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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娘从早餐室走到厨房，又端着托盘从厨房回到了早餐室。她是一个很胖的女人，腰带下面的肚子鼓得高高的，她走近时，地上的榻榻米都在随之震动。梅琦先生大声问，在国家如此缺粮少食的时候，她怎么还能长这么胖。可她只是不断地朝客人鞠躬，并没有听懂梅琦的英语，她就像一只营养过剩、温顺服从的狗，不断进出早餐室。等到碗盘和冒着热气的饭菜都在桌子上摆好后，梅琦先生擦了擦自己的眼镜，又重新戴好，伸出手去拿筷子。福尔摩斯一边研究着早饭，一边也小心地拿起了筷子——他一整晚都没有睡安稳，此刻呵欠连天（没有方向的大风一直吹到天亮，风摇晃着墙壁，发出可怕的呜咽声，让他始终只能半睡半醒）。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能不能告诉我您晚上都梦到了些什么？”梅琦夹起一个饭团，突然问道。
“我晚上梦到了什么？我敢肯定地说，我晚上是不会做梦的。”
“怎么可能，您一定有时候也会做梦的呀。难道不是每个人都会做梦吗？”
“我还小的时候，确实做过梦，这点我很确定。我也说不上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做梦的，也许是青春期之后，或者更晚一点吧。不管怎么说，就算我曾经做过梦，我也完全不记得任何细节了。幻觉只对艺术家和有神论者更有用，你不觉得吗？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它们是完全靠不住的，还很麻烦。”
“我曾经在书上看到过，有人宣称自己从不做梦，但我不相信。我觉得他们也许是出于某种原因，压抑着自己。”
“嗯，如果我真的做过梦，那我也已经习惯忽略它们了。我现在问你，朋友，在晚上，你的脑子里又出现过什么呢？”
“很多很多东西啊。您看啊，可能是非常具体的事物，比如我曾经去过的地方，每天都能看到的面孔，最最普通的场景；有时候，又可能是遥远而令人不安的情形，比如我的童年，已经去世的朋友，我很熟悉但和他们原来的样子丝毫不像的人。有时候，我醒来的时候一片茫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儿，也不知道到底看到了些什么——在那一刻，我就像被困在了现实和想象之间，虽然只是短短的片刻。”
“我知道那种感觉。”福尔摩斯微笑着看着窗外。在早餐室外的花园里，红色和黄色的菊花在微风吹拂下轻轻摆动。
“我把我的梦看作是记忆中磨损的片段。”梅琦先生说，“记忆本身就像是一个人生命的布料，我认为梦就像代表过去的松散线头，它与布料相连的地方虽然有些破了，但还是布料的一部分。也许这么比喻有点奇怪，我也不知道。不过，您难道不觉得梦就是一种记忆，是过去的一种抽象吗？”
福尔摩斯继续望着窗外，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是，这个比喻是有点奇怪。就我的情况而言，我这九十三年都在不断地蜕变、更新，所以，你所说的所谓松散的线头，在我这里应该有很多，但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我是不做梦的。又或者，是我记忆的布料十分牢固——按照你的说法，我大概是在时间里迷失了方向。不管怎么说，我都不相信梦是过去的抽象。它们倒可能是我们内心恐惧和欲望的象征，就像那个奥地利医生老爱说的那样。”福尔摩斯用筷子从碗里夹起了一片腌黄瓜，梅琦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把黄瓜送到自己嘴边。
“恐惧和欲望，”梅琦说，“也是过去的产物。我们只是把它们随身携带而已。梦远远不止这些，不是吗？在梦中，我们难道不像是去了另一个地方，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吗？而那一个世界就是根据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经历而创造的。”
“我完全不明白你的意思。”
“那么，您的恐惧和欲望有哪些？我自己就有很多。”
