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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交际，工作以外很少接触名人，即使久所敬仰的人。五十年代末因工作范围内的原因，我开始认识了卞老。
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宣部召开文艺界反修大会。第一次报告点了三个人：李何林、何其芳、郭小川，态度极为严厉。我们江苏身处边缘，一向不敢多事，对李等的批判更不知究竟。此次到会六个人，省委宣传部代部长陶白带队。只是默默随众学习、无的放矢，不敢多话。
台风登陆了！这场戏一上来就是高潮。我不愿无端直面它猛烈的冲击、严厉的训斥，能避则避，休息时间，就搬到最后一排的近边处。台上的风又开始刮了，我忽然觉得边角上有人在谈心。一看是两位老者：贺绿汀，另一位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一首写“二七”事件的长诗名动文坛的老诗人。两人温言慢语，在交流上海与西安流行的太极拳的长短，研究如何去短补长，就能延年益寿，一派闲情逸致，如置身桃花源中，此是一景。当时又有两位江苏老乡几次来我们小组串门。一位是从延安出来分在某省的文艺界的负责人，另一位竟是卞老。虽说来是闲谈，目的是想回江苏搞翻译或研究，那是他们对陶表示的。我是作为省作协的人去的，一般接待多由我出面，我也愿意。因为抗战前就读过这两位的作品，是送上门的可以请教的人，我喜出望外，对卞老就他的诗、翻译小说和白话诗的格律问题向他请教，他稍作谦逊都不想多说。只是我说读过他译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解放后又买到这本书，很多地方看不明白，我对英国史所知太粗浅。这个话题他谈兴陡浓，他说“商务”肯出这本厚书不容易，但不太负责，把他花了很大力气作的注释全删削了。那时商务在香港，他在昆明，毫无办法。若看到那些注释，你就能看明了了。这个问题，他似乎有些耿耿于怀。八十年代闲谈时，他又谈到。此外，他很关心南通、海门的近况，因为“三年困难”开始了。近乎谈家常，陌生感就大为减少。至于他为何想调江苏，我不便问，他也没有提到。但我替他想，被批判的三个人，倒有两个与诗有关，何更是他数十年的老友。另外，关于新诗的形式发展问题的讨论，他是一个方面。觉得他在当时的氛围中是处于弱势的，这大概更是笼罩着他的阴影吧。他文静，看不出忧虑。陶白对这两位的愿望是欢迎的，就去找周扬。岂知周一听来意，就说：你们江苏人才济济，我还要向你要人哩，这个问题不同你讨价还价。用语简直斩钉截铁。在这样的低气压中，忽然陈毅兼外交部长来作了一个报告，他说他年轻时火气旺，有一次怒发冲冠，一下子伤害了人。似乎从此会议气氛开始和缓。周扬找李俊民，请李去说服李何林做个检讨，不要硬顶。二李是“北方左联”时期的老友。又听说陆定一在楼梯上遇到何其芳，对何说：何其芳，你投降不投降？投降就过关。被批判的人都已松绑，当然更不会扩大了。既然风歇云散，二位回乡之想也就打消，似乎也就没有再来，但总算认识了。因了这段情缘，八十年代这两位都有事要我办。卞老的事，起因于师陀的一句话。我过去很喜欢师用芦焚的名字写的短篇小说集《谷》，还有《无望村的馆主》和改编的剧本《人马戏团》。有人说此老耿介，不好说话。我倒觉得他直率，有话就说，成了忘年交。此时江苏为他出版了一本散文集。他赠书给卞，附信中说到我，卞老就来信要求江苏也给出版一本，他对作品的质量是不马虎的，这样就出了一本《沧桑集》。他为了答谢我的奔走，将他尚有存书的旧著各赠了我一本，因为他说存书尚有，问我的熟人中还有没有对他的诗有兴趣而买不到书的人，我就为辛丰年和省作协的魏毓庆各要了一套。作协许多人第一次读他的诗，觉得开了眼界。我就建议邀他来南京作一次学术活动。由女公子青乔作伴来盘桓了几天，我陪着跑了一些地方，他辞谢了学术报告，而同几位青年诗人交谈了诗的问题。