿着老乡长的那套旧西装为什么在你身上日复一日、一年四季地不换？
——那长如京沪铁路线的哥德巴赫猜想运算纸为什么是你从垃圾专业户手中苦苦乞求而得的“回收废品”呢？
还有，你完全有能力去超越比尔？盖茨的软件，可却为了下一顿饭卡上能保证买得上一盘菜而奔跑一整天去分发那几十斤重的小广告？
还有，你的聪明与智慧足可以让100个“老板”明白什么是“信息高速公路”，可却不得不在课余间的那几十分钟蹲在圆明园的出口处为一个愿给2元钱的白痴擦皮鞋？
还有……
——学生工作部专管贫困生事务的吴雅茹老师，拿出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材料与例子。
“我们清华现在的注册本科生达12000多人，这在国际上的一流大学中也是大学校了，可我们也有另一个大数字，那就是1200多人的贫困生！”这位性情如同个好大姐的老师，一脸倦意地打开柜子，“你看看，这么多贫困生材料，就我一个人具体管，光翻一遍他们的东西就得几个钟头。可贫困生情况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动态形的，也许今天某同学还是好好的，明天他家里可能就大难临头。我们学生工作部就得随时要掌握情况，及时收集必要的材料，那样才能有效地替困难的学生解决问题。”
“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编制起来就是一支不小的军队呀！”这样的一个事实竟然存在于堂堂清华园里，让人难以所料。
“可惜的是这支不小的‘贫困大军’散落在我们清华园的浩浩万人之中，所以我们不得不甚至动用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来进行追踪和管理。”吴老师介绍说，他们清华在每年新生录取时都要向每个新生家庭随入学通知书一起发出一张《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在新生到校后又有各院、系根据学生自报与组织调查的结果，再统一汇总到学生工作部，然后进入清华贫困生数据库。在进行这一程序后工作并没有完，为了保证那些真正有困难的学生得到救助，学生工作部与学校伙食单位紧密合作，因为在学生的饭卡上出现的“晴雨表”最能说明其在校的经济与生活状况。一个学生连续一段时间的低水平生活消费，正常情况下可以说明他是个贫困生。一个学生的生活消费超低水平，他就很有可能是个特困生或家庭出现了什么问题。而这些仅仅是电脑里的显示，真正的情况就必须逐个地去探访调查。也许有人很直率地向你讲明，也许有人确实很有问题可他也不承认自己是贫困生，也许他的饭卡上是很低消费但却在平时讲究穿着、大手大脚……
“我们学生部的工作就是使自己所掌握的情况与实际相符，不让该帮助的每一个贫困生从我们的视野里漏掉，也不让不该济困的人遛进贫困生的行列。而这仅仅是学校开展解决贫困生工作的序幕，真正有难度的工作还在后头。”吴雅茹老师期望我明白这样一层事实，那就是：能在学生工作部里看得到的有关贫困生的那些“特殊档案”，仅是表象，真正的贫困生问题还在学生们的心灵深处、还在校园的每个角落、还在复杂的大千世界里……她的话，我似乎领会，又似乎领会不了。说实话，我从清华大学出来，就不敢再去叩开毗邻的北京大学校门。我怕沉睡在这里的一大批如雷贯耳的英魂惊醒，他们是梁启超、严复、蔡元培、鲁迅、李大钊、毛泽东……北大的历史从来是用金子铸成的，泱泱中华大国的最高学府史册里，不该有灰色的档案。不是吗？
我没有权利隐瞒事实，无论它是哪等样的高校。
今天的北大是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一所综合高校。今天的北大还是全国2000多所高校中贫困生人数最多的一所大学。
你不相信？但它是事实。
——北大的在校贫困生每年多达3000多人。
全国2000多所高校中，其实生员不足3000人的将占三分之一。北大一校的贫困生总数就超过了这几百所大学每所学校的总生员，难道还有谁怀疑北大不是最大的“贫困户”？
北大学生工作部有一份“内部材料”，详细解释了这3000多名贫困生的准确性：以1997年物价水平和生活费用标准，一名北大学生平均每月最低生活消费是250元，加上2500元的学费和住宿费，全年经济支出至少在4500元。仍以97级为例，该年级的学生中家庭人均月收入在200元以下的占18％。而另一份调查统计显示，96级学生中家庭月人均收入在170元以下的为20％，95级学生中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50元以下的为225％，94级学生中家庭月人均收入在120元以下的为25％。综上所述，北大的贫困生绝对人数始终在3000多人以上。
你和我一样不了解北大吧！你因此而当然更不了解啥是贫困大学生！
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
一个中国高校教育史上未曾出现过的特殊群体。
