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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权益，所以正常的男人除了自我懊丧之外，还应有对妻子的愧疚。也正是这种愧疚，使得章永粼可以原谅黄香久的惟一一次性背叛——何况黄香久已竭尽全力不惜委曲求全来请求章永粼的宽恕。自然，章永粼的愧疚与宽恕不能推导出对妻子红杏出墙也无动于衷的结论，但至少，情感上的愤怒应该最终受理智上的愧疚的制约，章永粼才不愧为有思想有理智也有平等之心的知识分子，否则，他与“大青马”的全部对话都将成为无稽之谈——章永粼如果没有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落实在他身边最亲近的人身上，凭什么说他考虑的是人类解放和幸福的问题呢？所以，章永粼离婚的主要原因如果是出于对黄香久背叛的报复，那么章永粼就不仅失去了尊重、同情、怜悯人的理智与胸怀，而且把自己也降格为他也看不上眼的曹书记，或者成了一个农民习气的知识分子，成了一个只会将马克思主义挂在嘴上的传统士大夫，成了一个封建“男尊女卑”道德的卫道士。而作品中的主人公如此，作为作家的张贤亮又焉能不存在这个问题？
第三，即便章永粼与黄香久的离异是可以成立的，我想仅从时间和方式上，章永粼也没有体现出对一个孱弱女子应有的尊重，体现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在逆境下对女性应有的哪怕是没有爱的体察与关怀，体现出对黄香久使他变成真正的男人的些微感激之情。前面说过，被“狠心”包裹着的章永粼在下了离异黄香久的决心之后，只想通过虐待的方式加强黄香久对他的绝望，粉碎黄香久对他持有的温情与痴心，从而使他的离异减轻良心的负担。而这样做的原因，只是在报复黄香久曾经有的对他性无能的轻视和曾有的偷情对他的背叛。这种难以理喻的“狠心”，哪怕在黄香久同意离婚之后也没有丝毫减弱。这种疯狂在生命的生理和心理层面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人的层面上则是不可能被我们理解的。如果作者不是以对人的思考为他的出发点与目的地，也许这样的问题没有必要提出，但偏偏是思考怎样活得像个人的章永粼，在离婚的方式方法上恰恰不像一个“人”。因为没有爱情，没有志同道合，没有性的饥渴，甚至最后通过离婚而洗刷了耻辱，那么剩下来的，总还有对异性的尊重，对背叛责任不主要在黄香久的感情上的怜悯。这种尊重和怜悯，会使得一个男人缓冲他的离异过程，并尽量在这个过程中体察妻子的心理，将对她的伤害减轻到最低程度。也就是说，同样的事情同样的结果，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其效果是大不相同的。比如章永粼即便产生离异之心，但也不能立时用冷漠、厌恶的态度对待黄香久。而应该将这种念头藏在心底，好好过一段正常的夫妻生活。这种正常，是对他们曾经匮乏的补偿。这不是对一个农民性的知识分子的要求，而是对一个有英雄性追求的优秀知识分子的要求——即章永粼的英雄性，不仅应该能忍受社会给他带来的耻辱，而且也应该能忍受家庭给他带来的耻辱，如此才可谓从“炼狱”中过来的知识分子。但很可惜，章永粼在对待自己的亲人身上都不能做到宽容和平常心，他又如何做到对人类和社会的宽容与平常心？所以章永粼这样的知识分子当道，他不是一个心胸狭窄者，就可能是一个思想专制者。又比如，面对黄香久这样的女人，章永粼完全可以通过离家出走的方式，来缓冲过急的离婚给黄香久带来的伤害。因为黄香久已经是一个“不断离婚”的“苦命的女人”，她从心底里惟一的渴盼，就是跟一个好男人好好过日子。这种心愿哪怕只维持婚姻之形，也比立即拆除这婚姻之形要人道得多——因为这形是女人的依托，也是女人的安慰。一方面，章永粼完全可以通过离家出走，来考验能过正常生活的黄香久是否对他忠诚——我相信黄香久是能够经受这样的考验的——这种考验的必要性，是检测黄香久是对丈夫的背叛，还是对不正常的家庭的背叛；另一方面，章永粼可以通过离家出走，来冷静和重新思考他自己的生活，从而超越狭隘的情感与道德痛苦的纠缠，梳理他的离婚念头是一时的冲动还是理智的选择。