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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喂，报告报告，门口有两个学生模样的人在大声喊着内容不好的反诗，要不要处理他们？”年轻的门卫紧张地抓起电话。
“先不忙，等我出去看看。”
不一会，教委大院内走出一位某部门负责人。他已经远远看到了那两位学生：“就是你们俩？”
“没错，就是他俩。”门卫十分严厉地报告道，“刚才他们在这儿大声念着不好的诗！”
“是这样吗？”
“我们是念了诗，但那是好诗，是伟大诗人歌德的那首《为了穷人》。”学生开始反驳，并重新又向那位教委官员朗诵了一遍。“他不懂。这是坏诗吗？”
“对，这是首好诗。可你们有什么事吗？”官员问学生。
学生激昂地：“我们只想问一句：国家教委为什么提出让我们交学费？我们是山区来的，根本交不起。请问先生，难道社会主义大学要把穷人赶出大学门？”
原来如此！
教委的官员和言悦色地把学生请到接待室，因为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多起了。
是啊，为什么突然要让学生们自己交学费！收了学费又是为什么呢？
回答只有一个答案：一切为了教育体制的改革！
震荡最后的堡垒20世纪末的中国是什么？
是一头已经昂起头在呼啸的雄狮。
是一列已经启程并在快跑道上飞速前进的战车。
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市场经济革命风起云动，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成就让全世界为之惊叹！开放与革新，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然而在这伟大历史进程中，人们却意外地发现一向缔造革命理论与改革模式的中国教育界，则仍然拖载着那辆旧体制的老破车，与时代格格不入。
谁都知道，中国的每一场伟大变革总是先来于教育界，但而今的教育战线为什么走在了中国体制变革的后头？
原因只为两个字：缺钱。
可有谁能不承认这个事实：自改革开放近20年的每一年人大会议上，“增加教育经费投入”的议案，年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但又为什么始终得不到最终的解决？
原因还是两个字：太穷。中国仍然太穷。
12亿人口的一个国家，有2亿多人要接受义务教育，几千万人的中等教育与职业教育，500多万人的高等教育。还有近亿人的扫盲工作，近千万教职员工的待遇……统而言之，国家需要在教育上的投入，如果按西方国家的人均标准，则至少将我国50％以上的国民收入投进去。怎么？就不管12亿人的吃饭啦？
于是研究来研究去，每年的教育经费仍然像是大饼上撒落的芝麻——看得着而吃不饱。
不去说全民教育，单说高等教育。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上大学后就是国家管了，既然“管了”，当然连吃连住连学习连分配就该全管。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国家真做到了这“全管”的“统一招生，免费入学，困难补助，统一分配”的大包大揽。应当承认，在人民的经济收入很低的情况下，为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阶级差别，鼓励工农子弟上大学，培养优秀人才，确保国家重点行业需要等等，这样的办学模式起到过积极意义。但随着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和运作方式发生的变化，原有的国家大包大揽已经跟不上形势，且日益暴露出问题的严重性。如把大学当作社会福利事业，国家出钱，学生免费，学校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那样极大挫伤了教育单位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随之而来的便是宏观教育机制、办学机制到微观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等的严重滞后与社会发展步子的停滞。国家教育经费长期徘徊在12％的水平只能维持教育单位的“人头费”，所有其它想做的事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教育部门曾经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探索推行过委培、代培、自费等制度，并以此想缓解教育经费的不足。结果不是出现“分数不够钱来凑”的问题，便是有的大学坚持教学质量而拒之推行这一类的“委培生”，加之委培生在分配上也带来诸多毛病。
1994年，国家终于屡经调查论证，决定由开始的试点到最后的高校全部实行收费上学制度。
为了什么？很清楚，为了国家不能永远背大包袱。在西方发达国家，公立学校仅占百分之二三十的比例，而我们一个发展中的穷国家，竟百分之百的全是由国家出钱来办高校。一座大学一年需要多少投入且不论，光一个学生一年平均就是10000元，500多万学生就是500多个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国家日益为这样的学生包袱感到喘息的时候，另一方面全国居民的家庭银行存款却每年以30％的速度在增长，至1997年底个人存款总额达50000亿！
个人的腰包在不断膨胀，却不愿为自己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掏一分钱，这样的国家最后不被拖垮几乎没有可能。