有人这样描述：他们的心空犹如天马在宇宙高高奔驰，犹如牛仔在旷野上冒险拓疆，尽情地享受着知识给予他们的丰富与充实；他们可以同别人一样在图书馆、课堂上体味苏格拉底的庄严，毕达哥拉斯的神秘，尼采的酒神迷狂和老子的玄妙，庄子的洒脱，刘勰“笼天地于形内”的壮观。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则因物质的困顿而如同一个痛苦的朝圣者在沙漠里徘徊，如同一个迷航的船员丢失了木舢而无所适从，更如一个失血的病体在等待无望的救援……
他们的精神与情绪组合起来，就是一股非凡的暗流、一股噪动的岩火，可以摧枯拉朽，可以排山倒海，可以……可以成为很多、很多。
因此，当我走进中国高校的学生工作部时，都能感到有种忧闷，有种紧迫。
其实，贫困生自己何尝不是这样。他们不愿别人总在翻阅他们的那些“灰色档案”，他们正努力书写一种新的人生……
第二部 生存自救歌
第4章：校园上岗留下我们的羞色与光彩越过那道无形的门坎
“你怎么啦？”
“没什么……”寒假归来的同学们都在宿舍里又说又笑地嚷嚷着，可高德水的心境怎么也好不起来。刚过去的一个学期是他进大学的头半年，这大学门进来时，他就深感“圣殿”真是太难入了，不说作为一个贫困地区的农家子弟考大学有多难，单说在接到入学通知书后为凑那几千元的学杂费便可“一夜白了少年头”。高德水明白自己如果不是当时幸运地得到家乡洛阳的一家公司义助，就有可能失去迈进“圣殿”这一步。那时他高德水确实得意过一阵，因为整个洛阳的上万名考上大学的学子中，有许多也是贫穷家庭，但全县被资助的只有两名学生，他高德水是其中的一名。能不得意吗？第一个学期每月有保障的150元这笔资助的奖学金，虽然有时他也感到手头有些紧，但丝毫没有那种“有了上顿没下顿”的危机感。这学期可就不同了，一切都得靠自己。高德水早已从几位最低生活水平的“穷仔”学友那儿了解到：像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上大学，每月一般生活费在200—300元左右。哪来这么多钱呀？
高德水十分清楚自己那个只种几亩薄地的家是无法供得起这巨额费用的，但放寒假时他还是期望在新学年开学时能从家里带一笔至少可以维持最基本的学业费用。
可老天爷就是不长眼。大旱造成地里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且不说，因为姥姥过世家母悲伤过度而一时疏忽造成唯一能变钱财的几头牲畜死亡殆尽。高德水记不得他上大学后回家过的这头一个春节是怎么过的，他眼前一直浮现的是临离家时母亲抖抖嗦嗦地给他掏钱的情景：“儿啊，妈知道你上学要吃饭花钱，可家里实在拿不出，这50元还是你爸借来给我治病的……”高德水哪敢接这样的钱，他是孝子，说么也要让母亲留着这笔钱去给爸看病。但等到他上了火车后才发现，母亲还是把钱装进了他书包里。
高德水就是带着这30元回到了北京的校园。
30元，加上学校补发的每人每月的几十元副食补贴，高德水掐来掐去也觉得不可能维持新学年最基本的生活。有件事他从来没跟人说过，那就是他在新学年开始的第一天开饭时，别人都上了饭堂，而他却躲到了厕所——他不是去拉屎拉尿，而是去看看……唉，他真不想启口，因为这事太有点那个了。还是说吧，穷人的事本来就没啥面子可掩的了。他说当时突然想起了上高中时的情形，那时他也没钱，一天的伙食费压缩到1元以下。
有几次因为没了钱他就跑到厕所，因为那些粗心的同学们总常常不小心在蹲坑时把口袋里的菜票掉在旁边，甚至掉在坑内。他穷急了就乘没人时从坑边坑内捡起菜票冲一冲就去用现在是大学，同学们不用饭票使饭卡，但在上厕所时掉钱扔钢嘣的还是大有人在。高德水没路可走，却想通过“重温”中学时的“厕所之道”来解燃眉之急。然而那天偏偏同学都很“精明”，他高德水从厕所出来时一无所获，不过后来他说亏得这一无所获，因为否则以后总感这是自己大学生涯里的一件难以洗刷的屈辱之事。
日子还得过，学业总得完成。高德水在走投无路时走进了学校团委，他听人说那儿正在筹建一个勤工俭学指导中心，是专门帮助有经济困难学生的。
“我们的工作刚起步。如果安排你上学校的北楼打扫卫生你愿意吗？那儿原先雇的临时工走了，正好需要人。”老师用商量的口气跟他说，“每天早晚扫两次，一个月100元你看行不行？”
“行！”高德水一听每月有100元的收入，他连半点犹豫都没有。事后他说当时就是老师说给50块一月让去掏粪挖沟都不会打个磕，“有饭钱了我就可以把学上下去，这是最根本的。”
第二天什么时候起的床，高德水现在还说不出个准点。“反正把老师分配的楼道卫生打扫干净后，我又回去眯盹了好一会才听起床号响……”他说他起这么早一方面是第一天上岗心里特别激动，想把事情做得让人满意些，另一方面也免得被同学们看到面子上不太好看。但后来高德水打扫楼道的事还是让同学们都知道了，于是有人用羡慕的眼看他，更多的人则向他投来惊奇的目光。不管是羡慕还是惊奇，高德水从此就成了学校的一名校内勤工俭学正式上岗人员，并由开始的承包扫一层楼道到承包三层楼道，月收入固定在300元左右……1998年7月，高德水顺利完成了4年大学学业，以优异成绩被家乡的著名国有大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