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灼斯ヒ还岬摹疤斐瞎蓖宰鸫蟆⒕痈吡傧碌淖颂遣扇∑降鹊牧⒊ Ｕ庵帧巴耐帧倍枪郏诘笔崩诽跫掠谢哪诤泶锪艘恢置篮玫脑竿Ｈ欢鼋觥巴耐帧笔遣唤饩鑫侍獾摹９赜谡庖坏悖嗄旰蟾锩臼砍绿旎凇毒椤防镉型赋沟姆治觯骸巴宋χ叵迪嗤剩挥捎谕耐帧Ｓ⒉挥肱分尥耐种耍氩煌耐种毡就耍蝗毡静挥胙侵尥耐种耍氩煌耐种⒐恕Ｎ匏ο喑逋唬蛩渫耐郑嘞喑瘀牛焕叵迪嗤蛩洳煌耐郑嘞嗤恕Ｖ泄肴毡荆叵担晌酵樱欢盗恫幌嗟龋峭似涿；て涫狄玻式袢斩肴毡就耍怯鞒室玻痪咏袢斩肴毡鞠嗬耄怯龆且病Ｎ┠芊值１Ｈ侵逦瘢虮瞬荒茏ㄎ斩侵ɡ啥涎砸病！�
《日本国志》全书洋溢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对日本的态度，由历来大而化之的怠慢，一变为急功近利的关注。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当然有它的好处，至少可以在某一方面凸现问题的深刻性。然而日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它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它还是留下很多悬念。
二
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中指出：“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此外，有些从欧美回来的彗星和国内奋起的新人，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建树，总还没有前两派的势力浩大，而且多是受了前派的影响。因为这样的缘故，中国的新文艺深受了日本的洗礼，而日本文坛的毒害也就尽量地流到中国来了。”其实岂止是文艺，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何尝不是同样的结果，清末民初中国文化思想的现代转型，离开了数万留日学生的努力根本无从谈起。据语言学家考证，现代汉语中的社会科学词汇，大约百分之七十来自日本，这意味着中国知识者的思维方式已经相当“日本化”。假如没有这些“外来语”，我们连正常的思想交流都无法进行。
按理讲，既然日本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如此之大，中国人应该对日本格外关注、格外了解才是。然而事实刚好相反，一般中国人并不知道现代汉语的众多词汇是从日本输入的，他们只知道古代日本从中国学去了汉字。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中国人不断向日本学习，同时迅速地将日本遗忘。
周作人曾感叹：“中国对于日本文化的理解有很好的‘因’很远地种下了，可是‘缘’却不好，这多少年来政治上的冲突成了文化接触的极大障碍，乐观绝无根据。”（《日本管窥之三》）政治上的冲突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绝不是全部，还有文化心理上的原因。正如周作人在《日本与中国》里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原有一种自大心，不很适宜于研究外国的文化，少数的人能够把它抑制住，略为平心静气地观察，但是到了自尊心受了伤害时候，也就不能冷静了。”根深蒂固的“大中华”优越感，决定中国人决不会把“小日本”真正放在眼里。除此之外，更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全盘西化”历史潮流，养成一种“历史的世故”，其情形，就像钱钟书在小说《猫》里调侃的那样：“一向中国人对日本文明的态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为西洋太远，只能把日本偷工减料的文明来将就。”将日本当作中国富国强兵的跳板，从一开始就是清朝统治者的如意算盘。张之洞在《劝学篇》里清楚写着：“我取经于东洋，力省效速。”因为“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以上诸多因素的互动，造成中国人认识日本的极大障碍。