梅琦停下来等待福尔摩斯的回答，但福尔摩斯并没有回应。他只是牢牢盯着面前的一盘腌黄瓜，脸上露出深深困扰的表情。不，他不会回答这个问题的，他不会说出自己的恐惧和欲望的，它们在有的时候是相同的：不断加重的健忘一直困扰着他，甚至会让他在睡梦中喘着粗气，猛然惊醒——熟悉和安全的感觉离他远去，让他孤立无助、呼吸困难；但健忘也压抑了他绝望的念头，让他暂时忘却了那些再也见不到的人——把他困在此时此刻，而他可能想要或需要的一切都近在咫尺。
“原谅我，”梅琦说，“我并不是有意要刺探您的隐私。昨天晚上我去找您以后，我们应该谈一谈的，但当时感觉时机不对。”
福尔摩斯放下筷子，用手指从碗里拿起两片黄瓜，吃掉了。吃完以后，他把手指在和服上擦了擦：“我亲爱的民木啊，你是怀疑我昨天晚上梦到了你的父亲吗？所以你才问我这些问题？”
“也不完全是。”
“还是你自己梦到了他？现在，你希望用这种迂回的方式，在吃早饭的时候告诉我你都梦到了些什么？”
“我确实梦到过他，是的，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明白了，”福尔摩斯说，“那么，请你告诉我，这一切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对不起，”梅琦低下头，“我道歉。”
福尔摩斯意识到自己没有必要如此尖锐，但不断被人逼问一个他并不知道答案的问题，确实让他厌烦。再说，昨天晚上，他睡不安稳时，梅琦进入他房间、跪在他蒲团旁边的行为也让他很不高兴。当时，他被风声惊醒，哀怨的呜呜声吹打着窗户，而一个男人在黑暗中的身影让他吓得呼吸都停止了（他就像一片乌云，飘浮在头顶，用低沉的声音问道：“您还好吗？告诉我，是什么——”），可福尔摩斯压根说不出话，手脚也无法移动。当时，他真的很难想起自己到底置身何处，也听不出在黑暗中说话的这个声音到底是谁。“夏洛克，是什么？您可以告诉我——”
直到梅琦离开，福尔摩斯才恢复了知觉。梅琦静静地走了，他打开两人房间之间的推拉门，然后又关上。福尔摩斯侧身躺着，听着哀怨的风声。他摸着蒲团下面的榻榻米，用指尖压了压，又闭上眼睛，想起了梅琦问的话，才反应过来他的意思：告诉我，是什么？您可以告诉我——实际上，虽然梅琦之前一直在说他们共同的旅行是多么开心，但福尔摩斯还是知道，他早已下定决心，要打探到一些关于他失踪父亲的事，哪怕这意味着要在福尔摩斯的床边守上一整夜（要不然他为什么要擅闯进房间，还有什么理由需要他非进来不可的呢？）。福尔摩斯也曾经以类似的方式对梦中的人问过话——小偷、抽鸦片的瘾君子、谋杀嫌疑犯等等（在他们耳边私语，从他们气喘吁吁的嘟囔中收集信息，睡梦中坦白的准确性往往让罪犯们自己都惊讶不已）。所以，他对这种方法并不反感，但他还是希望梅琦不要再对父亲的谜追根究底了，至少，在他们的旅程结束前，能暂时放一放。
福尔摩斯想告诉他，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很久了，现在继续烦恼也无济于事。松田离开日本也许有其合理的原因，也许确实是为了家庭着想。但即便如此，他也明白，父亲一直不在梅琦身边让这个男人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不完整的。那天晚上，福尔摩斯想了很多，但他从来不认为梅琦的寻找是毫无意义的。恰恰相反，他一直坚信，一个人人生中的谜团值得他不懈地努力调查。在松田的这件事上，福尔摩斯知道，就算他有可能提供什么线索，那线索也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被毁灭在壁炉里了。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华生医生被烧掉的日记，最后终于筋疲力尽，很快就脑子一片空白了。他还躺在蒲团上，外面的风呼啸刮过大街，将方格窗上的窗纸撕裂，但他也听不到风声了。
“该道歉的人是我，”福尔摩斯在早饭时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拍了拍梅琦的手，“昨晚我睡得很不好，天气的原因吧，还有其他的，我今天感觉更不舒服了。”
梅琦继续低着头，点了点头：“我只是有点担心，我好像听见您在梦中大叫，那声音好可怕——”
“当然，当然，”福尔摩斯安慰着他，“你知道吗，我曾经在荒野中游荡，呼呼的风声就像是人在远处大喊或痛哭，或是在叫救命——风雨声中，人很容易听错的，我自己就弄错过，不用担心。”他微笑着抽回自己的手，转而伸向装腌黄瓜的碗。
“那您觉得是我听错了吗？”
“很有可能，不是吗？”
“是的，”梅琦如释重负般地抬起头，“是有这种可能，我猜——”
