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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铭死于他在接受别人的帮助时内心太重的负疚感。
贫困是一种直感的痛苦。接受社会和别人的帮助是一种具有负担的痛苦。直感的痛苦加上心理负担的痛苦，这便是贫困大学生与那些接受“希望工程”的贫困儿童，及其他如贫困母亲、贫困残疾人的不同之处、复杂之处、严重之处。
你可以拿50元或100元，就能拯救一个失学儿童。但你却常常难用5000元或10000元拯救一个贫困大学生。
东北林业大学学生李静明说：我读第一年大学时就靠吃馒头、咸菜过来的，是很苦，是很难。天天开饭时，我总最后一个到食堂，悄悄买点东西就走了。但那时我心里还是踏实的。后来呢，学校和同学都知道了我贫困，于是就都来捐助，我也很感激。可以后总觉得走到哪儿别人都在背后指着我议论说：他就是贫困生，我也给过他捐助！我反而觉得不如自己过去吃馒头、咸菜香。
中国农业大学女学生李颖说：开始有人给我们资助，让我们介绍自己的贫困情况还挺觉得是那么回事的。记者采访、电视摄像，你在接受捐助时还要感激地说些话。后来一次又一次后就感觉自己像是动物园的猩猩在给人家展览，那种心理感觉特不好。现在我就不大愿意接受别人的捐助，宁可自己苦一点，倒也落个心里清静。
这就是贫困大学生的心态。这就是一个完全特殊的贫困群体。
中国大学“希望工程”比任何工程都为之艰巨，因而更迫切。否则走过来的真可能就张宗友一个，而溃退的也许是99个……
第13章：漂泊的高级盲流与依旧的贫瘠秃丘
1997年7月初的一日，北京白石桥路边的某高校的毕业典礼刚刚开完，毕业生赵小刚激动地双手捧着盼望4年之久的红皮烫金大学毕业证书，他面对西北方向，泪流满面地断断续续说着：“……爸，你儿子终于拿到大学毕业证书了！你那年在小煤窑用生命给我换来的两千元学费没有白花呀，爸——！”赵小刚“扑嗵”一声双膝跪在地上，久久没有起身……等他从悲喜交加中清醒过来时，发现同宿舍的人都不知到哪儿去了，连床上铺盖也不知何时不翼而飞。赵小刚本来也准备下午离开学校，只是觉得同学一场，该相互打个招呼，于是便留了下来。入夜，往日热闹异常的宿舍里顿时变得静悄悄，这更勾起了赵小刚的浮想联翩——是啊，4年的日子，对赵小刚来说太漫长、太不堪回首了。他情不自禁地想起4年前，自己捧着大学入学通知书又不敢给父亲看的那一幕：那是一个天气非常睛朗的日子，可赵小刚觉得自己像是犯了什么罪似的，站在父亲面前半天不敢说话。“啥事？快说嘛，我还要去矿上干活呢，要不全家就快掀不开锅了。”父亲有些不耐烦地看着儿子。赵小刚不得不把揣在怀里的大学入学通知书拿出来：“我考上大学了。”
儿子早知道父亲听这事后不会兴高彩烈，但他还是没有想象出父亲竟会朝他发怒：“你、你咋考上了么？”赵小刚眼泪夺眶而出：“爸，你就让我上大学去吧。家里的债等我上大学后也像城里人那样赚了钱，我保证全部还掉它！”
“真的？”父亲一脸严肃。“真的。等大学毕业后我再挣不了大钱我就不是人！我也再不回这个山寨！”儿子跪下双膝，面朝父亲，对天发誓道。父亲受感动了：“成，你就去念吧，把大学里的书好好念，我兴许也能看见咱赵家的祖坟上也能长大树了！去吧！”
父亲转身从里屋那个谁也不能动的箱子底取出2000元钱，交给儿子：“这是我刚刚从矿主那儿借来的，本来就准备给你念大学用的。我没跟你说，是不相信你会考上，说实话心里确实也不想让你再去念书了。你莫怨爸，谁叫咱们这家小的小，病的病……”那一夜，从小不爱跟父亲说话、打心里嫌父亲目光短浅的赵小刚，一下对父亲有了重新认识。他终于明白，父亲平时常打他骂他，但心里同样是深爱着他的，就像别的父亲对自己的儿子一样。
