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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幸运的毕加索不必担心被枪决或者坐牢，一则他是西班牙人，当时住在法国；二则这时的斯大林已经死去了一个星期了。他还能忿忿地对情人发牢骚：“我在斯大林画像的前额上添了一绺头发，为的是让形象具有无产者的气息，而那些人却不愿意斯大林元帅是一员无产者。”〔19〕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苏联访问的罗曼·罗兰就认为斯大林利用各媒体制造自己的形象崇拜，是有意而为之：“如果他真的感到恼火，他的一句话就可以推翻这种可笑的崇拜，把一切化为笑谈。”但他猜测：“……也许，正如某些人所断言的，他认为这是保持部队道德精神的手段，同时用自己的形象吸引住他们？”〔20〕
前苏联“解冻”文学代表人物爱伦堡对斯大林成见甚深，一直不那么恭敬。但他也说：“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斯大林再也不是一个人了，希特勒或戈倍尔，福莱斯特（美国国防部长，因神经错乱自杀）或麦卡锡，在谈到他的时候都像跳大神似的歇斯底里般狂吠不已。”〔21〕“跳大神”云者肯定是中译者的创造，俄罗斯语汇中大概没有“跳大神”一说，说成癫痫发作大概准确一点吧。爱伦堡虽对斯大林并无好感，但他知道，领袖一经塑造出来就是一种主义，一种信仰，一种观念的化身，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具体化。他的看法是对的。
罗曼·罗兰、伊利亚·爱伦堡都是具思想家素质的作家。他们对于斯大林媒介形象的政治功能的认识，远远胜于那些对“个人崇拜”的单纯批判。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罗曼·罗兰就已经意识到，斯大林的做法“对真诚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极其危险的手段，它可能在社会上挑起向一个人顶礼膜拜的不祥的宗教信仰”〔22〕。这无疑是先知的声音。爱伦堡则认为“斯大林是长期地和有计划地在制造这种顶礼膜拜”〔23〕。这也是智者之言。
至于毕加索，则自我解嘲：“我带了一束花来参加葬礼，它不讨人喜欢。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通常，人们并不因为花不讨人喜欢而责骂送花的人。”〔24〕是啊，当官还不打送礼的，毕加索哪想到，自己拿一张热脸贴上了个带刺的冷屁股。
注释：
〔1〕〔7〕〔8〕〔11〕〔13〕〔15〕〔17〕（苏）肖斯塔科维奇：《见证》，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24、331、325、324、325、342、192页。
〔2〕〔9〕〔10〕〔20〕〔22〕（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8、127、127、127、127页。
〔3〕（苏）阿列克谢·阿朱别依：《那十年——回忆赫鲁晓夫当政的十年》第8页（新华出版社内部发行）。
〔4〕（俄）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参考消息》2001年9月24日。
〔5〕（苏）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著：《凯旋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画像》，商务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27页。
〔6〕（俄）列夫·费尔德宾：《斯大林肃反秘史》，群众出版社1984年6月版。
〔12〕（美）约翰·托兰：《从乞丐到元首》，同心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685页。
〔14〕丁贵明：《斯大林扮演者的悲剧》，见《北京青年报》，1994年1月18日。
〔16〕〔21〕〔23〕（苏）伊利亚·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下卷，海南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415、467、466页。
〔18〕（美）詹姆斯·M·伯恩斯：《领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290页。
〔19〕〔24〕热维埃芙·拉波特：《画布上的泪滴》，三联书店1988年版。
“现在我是谁？”
？ 杨学武
我原来凭媒体留下的“第一印象”，对经常患感冒的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一点也不“感冒”。他长得“人高马大”，面目近乎“凶相毕露”，与“中国特色”的和蔼可亲的领袖形象相差甚远；他专横跋扈，盛气凌人，在执政期间多次威胁解散与他作对的国家杜马，走马灯似地更换与他合作不好的政府总理，经济长期陷入困境，政治不断出现危机；他晚年身患疾病，像一头老态龙钟的“北极熊”，可他仍然占着“茅坑”不下台，引起国内外舆论一片嘘声。
然而，当我读了叶利钦的《午夜日记》，却对他刮目相看了。叶利钦的是非功过，虽然现在尚不能“盖棺论定”，但我认为纵然他有许多不可原谅的错误，无论有人把他贬损为“暴君”或“沙皇”，而他在关键时刻激流勇退辞去总统职务，却是可以载入史册的英明之举；而且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辞职以后还能清醒自觉地认识到“现在我是谁？”更加显示了他的大智、大勇和大度。