但可惜的是，章永粼没有这样做，作家也没有安排章永粼这样去做。章永粼不愿意通过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人的尊重的方式来体现他对这个世界的底线之爱，他也就不能在现代意义上称之为“人”——他是一个欲望者、人格委琐者、乌托邦者、自私者、知识优雅者、有英雄主义的豪情者、男性中心主义者，但惟独不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的对人的“尊重者”。
章永粼如此，我们又如何呢？
刀俎之间的疼痛
——和周实一起体验
？ 张 渝
《刀俎之间》是周实依古代酷刑，比如“人彘”、“鸩”、“膑”等写就的系列短篇小说，共计二十个文本。每个文本讲述一项或两项酷刑。读此之后，邵建将其命名为“酷刑小说”、“拟史小说”。其实，如何命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刀与俎因何而来，而谁又在刀俎之间以及何人能够逃脱刀与俎的问题。或许，善良甚至还是幸福的人们会在周实的《刀俎之间》感到震惊，起码在阅读的瞬间是如此体会的。然而，一旦别过身去，刀俎之间所有的“血”与“腥”似乎又都可能与己无关，毕竟盛世的太平已经很久了。果真吗？“9·11”恐怖袭击、以色列的坦克、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人肉炸弹以及杀声刚过的伊拉克，哪一处少了血与腥？当然，你还可以天真地说，这一切都离我们远着呢！但是，天为刀，地为俎时，你还能置身事外吗？
一、刀与俎：因人而设
事实上，无论刀，还是俎，都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文明标志——工具。对此，邵建先生在《刀俎之间的文明与野蛮》〔1〕一文中曾经这样描述到：
动物也有杀，用它的利齿，或者尖爪，对异类，也对同类，啮咬、撕扯，仅此而已。可是，我们说动物野蛮。的确野蛮，因为它们的杀戮，也太原始，原始到只会使用自己的自然器官。文明是器官的延伸，比如望远镜之于眼，超声波之于耳。文明人杀人自然也是文明的，他们不会用牙，也不会用爪，而是用爪的延伸，比如刀、比如剑。可是杀人工具的进化，反而使得杀人这茬事更显示了人性的退化。看看上述那些杀人的方式（指彘、膑等酷刑），比之动物相残，不知要野蛮多少倍。这里，可能并不是什么文明之于野蛮正所谓相同，而是文明本身就放大了野蛮。本来，文明是对野蛮的克服，然而吊诡的是，野蛮却成功地劫持了它，使文明一变而为自己的工具，尽管我们一直以为工具才是文明的标志。
“工具”因文明的进程而来，但“工具”——刀与俎等又成了野蛮之为野蛮的爪牙。这里，我并不想冒充哲人来一篇或一本“工具论”，而是更想指出：不是工具使人文明或者野蛮，而是人使工具野蛮或者文明。人之为人，本已文明，但是，人对权与欲的过度奢求往往不知不觉间更改了人之为人的文明标准，于是，野蛮来了，当然，也就有了所谓的刑与罚。
其实，所有的刑与罚都是人际关系的变更——失和——而起的。在《刀俎之间·人彘》〔2〕中，我们看到：
不如意的只有戚，还有雉。
一个从前的妃子，一个现在的太后。
雉将手沁进泉眼里，泉水依旧平静地漫过泉口的那块石头，流进花园里的莲池，池里的莲花开得正红。
雉是汉帝的第一夫人，名媒正娶的第一夫人。
雉被项羽俘虏之时，帝在仓皇逃窜的路上随心所欲地聘戚为姬。
……
雉作为帝的第一夫人，是先到。戚作为帝的心爱的女人，是后来。戚非常渴望后来居上，成为帝的第一夫人！
人之为人，戚渴望后来居上，是再正常不过的心理需求了。同样，雉之不甘人下，亦乃人之常情。渴望后来居上的戚与不甘人下的雉也就很自然地有了矛盾，有了比拼与打斗。打斗之中，“戚有媚术，雉有权术”。就“术”本身的高妙而言，媚术与权术是不相上下的。但是，媚术的致命处在于依附他人，而权术则刀把在握。于是，独擅媚术的戚夫人成了权术的刀下菜——人彘。还是让我们直面一次淋漓的鲜血吧：