赵小刚就是拿着父亲从矿主那儿借来的2000元，走进了大学门，并且艰难地跑完了对他来说是太漫长的4年血路。他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因为自己是“贫困生”而屡遭的冷眼与歧视，这些他都不在乎。他最刻骨铭心的是，在他第一年回家过寒假时父亲为了还矿主的那2000元债的事。那天已是大年三十了，儿子问父亲为什么还要到矿上干活？父亲告诉他，矿主要让他还钱，因为还不出就只好给人家加班出苦力呗。父亲临走时，朝儿子重重地看了一眼，说：“以后就看你的了，爸这一辈子只能给人做牛做马，可也没养活好一家人。唉——！”长叹一声后，父亲驼着变形的腰背，消失在晨雾之中。那一天，赵小刚有一种预感似的，他觉得父亲这一走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后来父亲真的就再也没有回家。几小时后，矿上的人前来报信：小煤矿崩塌，包括赵小刚父亲在内的5个人埋在百米深的井里……
日后，矿主还曾为2000元的借款找过赵小刚的家人和他本人。这种黑了心的要求理当被拒绝，但此事却一直像一团阴影跟踪了赵小刚的4年大学岁月。在赵小刚的潜意识里，父亲的生命就是他上大学的2000元学费，如今他捧着这鲜红的毕业证书犹如捧着父亲的那颗埋在九泉底下的滴血的心。此时此刻的赵小刚思绪万千，他恨不得长上翅膀飞回贺兰山，在埋下父亲的那片凹陷的墟土前磕上100个头，以奠亲情。
“小刚，你怎么还没走？”突然，一位同学闯入宿舍。
赵小刚从遥远的思绪中回到了现实。他有些发愣地问同学：“我们宿舍的几位都跑哪儿去啦？招呼也不打一个……”
同学笑了：“人家都快当上某外企主管了，你倒好，一点也不愁呀！”
赵小刚觉得奇怪：“我愁啥？现在大学毕业证书都拿到了，有啥发愁的？”
“哈哈哈……看看，我以前就说过，我们现在的大学方向有问题，专门培养高智商而忽视社会实践能力。眼前的你不是一个很好的事例吗？”同学犹如在课堂里高谈阔论开了：“赵先生，你以为一张大学文凭就可以救你了？可以使你一个山娃娃一夜之间变成大富翁？错了！尊敬的赵先生，你要清楚地明白，现在的你，跟4年前那个土得身上掉渣的赵小刚丝毫没有多大区别。一句话，你依然是个穷光蛋！不是吗？”
“我？我怎么还是个穷光蛋？你看看，我的毕业证书少别人一个角吗？”赵小刚急了，拿着红皮毕业证书像要说明一个几千年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回轮到同学摇头了：“赵先生呀赵先生，真没办法跟你说。我问你，你现在身上除一张毕业书外，还能不能拿出100块钱去买张回家的火车票？我再进一步问你，你即使回得到家，你想过没有，你是骑着毛驴在那美丽的贺兰山小村庄上走‘信息高速公路’，还是扛着扁担去进行‘网络’耕作？想一想，我亲爱的同学！”
是啊，我回贺兰山能干什么呢？是带着一个鲜红的毕业证书去与那矿主讨回父亲的生命？还是拿着这鲜红的大学文凭放在屋里的台桌上每天让全家人供着？不，我不能这样空着双手回家，我要成为一个富有者！赵小刚想起了他在拿到大学入学通知书时曾经在父亲面前许下“日后要像城里人一样赚大钱”的愿，顿时他有些激动地拉住同学的手：“你一定帮帮我，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发财……”
从此，茫茫人海的北京城内，又多了个每天匆匆忙忙又不知在干些什么、收获些什么的“盲流”。而赵小刚则是京城百万盲流中的几万“高级盲流”之一。
所谓“高级盲流”，有位社会学家对此作了这样的定义：泛指那些脱离人事关系、户口关系，在外地工作或找工作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等。而这中间，高校的毕业生则居最多。据某高校学生部的一位老师介绍，现在大学生的毕业分配已渐趋自由择业，所以学校除国家部分指标外，一般已不管你毕业后的去向，换句话说，只要你有能耐，就是留在皇宫当天王老爷，也没有人管你。因此，大学目前实际出现的又一种情况是，辛辛苦苦4年间动员各方力量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而一旦帮助他们走完这4年学路后，至于再下面的路，学校一概不管，也管不了了。
我们济困助学，挽救贫困，让苦孩子能读完大学到底为了什么？
一个天大的误区！
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问题！
