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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前天夜里几个小偷打的。”老人说：“他们看我这儿乱哄哄的，就想沾便宜。我出去拦，他们就用木棍打我……”
我抚摸着老人手背上的伤痕，又是悲愤又是心疼，就像抚摸我自己爷爷的手。
“您老快去医院去看看呀”
“我不去不去，一去的话他们就要让你住院咋的，我这摊嘛咋整？”真无法明白老人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总那样毫不在乎。
临别时，我向他要几份资料带走。老人显得有些为难。我马上明白过来，便说：“大爷，我要的资料我自己去复印，顺便给您多复印几份，以后有记者什么的来了您就可以给他们了。”
老人听后，似乎一下激动起来，脸都有些胀红了，他把手伸过来握着我连连说：“你是我碰到的好人。以前他们来写我，一来就拿走好多材料，我一印就是好几十块哪！可人家是来宣传我的呀，我嘛有话说么！那会儿我做买卖的那些小亭子没拆，也有钱应付得起。现在不行了，我断财源了，资助的那些学生有的一两个月没拿到钱了，所以你看你大老远的来宣传我还让你掏钱，怪叫人那个的……”
“大爷你可别当一回事，比起您这么高龄还一脚一脚地蹬车为学生们捐钱，我们算什么？大爷千万别……”我感觉自己的鼻子阵阵发酸，再也说不下去了。
“再见了，大爷。”
“欢迎再来。”身后，突然传来老人的一声叫喊：“……等文章出来了给我捎上一份啊！”
“哎，一定。”
当时已经走出几步的我，真想再回头看一眼津门的这位令人无比尊敬的老人，可是我没勇气。
我发现我的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我猜想这是第一次、或许又可能是最后一次见我一生中最最值得尊敬的人，我多么渴望转过身去再看一眼他，但就是没有那种力量，没有那种可以让我不失声痛哭的力量……
离开天津，我到了山西。
这完全是两个世界的天地。一个是海与河的天地，一个是山和丘的世界。在喧闹的大都市街头，当白芳礼老人蹬着他的三轮车艰难地穿梭奔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小巷时，人们几乎谁也不会注意或听到一声是属于一位80多岁老人所辗出的那个车轱辘声。在太行山脉的崎岖小道上，人们同样不会注意或听到一位普通农家妇女推着她的那辆两轮板车的轱辘声……
但，我却听得清彻、悦耳，甚至那么动情。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可以在咖啡馆里随意听一出富豪们为情人或美女的一个笑脸而一掷百万的绯闻，也可以垂手捡一篓有关腐败官员费尽心机地替自己添金博彩而丧尽天良的佐证。然而你或许不能相信和明白这样一件事：一位山区妇女和她已经死去的父亲二人，前赴后继20年，靠推小车养猪致富来济助一大群从不相识的贫困学生。令我感动的是，这对许多年间每次出手都是几万几万的“济困父女”，自己家中却穷得一贫如洗。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不会相信这对经常出现在京城、省城的大会堂、电视台里的慷慨资助者家中，不仅见不到半点儿“富裕”，就连基本的生活家什都难见到：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几间农舍，农舍里面是方字形排着的3个立柜，主人说这还是曾祖父传的；一张方桌，两把老式椅子，其中一把还短了半条腿；唯一的奢侈品，是斗桌上摆着的一台17英寸电视机，那是死去的父亲在他当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时从省里得奖抱回来的。主人见我们的眼睛有意无意地盯在那只老式立柜上的那把铜锁，便不好意思地掏出钥匙，当着众人面打开了——没有金银财宝，更没有绫罗绸缎，只有上下两层补丁摞补丁的旧衣破褥。
毕腊英说她从来不愿有记者、作家什么的到她家采访，她说她宁可披红戴花地站在主席台上，让人们认为她真的是财主什么的“吹”着、“抬”着，那样那些贫困学生就会心安理得地接受她的捐助，否则她说她的一份心意别人就不敢领受了。