再看看这样一个现象：1997年7月浙江温州的一家酒店老板在当地报上刊登广告，为其女儿公开招聘一名专职家庭教师，许诺执教后学生年度成绩跃居班级前5名的，奖家庭教师30000元，成绩居年级前10名的奖8000元。如果最后考取大学，一次性重奖15万元。家庭教师平时的待遇：包吃包住，卧室配空调、电脑、电视，月工资1200元以上。
可以为了儿女上大学出巨金请家教、找好中学，这几乎是社会的普遍现象。你只要看一看“中考”那激烈的硝烟和家长们为了给子女择所好校而不惜代价的举动，谁能说有几个不是为了儿女能上大学？既然上中学愿意或完全承担得起几千、几万的高额费用，那么大学收费该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政府和教育部门出于大局和国民的实际情况，最终作出了今后再上大学就得交费的重大决策。
这对中国百姓来说是个惊雷。其实它已经来得晚了，它之所以要响起也实出无奈，它之所以迟之今日才响起同样出于无奈——中国还有上亿家庭仍处在经济不能自足的低水平上。
国家因此而仍然承担了每个学生80％左右的教育总费用。
人民共和国想的是人民。国家同时考虑到一些特殊行业的专业高校情况，规定对农林、师范、地质、石油、体育、航海、民族等专业学校享受国家专业奖学金的大学生免缴学费。
据教育部门和有关社会调查机构测定，收费后的每个大学生，每年的各类费用在6000元至10000元之间，这个数目对大部分家庭可以承受得起。教育部门以为，按照市场经济理论，一个大学生在毕业后的一生中所得到的回报将是巨大的，相比之下在大学期间所花出的两三万元投入则很小。
国家的帐目，清白优惠，无可非议。
然而大学收费仍是震荡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惊雷。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震荡，是来自两个原因：传统的习惯意识和确实难以承担的经济困难。前者是一种观念更新，是可以靠说服教育能解决的问题。后者则是非一日能跨越的沟谷，谁来为之填平？
据资料表明：在大学中来自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学生，占总数的60％以上。
同样有份资料表明：我国目前农村的人均年收入在1200元左右。
两项资料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在农村，如果一个家庭中出了一名大学生，那么全家的全年经济收入基本都将用于这个学生身上。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凡是农村出来上大学的孩子家庭里，至少有一半将因此而受到经济的困扰。注意：这里我们并没有说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
另一个不可小视的现象是：近年城镇居民中下岗人员的大幅度增加，10％以上的城镇家庭的大学生子女也面临交不起学费和没有生活费的困扰。
大学的贫困生因此而这样产生，其面涉学生总数的20％左右，其中5％至8％为特困生。
五分之一左右的数目不可谓是小数，100万的贫困生如果每人每年国家助困100元，就是1个亿。100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能解决问题的则需要每月助困100元左右，这便是10个亿。
10个亿对国家来说并不是大数，但全年的教育总经费才多少？于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最后堡垒”——教育改革要突破，100万的贫困生是其“堡垒”中的“堡垒”。
出路何在？
出路只能是两条：社会与学校自身。
哈佛真的学不到？
市面上有本叫《哈佛学不到》的书已经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哈佛作为世界著名的商业管理人材摇篮，有其了不起的卓越天才式管理机制。单看看那见不到校门的开放式校园，到处都充满学术氛围，以及学生们那气昂昂的步履、目不斜视的神色，你就会有种这里是“世界第一”的感觉。
是啊，哈佛为什么就如此牛？1997年12月的一场冬雪后的一天，我站在哈佛大学的缔造者哈佛面前，默默地请教这位半身披着雪花的学界斗士。哈佛没有回答我，只有阵阵寒风吹得我吃不惯西餐的肚子难受不堪，并不得不速速离开。一趟哈佛，除了留下几张照片外，什么也没有学到。
所有旅游者大都是这样。
但教育家难道也是这样？
哈佛确实不同寻常，每年光从政府那儿可以获得10亿美元的经费，这还仅仅是个零头，哈佛所获全世界各种社会资助高达100多亿美元。这便是哈佛最强大的后盾。虽说100多亿美元绝不能说明与产生十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有必然联系，但哈佛大学的教授的年薪绝对是世界高校中最丰厚的。在这里，教员的工资超过美国总统薪金的大有人在。哈佛的学生奖学金最高奖过10万美金，一般学生的奖学金也有几千、上万之多。这里的学生是真正的“不因为贫困而辍学”。这里的学生要进哈佛校门，一年没有四五万美元就别往这个地方探头探脑，当然假如你是富翁你还必须有个天才的脑袋。
哈佛是所典型的社会办学楷模。你想获得哈佛的荣誉，这里的大门敞开着，什么某某研究中心、什么某某教学大楼、什么某某图书馆，你只要有钱，你就可以在这里建立永久的丰碑。像中国小富翁们扔三万五万人家当然不要，但上线却从不限定，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美元的赞助，哈佛从来“笑纳”。不像英国牛津，1996年沙特阿拉伯富翁瓦菲克赛义德基出于感激要资助3400万美元给学校，牛津大学的董事们竟以259票反对、241票赞成而拒绝如此一大笔款项。哈佛不会这样做。这便是美国绅士教育家与英国绅士教育家的区别所在。
中国大学能从哈佛大学学到什么？有人也许马上会说根本不可能。
但这样的结论下得太早。