在赵小刚毕业近一年后的某一天，我在军博后面的一个俗称“京城白领雅士”的居住区见到了他。现在他与一位同乡合租一间老乡的房子，很小，一看就是属于临时建筑。房子内除了两张床外，便是一大堆各种广告宣传材料。小赵告诉我，他现在与几位同是大学毕业后没有回原籍而留在京城的“哥们”，一起在为中央电视台几个栏目块拉广告、做专题。
“这儿离中央台近，走几步就到‘梅地亚’了。我们几乎天天要与客户们谈生意，可我们自己又不是中央台的正式工作人员，进台里不方便，所以利用‘梅地亚’这块宝地做事。”
看来走出校门后的小赵早已脱胎换骨，不再是那种傻乎乎的书呆子，变成很有一套的“商务专家”。他一听我的奉承话，赶忙谦逊道：“只能算刚刚入门。”
“能介绍介绍经验？”
“哪是啥经验，教训倒是挺多！”赵小刚说：一开始，我跟着几位同学就像瞎子摸大象似的，在北京城内到处转悠，就是不知哪是头来哪是尾。在校时，还吃不上饱饭，但毕竟有人管呀，总不愁半夜被民警叫起来查你身份证。这会儿可不行了，开始我们没有找到一份正经的活儿，就五六个同学合住在一间10来平米的小房子。白天你睡，晚上他睡，反正我们有人是干白天的活，有人是整夜去录制节目，倒也能对付。但主要还是为了省些钱。我们搭帮的6个人中都是大学毕业后没有回原籍的，而且基本都是在学校靠吃特困补助过来的。你问他们为什么也不想回老家？想法跟我差不多，就想在外面挣点钱。大伙儿说，过去我们这些从穷地方来的学生想得太简单，以为拼死拼活跳出“农门”，把大学文凭拿到手后就可以改变自己的一生。可一到现实社会，才发现我们的思维太落后了，比时代发展至少慢了几个节拍。换句话说，如果在前五六年，可能是这样，现在就不行了。我们中间有人还是硕士毕业的，他说他毕业那阵子以为自己在大学苦读六七年后就可以安安稳稳给安排个什么国家科研部门或大型企业的科研岗位。结果他等啊等，就是没等到，后来他自己跑，一跑才发现像他这样的硕士生满北京城都是。好不容易有家单位愿聘用，他上班一看，是让他给一位只有初中文化的科长当助理。他气得找头头说理，人家告诉他你是个外地户口，又没正式工作关系，这个位置给你已经是照顾的了，像你这种情况，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正式编制单位，你就是博士也永远是“打工仔”。我的这位哥们气坏了，从此就打消了再找正式单位的念头，开始自己独闯天下。后来他靠自己的经济管理学硕士的渊博知识与吃苦耐劳精神，赢得了中央台几个经济栏目编辑的好感，就开始给他些活儿，干了干就一直干到现在，成了我们圈里的老大。你问我？嗨，比他差远啦，一辈子可能没法跟上人家。我与这帮哥们合伙时间不长，过去干过许多活，比如在昌平给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板当过助理，也在延庆的一家饭店搞过促销，后来在一个连锁店搞过派送，多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到底干过多少地方。但有一点你不知发现没有，我一般都找那些有住的地方和管饭的活儿。刚开始打工你没有钱呀。如果自己再租房、买饭，你在北京就是最次的农民房一个月也得二三百吧！打工一个月才赚多少工资？
五六百元，你花去房租、饭钱不等于白干了么？可要找那些既管饭又管住的单位，活儿肯定是苦力。他们才不管你是不是大学生，只要有力气就行。有一次在一家矿泉水公司干活，一天在烈日下要跑十几个单位，还是蹬大车的，累得你晚上睡觉被推到火葬场烧了都不知道。你问这么累又不赚钱咋没想回原籍？我想咋不想！有一阵还真回了一次老家，可一到家里我就想哭，咱那儿，没法提。别的不说，光吃水这一条，祖祖辈辈的人都要赶着毛驴走上三四十里弯弯曲曲的山路。那次我回家重新拿起赶毛驴的鞭子，一路赶，一路就有大爷大妈的问我，说小刚你在外面见得世面多，知道不知道我们这儿啥时候吃水不用毛驴赶哪？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他们又问，说你是大学生咋会不知道？要不你读了那么多书，帮着村上修口井吧！看着乡亲们一双双企盼的目光，我就差没掘地三尺。