和我闲谈的机会不少，海阔天空，谈的是他以后的笔耕计划。这以后，因为晓得他忙于莎士比亚，不敢去打扰，只因为在北京时走到了附近才乘便去了一次。倒是为别人所托跑了两三次。八十年代中叶，张绪武尚在副省长任内，他想私人出资，邀请南通地区在外的前辈学人回去看看，找我筹划。我提出有事将去北京，可以乘便先邀卞老与戈宝权二位，因为他们都在社科院，时间安排较能自主，而且同住一层楼，联系方便。在北京先到卞处，一听来意，显得颇为高兴。他说“文革”后回去过，有个姐姐住长乐镇乡下，近九十了，很想再见一面。我见他小小的卧室兼书房似乎宽敞了，原来遍地是书很难插脚。他说有亲戚要来，得腾出地方接待客人。一些书卖给挑高箩的了。我说这些“重量级”的书，要搬下楼倒需费些力气。他说：“是嘛，太太生病卧床，女儿要上班。不过，我有办法：把书一堆堆捆好，由窗口向下丢。”我问，当初为什么不住底层？他说：“五十年代这幢楼造好，要迁入的人多，领导上号召，一二三楼让党外人士住，所以我与戈宝权都住上四楼。现在一早下楼一次，拿报纸和牛奶，只是再过几年，即使一次，怕也跑不动了。“不过”，他微笑着说，“前途大有希望呢！俞平伯、钱钟书两家已搬进部长楼。我虽不想名登部长榜，改善一下大概不成问题的。”
戈不在家，但去是不成问题的。一切筹备就绪，不久，南通有关方面的请柬寄来，只有一份。一看，上面写着：“戈宝权先生、卞之琳女士。”错把两位胡子当作一对伉俪了。我如何能送去。这时本单位有事催我回去，我只得撒手。张绪武似乎也没有续办。
此事有头无尾，我也怕再上门了。卞老去世前不久，南通的严晓星去京顺便去看他，说到我的一本书。卞老说：“带个信给他，他为什么不给我—本？”此信带到，颇使我惶恐。赶忙写信致歉。书，当然同时寄出。后来听说，信到了卞老的手上，但书到时老人已归道山。无疾而终，我想是太疲劳了吧，为让莎士比亚更本色地到中国来，为此撒手人寰是有价值的。我得自这位前辈的教益不少，最后却以不礼告终的。现在遵嘱写这篇东西，所知不深，冒昧下笔，难免瞎三话四，就更感歉疚了。
斯大林是怎样“伟大”起来的？
——媒介形象与媒介策略札记
？ 赵 维
（一）
我是从《列宁在1918》、《宣誓》、《攻克柏林》……这些前苏联的影片中获得关于斯大林形象的具体感知的。我相信，在我的同龄人中，和我一样，很多人是从一系列的斯大林形象中懂得“伟大”的涵义的。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肖洛霍夫说：“是独裁，但也真是个人物。”
但我一直在想，我们见到的“伟大”的斯大林可否是他真正的形象？
被认为是俄罗斯音乐巨人的季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见过斯大林，也和他谈过话。我没尿过裤子。也没见他有什么魔力。他是个貌不惊人的普通人，又矮又胖，头发略带红色，满脸的麻子，右手明显地比左手瘦小，他总是藏着右手。他的相貌同无数画像上的样子一点也不像”〔1〕。
肖斯塔科维奇和许多在斯大林时代受过迫害的文化人一样，一提起斯大林，仇恨之情就溢于言表。我们不能把他的这段对斯大林形象的描述当做“纯写实”相信。那嘲讽、轻视的语气，愤懑的感情色彩，提醒我们不应该拿这做为斯大林实际形象的样本。
1935年6月，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应高尔基邀请，访问苏联。从1935年6月28日下午4点10分开始，罗曼·罗兰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这是罗兰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在当天的日记中，罗兰写道：“斯大林不像自己在画像上的形象。无论怎么想像，他既不是个高个子，也不是矮胖子。相对说来身材矮小，而且很瘦。他的粗硬的头发已经开始发白。”〔2〕
罗兰的描写使用的是中性语言。他说出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他亲眼见到的斯大林实际形象，是有别于“画像”这种平面传播媒介上的斯大林形象的。