郭沫若1920年3月30日给宗白华的信，颇能说明中国学子的复杂心态：“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罪。”所谓“东洋罪”，就是日本式的种族歧视，其所以难忍，在于它有一种中国人看来等而下之的性质。所谓“东洋”，当然是相对于“西洋”而言的，“东洋”不如“西洋”先进，是已被历史证明了的事实，无论是立志“脱亚入欧”的日本人，还是追求“全盘西化”的中国人，都不否认这一点。留日学子由于家境不济无缘亲炙原汤原汁的西洋文明，只好退而求其次，通过东洋二道贩子学习西洋，心里已是不甘，所以郭沫若接着写道：“我真背时，真倒霉！我近来很想奋飞，很想逃到西洋去，可惜我没钱，我不自由，唉！……白华兄，我还想谈一句我心坎中的话，我很想弃了医学，专究文学，你可赞成我么？你最近的信我已经接到了。你一二年之内，便能到欧洲去，我真羡慕你呀！寿昌兄也说他不久便要到美国去。你们一个个都好，只有我……唉！不多说了！”（参见《郭沫若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以这样的心态在日本留学，遭遇种族歧视时，结果可想而知，难怪郭沫若小说里的主人公爱牟受到日本房东称其为“支那人”的侮辱时，激愤之火，犹如火山爆发般地宣泄出来：
啊，这儿就是遣唐使西渡我国时的旧津。不知道那时候的日本使臣和入唐的留学生，在我们中国曾经有没有受到像我们现在所受的虐待。我记得那阿部仲麻吕到了我们中国，不是改名为晁文卿了吗？他回日本的时候，有破了船的谣传，好像是诗人李白做过诗来吊过他呢。钱起也好像有一首送和尚回日本的诗。我想，那时候的日本留学生，总断不会像我们现在一样连一椽蔽风雨的地方都找不到罢？我们住在这儿随时有几个刑事侦伺。我们单听着“支那人”三字的声音，便觉得头皮有点吃紧。啊啊！我们到底受的是什么待遇呢？
日本人哟！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你们单在说这“支那人”三字的时候便已经表现了你们极端的恶意。你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你们说“那”字的时候要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啊，你们究竟意识到这“支那”二字的起源吗？在“秦”朝的时候，你们还是蛮子，你们或者还在南洋吃椰子呢？
啊，你忘恩负义的日本人！你要知道我假冒你们的名字并不是羡慕你们的文明；我假冒你们的名字是防你们的暗算呢！你们的帝国主义是成功了，可是你们的良心是死了。你们动辄爱说我们“误解”了你们，你们动辄爱说他人对于你们的正当防御是“不逞”。啊！你们夜郎自大的日本人哟！你们的精神究竟有多少深刻，值得别人“误解”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你们别要把别人当成愚人呢！你们改悔了罢！你们改悔了罢！不怕我娶的是你们日本女儿，你们如不改悔时我始终是排斥你们的，便是我的女人也始终是排斥你们的！
中国人“泱泱大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优越感，日本人量小气窄的“岛国根性”和杀师负恩的不伦行为，再加上双方共同的崇拜西方、互相蔑视的“历史的世故”，决定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碍和中国人认识日本的走偏。
郭沫若在日本生活了整整二十年，并娶日本女子为妻，生儿育女，论涉入东瀛生活之深，留日学子中几乎没人能与他比，而且，郭沫若学贯中西，才富八斗，志向远大，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在郭沫若宏富的著述中，有关日本的只占极小一部分，尽管他写过《同文同种辨》那样的文章，以雄辩的事实反驳了中日两国“同文同种”这种大而化之的说法，揭示了中日两国异文异种的真相，指出日本人的祖先是马来人种，并且自豪地宣布：“夫以仁道正义为国是，虽异文异种，无在而不可亲善，以霸道私利为国是，虽以黄帝子孙之袁洪宪，吾国人犹鸣鼓而攻之矣。同文云乎哉！同种云乎哉！”郭沫若并没有将这个题目追究下去，显然在他宏阔的视野里，日本没有什么地位，当然也不屑花功夫钻研，难怪当年周作人请郭沫若到北大讲授日本文学，被他一口谢绝，对于日本文坛的大家、文化界的名人，郭沫若从来就不放在眼里，几乎不交往，他唯一翻译介绍过的，是经济学家河上肇。
三
近代以降，中国遭遇不可抗拒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民族性”与“世界性”成了一个大问题，从此陷于无休止的矛盾纷争，从大趋势看，是后者不断挤压前者、取代前者，表现在文化思想上，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世界主义”占据上风，最后终于走上“全盘西化”的道路。如果说这种思维方式用来认识西方有相当的合理性的话——因为它本来就是西方的产物，以此认识日本就会发生很大的错位。考察中国近代以降的日本观，继传统的“大中华”之后，取而代之的正是这种世界主义或曰西方中心主义，无论进化论、人道主义还是后来的阶级论，都不出这个范围。公平地看，各种观念都有它的合理性与解释的范围，对于认识日本都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假如是对日本的国情、日本的历史文化风土没有相当的知识与切身的体察，食洋不化，将此种观念无度地扩张，势必导致认识的错位。巴金对日本的误读，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值得作一番梳理。