与太行山的泥土一样质朴的毕腊英，不善言辞，更不善装腔作势，除了当她推起二轮车给一群猪崽喂食扫圈时所勃发出的那一股麻利劲外，你见到的她只会是一脸憨厚的笑容和大山女儿那特有的举止。然而这只是你所看到她的表面现象，你看不到她的那颗对生活、对贫困学生的恋惜的滚烫之心！
毕腊英和她的父亲都是农民，也没有特别的能耐，他们靠一个庄稼人能做的仅有一点种粮养猪的本领，一个成了全国人大代表（父亲），一个是省人大代表和第一届国际家庭年“五好家庭”金奖得主（毕腊英）。
“咱是农民，农民除了身上有力气外就没其它啥本事。力气虽不是金银钱财，但却能生金银钱财。咱有力气呀！力气用完了会再生出来。出点力，少睡会儿，多收几百斤粮就少掏钱买饲料，少掏钱买饲料一年就能省出万儿八千块来资助那些贫困娃娃上学、读大学。”让毕腊英谈帮困助学的“思想境界”，你就会发现她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但你又同时会发现她是位真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没有高深的智慧，没有闪烁的辞藻，毕腊英则跟着她那位可敬的父亲整整走过了近20年的助学历程，而这条漫长的助学历程既非惊天动地，又非常人所能。毕腊英对自己为何走上一条“养猪助学”人生路的最初印象并不深刻，她说还在她是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时，就亲历过父亲做的一次当时让她难以解开的谜：那时“”刚结束，因受不白之冤而蹲了几年大狱的父亲为洗刷屈辱，在目不识丁、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进行了长达10年的上访生涯。小腊英那时不知父亲求的是什么，她只知全家人为了父亲能出行上访，可以几天几宿不起灶、不热炕，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喂成六七十斤重的小猪崽总被提前出栏卖掉，换得几十块钱给父亲上省城、京城。那时小腊英也像别的女孩想上学，可她不敢开口，知道全家唯一能生钱的小猪崽是为父亲上访而饲养和准备的。她清楚记得，每次父亲从省城、京城回来时总要带回一只病央央的小猪崽子，而且父亲总说那猪崽不是买的，是路边捡的或是别人送的。小腊英一见这病秧秧的猪崽就生气，一则这半死不活的猪崽总是那样难养无比，娇得比婴儿还难侍候，二则只要有这小猪崽的存在，父亲那上访的心思就断不了。恨死你这狗猪崽！
有一次小腊英乘父亲不在家时，有意把一堆猪饲草放在露雨天里淋湿后再给猪崽喂吃，那猪崽一吃便拉个不停，小腊英觉得十分解恨。可第二天她发现父亲竟累昏在猪栏里——他老整整一宿用自己的体温和草禾给小猪崽子取暧哩！那次小腊英哭了，她哭父亲可怜，也哭自己的不幸命运。后来的她不仅对小猪崽子渐渐有了感情，而且发现父亲在养猪崽上极有一套，什么样病弱的猪崽，一经他手没有不被养得体胖膘肥的。小腊英似乎从父亲对养猪的专注中看到了老人家在上访问题上那义无反顾的执着和对美好人生的无限希冀，于是她也开始学养猪，直到后来父亲或家人不在的时候她能独立喂养几头猪崽。
这样的日子过去了近10个春秋，小腊英也变成了大腊英，而父亲也在一位老将军的帮助下昭雪平反了往日的冤屈。
“爸，你现在不用上访了，咋还养猪崽？而且是一大窝崽？”一日，腊英见刚刚宁静了不足半年的猪圈里又热闹非凡，便问。
父亲嘿嘿一笑，没理会女儿的话，照常用他往日的养猪本领一天一天地精心饲养他的那些小猪崽。半年过后，小猪崽养得又肥又壮，该出栏了！邻里们也都来观摩，并在一旁七嘴八舌地说这回毕家可再不是“上访贫困户”了，而马上是养猪致富户啦！腊英听得也高兴哟，她想跟老爸全家苦了几十年，咱毕家也该有出头日子了！
晚饭时分，父亲从镇上回来，腊英和母亲、丈夫及孩子们欢欢喜喜把老人家让到上坐，等待着那“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激动时刻……可是直到碗空锅朝天时，这激动的时候仍不见到来。腊英和全家人大眼小眼直瞪着父亲，问你卖掉猪崽的钱哪去啦？
我都给邻村的那几个辍学的娃儿送去了呀！父亲眯着堆满煞纹的老眼笑嘻嘻地说道。
