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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福尔摩斯才离开，他和梅琦穿过野草丛，走到沙滩上。很快，他就和流浪汉以及孩子们坐在了一起，听着乐师拨动琴弦，唱出自己的故事（福尔摩斯后来才得知，乐师的眼睛是半盲的，却以步行的方式走遍了大半个日本）。海鸥在头顶俯冲盘旋，像是也被音乐吸引了；地平线上轻轻滑过一艘船，朝港口开去。所有的一切——完美的天空，专心的听众，坚韧的乐师，异域的音乐，平静的海滩——福尔摩斯都把它们看得清清楚楚，并认为这是他整段旅程中最开心的一刻。后来发生的一切像梦中的惊鸿一瞥，在他脑海中飞快闪过：队伍在傍晚时分重新聚集，半盲的乐师引领着人群走过海滩，穿过一堆堆用浮木点燃的篝火，最终走进了海边茅草屋顶的居酒屋，受到了和久井和他太太的迎接。
阳光照在窗户的窗纸上，树枝的黑影是模糊的。福尔摩斯在餐巾纸上写下了“下关，最后一天，一九四七年”的字样，把它收好，用以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这个下午。和梅琦一样，他也已经在喝第二杯啤酒了。和久井告诉他们，用藤山椒做的特别蛋糕都已卖光，但他们可以找点别的代替。福尔摩斯愉快地喝了一会儿酒，回味着自己的发现。就在那儿，就在那天傍晚，就在他和梅琦喝着酒的时候，他仿佛又看到了那株在城市之外蓬勃生长的灌木。它是孤独的、被蚊虫困扰的，它多刺的外表并不美丽，但却是独特而有用的——他顽皮地想，和我自己也没什么区别嘛。
客人们在三弦琴乐声的召唤下，不断涌进居酒屋。孩子们都回家了，他们的脸被阳光晒得通红，衣服上满是沙尘，他们跟乐师挥手道别，表示着感谢。“他叫高桥竹山，”和久井说，“他每年都会走路到这儿来，孩子们就像苍蝇似的围着他。”但特别的蛋糕已经卖完，只有啤酒和汤用以招待流浪的乐师、福尔摩斯和梅琦先生。船只卸下货物，渔民漫步街上，走到居酒屋敞开的大门前，呼吸着诱人的酒精香味，就像迎面感受着宁静的微风。夕阳预示着黄昏的来临，福尔摩斯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完整了——是在喝第二杯、第三杯，还是第四杯酒的时候？还是在找到藤山椒的时候？又或者是在听到美妙的春日乐声的时候？——那感觉妙不可言，让人心满意足，就好像是从一夜安睡中慢慢醒来。
梅琦放下香烟，从桌子上俯过身，尽可能轻声地说道：“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很想谢谢您。”
福尔摩斯看着梅琦，仿佛他阻碍到了什么般，说：“到底怎么回事？应该是我要谢谢你，这次的旅行非常有趣。”
“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要谢谢您，是您解开了我人生最大的谜局。也许我还没有得到我要找的所有答案，但您已经给我足够多了。我感谢您对我的帮助。”
“我的朋友，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福尔摩斯固执地说。
“重要的是我说了，这就够了。我保证，再也不会提起了。”
福尔摩斯玩弄着自己的杯子，最后开口道：“嗯，如果你真那么感谢我，那就帮我把杯里的酒倒满吧，我好像快要喝完了。”
梅琦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并以不止一种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他立马点了一轮酒，很快又点了一轮，又是一轮。他整个晚上都莫名其妙地微笑着，问着关于藤山椒的各种问题，似乎突然对这种植物有了兴趣。他向盯着他看的其他客人表达着满心的喜悦（鞠躬，点头，举起手里的酒杯）。喝完酒，他已经酩酊大醉，但仍能飞快地起身，扶着福尔摩斯站起来。第二天早上，登上开往神户的火车时，梅琦依然保持着体贴细心的态度，他满脸微笑、心情放松地坐在座位上，显然并不像福尔摩斯那样正受到宿醉的困扰。他指出一路经过的景点（隐藏在树丛后面的庙宇，曾经爆发过著名领地战争的村庄），还时不时地问：“您感觉还好吗？您要点什么吗？要我把窗户打开吗？”
