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再见！红都！
1934年10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突围转移的红军部队陆续撤离战场，开赴于都集结。有如破天的惊雷，一时间，“我们会去哪里？”成了人们见面后的相互招呼。中央事先没有流露任何风声，尽管大家都在猜测第五次反“围剿”后红军将何去何从，但对红军转移的概念还是摸不透，更没想到命令发布得如此突然。
命令是从梅坑发出来的。李德依然掌握着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权，按照他的指挥，部队采取“甬道式”转移。由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和由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分别担任左右前锋；由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率领的红九军团和由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苏率领的红八军团从两翼掩护；由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因作后卫压阵；中间是中央机关的大队人马，还有3000多副挑子的机器和文件。难怪有人把红军的这次转移称作：整个国家走上征途、搬家式的大迁徙、共和国被驮上马背……凡此种种。
中央机关又按战斗序列编为两个纵队。军委机关编成中央第一纵队，它是总指挥部，代号“红星”，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委，党中央领导和军委领导李德、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都在这个纵队。康克清和李建华也被编在了第一纵队，一个任纵队司令部的指导员，一个作机要员。中央局机关、政府机关、军委后勤机关，以及工会、青年团、卫生部门等编为第二纵队，代号“红章”，李维汉和邓发分别担任正副司令员和政委。它是一支极为庞杂而笨重的部队，集中了队伍中所有的老弱病伤者，还有凡能搬运的全部家当。蔡畅、刘群先、刘英、金维映、陈慧清、李坚真、甘棠、蔡纫湘等身体相对较好的女人，分配在二纵队司令部担任宣传、巡视、民运等工作；危秀英、邓六金、刘彩香、王泉媛、吴富莲、李桂英、钟月林、谢飞等身强力壮的女人分在了总卫生团干部连当政治战士，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做伤病员和挑夫的思想工作；多数伤病和怀孕的女人，有的骑马，有的坐担架，没有分配具体的工作。
再见！红都！
10月10日，是一个晴好的日子。天上没有半丝云朵，偶尔有鸟儿盘旋在高空，不时发出一两声响亮的鸣叫。风已没有了以往的温润，悄无声息地搅动着干燥的空气，让人感觉红都瑞金更加喧闹。中央纵队定于这一天开拔。
在各个路口、街道，在院落的墙里墙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话语中透着激励，言谈中流露惋惜。走的人没想到要把这座红色的城市仔细地看过，留下的人还没来得及清点革命的战果，有谁会把这看作是与红都瑞金最后的告别？
独一无二的队伍
女红军们把所有的离愁别绪都暂时抛在了脑后，她们来到马道口村外的一个交叉路口集合。一过中午，她们就陆续来到了这里，从她们的脸上不难看出那种如愿以偿的喜悦。她们穿着普通的老百姓的衣服，军装还没发下来，但她们确实从这一天起已正式成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员。她们的行装很少，因为中央有纪律，只许带15斤重的东西，其中包括换洗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粮食由部队发放，同时还给她们每人配发了一只大搪瓷缸子，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女人们把搪瓷缸子挂在腰间，成了一种标志性的物品。