……戚的四肢已剁于案下。上肢切至肩，下肢切至大腿根。
一截血肉模糊的肉棍撂在香案上！
肉棍上两个深深的黑洞，原是秋波荡漾的地方，现在沁出的却是血水！
有耳，听不到。有嘴，说不出。
无脚，不能站。无手，不能拿。
只能干干地张着大口，万千痛苦也呐喊不出。〔3〕
没有比喊不出的痛苦更痛苦的了。但更加痛苦或说让作为作者的周实更为痛苦的却是权力。它不仅紧张了人际关系，而且成了杀戮人际关系的一把刀。尽管周实借助文本的言说或许并不比萨特的有关论述，比如“他人就是地狱”来得深刻。但是，不动声色却又深及骨髓的人生体验却使其彻悟了人之大恶——皇帝，而且是好皇帝，必为屠夫。他这样写道：
当一个皇帝不容易。而要想当一个好皇帝就不能没有铁石心肠，就不能不做一个屠夫。〔4〕
武林中常说的一句话是：江湖险恶。我的眼里，江湖，既有在野之意，亦有社会关系之意。江湖者，实乃人际关系也。人与人，构成了江湖。江湖上不是没有风平浪静，没有美丽，而是风平浪静中的美丽往往掩盖不了两个字：险恶。不过，有江湖，便会有庙堂。江湖险恶，庙堂如何？其实，比之江湖，庙堂实在是有过之无不及。因为，江湖险恶，毕竟还有侠与义，而庙堂之中，同样的人际关系则连侠与义也难以寻觅了。君不见，即便君门万里、侯门似海，不是也时不时地传出父杀子、子弑父，甚至狸猫换太子的凶残与伪诈？如此看来，江湖险恶，庙堂也不会安全到哪里去。
天地之间，为何会有如此凶险？是谁改变了我们向善而生的环境、勇气与能力？“善”是何时丢失的？是我们有了文明的刀、俎之后吗？我不敢肯定，我只知道我们曾经善良，起码，人之初时是这样的。
二、刀俎之间：以人为菜
刀俎之间本是以鸡鸭狗兔甚至葱姜蒜等为菜的。但是，不知哪一日始，人亦成了刀俎之间物，而且，越闹越大，终至天为刀，地为俎。这样说，多少有些危言耸听，还是听一听那个伟大的声音吧：“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枷锁者何？刀与俎也。
现实世界，除却牢狱之中的人们，很少有人能从存在的意义上关照自我，也很少有人以为自己生活在刀俎之间，即便我说天为刀、地为俎时，也依旧很少有人相信，这不信的人中甚至包括我自己。但是，读到周实先生先后发表在《芙蓉》、《创作》上的《刀俎之间》的系列短篇小说时，我突然地有了刀俎之间我为鱼肉的悲哀。尽管周实的小说中无一笔一墨关涉当下，他只是在写史，写历史的故事。但是，透过历史的帷幕，他又何尝有一笔一墨离开过我们？——人性之中的种种欲望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纷争！
不仅如此，面对一种命定的秩序，即便个体的人足够强壮又能如何？在《刀俎之间·炮烙》篇中，周实写到：“一个人不能对付的不是他的脆弱和胆怯，而是他的强壮与自信。”事实也的确如此。上下求索且又独醒的三闾大夫对付不了的不是脆弱和胆怯，而是他的强壮与自信。诚如其《怀沙》一辞所言：“定心广志，余何所畏惧兮？”无所畏惧，当然是一种强壮与自信。但悲就悲在屈原战胜不了这些。而他又为何没能战胜这些？思来想去，只有一个理由：天为刀，地为俎。天地之间，人实在太渺小了。具体到作者本人，我想是无须说的了。但每每捧起他那诗意却又颇为疼痛的文字，我便胡思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还是用其写在小说中的话来说吧：“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莫过于既不说假话，又不说真话……”
其实，人们不是不可以说真话，也不是没有真情实意。即便在《刀俎之间》这样的小说中，我也毫不意外地读到了这样的文字，这便是《刀俎之间·炮烙》中的一段话：
那时，母亲叫着他们：“高炽！高煦！还有高燧！他们都躲着不肯出来，一天到晚捉着迷藏。那时，他们相处得多好！那时，他们尚不知争斗，尚不知争夺什么皇位。”〔5〕