“很好，”福尔摩斯把一片黄瓜拿到嘴边，“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不如，我们开始全新的一天？今天上午有什么安排？再去海边散步吗？还是应该完成我们此行的目的——去寻找那难得一见的藤山椒？”
梅琦却显得很困惑。他们以前不是经常讨论福尔摩斯来日本的原因吗（想尝一尝藤山椒做成的料理，亲眼看一看野生的藤山椒树）？那天晚上，不正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指引着他们来到了海边乡村的居酒屋（福尔摩斯一踏进门口，就明白了，居酒屋就相当于日式的酒吧）吗？居酒屋里，一口大锅正冒着热气，老板娘忙着把新鲜的藤山椒叶子切碎。当他们走进屋时，所有正喝着啤酒或清酒的当地人都把头抬起来，有些人脸上还带着明显不信任的表情。自从福尔摩斯来到日本后，梅琦先生有多少次说起过在居酒屋出售的一种特殊蛋糕？它用经过烘焙磨碎后的水果和藤山椒籽做成，揉进面粉里以增添风味。他们又有多少次提到了过去多年来往返的信件？那信件的内容总是会讲到这种生长缓慢但也许能让人延年益寿的植物（在盐分多、日照充足、风力强劲而干燥的地方生长最为繁茂），那就是他们都很感兴趣的藤山椒。到底有多少次？似乎一次都没有。
居酒屋里充满了胡椒和鱼的味道，他们坐在桌子旁，小口喝着茶，听着周围喧嚣的说话声。“那两个是渔民，”梅琦说，“他们正在为一个女人争吵。”
就在这时，老板掀开后面房间的门帘，走了出来。他笑着，嘴里没有牙齿，用夸张滑稽的语气跟每位顾客打招呼，和熟人一起开怀大笑。最后，他走到了他们桌旁。当他看到一位年迈的英国绅士和衣着讲究的日本同胞在一起时，似乎觉得很有意思。他开心地拍了拍梅琦的肩膀，又朝福尔摩斯眨眨眼睛，就好像他们都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他在他们桌旁坐下，一边打量着福尔摩斯，一边用日语跟梅琦先生说着什么，他的话让居酒屋里的每个人都大笑起来，除了福尔摩斯。“他说什么？”
“真好笑，”梅琦告诉他，“他谢谢我把我父亲带来光顾他的酒店。他说我们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不过觉得您比我更帅。”
“我同意他的后半句。”福尔摩斯说。
梅琦又把福尔摩斯的话翻译给店主听，店主点着头，哈哈大笑起来。
喝完茶，福尔摩斯对梅琦说：“我想看看那锅里煮的东西。你能不能帮忙问问我们的这位新朋友？你能不能告诉他，我很想看看藤山椒到底是什么煮的。”
梅琦转达了他的请求，店主立刻站起身。“他很乐意让您看一看，”梅琦先生说，“但负责煮饭的人是他妻子，她一个人就可以给您演示了。”
“太好了，”福尔摩斯也站起来，“你要一起来吗？”
“我就来——我先把茶喝完。”
“这个机会很难得的呀，你知道吗。那我就不等你了，希望你不要介意。”
“不会，完全不会介意。”梅琦说，但他却用锐利的眼神盯着福尔摩斯，仿佛是被抛弃了一般。
不过很快，他们就都来到了大锅边，手里拿着藤山椒的叶子，看着老板娘搅动着锅里的汤汁。之后，老板娘告诉他们，藤山椒生长在离海更近的沙丘之间。
“我们明天早上去吧？”梅琦说。
“现在去也不是很晚。”
“还有很远的路程呢，福尔摩斯先生。”
“要不就走一段路——至少走到日落之前？”
“如果您想去，那我们就去吧。”
他们带着好奇的目光，看了居酒屋最后一眼——那大锅，那汤汁，那些拿着酒杯的男人们——然后，他们走出店外，穿过沙滩，慢慢地走到了沙丘之中。暮色降临，他们仍然没有看到藤山椒的任何踪迹，便决定先回旅店吃晚饭。两人都因为长时间的行走而筋疲力尽，吃完晚饭后，他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出去喝酒，而是早早上床休息了。但这个晚上——他们在下关的第二个晚上——福尔摩斯却在半夜就醒了过来，他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安稳。一开始他觉得很惊讶，前一晚呼啸的风声居然消失了。然后，他想起了临睡前几分钟，一直盘旋在他脑海中的场景：海边简陋的居酒屋，在一大锅鲤鱼汤里沸腾的藤山椒叶子。在昏暗的光线中，他躺在被子里，盯着天花板。过了一会儿，他又犯困了，便闭上眼睛。但他并没有沉沉睡去，而是想起了那位没有牙齿的居酒屋店主——他叫和久井。他幽默的话语曾经让梅琦那么开心，他们还拿天皇开了个很没品位的玩笑（“为什么说麦克阿瑟将军是日本的肚脐？因为他在日本的阳具上面啊。”）。