社会办大学过去在计划经济下的中国教育界是不可想象的事，而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社会办大学已经初见端倪。李嘉诚出资40亿元建起的汕头大学就是中国经济特区内的第一个“小哈佛”，这里的学生就没有贫困一说，除非你不努力。再到北大、清华、南大、复旦、中山、浙大等著名校园走一走，你就会发现，凡是校园内最新最好的建筑，几乎都是冠以某某名字的，就是说都是某某人赞助而建的。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负责人向我介绍，清华自90年代初开始，每年社会和学校自筹的资金投入，就已经超过了国家的拨款。以1995年为例，清华的总收入中，政府的事业费拨款只占29％，学校的社会资助与科研、生产、委培等的收入占70％多。可见，争取社会捐助已经是中国目前那些著名大学之所以能过上相对好一点日子的重要途径。这位负责人说，清华大学的贫困生数量并不小，每年有1300多名。这几年清华之所以能做到使这支庞大的“贫困军”没有一位因经济贫困而辍学，很大程度上他们除了按照政策减免学费外，还从社会资助中拿出大量经费保证贫困生们人均不低于1000元的各种补助。
在清华大学基金会小楼里，有一行字非常醒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清华人太清楚育人之计，所以他们把建立社会捐助为主要来源的教育基金看作是“大树”培之植之。“大树”叶茂，“大树”底下的人便好乘凉。
值得欣慰的是像清华的情况，并非一家。许多高校如今都已纷纷把争取社会资助当作办好学校、减轻贫困生压力等资金筹集的重要渠道。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凡是社会捐助搞得好的学校，那儿的贫困生工作就会做得扎实有效。反之则不然，像上面我提到的那些“无援的贫困校族”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他们没有“源头”，没有“大树”，赤条条下的贫困生们只能更加艰难。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学校本身应加强工作之外，社会的捐助者也要注意捐助的投向面，不应光把目光盯在那几家著名学府，盯在可以提高眼前的名声、名义上。其实，一桶水对已经盛茂的参天大树可能并不起什么反应，而一桶之水对那些干旱垂死中的禾苗来说，将是生命的重新复活。一切有识之士应当多做些雪里送炭的事。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作“众人拾柴火焰高”。然而纵观中国大学在改变自身经费压力问题上，真正运用此话的并不突出。目前我们的高校大部分只把眼睛盯在“港澳台”那些巨富身上，还很少有序地注意运用自身的特殊优势，将目光投向国内的那些富有阶层。中国的穷人很多，但中国现在的富人也很多。美国的《福布斯》杂志曾载文说中国现在至少有4000万人进入富有阶层，有1000万户家庭的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这些家庭与富有者光每年的存款利息收入人均5700元左右。早听说有人一桌饭花去十几万元，一个澡也能“泡”掉万儿八千。通过多种方法，让这些人从牙缝边省下那么几餐，我们的百万贫困大学生就能一年不愁了！
这，并非是梦。你到国外走一走，就可以在图书馆和书店，到处可以找到众多关于私人奖学金的信息手册。入册的捐助者未必都是富翁，相反大都是普通的公司职员、退休军人、神职人员，甚至还有继承遗产的小孩。很有点像中国的“希望工程”，但他们则更加规范，更加让捐助者视之为一种神圣的义务和对所捐款采取了透明的追踪而放心。
西方人在组织社会公益事业的捐助活动时，与我们的区别在于，他们几乎不采取任何运动式的声势，却十分注意科学与规范。中国人要学的东西很多，这便是一例。
中国暂时没有阿拉拍的石油巨富把堆山的黄金，用大“林肯”向哈佛送去，但中国有比世界上任何都多的众人之手，每一人拾一根柴禾，那么拾起的可能就是几个哈佛的金山！呵，话到此处，便不要以为哈佛就那么容易轻轻松松地学到了，哈佛还有它那永恒的魅力。
曾经有一家世界著名的计算机软件公司的总裁，以每年1亿美元为条件要求哈佛接收其不学无术的孙子以正常学生的身份进入HBS，并且要求今后两年中课堂案例应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有关他的公司或计算机行业的。哈佛校董事会当即拒绝，他们说，招收一名不学无术者进校，便意味着另一个本应进入哈佛的优秀青年被拒之哈佛门外，这是对哈佛的一种侮辱。这一例子，使我想起了全国学联负责人曾经提到的一件事：即作为校方和贫困生本身，在“众人拾柴火焰高”面前，如何合理处置社会捐助，这同样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中国是个具有行善积德优良传统的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美德，时时处处可见。而今，当贫困大学生问题被摆出来后，社会各界慷慨解囊者亦非少数。面对“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绝大多数贫困生能正确对待，也能善于处置所得捐助，并以自己刻苦学习、走上工作岗位以全心全意为祖国服务之心而报答人们的爱心。但也确有一部分受助学生一旦有“馅饼”吃后，“食欲”越来越高，胃口越来越大，当手中有了未费吹灰之力而得的巨款后，即忘了过去的贫苦，也失去了意志自控，有的甚至走上邪路。为此，全国学联负责人指出，希望社会各界在为贫困生献爱心、做捐献时，最好能直接通过如“全国学联济困助学中心”等专门机构。这样不仅可以采用形式多样的途径保证每一笔捐助款落到实处，而且可以避免个别受助者因一夜间突然“致富”所带来的弊病。规范、科学、合理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