“我挺好的，真的。”福尔摩斯总是嘟囔着回答。在这种时候，他无比地怀念之前旅途中漫长的沉默。他也明白，返程的路途往往都比出发时感觉更冗长乏味（刚开始出发时，见到的一切都是奇妙而独特的，而每一个未来的目的地都能让人有各种新的发现），所以，在回程时，最好尽量多睡觉，在昏昏睡意中跨越千山万水的距离，让疲惫的身躯赶紧回家。但他在座位上不断被惊扰，他睁开眼睛，用手捂住嘴，呵欠连天，梅琦那过分殷勤的脸庞、永无休止地在他身边出现的笑脸让他开始觉得厌烦了。
“您还好吗？”
“我挺好的。”
所以，在到达神户后，福尔摩斯万万没有想到，见到玛雅严肃冷漠的表情，自己会那么高兴，而一向和蔼亲近的健水郎居然也有比不上梅琦热情奔放的时候。可即使再受不了梅琦令人厌烦的微笑和刻意展现的活力，福尔摩斯也知道，他的本意至少是好的：他想在客人停留的最后几天，营造出好的氛围，消除自己内心反复无常的情绪和烦闷，让福尔摩斯知道他已经有所改变了——是福尔摩斯推心置腹的坦诚让他受益匪浅，他会永远感激自己所知道的事实的真相。
可他的变化并没有改变玛雅（福尔摩斯想，梅琦到底有没有把自己知道的事告诉他母亲，还是他母亲压根就不在意？）她尽可能地躲避着福尔摩斯，从不关注他的存在，当他在她对面的餐桌旁坐下时，她会嘟囔着表示不满。最终，她知道或是不知道福尔摩斯说的关于松田的故事都已经没有差别了，知道不会比不知道更令她得到解脱。无论如何，她会继续怪罪于他（自然，事情的真相根本不会对她产生任何影响）。就算她知道了，她也只会得出结论，是福尔摩斯在不经意中将松田送到了野蛮的食人族地区，让她唯一的儿子失去了父亲（在她看来，这对孩子是个毁灭性的打击，他从此失去了一个可以作为模范的男性榜样，导致他拒绝除母亲之外的其他所有女人的爱意）。无论她选择相信的是哪个谎言——是松田多年前寄来的那封信，还是梅琦在深夜得知的故事——福尔摩斯都清楚，她会一如既往地讨厌他，期待她会有什么别的态度只是枉然。
即便如此，他在神户度过的最后几天虽然波澜不惊，但还是相当愉快（和梅琦、健水郎绕着市区散步，直到筋疲力尽，晚餐后一起喝酒，早早休息）。他说过、做过、聊过的细节已经记不起来了，只剩下海滩和沙丘填补着记忆中的空白。在厌倦了梅琦没完没了的关心之后，在神户，福尔摩斯反倒对健水郎产生了真正的好感——这位年轻的艺术家不带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抓着福尔摩斯的胳膊，热情地邀请他到自己的工作室参观，把画作展示给他看，自己却谦虚地把目光投向了溅满颜料的地板。
“这些画非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非常现代，健水郎。”
“谢谢您，先生，谢谢您。”
福尔摩斯仔细研究起了一幅未完成的油画——饱受蹂躏、瘦骨嶙峋的手指绝望地从废墟下往外扒，一只橘色的大花猫在前面咬着自己的后爪——然后，他又看了看健水郎：他带着孩子气的脸庞是那么敏感，害羞的棕色眼睛中透露出单纯和善良。
“这么温和的性格，却有如此残酷的观点……我想，这两者的结合是很难得的吧。”
“是的——谢谢您——是的——”
在靠墙摆放的许多已经完成的画作中，福尔摩斯走到了一幅与其他作品明显不同的画前。这是一幅相当正式的肖像画，画中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男人，非常英俊，背景是深绿色的树叶，他穿着和服、剑道裤、羽织外套、分趾袜和日式木屐。
“这是谁？”福尔摩斯问。一开始他并不确定到底这是健水郎的自画像，还是梅琦先生年轻时候的样子。
“这是我的——哥哥。”健水郎努力解释道，他哥哥已经死了，但并非因为战争或什么重大的悲剧。不是的，他用食指划过自己的手腕，表明哥哥是自杀的。“他爱的那个女人——你知道吧——也像这样——”他又划了一下自己的手腕，“我唯一的——哥哥——”
