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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月11日，顾祝同就致电皖南行署和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批准成立皖南特训
处，专门收容打散被俘新四军政工人员及地方被捕之革命志士。
在接到蒋介石的密令后，顾祝同紧锣密鼓筹划对被俘新四军的整训工作。在他的策划
下，皖南地区成立了3个训练大队，专门收容被俘的新四军士兵。他电请重庆派人接收新四
军被俘人员到后方“管训”，受到军令部的赏识，并由他主持这项工作。顾祝同经过反复比
较，决定派陈淡如等3人任3个训练大队的队长。为了统一管理，他又调第67师少将副师
长唐肃前往皖南，成立了“第3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唐肃任总队长，陈淡如任
副总队长。这个“训练总队”后来逐步演变为著名的“上饶集中营”。
在枪林弹雨中幸免于难的皖南新四军战俘，在战场外又遭受着国民党的严重迫害，展开
了一场特殊的战斗。
随着一声尖厉的刹车声，军用吉普车停在了顾祝同官邸前。车门开处，叶挺缓缓地走了
下来。
顾祝同满脸笑容迎了上去，连连说道：“希夷吃苦了。”
叶挺走进客厅，环顾四周，不久前来谈判的情形历历在目，他耳边仿佛又响起顾祝同的
诺言：用政治人格担保。就是在这政治人格的担保下，新四军9000将士被炮火打得七零八
落。叶挺的眼里充溢着悲愤的泪水。
顾祝同见状，感到十分尴尬，忙令侍卫官设酒备宴。席间，顾祝同劝道：“希夷，只要
你能回心转意，什么都好说。委座非常器重你，只要你发表个声明，将责任推给项英，就立
刻委任你为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
叶挺愤怒地回答：我叶挺堂堂正正的人，要我自首决不可能。
叶挺怒不可遏，当即给蒋介石发出了抗议电：
……当今生死存亡之秋，举国军民团结一致对外之际，皖南事变突然爆发，举国瞩目。
凡我军民无不痛心疾首，亲痛仇快莫不如此为甚。三战区在日伪配合下乘我军北撤泾县之机
大打内战，全力向我围攻，我军被迫应战，以寡敌众，损失惨重，以同室操戈不（1）无条
件释放我军全体官兵，因部下听我指挥与其无关。
（2）组织军事法庭，澄清事变真相，惩办祸首。
（3）经法庭判决如责任攸归，罪有应得，情愿坐穿牢底，著书写作，以渡余年。义无
反顾，临电泰然。
叶挺慷慨激昂，一身正气。顾祝同反复劝说终未得计，只好将叶挺送上囚车，押往李村
监狱。
顾祝同劝降未果，蒋介石恼火万分。他扔下叶挺的抗议电，渐渐感到事态的发展并不像
预想的那样乐观。这些天来，除国内各党派、各阶层纷纷指责、抗议外，国际舆论也使蒋介
石坐卧不宁。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居里正式向蒋介石声明：
……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方面问题不可
能有任何进
展……
英国政府通过其驻华大使卡尔正告蒋介石：中国如爆发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进攻。
苏联、共产国际对皖南事变十分关注。
苏联外交次长洛佑夫斯基请中国驻苏联大使邵力子转告国民政府：“勿做使敌人快心之
事。”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在重庆面见蒋介石，请他注意：进攻新四军“损害了中国的抗战力
量，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苏联军事使团团长崔可夫相继会见何应钦、白崇禧及其它国民党
官员，暗示国民党如不悬崖勒马，将导致苏方停止援助。
日本，东京。
陆军本部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发表演说：
……蒋政权内部打仗，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
决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力量解决中国事件……。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
介石要驱逐华
中共产军去华北，将破坏日本的利益。
对于国民党军队围歼新四军，削弱抗日的力量，日本方面是非常赞赏的，但是对蒋介石
要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的企图，日本方面又是不能容忍的。于是日军本部决定对
蒋介石要给以颜色。1月下旬，日军集中5个师团以上兵力，分数路包围汤恩伯、何柱国、
李仙洲、李品仙诸军约15万人于平汉路以东地区，发动了河南战役。
国民党军在日军凌厉攻势下，溃不成军，一份份告急电报直飞重庆。蒋介石更加坐卧不
宁。他气愤，他恨日本人不讲交情。他感到内外交困，不得不闭门谢客，思考着下一步棋子
如何走。
延安。
一曲皖南悲歌，撞击着毛泽东的心扉。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这位伟人承受着比其他人
更为沉重的内心压力。皖南事变之前，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作了心理准备，曾一
度力主对国民党进行必要的反攻，以制止他所预感的那种蒋介石全面降日的企图。然而，这
位伟人毕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判断失误，蒋介石并没有全面降日。于是，伟人也同普通人一
样，犯了一个他曾反复告诫全党要避免的错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1940年12月，美英宣布向中国政府提供大笔贷款，苏联宣布继续大量援华，这种有利
的国际气候显然为中国的抗日战场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面对这种新的情况，尽管何应钦、白崇禧8日“齐电”再提中共军队北移事，尽管蒋介
石9日手令限期12月31日新四军全部开过长江以北，八路军开过黄河以北，但是，毛泽东
还是估计蒋介石“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此次严重投降危险已被制止”，“目前反共高
潮已经过去”。虽然毛泽东认为“还不能说反共的高潮已下降了”，他还特别致电共产国
际，希望共产国际了解国共关系的严重性质，可是，他对大资产阶级买办性的理解，有着自
己独特之处。他格外重视蒋介石政策的外部环境。既然蒋介石已经受到反日的英美势力的包