1934年11月，巴金出于“到日本看看的兴趣”，化名黎德瑞，东渡日本，由朋友事先的介绍，巴金住进一个姓武田的横滨商业学校的汉语教师的家里；三个月后，因无法忍受主人成天念经拜佛的骚扰，搬出了武田家，这期间写下了名作《神》。
小说以书简体的形式，描写一个叫长谷川的日本小公务员，由一名“无神论”者变成一个“有神论”者以后对神的狂信，以及“我”对这种行为全知全能式的分析批判。关于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和主题，巴金说得很明白：“我的朋友认识武田（即小说中的长谷川）的时候，他还不是个信佛念经的人。这个发现对我是一个意外。我对他那种迷信很有反感，就用他的言行作为小说的题材……”“这个无神论者在不久之前相信了宗教，我看，是屈服于政治的压力、社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他想用宗教来镇压他的‘凡心’，可是‘凡心’越压越旺。他的‘凡心’就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满，这是压不死、扑不灭的火焰。‘凡心’越旺，他就越用苦行对付它，拼命念经啦，绝食啦，供神啦，总之用绝望的努力和垂死的挣扎进行斗争，结果呢，他只有‘跃进深渊’去。”（《巴金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
小说里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一提：主人公的藏书里，除了大量法国和俄国进步作家的文学名著，还有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巴枯宁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大杉荣、河上肇等人的著作，这一切，都证明着长谷川过去曾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无神论者。四十年以后，在巴金的创作回忆录里仍清楚地写着：“我住在武田君的书房里，书房的陈设正如我在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玻璃书橱里的书全是武田君的藏书，他允许我随意翻看，我的确也翻看了一下。这些书可以说明一个事实：他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
言之凿凿。武田由“无神”向“信神”的转向，看来是铁的事实，然而，偏偏有人就这个细节提出了疑问。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藤井省三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神》的主人公长谷川与其原型武田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差异。现实生活中的武田，并不像《神》描写的那样，是一个曾经有自由思想的人，而是一个属于“右翼”的汉语教师，当初出于“雄飞大陆”报效大日本帝国的念头选择了中国语专业，考入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部，后来追随日本汉语界右翼师祖宫越健太郎，毕业后当过他的助手。侵华战争爆发后，自动辞去商业学校副教授职务，作为日本军队的少佐翻译来到中国，参加侵占济南的战斗，此后先后在张家口、包头等地的日军特务机关任职，为日军侵略中国尽犬马之劳。藤井就此疑惑给巴金写信请教，谜底才解开。巴金回信说明：那些有思想问题的书，都不是武田的，他有的只是文学书，而像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等人的著作，都是他自己的藏书，并且这样辩解：《神》是一篇小说，不是新闻报道，人物与故事没有必要拘泥于生活事实。（参见藤井省三《在侵略与交流的狭隙之间》，朝日新闻社）