“两人共同赴死？”
“是的，我想是的——”
“我明白了。”福尔摩斯弯下腰，仔细看着油画中的脸，“这幅画很可爱，我非常喜欢。”
“非常感谢您的夸奖，先生——谢谢您——”
最后，在福尔摩斯就要离开神户前的几分钟，他突然感觉很想拥抱一下健水郎以示道别，但他控制住了自己，只是点点头，用拐杖轻轻敲了敲他的小腿。倒是站在火车站台上的梅琦先生往前跨了一步，双手搭在福尔摩斯的肩膀上，鞠了个躬，说：“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再次见到您，也许是在英国，也许我们能去拜访您——”
“也许吧。”福尔摩斯说。
然后，他就登上了火车，选了一个靠窗的座位。梅琦和健水郎仍然站在站台上，抬头看着他。但福尔摩斯最讨厌伤感的离别，讨厌夸张而郑重其事的分离，于是，他避开他们的目光，忙着摆放自己的拐杖，又伸伸腿活动筋骨。火车从站台开出了，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两人站的地方，却不禁皱起眉头，原来，他们已经走了。火车快要开到东京时，他发现自己的口袋里被偷偷塞进了一些礼物：一个装着两只日本蜜蜂的小玻璃瓶；一个写着他名字的信封，信封里是梅琦写的一首俳句。
我失眠了——
有人在睡梦中大喊，
风声回答着他。
在沙滩中寻找，
曲折辗转，
藤山椒却隐藏在沙丘之间。
三弦琴声响起，
黄昏暮霭降临——
夜色拥抱树林。
火车与我的朋友
都走了——夏天开始，
春日里的疑问有了答案。
福尔摩斯对这俳句的来源非常确定，但面对玻璃小瓶却困惑了。他把瓶子拿到眼前，仔细看着封存在里面的两只死蜜蜂——一只与另一只纠结在一起，双腿缠绕着。这是从哪里来的？是东京郊区的养蜂场吗？还是他和梅琦旅程中经过的某个地方？他不确定（就像他也无法解释口袋里出现的很多零碎东西到底从何而来一样），他也无法想象健水郎抓住蜜蜂，把它们小心地放进瓶子，再偷偷塞进他口袋时的样子。这口袋里除了蜜蜂，还有残破的纸头、香烟烟丝、一个蓝色的贝壳、一些沙子、从微缩景园捡来的天蓝色鹅卵石，以及一颗藤山椒的种子。“我到底是在哪儿找到你们的？让我想一想——”可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想不起是怎么得到这个玻璃瓶的了。但他显然是出于某个原因，才收集了两只死的蜜蜂——或者是为了研究，或者是为了留作纪念，又或者，是为了给年轻的罗杰带一份礼物（以感谢罗杰在他出门期间细心照料养蜂场）。
在罗杰葬礼之后的两天，福尔摩斯在书桌上的一沓纸下面，又发现了那封写着俳句的信。他用指尖拂过被压皱的边缘，身体瘫坐在椅子上，嘴里叼着牙买加雪茄，烟雾缭绕，直飘向天花板。过了一会儿，他把信纸放下，吸进烟雾，又从鼻孔中呼出去。他看着窗口，看着烟雾朦胧的天花板，烟雾飘浮升起，就像天上的白云。然后，他仿佛看到自己又坐上了火车，外套和拐杖就放在膝盖上。火车开过逐渐远去的乡村，开过东京的郊区，开过铁轨上方的桥梁。他看到自己坐在皇家海军的大船上，在军人们的围观中，独自静坐或吃饭，就像是与时代脱节的古董。他基本不说话；船上的食物和单调的旅程让他的记忆力受到了进一步的影响。回到苏塞克斯后，蒙露太太发现他在书房里就睡着了。然后，他去了养蜂场，把装蜜蜂的小瓶子送给罗杰。“这是送给你的，我们可以叫它们日本蜜蜂，怎么样？”“谢谢您，先生。”他看见自己又在黑暗中醒来，听着喘气的声音，头脑一片模糊，但天一亮，思绪似乎又回来了，就像过时的老机器又恢复了运转。安德森的女儿给他端来早餐，是涂着蜂王浆的炸面包，并问他：“蒙露太太托人带了什么话吗？”他看见自己摇了摇头，说：“她什么话都没有带。”
那两只日本蜜蜂呢？他突然想起了这件事，探身拿来拐杖。男孩把它们放在哪里了？他一边想，一边站起来看了一眼窗外——晚上他在书桌前工作时就开始出现的乌云笼罩着天空，天色阴沉，压抑了黎明的光线。
他到底把你们放在哪里了？最后，他走出农舍时，心里还在想，拄着拐杖的手里还紧紧握着小屋的备用钥匙。
21