“那时”，或许并非特指小说中高煦试图篡位，终被侄儿朱瞻基炮烙而死前的少时记忆，而是关于人类之善的温馨回味。然而，仅仅一个“皇位”，便彻底打碎了这一切，兄弟、叔侄反目成仇，属于人之最美的东西终于破灭，而破灭这一切的仍旧是“欲”——有关权与利的欲望。至此，我们可以说，有了刀与俎，也就有了权与利，有了权与力后，谁还能在刀俎之间隐遁？
无人可以逃匿。
但是，越是无法逃避，越是需要一种内在的毅力。罗伯特·邓肯说：“坚持回溯源头/努力（在水中）对抗大河的倾泄/在最新的世界上/发出原始的吼号……”我想，周实之所以要摆弄那些血腥的故事，就是为了让我们“努力（在水中）对抗大河的倾泄”，进而回到生命的源头，回到理解，回到善吧？
三、《刀俎之间》：带有痛感的书写
周实的《刀俎之间》与莫言的《檀香刑》都写刑罚，以目前之势看，《檀香刑》已然红遍文坛，而《刀俎之间》虽然也曾偶有耳闻，但较之《檀香刑》的风行来说，有关《刀俎之间》的谈论几可忽略不计。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就笔墨的力度与思想的内涵来说，我更喜爱《刀俎之间》。亦真亦幻中，历史本事与话本想像有机地合二为一。在《刀俎之间》中，周实也讲故事，但其对于故事的关注，不似莫言那样一环又一环，而是更加诗性与灵动。在这诗性与灵动中，他又尽量装模作样或说很庄重地讲述故事，以致于他的这篇由二十个文本构成的系列短篇小说，全弄得都跟真事儿似的。自然，他所讲述的故事，不仅确有其人，而且确有其事，但小说终究是小说，虚构是不可少的。不过，周实还是有意地隐去了小说中的虚构边框，永远地提供着现场的感觉。除此之外，他还将发在《创作》上的五个文本——《膑》、《枷》、《剥皮》、《拶夹》、《绞》等配上相关图片，直让人不得不思：这家伙鼓捣的究竟是什么？小说？论文？史传？都是，又都不是，而这恰恰是作者刻意为之的一种效果——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是真的，什么都是假的。扑朔迷离中，周实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满是疼痛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疼痛，以致我们无法归类周实的文本。
这是一种怎样的痛？
小说之中，可以说无处不痛。《剥皮》、《绞》、《膑》、《枷》、《宫》等，哪个不痛？但真正的疼痛还不在此，而在于社会、文化、周遭生存环境中无处不在却又无法触摸的疼痛，这种疼痛不在皮肉而在神经。描述这一疼痛时，周实常用的笔法是反讽。在《刀俎之间·剥皮》篇中，周实为我们这样勾勒了“刽子手”：
人们如何看他的呢？他也不能完全说出。厌恶？惧怕？蔑视？很多。总之，他是一个异类。平时，他也远离他人，一人枯坐梅树之下，或者枯坐松树之下。人的目光使他孤寂，他也觉得人很生疏。
只有逢到剥皮之日，他的心才动了起来，血也随之开始流动。〔6〕
作为“刽子手”，他无法融入人群。他只能枯坐在松梅之下，而“松”与“梅”又在语言链上具备长寿、孤高、清冷、文人情趣的语码意义。但在这里，它们却是“刽子手”“仰望残月，亦不再孤寂”的养性之处。而梅前松下，这个文人最爱的地方，又何尝不是所有人们的好去处？然而这里不是，它是“刽子手”剥杀生命的地方，最美的地方变为了最为血腥之处。不知是否是血过于的腥了，美丽的地方梅花变“黑”了，用小说中的话说便是：“鸦群哇地一声飞起，漫天飘舞黑色梅花。”
黑色梅花中，人被了结，刽子手却得以存留。不，还有刽子手们留下的疼痛。这疼痛使得周实不无负气地写下这样的话：
一个人的不幸，不论多少原因，都是咎由自取。〔7〕
忠臣总惹皇上不快，结果也就死得更快。他们怎么就不明白？〔8〕
书生；书生；一介书生；既然可以为书而生，也就难免为书而死……〔9〕
死吗？不，是比死更为折磨人的痛。如果说死亡可以催生一种美学的话，那么，这种美学并不属于我们，它属于诗人。在《夜莺的颂歌》中，约翰·济慈写道：
我在黑暗中谛听多少次；
几乎爱上了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