腊英和全家人你看我、我看你，全都呆了。先是老母亲的一声撕人心肺的啼哭，接着是娃儿们的哭闹……
咋啦？我做错了？父亲把饭碗往桌上重重一放，说：你们咋忘了？忘了我是为什么坐监狱吃劳苦的？忘了我为啥上访10年才平冤的？不就是我、我们全家没有人识文认字嘛！一个家，不认字、不识文，全家就没有出头的好日子过。一个国家，没有文化、没有科学，就是全国的人没有好日子过。我看到村邻的娃儿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考上了重点高中，却因为没有钱而半途退学，可惜啊！我想我老农民一个能做啥呀？不能。可我能养猪，养好几栏猪崽，我就这点本事，我就这点能耐。那就把这点本事和能耐给那些能上大学、上重点高中的好娃儿尽一份心、一份力，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你们说，我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英儿，你说爸是老昏了还是老得有出息了？你说呀，爸要听你的话。
腊英哭了，哭得双肩抖动。许久，腊英抬起泪眼，重重地向父亲点点头：爸，你做得对。我、我们全家支持你！
英儿……。父亲顿时老泪纵横，哭得比谁都动情，后来又在儿孙们劝导下破涕为笑。
父亲选定的济困助学路并不好走，尤其对缺乏经济来源的一个农民家庭来说，除了经济原因外，还有更严重的是不被人理解。最早有关助学的事都由父亲一手操办，腊英和家里人只管把地种好，把猪喂大，至于外面的事她们一概不太清楚。1987年父亲资助山西经济管理学院的一批贫困大学生时，在临上省城时父亲便叫上了腊英，说我年岁越来越大了，可咱家助贫济学的事才刚开始，以后怕你得替我多走走了。腊英是孝女，父亲说啥都听着。那是腊英第一次上省城，在向山西经济管理学院贫困生捐助的仪式上，她不仅深深感受到了父亲选择济困助学这条路的意义，而且也被另外一件事触痛了自己的心。那是她和父亲刚为大学生们捐款结束，准备返回高平老家的前一夜，突然她和父亲住的小招待所里来了好几位“募捐者”，他们有的是报社记者，有的是省直某某单位或什么基金会的，牌子都很大，他们共同的一句话是：希望毕家父女为他们的“事业”掏钱，而且一开口便说得那么轻松随便——三万、五万不嫌少，十万、八万凑整数。腊英哪见过这种场面，说我跟爸到省城几天除了受捐助单位请客吃上两顿好饭，其余我们吃的都是方便面和自己家中带来的干馍馍，别说三万五万，就是三、五百也没有呀！那些伸手者哪相信腊英的话，说你别逗了，谁不知你们毕家是“大富翁”，说句痛快话，我们这些单位办的事也跟救济贫困大学的事差不多重要，你到底给还是不给？腊英第一次碰见这样的事，她想说可又嫌自己嘴笨。最后还是父亲见识广，说同志们不要着急，这回我们出门没多带钱，只准备了给几个念不下书的大学生带了些钱，下回一定也多为大伙想着些。来来来，捐款的事留着下回，咱们先上馆子喝一杯。父亲叫腊英跟着一起去，腊英哪有这份心境，推说不舒服留在招待所。晚上10来点钟时，父亲踉踉跄跄回来了，一头裁在床上直到第二天天亮才苏醒过来。
“英儿，本来我留了300元钱想给你和娃儿扯几块花布做件新衣服，不想昨晚都给那几个人吃光了……爸对不住你和娃儿。”父亲喃喃地说。腊英啥都没埋怨，说爸我们还是早点离开太原吧，保不准呆一会有更多的人来向我们伸手哩！于是父女俩连早饭都没顾上吃便“逃”出了省城……
其实，腊英父女俩“逃”回老家高平方村后，仍有人不远数百里追来向他们毕家伸手要赞助，只是当那些充满欲望的人走进毕家亲眼目睹了这家“富裕户”的贫困程度才一个一个甘心自愿地主动放弃了募捐的念头。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们才真正相信，毕家捐助给学生们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它来自毕家人的每一滴血汗啊！