乌云席卷海面和农庄上空，福尔摩斯打开蒙露太太所住的小屋房门，蹒跚走了进去。窗帘都是拉着的，灯都是关着的，四处弥漫着树皮般的樟脑丸气味。每走三四步，他都要暂停片刻，向前方的黑暗张望，重新调整手中的拐杖，似乎是担心某个无法想象的模糊影子会从阴影处跳出来，吓他一跳。他继续向前走，拐杖敲在地板上的声音远没有他的脚步声沉重而疲惫。最后，他走进了罗杰敞开的房门，进入了小屋中唯一一间并未与阳光完全隔绝的房间。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踏足男孩屈指可数的领地之一。
他在罗杰铺得整整齐齐的床边坐下，看着周边的环境。衣柜门把手上挂着书包，捕蝴蝶的网立在角落。他又站起来，慢慢在房间四处走动。好多书。《国家地理杂志》。抽屉柜上的小石头和贝壳。墙上挂的照片和彩色画作。学生书桌上摆满各种东西——六本教科书、五支削尖的铅笔、画笔、白纸——还有装着两只蜜蜂的玻璃瓶。
“原来在这里。”他拿起瓶子，看了一眼里面的东西（两只蜜蜂没有受到丝毫打扰，仍然保持着他在开往东京的火车上第一次发现它们时的样子）。他把瓶子放回桌上，确定它的位置和之前完全一样。这个男孩的房间是多么井井有条、多么精确严密啊，一切都是摆好的、整齐的，就连床头柜上的东西也是规规整整——剪刀、一瓶胶水、一本大大的纯黑色封面的剪贴簿。
福尔摩斯把剪贴簿拿起来，又在床边坐下，随意地翻开查看。里面贴着男孩精心收集剪贴的图片，有的是野生动物和森林，有的是士兵和战争，最终，他的视线落在了广岛原政府大楼破败凋敝的照片上。看完剪贴簿，自从天亮起就挥之不去的疲惫感终于将他完全吞没。
窗外，阳光突然变得暗淡。
纤细的树枝划过窗户玻璃，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我不知道，”他坐在罗杰的床上，毫无来由地说了一句，“我不知道。”他又说了一遍。说完，他躺在男孩的枕头上，闭上了眼睛，把剪贴簿紧紧抱在胸口：“我什么都不知道——”
接着，他就睡着了，不过，这种睡眠既不是筋疲力尽后的安枕，也不是梦境与现实交错的小睡，而是一种把他拖入无尽宁静之中的慵懒状态。现在，那庞大而深沉的梦境把他送到了别处，把他拖离了身体所在的卧室。他睡了六个多小时，呼吸均匀而低沉，手脚一下也没有动过。他没有听见正午响起的惊雷，也没有察觉到正从他土地上刮过的暴风雨，高高的草丛被狂风折弯，豆大的雨滴砸湿了地面；他更没有发现暴雨过后，小屋的门被吹开了，雨后凉爽的空气吹进客厅，吹过走廊，一直吹进罗杰的卧室。
但福尔摩斯感觉到了脸上和脖子上的凉意，像是轻轻压在他皮肤上的冰凉手掌，催促着他快点醒来。“是谁？”他嘟囔着醒了过来。他睁开眼睛，盯着床头柜（剪刀、胶水）。他缓缓移开视线，最终把目光锁定在了房间外的走廊，走廊夹在男孩明亮的卧室和打开的前门之前，显得很模糊。好几秒钟之后，他才确认有人正在走廊的暗处等着，那人一动不动，面对着他，被身后的光线勾勒出剪影般的轮廓。微风吹得她的衣服窸窣作响，掀起了裙边。“是谁？”他又问了一遍，但他此时还没法坐起来。就在这时，人影往后退缩，似乎是滑向了门厅——他终于看见她了。她把一只手提箱拿进小屋，然后把前门关上，小屋再次陷入黑暗之中，而她也像刚刚出现时那样迅速地消失了。“蒙露太太——”
她现身了，像是被磁铁吸引般走向男孩的卧室。她的头飘浮在黑暗中，像是漆黑背景中一个虚无缥缈的白色球体，可那黑暗并不是一种颜色，而是在她下方飘浮着、摇摆着。福尔摩斯推测，应该是她穿的丧服吧。她确实穿着黑色的裙子，镶着蕾丝的花边，样式相当简单朴素；她皮肤苍白，眼睛周围可以看到深深的黑眼圈（悲伤夺走了她身上的年轻气质，她现在形容枯槁、动作迟缓）。她跨过门槛，不带任何表情地点了点头，朝他走来，看不出一丝她在罗杰去世当天痛哭流涕的悲伤，也没有她在养蜂场时表露出的愤怒。相反，他却从她身上感觉到了一种温柔、一种顺从，甚至是平静。他想，你不能再责怪我或我的蜜蜂了，你错怪我们了，孩子，你现在也意识到你弄错了吧。她朝他伸出苍白的手，小心翼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