不但罗曼·罗兰这样的外国人是通过各种传播媒介认识斯大林的，就是苏联人也很难一睹斯大林的天颜。赫鲁晓夫的女婿、曾担任过苏联《消息报》总编辑的阿·阿朱别依在1949年12月21日晚上，“惟一的一次相当近地看到斯大林”，那是为斯大林七十寿辰举行的庆祝大会上。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当时就坐在斯大林旁边。赫鲁晓夫作为莫斯科市委书记主持晚会（如果不是这个关系，阿朱别依大概也不会有“这惟一的一次”）。斯大林退场时，站在斯大林身后鼓掌的阿朱别依“吃惊地看到他头顶上有一块圆圆的秃顶。画家在画像上仔细描绘的，修版师在照片上认真加工的，他那人所共知的斑白的发型，原来是个毛发稀疏的秃顶。我什么也没对拉达（阿朱别依的妻子）说，可能是我为发现了这个超级机密而惊呆了。斯大林缓缓地走下主席台，没有停步也没有同恭敬地让路的人搭话，他把弯曲的右臂紧紧地贴在腰上，据说，他的这只手臂已经变得干瘪而缩短了。他本能地弯着胳膊，使人不特别注意这一点”〔3〕。
从银幕、画像、书籍、报刊获得的“领袖的固定形象破灭了”。发呆的阿朱别依说：“当时，一股奇怪的怜悯心使我感到痛心。他（斯大林）在刹那间变成了和我们大家一样的普通人”。
阿朱别依见到斯大林的时间比罗曼·罗兰晚了近十五年。“世间公道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我们看到，斯大林形象上的岁月痕迹是相当明显的，但这十五年间，正是斯大林被神化，他的各种媒介形象被创造、接受、固化的时期。
在阿朱别依“一股奇怪的怜悯心使我感痛心”的三年后，1953年2月底的一天，苏联克格勃高级情报人员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被叫去“马上去见上级”。到了斯大林办公室，他才知道“上级”原来是斯大林。“我所见到的人简直令我吃惊。那是一个老态龙钟、显得疲惫不堪的老人”。“他的头发快要掉光了，尽管他说话总是慢条斯理，但现在明显地感觉他说话已经很吃力，且词与词之间的间歇拖得很长”〔4〕。
1953年3月2日夜，斯大林在自己的办公室突发脑溢血。3月5日晚9时50分，斯大林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在1953年2月底看到的斯大林，实际上是一个行将就木的人。
尽管这是一些近距离观察到的斯大林形象，但还是有一种距离感，不过是对于伟人长时间仰视过程中的偶尔一瞥，真切，但匆忙，零碎。如果有谁能像当年俄罗斯巴库省宪兵厅，保存那位名叫朱加施维里的年轻革命者的档案那样，为我们提供一幅斯大林的形象档案多好——
十月革命以前，朱加施维里一直是个被俄罗斯警察特别关注的人。他或被监视，或被逮捕，“警察司的各个分部都对此人非常熟悉。宪兵机关每次同朱加施维里打交道时，都要认真给他拍摄正面像和侧面像”。比如巴库省的宪兵厅表格上，就贴着一个身体虚弱蓬头垢面的年轻人的正面和侧面像。照片下的文字中说，朱加施维里“很瘦”，他的头发“又黑又浓”，“没有胡须，唇髭很细”，脸“有麻点，有天花瘢”，头“是椭圆形的”，前额“直而不高”，眼眉“是弓形的”，眼睛“深陷，棕色带黄”，鼻子“很直”，身高“中等，两俄尺又四点五俄寸（一俄尺等于零点七一米，一俄寸等于四点四厘米）”，体格“一般”，下颏“很尖”，声音“低沉”，“左耳上方有痣”，“右手痹痿”，左脚上“第二、三趾连在一起”〔5〕。
写到这里，我得告诉大家了，“朱加施维里”就是斯大林。斯大林是“钢铁”，朱加施维里是“钢铁”的肉身，他是一个不平凡的革命者，但是他的相貌却连达到平凡的水准都有很大距离。
我们该把斯大林的实际形象的一些特征归纳一下了：脸上有麻子，而且还有疤斑；个子很矮，一米六四左右，这样的个头不要说在欧洲人中间，就是在中国人中间也是矮子；脚趾粘连可以不去管，但右手残疾却很要紧，不仅影响外观，还难讨得养家糊口的生计。如果是一个普通人，斯大林生在今天的中国，连对象都难找，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一个身材“二等残疾”的麻子啊！