如果在民主自由的西方国家，总统辞职乃“家常便饭”，不足为奇。虽然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也“全盘西化”了，但历史上形成的国家领导人职务终身制，却有如千年冰封，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化”了的。正如叶利钦在《午夜日记》中所说：“在俄罗斯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国家领导人从未主动交出过权力。要么就是自然死亡，要么就是阴谋或者革命。”尽管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个辞去总书记和总统的人，但他是在苏联面临土崩瓦解的特殊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不可与后来的叶利钦同日而语。虽然在叶利钦辞去总统之时，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但还不至于糟糕得让他干不下去；国内反对党派对他的批评也比较强烈，但还不会发展到“逼宫”的地步。而且如果他想继续在克里姆林宫呆下去，以他的权力和威信，是完全可以“稳坐钓鱼船”的。甚至如果他“既想当总统又想立牌坊”，也可以暗示身边的心腹去“动员”各地官员，以人民的名义给他写“劝进信”，明确而强烈地展示“人民需要叶利钦同志”、“叶利钦同志永远是人民的领袖”……可叶利钦自称“是政治家而不是政治学家”，他没有玩弄政治权谋，而是想“开创一个文明而自愿交接政权的先例——把政权从一位俄罗斯总统手上交到另一位又一次通过选举产生的总统手上”。
叶利钦在辞职上表现得如此伟大，可他毫不讳言自己内心世界的“渺小”。他“坦白交代”自己在“痛苦地思索”辞职这个国家大事的同时，也“很自然”的想到个人小事——“今后我的情况会怎么样？”“人们将如何对待我？”他预感“人们是不会喜欢或者热爱我的”；怀疑“在辞职以后，当我出现在公众场合——例如剧院——的时候，人们会不会起哄？”担心“按照俄罗斯的传统，人们总是把过去所有的错误都推到已经下台的领导人身上，那么刚刚辞职的我感觉会怎样，又会怎样去生活呢？”……他产生的如此种种“人走茶凉”之感，可谓是所有领导人的同感，也正是有些领导人之所以喜欢终身制的重要原因。叶利钦没有把自己装扮成正人君子，而是敞开自己的“小人之心”，以求得人们的理解和原谅。看来，不假装君子的人，才是真正的君子。
叶利钦毫不掩饰他从总统宝座上下台之后的失落感，他公开披露自己在“大权旁落”状态下的种种“失态”：他开始还没有实现总统角色的转换，清晨起床就像往常一样急着批阅紧急文件，吃早饭时就习惯性地想着下午会见重要客人……可当他从幻觉中回过神来，才发现“今非昔比”，不禁感到“痛苦”和“不安”。叶利钦的这些“失态”，其实是正常表现，也是所有领导人在下台之后的常规表现。只不过叶利钦敢于正视，并善于自我矫正罢了。
叶利钦为了解决下台的“阵痛”和“后遗症”，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闭门思我”：以前我是总统，现在我是——在家庭里我是一个丈夫和父亲；出门旅行时我是一个游客；到剧院看戏时我是一个观众；与人谈话时我是一个交谈者……叶利钦终于认识到“现在我是谁”了，他颇有自知之明地说：“今后，所有人——包括新总统——都可以来找我，征求我的意见，向我提出他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我一定会回答，但绝对不在意它是否是最终的真理。”“我应该克服多年以来作为领导人的自然反应，成为所有这些人的交谈者，而且，他们会珍惜我重要而有价值的意见。但只是作为一个交谈者！”
如果叶利钦在政治舞台上“软着陆”，也许就不会有“阵痛”和“后遗症”了。可叶利钦没有这样做，他采用的“自我疗法”——对“以前的我”和“现在的我”实行“剥离”手术，收到了很好的疗效。他把“以前的我”彻底抛弃了，完全以“现在的我”开始新的生活。于是，现在的叶利钦“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自由自在地逛街、旅行、看电影、听音乐、写回忆录……他在《午夜日记》中写道：“我真切地感受到，压在我肩膀上的最近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以来的沉重负担被卸了下来。这种感觉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我没有感到丝毫抑郁和空虚。我曾经非常害怕出现这种情绪，我还试图尽量对此做好准备。事实上完全相反，我感觉良好，心平气和。”而且，当叶利钦以“现在的我”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他赢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爱戴。那天他去一个剧院参加“凯旋奖”的颁奖典礼，剧院里所有的人都自发地站起来为他鼓掌。他事后深有感触地说：“我没有想到经过了八年异常艰苦的政治斗争——特别是最后一年充满了危机——人们的反应会是这样，如此真挚。”
“现在我是谁？”这是所有领导人应该考虑的问题。无论是正在台上还是已经下台的领导人，在“日理万机”之余读一读叶利钦的《午夜日记》，对身心当不无裨益。
得天下者未必得民心
？ 常书远
几年前热播的电视剧《雍正王朝》的主题歌中最突出强调的一句歌词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自古常言。但我们应该看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尚能为人所认可，但这句话反过来说却不一定成立，实际上，“得天下者未必得民心”。