从80年代中期父亲靠三百五百捐助到现在的毕腊英能两万三万地拿出手，毕家一共资助了贫困生10余万元巨款。可所有的这些钱，毕家人除了靠养猪生钱外，没有一分钱来自其它途径。有人给毕腊英父女算过一笔账，一年毕家饲养50头猪，每顿至少要喂30担饲料，一天就是90担；每一担饲料约40勺，从磨房一勺一勺舀好，担到猪舍再一勺一勺地舀进猪食盆，每天毕腊英一家人就要舀7200多勺。一年365天，毕家人几乎重复着同一种繁重而单调的劳作。从早晨东方泛白到皓月当空的夜晚，毕家人忙里忙外地或是在磨房磨粉、沥浆、搅兑猪饲料，或是大担小勺地在猪栏前一伏一起地喂食清圈。毕家是个大家，腊英的父亲和二叔老兄弟俩没分过家，这样毕氏一家便有了祖孙三代十几口人。但如此三代人并没有影响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养好猪、挣得钱去资助那些念不起书的穷学生。
1992年，腊英的父亲、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毕生才老先生不幸惨死在一起交通事故中。
当这不幸的消息传到太原的山西经济管理学院等几所曾获得过毕家捐助的大学时，好几所大学的学生们自发组织了悼念活动。那些接受过毕家资助后重新获得学习的贫困学生们，在悼念会上泣不成声朗读着一篇篇情深意切的奠文，学子们为自己过早失去一位可敬可爱的农民老伯而无限悲伤。可是同学们万没有想到的是，仅时隔两个月，逝者的女儿毕腊英只身带着家中全部的9000元积蓄和新近卖猪所得的11200元钱，又来到了经济管理学院。这回她是代表父亲及全家人的心愿，专程来与校方商量设定一个以先父名字命名的“救济贫困大学生奖励基金”。
“……我父亲不幸去世了，但他生前担起的支持教育事业、资助贫困生的这份责任，从现在开始由我和全家人接过来。我是一个农村妇女，不识字，也没有啥本事，还是一句话，我有力气，有力气就能种地养猪，种了地养了猪就能生来钱。我向同学们保证，只要我毕家能拿得出一分钱，就不会让没有半分钱的同学挨饿辍学！”这段话是腊英在为父亲设立的教育奖励基金仪式上说的。她说这话时，台下的许多大学生们忍不住上台把这位个头不足1米55的妇女，高高地簇拥起来。
呵，毕腊英，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可在大学生们的心目中，你和你家人是一座耸立云端的擎天丰碑。
第11章：为了祖坟上的那颗“弯弯树”
大千世界，草木繁茂，但到底是否有种“弯弯树”，我没有进行考证。但小时候在农村时，我见过荒坟上常有那种长得很奇特的树木，它们一般都为丈把高，杆枝细弯，皮表粗裂，当然也有个别长得参天笔直、叶茂葱郁的。老百姓有个说法，凡是坟头长着这种无论是笔直的参天大树，还是只有丈把高的细弯干树，其后代子孙都能千秋万代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由于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有这种说法，所以在死者的坟头栽棵树木，是一种被认为是重要的出殡内容。这也是有很多讲究的，如果死者在世时鞠躬尽瘁，那他的后代便能金榜题名、飞黄腾达，其坟头也能长出根深叶茂的“弯弯树”，反之则休想长出什么“弯弯树”，只能长些荒草朽木。
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已有几千年，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识从来就没有断过。至于望子成龙，盼女成凤，期望子孙后代出人头地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人比历朝历代的祖先还要看重得多。
现在比过去条件好了，不管穷人富人，男儿女娃，在读书问题上是平等的。而时代的发展，国家建设又越来越看重“科教革命”。具有传统重教美德的中国人，自大学门向自己开放之后，年年岁岁我们都可以看到在高考的日子里，如潮似山的家长们那焦虑地等待在考场门前的感人场景，也可以从每个周末与星期天里见到父母驮着儿女去补课的匆匆行踪。1998年7月的7、8、9三日，我天天在上下班时可以看到北京四中校门前那一幕幕你想象得到和你想象不到的场面：有的家长背着氧气袋在烈日炎炎下的校门外一整天一整天地在等候；百米之外的某三星级宾馆突然暴满，入住的竟都是本市高考学生与家长……有位家长告诉我，在这个时候，如果需要家长们为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