可让梅琦最最开心的，还是和久井说福尔摩斯是梅琦父亲的玩笑话。那天傍晚，他们一起在沙滩上漫步时，梅琦又提起了这个话题，他说：“想起来也奇怪，如果我父亲还活着的话，应该跟您是差不多的年纪。”
“是吗？”福尔摩斯看着前方的沙丘，在沙质的土壤中寻找着藤山椒生长的痕迹。
“要不，您就当我在英国的父亲吧，怎样？”梅琦突然出乎意料地抓起福尔摩斯的手臂，他们往前走时，他仍然牢牢牵着，“和久井是个很有意思的家伙，我明天还想去找他。”
就在这时，福尔摩斯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梅琦选中做了松田的替身。也许他并不是有意的，但很明显，在梅琦成熟周到的外表之下，还潜伏着童年的心理创伤。他一再重提和久井的玩笑话，又在沙滩上紧紧牵住福尔摩斯的手，一切都再明显不过了。福尔摩斯想，你最后一次听到父亲的消息正是你第一次听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松田从你的生命中消失了，我却以一本书的形式出现——一个取代了另一个，如此而已。
所以，才有了那些盖着亚洲邮戳的信件，有了在几个月愉快的书信往来后诚挚的邀请，有了横跨日本乡野的旅行，有了朝夕相处的这些日子——他们就像一对父子，在经历了多年的疏远之后，静静地弥补着过去。就算福尔摩斯不能给梅琦确切的回答，可他远渡重洋来与他会面，留宿在他们位于神户的房子里，并最终一起踏上向西的旅程，还去了梅琦小时候松田曾经带他去过的广岛景观园，这一切也足以让梅琦稍稍释怀了吧。现在，福尔摩斯也发现了，梅琦对藤山椒、蜂王浆以及他们在信里详细讨论过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没有什么兴趣。他想，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诱惑诡计，但很有效——他认真研究了和我聊的每一个话题，在信里大书特书，把我骗来以后，又假装统统忘记。
福尔摩斯在走向沙丘的路上，默默地想起了梅琦和罗杰。当梅琦牵着他手臂的手越来越紧时，他想，这些失去了父亲的孩子到了这个年纪，灵魂仍然在孤独的探索中。
与梅琦先生不同，罗杰对自己父亲的命运是理解的，他坚信，父亲的死虽然对个人而言是悲剧，但从更宏大的角度来看，却是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梅琦却无法说出这样的话来，他只能靠眼前这位年老体弱的英国人寻找答案。他陪着他走到海边的沙丘，紧紧抓住他瘦骨嶙峋的手臂，与其说是牵引着他，倒不如说是依赖着他。“我们回去吗？”
“你已经找累了吗？”
“不，我更担心的是您。”
“我觉得我们已经很接近目标了，现在回去——”
“可天色已经很暗了——”
福尔摩斯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掂量着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要安抚梅琦先生，那就要事先想好一个可以以假乱真的答案（他想，就像华生医生在构思故事情节时一样吧，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和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混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让人无法否认的结论）：是的，他确有可能和松田打过交道；是的，他可以对松田的失踪作出解释。但他必须要精心构思好。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也许是由麦考夫介绍的，就在第欧根尼俱乐部的会客室里？但见面的原因呢？
“麦考夫，如果侦探艺术的开始和终结都只需要坐在这个房间里思考，那你一定会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罪案探员。但你显然不能解决很多实际的问题，而它们又是在做决定前必须深入研究的——我猜，这就是你又把我叫到这里来的原因吧。”
他想象着麦考夫坐在扶手椅上的样子。旁边还坐着T。R。拉蒙特（还是R。T。拉蒙？）——他是个严厉阴沉、野心勃勃的波利尼西亚裔人，伦敦传教会成员，曾居住在太平洋上的曼加利亚岛，实际身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