是啊，我是读了十几年书，是个大学生，可我哪会打井找水？但大学生在我村上的百姓眼里是无所不会的才子呀！我觉得自己不能再呆下去了，因为我知道我这个大学生是不会给老乡们找出水井来的，如果我留在老家结果连口水井都找不出来，老乡们会对大学生多失望呀！他们还在为了儿女或孙辈能像我一样读上大学而不辞劳苦地拼挣着，我不能让他们对儿女、孙辈们的企盼落空。另一方面，我想自己用父亲的生命换来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崇高荣誉，结果我连一口小井都不能帮乡亲们打成，这不是脸面都丢尽了？再说，即使有人把井打成了，有没有水呢？如果有又能怎样呢？还不照样见不到“信息高速公路”、“网络世界”嘛！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重新回到了京城，带着对故乡那种说不出滋味的情感回到了至少可以随便能喝上自来水、可以不花钱上一回“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世界”的大都市……
“你对今后有什么打算？”我问。
“很茫然。”赵小刚抓过一把广告宣传材料，说：“这些活倒是能赚点钱，但不是我的专业，我是学农艺技术的。在首都这个现代化大都市里，这门技术用不着，可这儿能赚到钱，可以让我随时随地看到未来世界的最新发展动向。我的老家虽然可以用上我学的农艺技术，但没有钱呀！连口水井的钱乡政府都不知勒紧了多少回裤腰带，我这一身技术又有什么用？与其那样，还不如先给老家那儿减少一个吃国家救济款的人……”
我无法断定赵小刚的理论是对还是错，但是他提醒我们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一部分大学毕业生不愿回到边远和贫困地区，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以追求个人前途与改善自我生存环境为中心的这部分学生，从他们发愤读书想跳出“农门”的那时起，就已经失去了对故乡的回报之心；另一部分大学生确有志愿到大学里好好掌握知识后，将来回到贫困的家乡改天换地干一番大业，然而贫困落后的故乡却无能为力给他们提供施展才能的战场，使之慢慢丧失了原先的那份改造与建设家乡的热情与抱负。这就不得不使我们的大学尤其是在进行对贫困生帮助的工作中提出更深层次的要求。单一的为解决他们在大学完成学业而去为其减免学费、为其寻找勤工俭学岗、甚至为其不辞劳苦地到社会上求爷爷告奶奶地拉赞助远远不够，更重要的一点是，还要给他们在理想与人生观上进行“精神帮困”。有资料表明，1997年教育部直属院校共有本、专科毕业生64990人，到广东、江苏、山东等发达地区和留在北京、上海的就达34502人，占毕业生总数的53％，而回到十大边远省区的只有3793人，仅占总数的5％。如此巨大的反差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至少约有一半以上的贫困地区出来的贫困大学生没有回到他们本该回去的地方。
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有一项调查显示：大学毕业生中有783％人明确表示不愿到贫困地区工作。我也曾对中国农业大学的10名贫困生进行抽样调查，结果10人中有6人表示只要能在北京找到一份可以每月赚到800元以上工资的工作，就不会再回老家了——需要说明的是，他们所指的工作都在不能解决工作关系和户口的前提下。那天在林业大学采访时，正好有两位女生在与老师商量留在北京自谋职业的事。这两位小姐都是林业大学的“委培生”，现在她们毕业了，照理应该回原籍，可她们说：“我们宁可出几千块钱还清委培费也愿意留在北京。如果毕业回去给你分配到一个永远出不来的地方，一辈子不就完了！”我问她们在北京有没有工作意向，她们说还没有找到，“反正慢慢找呗。”看来她们的决心很坚决，大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