和女人们一同集合准备出发的，还有毛泽东的老师57岁的徐特立、中央政府秘书长54岁的谢觉哉、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创始人48岁的董必武。因为他们的年纪较大，中央给他们每人配备了一匹马。徐老的马是一匹黑马良驹，在集合的队伍里很是威武。那是当徐特立向被留下的瞿秋白辞行之时，重病的瞿秋白换给他的，并嘱咐自己身强力壮的马夫一路上要好生照顾徐老。
来到这里的女人并不完全熟识，她们有的只是听说过名字，还没见过面；有的仅见过一两次面，还不能一字不落地叫出名字；还有的干脆既没听说过姓名，互相也没见过面。但今天，突围转移这一沉重的词汇把她们汇聚到了一起，还将并肩走上一条前途未卜的道路。
女人们目送着一队队红军战士，着装整齐地从他们这支特殊的队伍旁边走过。苏区根据地的人民和开拔的战士们所得到的信息基本差不多，他们以为红军只不过是去稍远的地方打一场大仗，开辟更大的根据地。他们还像往常一样，道路两旁陆续站满了听到消息后从四面赶来的群众，为他们的亲属和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红军干部战士送行。儿童团员们不时地把草鞋、毛巾和一些干粮塞进红军的背包；大妈们拉着丈夫或是儿子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嘴里还不停地嘱咐着：
“路上要小心！”
“要听负责同志的指挥！”
“打完仗要早点回来噢！”
……
傍晚，太阳慢慢地移向了西山，被阳光浸染的云霞铺满了半边天空，黄的田野、绿的树林像是罩上了一层薄薄的紫纱。
这时，国家保卫局局长、中央纵队政委邓发大步流星地赶来，眼看着这支性别不一、年龄不整的奇特的队伍，不禁笑了：“我们这支队伍大概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而且，干什么行当的都有，有音乐家、表演家、文学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真像是一部‘百科全书’，应有尽有，无所不有哇！”这一席话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
接下来，他高声说道：“我们这支队伍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大家从不同的单位走到一起，不容易呀，大家要互相照顾，共同前进。”邓发还告诉大家，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红军的这次行动，行军都是在夜晚进行，一些女战士还用树枝做了伪装，相互给同伴戴在头上。
当最后一抹晚霞在西天熔尽，进军号吹响在苏区的上空。以往雄壮激越的号音，这一天，细腻而敏感的女人们却从中听出了些许离别的惆怅，这激越而惆怅的号音在她们的耳边一响就是几十年。
女红军们集合完毕，紧随大部队，向着于都方向进发。村庄上空飘荡起的袅袅炊烟和送别的亲人们一起，渐渐地被抛在了队伍的后面。
1934年10月9日，红一军团从兴国开始集结；红九军团于10月7日离开长汀，10日到达会昌珠兰埠一带集结；10月10日，中央机关及其直属队编成的第一、二野战纵队，也在瑞金周边集结；红三军团则于10月7日开始移交防务；红十五师于15日赶赴于都宽田归建；10月9日，红八军团奉命在兴国县内集结。
开始西征
从瑞金到于都，队伍行进在苏区的红土地上，苏区人民的热情冲淡了女人们离别的伤感。家家户户墙头上的南瓜、屋顶上晾晒的红薯干，都是如此的熟悉。她们甚至一路上还不停地做着出发前没有做完的工作，比如向路过的各村庄的妇女宣传红军政策，说服她们送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参军，等等。
那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经过三天的夜行军，中央纵队到达了于都河边。看到于都河岸一眼望不到头的红军队伍，女红军们陡升了一种情绪在心头，说不准用什么词汇表达，也许是壮观，也许是宏大，也许还是别的什么。她们忍不住一次次地回头张望，那一片日渐广袤的土地是她们物质和精神的家园，她们在那里呱呱落地，她们在那里放牛砍柴，她们在那里接受革命的熏陶，她们在那里谈情说爱、生儿育女，她们在那里实践着女人的梦想、体现着女人的价值。这块土地是她们生长、革命的地方，这里有把她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她们为之奋斗的苏维埃政权；有她们亲手建起的一座座房屋、一条条公路、一片片稻田；有她们的父母乡亲，还有和她们共同参加革命斗争的亲密伙伴。那些熟悉的村庄、熟悉的面孔、熟悉的乡音难道就这样抛下了吗？