读了这些非神化的斯大林形象的描写，我才知道，我们看到的“伟大”的斯大林，不过是书籍，报刊、图片、影片这些大众传播媒介塑造出来的“媒介形象”。
（二）
曾担任斯大林卫队长，1938年以“德国间谍”罪被处死的匈牙利人保克尔，是个精明的恶棍兼谄佞之徒。他发现斯大林很爱照镜子，而且经常整理发式，尤其特别喜欢抚摸自己的小胡子。“他从中断定，领袖绝非那种不注意自己仪表的人，在这一点上，与凡夫俗子没有两样”。〔6〕
于是，保克尔就在改善领袖形象上动起了心思。他看到斯大林希望“增加”身高，特别喜好穿高跟鞋，便专门为斯大林发明了一种特殊的高跟鞋，这种特制的“增高鞋”外皮巧妙地掩着了增高部分的后跟，别人根本看不出来。斯大林穿上这双靴子，往镜子前一站，看到自己“高大的”身材，顿时喜形于色。
就是在“魔鬼身材”绝对“牛市”的今天，使用“人体增高器”，服用增高的丸散膏丹，也被讥为俗人傻事。斯大林绝对是世界级的巨人，但大人物有大人物的心病，斯大林便常玩“增高”的小把戏。
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陪同毛泽东出席签字仪式的叶子龙“发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细节。毛泽东和斯大林以及中苏双方其他高级领导人合影时，斯大林稍稍向前挪了一小步。回到下榻处，我向毛泽东提到这一点，毛泽东微微一笑：‘这样就一般高了嘛’！毛泽东身高180公分左右，斯大林看上去要矮一些，但从照片上看，两人差不多”。（见《叶子龙回忆录》）师哲在《在历史巨人身边》也有同样的记载：“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最中间。斯大林的身材比毛泽东略低，在记者给他们拍照时，斯大林总是要往前移动一两步。这样在照片和影片上他就不会显得比毛泽东矮，或许还略高些。”
每逢节日或庆祝活动，上列宁陵墓检阅时，保克尔都预先在斯大林要站的位置上放一块垫脚的小方木块。这些把戏使只能从远处或报纸的照片上看见斯大林的人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斯大林是个中等身材的人。为了保持这种错觉，保克尔为斯大林定制了一件下摆直到鞋后跟的特长军大衣，这样鞋跟和脚下的木块，就被遮住了。
有人赞扬牛顿推动世界的发现，牛顿自己说，那是因为他站在巨人肩上的缘故，所以别人才觉得他很高大。如果哪个人真的想站在斯大林肩上，那肯定是痴心妄想。斯大林不允许任何人站在他身边。在集体场合，也是他一个人站着，其他所有高级官员都挤在后面。“如果同海燕似的高尔基并肩站着，斯大林就会显得滑稽可笑，所以，他们两个人一起照相时总是坐着照”〔7〕。
在红场上受阅的只有“群众”，能与斯大林合影的客人或同僚，也是地地道道的“小众”，同传播媒介制造出的“受众”和“大众”相比，这些方式的影响面和影响力太微不足道了。斯大林很了解当代传播媒介的功能。据肖斯塔科维奇说，斯大林曾枪决了几个画家。因为“斯大林要自己显得高大，双手有力，而且两只手得一样大小”。这些画家被召到克里姆林宫去为领袖画像，但是没有使他满意。但一个叫纳尔班迪安的画家比他们都高明。“在纳尔班迪安的画像里，斯大林正笔挺地从正面走来，双手叠放在腹前。画面取的是仰角，这种角度能使小人国里的小人也显得像巨人。纳尔班迪安听从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指点：画家必须像鸭子望阳台似的看他要画的对象。所以纳尔班迪安用鸭子的视角画了斯大林。斯大林非常满意，于是每一个机关都挂上了这张画的复制品，甚至理发店和蒸气浴室也挂”。〔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