巴金的辩解也许不无道理，这里涉及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文学创作中写实与虚构的复杂问题，不是几句说就能说清楚的。可以肯定的是：巴金对武田这个人存在着严重的误读，因为巴金说得很明确：“小说里的长谷川君就是生活里的武田君。”正是由于这种误读，巴金将一个日本右翼知识者、日后充当侵略中国鹰犬的汉学者，演绎为一个安分守己的弱者，一个向命运屈服的曾经的无神论者。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武田，假如能够作“历史还原”的话，只能是一个思想保守、效忠天皇，并且有着日本人独特的“暧昧”性格的男子，安分守己的外表下，有着不可救药的“岛国根性”，这种日本人在日本比比皆是，可惜不在巴金注意中。
巴金认定武田过去是一个“无神论者”，唯一的证据，就是听一位介绍他认识武田的中国朋友说过武田过去不念经信佛，这个并不可靠的证据，在眼前所见的刺激下，启动了巴金头脑里早已预设好的人／神二元对立程序，使他深信武田“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于是虚构主人公藏书中有大量无政府主义革命家的著作这样一个细节。这个虚构的细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巴金的记忆中终于变成了生活的真实。这一切当然不是空穴来风，此时巴金已在西方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理论里浸染多年，深受西方二元对立的历史进步观的熏陶，是一个早熟的“世界公民”，一个激进的人道主义者。这两种因素的互相激荡，决定了巴金的敏感与注意力，总是集中在与人类的苦难相关的现象上，集中在人性、人道、自由、平等、博爱、正义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上，而对民族性、国民性、地域文化之类的问题视而不见，因为在无政府主义者的眼中，这一类问题无足轻重，随着历史的发展自然消亡。这种心理预设与知识背景，决定了巴金看日本的方式。
以西方“有神”／“无神”二元对立的观念解释日本人的精神生活，本来就很牵强。日本原是一个“人”“神”难分的国度，求神问佛，消灾祈福，在日本是家常便饭；所以一定要作硬性的区分，那么只能说，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是“有神论”者，但这个“神”不是西方的上帝，而是泛神意义上的祖先神／自然神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万世一系”的“活神仙”——天皇，及其皇祖——天照大神，这个“神”作为日本的象征，千百年来统治着日本民众的心，凝聚着大和民族的精神，甚至可以成为日本富国强兵、实现近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巴金在日本游历的时候，正是这个“神”大发其威、神力登峰造极的时候，包括武田在内的许多日本文化人成为侵略中国的鹰犬，都是这个“神”激励的结果。可惜的是，如此重要的现实不在巴金的视野中。日本人特有的“岛国根性”，就这样轻易地消融到了“人类”的普遍性中。
从巴金对武田的“有神”／“无神”二元对立思维，不难联想日后一直流行的“日本人民反战，日本统治者好战”的阶级论两分法，其思维方式完全一致，当然不符合事实真相，与日本人的国民性，更是南辕北辙。这种思维方式将复杂的问题大大地简化，在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左右着中国对日本的看法。
四
日本对中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战争，严重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彻底败坏了中国人对日本的感觉，在这种情势下，要求中国人以冷静的眼光、客观的态度看待日本，是不现实的。汗牛充栋的抗战文学，将日本人彻底地妖魔化、鬼畜化，连老舍这样理性丰富的作家也未能免俗。在《四世同堂》里，老舍对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作了激烈的抨击与彻底的否定，甚至连日本人做事认真这一曾经得到鲁迅高度评价的国民性，也成为嘲讽的对象，日本人被形容成一种笨狗与哈巴狗杂交的“板凳狗”——“一种既不像笨狗那么壮实，又不像哈巴狗那么灵巧的，撅嘴，罗圈腿，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矮狗”。老舍这样借主人公瑞宣的嘴这样评价日本文化：“在大处，日本人没有独创的哲学，文艺，音乐，图画，与科学，所以也就没有远见与高深的思想。在小事情上，他们却心细如发，捉老鼠也用捉大象的力量与心计。小事情与小算盘作得周到详密，使他们像猴子拿虱子似的，拿到一个便满心欢喜。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