围，那么，当然蒋介石日前不会有联合日本大举进攻共产党的可能。因此，毛泽东又把蒋介
石的反共部署看作是一种“攻势防御”，相信蒋介石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
然而，历史并没有袒护伟人，而是以其公正的面目同伟人开着玩笑：在国民党军队大举
围攻下，皖南新四军9000人马几乎全军覆没……
历史有时会以细雨清风滋润和轻拂伟人浪漫的心胸，有时又会狂飚骤起，在伟人的胸海
里掀起波涛千重。
此刻，无情的历史事实毫不犹豫地塑造了一个愤怒的毛泽东。他面对蒋介石旨在解散新
四军的“1．17”命令，决心回敬以颜色。
他与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出《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的电文：
彭左、贺关、聂彭、刘邓、吕程、朱、陈罗、胡陈、周叶：
（一）叶项率新四军万人遵令北移，被蒋介石派七万余人包围于泾以南之茂林一带，自
鱼至元已血
战八昼夜，他们决与全军存亡。文夜虽有傅秋涛一部突出包围，但主力仍未突围，有全
军覆没危险。
（二）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作全面大反攻，援救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
（三）除已令苏北、山东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同时，发出最严重
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队须遵前令提前
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
他致电彭德怀：
蒋介石这样干，有与我党破裂的决心，一定有帝国主义的指使，这或者是英美、或者是
德意，但背景似以日德为多。蒋介石的计划是各个击破我军，先打新四军，后打八路
军……，因此，现在已不是打退反共高潮问题，而是根本破裂问题，一切好转的可能性已经
没有了……
他致电周恩来：
……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
犯严重错误。应告诉苏联大使和苏联军事总顾问：蒋介石1月17日命令是中国全国性突然
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全面破裂的开始。苏联应当立即停止接济，准备后事，不然要上当
的……
如蒋介石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介石并未准备全面破裂，
我们便是以尖锐的对立求得暂时的缓和。
日前让步阶段已经结束，蒋以为我们怕破裂，我们需表示不怕破裂。
他专门给共产国际写了一份综合、分析性的长电，说明新四军的转移和重新部署，同国
民党长期谈判的前后过程；说明蒋介石背信弃义、不择手段使新四军上圈套的过程；说明皖
南事变对共产党，对抗战和对华中地区造成了较大困难；同时指出挽救危局的方针。
毛泽东直接了当地要求苏联停止接济重庆武器，立即准备公开援助中共，特别是援助中
共夺取兰州，因为只有夺取兰州，才能打通与苏联的通道，接取援助。而八路军如果没有飞
机及攻城部队，夺取兰州及甘凉陕三州是不可能的。
苏联、共产国际对皖南事变是密切关注的。
他们在对国民党提出批评和委婉警告的同时，对中共中央的方针也表现出十分审慎的态
度。
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
要严格注意把握政策。中共中央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不可另起炉灶，应将矛头指向
亲日派……
苏联驻重庆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向周恩来表示：
日本不会进攻蒋介石，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的中心，因此，要对蒋让步，要缓和
态度……
毛泽东十分清楚：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很不放心，他们生怕破坏了统一战线。
毛泽东认为，十分有必要向苏联和共产国际做大量的解释工作。于是，他要周恩来向崔
可夫解释：
在目前情况下，要我们对蒋让步，是危险的。统一战线内须以斗争求团结，一味消极退
让是不能保
持统一战线的。目前是逼蒋向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因为进攻和破裂是蒋先
发动的。
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举行紧急会议。中共领导人一致同意必须加强政
治上的全面反攻，必须准备全面破裂。但是，对在军事上是否进行全面反攻则表示异议。
中共中央认为：华中新四军直接暴露在国民党和日本军队两面夹击下，陕甘宁边区也必
须立即调集兵力才能确保安全。要实行战略性的反攻还需要更有利的时机。更主要的是，如
果立即采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
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倒底。如此重大的战略行动，无论如何都必须周密准
备，并须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取得一致。
然而，共产国际的态度已十分明确：要利用日蒋矛盾，对蒋要让步，要缓和。
不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政策有多少不满，但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意见这
时对中共的政策仍然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毛泽东等明白，此时国共两党面临破裂的边缘，
中共明显地需要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特别是，如果缺乏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术人
员，就无法实现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的战略目的。
1941年1月下旬，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表露出对共产国际的不满，
并阐明对蒋介石的根本对策：