于都河，就像是一把明晃晃的剪刀，总想剪断女人们与苏区纠缠不清的情愫。然而，怎么可能被一刀剪断呢？不仅剪不断而且是理还乱。女人们面对着汩汩流淌的于都河，想到她们即将离开这片晴朗的天空和自由的土地，向着河对岸不远处的敌人占领区突进，她们的心情沉重而复杂。
直到此时，女战士们和在于都河岸边待命的8万7千多名红军战士一样，不知道部队将走向何方。这也许是她们心情复杂的一个原因，但她们像天下所有的士兵一样，一切行动听指挥，在默默地等待着出发的命令。
1934年10月16日傍晚至18日傍晚，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分别从于都梓山的山峰坝、花桥和于都县城西门的塔脚下渡河；中央第一野战纵队和第二野战纵队紧跟其后，于10月18日傍晚，从于都城东门渡口渡河；红八军团，于17日傍晚至19日傍晚，在于都河孟口渡河；红九军团16日渡过安远河紧紧护卫。20日晚，担任整个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在于都城南孟口等地渡河。从此，红军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此时的于都河正处在枯水期。傍晚，河面上水宽不超过300米，水面宽些的地方河水很浅，有的地方甚至露出了石块，人和马可以毫不费力地趟水过河，水面稍窄的地方水相对要深一些。于是，红军分别在于都河河面上架起了五座浮桥，以加快过河的速度。中央命令，全部官兵和挑夫必须在一夜之间全部渡河完毕。
加上挑夫和民工大约10万人浩浩荡荡的队伍，顺次跨过浮桥，涉过河水，真正进入了“整个国家走上征途”的状态。
女人们离开了苏区这片相对稳定而安宁的红土地，开始了前途未卜的跋涉。
长夜漫漫
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免遭敌机的轰炸，长征伊始，红军大部分时间是夜行军，而且夜里行军时也不允许打火把。有月亮的夜晚倒也无妨，那本就有着古老传说的月亮和那朦胧迷人的月光，给这条逶迤缓行的队伍增添了几分诗意和画境。一到阴天下雨，天空没了一丝光亮，地上泥泞不堪。这下可就惨了，本来就狭窄的山路，被无数的马匹踏来踏去，成了烂泥塘。后面的人拉着前面人的行李带子，稍不留神，有的战士失足跌入悬崖，永远地离开了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也有的挑夫，一脚没踩稳，所挑的机器骨碌碌滚下山坡，还有的弄翻了箱子，苏区印制的钞票撒了满山遍野。
“三寸金莲”寸量二万五千里（1）
大部队开始行进于闽赣边界的大庾岭山区，道路越发崎岖，坎坷不平。为了不惊动敌人，部队仍然保持夜间行军，而且，多挑一些人们不经常走的小路。这样一来，这些本来就不习惯走夜路的女人们，走起路来难免摇摇晃晃、磕磕绊绊。
女人们的双脚在经过几百上千公里的长途跋涉以后，有的肿有的烂，正经受着一种身心俱疲的煎熬。在长征途中，红军的药品并不充裕，即使是伤病员都不舍得用药。好在队伍行进得并不快，她们有很多的时间，犒劳那双在裹脚布里就受尽了折磨，这次长途跋涉更是吃尽了苦头的脚。
每到宿营地，女人们总是先支起锅灶烧上一大锅水，热了以后打到洗脸盆里，再把酸痛的双脚泡进去，一边泡脚，一边聊天儿。温热的水将脚掌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打开，那种酸痛和劳累顿时随着滚滚的热气飘散开来，那个惬意，那个爽呀！没有经历过长途跋涉的人不懂得那种苦楚，同样，也体味不到这种苦尽甘来的舒畅。此时，该是这些女战士们最欢愉的时光了。
刘彩香保护脚的方法，却和大家不太一样。行军的时候，她的步子就比女同伴们迈得大，一到了宿营地，别人都累得躺在行李上懒得动弹，她虽然也累，却不急着躺下，而是绕着行李跑几圈，跳一阵儿，就像现在运动场上刚刚比赛结束的运动员一样，做一些整理运动，使紧绷的肌肉慢慢松弛下来，这样全身血脉平稳流通，然后再去休息。这无疑就是朴素的运动科学，可惜连她自己当时也没有意识到。但这种方法，却为她以后在延安参加体育竞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居然能够在长跑比赛中把男人远远地抛在身后，自己独得三个第一名。