回顾中国几千年王朝更替史，旧王朝腐朽不堪而使民心背离，这时新王朝就顺应民意而夺取天下，这种情况的确存在，而且，因为“下应民心”，所以得到天下也是一种在理论上无误的因果关系。但不能把这种因果关系的存在扩大成一条绝对的规律，否则就会扭曲历史的真相。因为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那些得到天下的王朝，有许多并非都得到了民心。先说近的，如果说“得天下者必得民心”，那清军入关，建立清朝时又得到了什么民心？相反，由于不得民心，所以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所以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你可以说当时明朝太腐朽，把天下让给满族建立的王朝至少好一点，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至少清朝在得到天下之际，是毫无民心可言的。当时的老百姓对这个关外的民族并非很了解，只知道是那种比较荒蛮的游牧人，对一个还不是太了解的民族，而且还带着“骑马民族”这一“恶劣”形象，当然不存在民心所向。真就民心而言，老百姓宁愿生活在腐朽的汉族王朝的天下，也不愿被文明程度很低的，而且因为陌生而难以揣测、预料的异族所统治。
同样，元朝得到天下、金朝得到北方都是谈不上什么民心所向的。如果说明朝太腐朽，失去天下是活该的话，那么北南两宋相对而言就很冤枉了。两宋时代是中国经济、科技、文化极度发达的时代，普通人只知道唐代繁荣，其实在经济、科技上，许多学者往往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顶峰。据统计，北宋一年的国库收入就相当于十八世纪整个欧洲的生产总值。而且北宋每年的收入有几成要进贡辽国，但它依然经济繁荣，国富民丰；金兵南下，宋室南渡后，仅用了二三十年时间就使得南方经济达到了北宋的规模，后来南方的繁荣与南宋的开发是分不开的。呜呼！若照“得天下者必得民心，失天下者必失民心“的逻辑，难道说这样一个王朝还比不上契丹、女真、蒙古更得老百姓的民心吗？！如果有人居然认为女真、蒙古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他们取得了广大汉族百姓的民心，那就是在痴人说梦，缺乏历史常识，或者是混淆视听，哗众取宠。当时这些少数民族活动于边缘地带，与汉族百姓没有多少交往，汉族百姓对他们的印象只限于野蛮剽悍、嗜杀成性而已。不要说民心所向，简直就像面对豺狼虎豹般避之犹恐不及。
如是观之，在很多时候，得天下者并非得民心者。事实上，老百姓，尤其是中国的老百姓有一定麻木性，当权者即使不得他们的民心，只要不把他们害得太苦，老百姓是不会打破这种局面的。历史上很多时候，政府与百姓之间就是这样的关系。这就是人民的性格，有一定麻木性，或者说惰性。司马氏取代曹魏建立晋朝，靠的是篡逆，一点民心所向都谈不上，相反，西晋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朝代，每一年都不是太平的，最终在各族人民的反抗下，被异族起兵从内部攻灭。
每一个朝代往往不会在其刚失去民心之后就灭亡，而是能继续维持一段不短的时间，直到它对人民的压榨越来越严酷，老百姓才会忍无可忍起来反抗它，从而爆发农民起义，社会陷入动荡。
既然一个失去民心的政权依然可以维持一段不短的时间，那么一个本来就不得民心的政权依靠强大的武力及权谋，用违背民心的铁血手段建立一个短命的统一国家就完全可以实现。秦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秦国，这个文化基础最薄弱，嗜武残暴的国家自始至终就没有得到过人民的拥戴，秦朝完全是靠强大的武力与征服的精神建立起来的。所谓暴秦，其性格在统一之前与统一之后从未有何改变。长平之战坑杀赵国四十万士卒是其残暴的体现，因此统一之后也必然要残酷地压迫人民。由于受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传统思维暗示，今天许多人硬要说六国代表着腐朽残忍的奴隶主阶级利益，而秦国代表着先进方向的地主阶级利益，所以秦国顺应历史潮流，统一了天下。好像天下百姓的民心都归向了秦国，都盼望着秦国来解放他们，当时的情况真的是这样吗？至少后来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今天的史学家指出，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奴隶社会时代，所谓中国的奴隶社会是上世纪前叶人们将西方的历史发展框架强行套在中国历史之上得出的。秦国绝非比六国先进，它的变法只是一套完备的对于发动战事或其他大规模活动很有效率的体制而已。虽然可取，但这仅仅是一种枝末，谈不大的文化。事实上，秦的文化与当时六国相比是比较粗陋的，人文精神领域甚至可说相当荒蛮。那些一厢情愿地说秦统一六国符合当时人民意愿的人们，忽略了恰恰是这个秦朝，是历史上最藐视民心的朝代，它的短命与它对民心的藐视是成正比的。秦朝所欣赏的仅限于那些“机制性”的死玩意，如暴力、法制、集权等，其他稍有一点人文气息的东西都是它藐视的对象，所以就有了焚书坑儒，限制人民思想和行为的自由。如果说中国先秦时代多少还有一定民主、自由精神的话，那么随着秦对中国的统一，这些精神从此消失殆尽。对于一个从不知民心为何物的国家，硬说其得到民意所向，是一种荒谬。也即我前面说的把“得民心者得天下”扩大成一种规律性，就将导致书写错误的历史。
关于秦，可以专门撰文评价，本文主要讨论跟民心有关的问题。
“得天下者未必得民心”，同理，得民心者也不一定得天下。三国时官渡之战是人们广为熟知的。为什么曹操会胜利，袁绍会失败？长期以来史学家总是强调袁绍代表的是腐朽的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曹操所代表的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地主阶级，对人民比较宽和，试图说明曹操更顺应历史潮流，比袁绍受人民拥护。其实，在汉末军阀混战时期，每个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