……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
位，一切已无话可说……然因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3个月来几经反复，尚未
解决。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采取猛烈攻势，而军事上暂时还只能采
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4个月或6个月后能够有力的转入攻势。
政治上取猛烈攻势，军事上取守势，但不放弃攻势准备，体现了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的
一贯立场，也表明：中国共产党没有因为共产国际是上级领导而接受其不合时宜的政策。
蒋介石握着电话听筒的手在颤抖，对方传来何应钦几乎哭诉的声音：“河南告急，河南
告急！日本人太没良心，我们替他们打新四军，他们却乘机兵分四路，向周家口、涡阳、南
阳、泌阳进攻。宿县的日军已过淮河，占领永城。与何国柱、李仙洲激战，信阳的鬼子与汤
恩伯在午阳激战。国军已损失三万人马，被赶到平汉路以西，我的内弟陈英才壮烈殉国了。”
蒋介石缓缓放下电话，无人知晓他在想什么。
他随手拿起刚刚送来的《新华日报》，一幅黑体通栏标题映入眼帘：中共中央革命军事
委员会发言人向国民党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
他大略地扫了一眼基本内容：
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
应钦、顾祝
同、上官云相；四、恢复叶挺自由，使其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人
和枪；六、抚
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七、撤退华中剿共军；
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十、废止一党专政，实
行民主政治；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
法审判。
“毛泽东的胃口太大了，”蒋介石的心头布上一片愁云。此时的蒋介石，已经不是十几
年前的蒋介石了。想当年，轻而易举发动了“4．12”政变，唤来腥风，呼来血雨，共产党
几乎被满门抄斩。那时，有谁敢提出废止一党专政？可是现在，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军队近
百万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其政治主张已深入民心……
蒋介石叹了口气。在策划皖南事变之前，他曾预想到会遭到中共的指责，甚至在国民党
内也会出现反对派。但是，蒋介石有着自己的逻辑，指责归指责，他不在乎那些没有什么实
际意义的指责，更何况，现在国民党内很难再找到杨虎城、张学良那样敢于“兵谏”的军事
将领。然而皖南事变硝烟未散，国际国内便波澜四起，苏联出面调解，美英不断指责，国内
大多数民主党派和各小党派等中间势力明显地同情共产党，连国民党内部的一部分抗日将
领，也纷纷表示不满……
所有这些，却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
如果与中国共产党全面破裂，苏联、美国的军事援助将会中断。蒋介石思前虑后，如坐
针毡。
延安。
一盏油灯下，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至各中央分局、工委和八路军、新四军负责
人的电报：
……蒋介石在我们表示强硬立场之后，又遇敌人大举进攻，乃向我们提出廉价的妥协办
法，允许华中我军限期北移及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等条件，已为恩来同志坚决拒绝，
最后派叶剑英同志回延商洽，今日已从重庆起飞，明日可到，蒋在危急时求妥协之心，已可
概见。我们必须坚持尖锐斗争立场，不达到我们必要条件决不与之妥协。各地应将解决时局
办法十二条广为传播，使社会各界人人知道，造成有利解决的社会舆论，是为必要。
几天后，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分析了蒋介石的处境：
……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虽然皖东与关中边区还在进攻）请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
处理国共关系。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解决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
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与他不利。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会场。
蒋介石拖着疲惫的步履走上了主席台，会场响起零零落落的掌声。蒋介石用憔悴的目光
环视会场，脸上掠过一缕颓丧的表情：中共代表果然没来出席会议。
抗战初期，在全国民主进步势力的强烈呼吁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由国民
党、共产党、职教社、救国会、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等十几个党派组成一个咨询、协调
各党派之间关系的机构——国民参政会，定于每年3月召开一次会议。今天，由于皖南事
变，中国共产党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人
拒绝到会。蒋介石很清楚，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一大党，从数量上讲不能缺席；从政治意义上
讲，中共也不能缺席，否则将意味着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因此，会前，他曾亲自驱车到红岩
村八路军办事处，请周恩来做好协调工作，能够促使中共参政员按时到会。但是，周恩来代
表中共中央提出：蒋介石必须答应中共提出的十二条，否则不出席会议。
蒋介石再次环视会场，觉得应利用这个机会缓解一下全国上下的声讨浪潮，在四面楚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