这些女人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长途跋涉的行军。那些身体健壮的女人，一人要护理三四个担架的同时，还要帮助其他人背行李、干粮和药箱。每到宿营地，男人们就像泥一样倒在地上一动都不想动。但是，这些女人是不能倒下的，她们要先安顿了伤员。急行军的间隙，她们还要在伤员们休息的时候，去到村子里说服老百姓作挑夫，补充那些中途损失的人。所有这一切都安排好以后，她们才能享受那段美妙的泡脚时光。
由此看来，她们的脚走过的路又何止二万五千里？
当然，也有一个特例，她从不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双脚，总是躲在角落里，完成泡脚这在众人看来意义重大的每日一课。她便是杨厚珍。
有时夜行军，借着月光的清辉，可以看见一双小脚支撑着一个又矮又胖的身子，就像陀螺一样被秋风吹赶着，摇摇晃晃地走在这条蜿蜒的长龙般的队列中。罗炳辉的夫人杨厚珍，就是用她的“三寸金莲”般的小脚，以寸为单位跋涉在红军转移的路上。
不知道是哪个朝代兴起缠足这一陋习的，但最早咏叹缠足的诗词见于宋代诗人苏东坡的《菩萨蛮》。“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立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这也可称之为中国诗词史上专咏缠足的第一首词。从诗词中不难看出，女人缠足是为取悦男人。
封建时期，对于有钱人来讲，女人就是一个附庸，是一个花瓶，是供男人们把玩和欣赏的。在小脚时尚的年月，女人的小脚成了男人们追捧的焦点，同时也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女人不裹脚被视为大逆不道，没有教养，正经人家是不会娶一个大脚女人作媳妇的。越是懂一点知识文化，有一点纲常教养的家庭，越是受制于封建礼教。越是爱女儿的母亲，越是把女儿的脚裹得更紧。“三寸金莲”之说深入人心，甚至出现了脚小得不足三寸，进进出出均要他人抱的“抱小姐”，并且受到当时社会的追捧。
清初，统治者曾一度下令禁止女子缠足，但一直未达目的。辛亥革命时期，及至五四运动，人们的思想逐步开放，缠足的陋习才渐渐遭到摒弃。
杨厚珍生长在典型的南方城市贫民家庭。母亲爱女儿，在她四五岁的时候，就用一条长长的裹脚布，把女儿那还未长成的小脚丫脚趾朝向脚心紧紧地包裹起来。初裹时，杨厚珍曾悄悄地解开裹布，但短暂的自由带来的却是母亲不绝于耳的数落和训斥，并在大人的严厉监视下完成整个的裹足过程，直到双脚不再发育定型为止。于是她的脚就成了“三寸金莲”式的小脚，她也就成了典型的小家碧玉。
这个大眼睛的小脚姑娘如果不是因为家庭变故，她也许还会延续她的那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生活。但当她去赣州为死去的父亲收尸骨时，被时任当地军阀将领的罗炳辉一见钟情，并帮她处理了家父的丧事，不久，两人结为夫妻。
从小受封建家庭教育的杨厚珍，在嫁给罗炳辉以后，一直秉承夫道。参加革命之初，她并不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而是对丈夫的支持，夫唱妇随而已。当她了解了罗炳辉亲共的一些活动情况后，对丈夫说：“我看近来各方面送来的‘赤化’分子，你都释放了，有的还给他们饭吃，离家较远的，还给他们路费，穿得破烂的，还给他们衣裤……你说，‘天下穷人是一家，要替穷人找出路’，我听了很钦佩，我能给你做点什么？”这个小脚女人的一席话深深地感动了这位戎马一生的云南汉子。一开始，杨厚珍悄悄地在罗炳辉与中共方面的联络员谈话时为他们放哨，后来，发展到冒着生命危险担当丈夫与共产党之间的通信员，在罗炳辉举行吉安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跟随丈夫的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
“三寸金莲”寸量二万五千里（2）
杨厚珍到了苏区，投入到如火如荼的解放区生活中，她才真正放开小脚，走上了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革命道路。
这次全军大转移，像杨厚珍这样的小脚女人是不适合行军的，但也许是考虑到她作为红军第九军团长罗炳辉的夫人，才被批准随队。跟随丈夫，跟随大部队共同前进是幸运的，但征途中的艰难险阻需要自己来克服，这样一双小脚也要走完二万五千里布满荆棘的长路……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