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西部开发最终促成了美国历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美国国内市场的统一。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美国国内贸易大约等于对外贸易的二十倍，甚至超过了世界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亚洲还是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其国内需求被刺激到如此令人羡慕的程度。
·西部开发丰富和推进了美国式的民主制度。西部三十几个州作为“平等成员”加入联邦，在国家立法机构中形成了一个与南部、东部和北部在利益上不尽相同的区域集团，从而直接改变了美国国家权力中地域力量的对比，并对其立法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众议院席位按各州人口比例分配；参议院名额则按州权平等原则选派）；西部还培育和推举了如托马斯·杰弗逊、安德鲁·杰克逊和亚伯拉罕·林肯这样优秀的总统；杰克逊以“多数统治原则”闻名美国政治史，林肯不仅反复重申“人人生而平等”的“不言而喻”的真理，而且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模式，并坚持“劳动高于资本并应当受到无与伦比的最高的尊重”的信条；西部俄亥俄州在六十年间为美国输送了八位总统、三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三十五位内阁成员；最早给予妇女选举权的是西部而不是东部。
……
关于美国西部拓殖，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都曾给予极高的评价。意大利历史学家罗利亚认为，美国从东部向西推进的历史，每一页都能发现社会进化的记载，他断言：“欧洲枉费了好几个世纪的功夫去寻找一把揭开历史之谜的钥匙，原来这把钥匙在美国，这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却光辉地揭示了世界史的进程。”〔2〕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曾高度关注大西洋彼岸发生的历史性变迁：“在英国需要数百年才能完成的那些变化，在美国只有几年就发生了”〔3〕，北美大陆成为“经济学研究者最感兴趣的对象。”〔4〕美国西部开发大功告成后的1925年年底，还是苏共领袖之一的托洛茨基用几乎是艳羡的口吻描述了资本主义美国的经济实力：“美国人口约占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生产的粮食占百分之二十一，其他谷类作物占百分之三十二，棉花占百分之五十二，木材制品占百分之五十三，生铁占百分之六十二；钢占百分之六十；纸占百分之五十七，铅占百分之四十六，石油占百分之七十二。全世界百分之三十八的水力资源，百分之五十九的电报电话线路；百分之四十的铁路和百分之九十的汽车都属于美国，美国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物质财富。”〔5〕
不应忽略的是，美国西部确实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美国本土约三百万平方英里，可耕地高达百分之四十，中国领土面积略大于美国，但可耕地仅占百分之十，而美国可耕地百分之八十以上集中于西部；大陆冰块曾六次来回于美国中西部，使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和中西部都覆盖有肥沃松软的沃土；美国处于北温带，年平均气温在华氏四十至七十度之间；中西部处于第100度子午线以东；年平均降雨量在二十英寸以上，正是农业生产所适宜的雨量；美国二百九十五条大小河流中可供航行的水路约二万六千四百一十英里，其中有一百四十五条河流二万零七百三十英里可航水路分布于西部，密西西比河遍及从阿巴拉契亚山脉到洛基山脉之间二十一个州，其流域面积达一百二十五万平方英里，占美国本土总面积百分之四十，其总排水量三倍于圣劳伦斯河，二十五倍于莱茵河，三百八十倍于泰晤士河；中部大草原堪称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天然牧场”；此外，西部煤、铁、锌、石油、石灰石和黄金、白银等矿产资源也极为丰富，巨大的资源构成西部开发的巨大物质前提。
同样不应忽略的是，美国西部拓殖确非事先设计规划的产物，但美国联邦政府也绝非可有可无或无所作为。事实上，从《独立宣言》基本原则导引出的以“公共土地”和“宅地法”为核心的西部政策系统，包括1785年的《土地先购权法》、1800年的《土地法》、1804年的《新土地法》、1854年的《地价速减法》、1862年的《宅地法》、1847年的《鼓励西部草原植树法案》、1877年的《沙漠土地法》等，对于美国人民开发西部时的“历史首创精神”发挥了重要的鼓励和推动作用。
十九世纪末，联邦政府组织美国陆军工程师团会同有关高等学院、科研机构以及企业集团进行联合研究，共同制定出密西西比河水利交通发展规划，是西部开发中政府作用的典范事例。美国国会1933年通过的《麻梭浅滩与田纳西河流域开发法》、1961年美国政府颁布《地区再开发法》、1965年美国政府颁布《公共工程和经济开发法》、《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等政府法规，继续对中西部发展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二战前后，美国在中西部优先发展了军工、原子能、电子、通信设备、生物制药以及航空航天等高科技产业，对“阳光地带”实行农业财政补贴，并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引导资金、技术和人力继续向中西部移动。
美国西部开发具有人本学意义的成果，是一种新精神的出现和新人的诞生。凡是亲身参与或深入思考过西部开发的美国人，都把美国西部看成一个象征，一个神话，一个充满挑战和奇迹的乌托邦，一个连结“文明”与“野蛮”、“人类”与“自然”的花园帝国。
美国早期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弗逊等很早就相信一种“命定扩张论”（Manifest
Destiny），他们预言说，欧洲的未来寄托在美洲，美国将成为希腊、罗马、西班牙、英吉利之后的世界权力的继承者，从今以后，踏上北美土地的将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第一流的人民。
杰弗逊的密友、林肯的坚定支持者、西部作家和发言人威廉·吉尔平以一种启示录的方式指出了美国人民的“天命”：
美国人民的无可推让的命运是征服大陆——冲过这片广阔的土地直达太平洋——以激励它的千百万人民，使他们振作起来——以鼓动这些蕴藏着巨大力量的群众——在人类事务中建立新的秩序——使老朽的民族获得新生——惊醒万年的沉睡——把新的文明传授给古老的民族——确认人类的命运——把人类的事业推向顶峰——使停滞不前的历史重新启动——使科学得到完善——用和平的征服来装饰历史——在人类身上洒上灿烂的新光荣——把全世界团结在一个大家庭中——瓦解专制而颂扬慈善——宽恕沉重地压在人类身上的咒语，把幸福之光洒满全世界！〔6〕
美国大诗人沃尔特·惠特曼曾宣称，他将为“跨越密西西比河的地区、大平原、洛基山脉和太平洋斜坡”而写，为西部“自由健康的生活、简单的膳食、洁净而甜蜜的山泉、轻松而庄严的面容、明澈的眸子和健美的体格”〔7〕而写。美国诗人用“GO
TO THE WEST”唤出了他们心目中的西进先驱者形象：旧世界的人民已经迷失方向，惟有年轻而精力充沛的先驱者越过了高山征服了荒野，通往西部通往太平洋的历程把人类带到一个新纪元，一个崭新而光辉的大时代。
美国西部文学之父詹姆士·库珀以《开拓者》、《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和《大草原》几部小说献给美国新的民族英雄：农民、山地人、伐木工、牛仔等，他们充满男子汉英雄气概，不理睬“文明”社会中的一切教条和虚饰，他们通过高山、森林、山谷、平原和河流而敬畏自然和上帝，他们由此滋生出一种宽广的心境和淳厚的道德，可以发现人类真正伟大可爱的事物，并为之奋斗。
西部开发最终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辉格党人杰索普·司各脱认为，密西西比河流域形成的巨大内陆河网和纵深一万英里的铁路以及纵横绵延的森林田野将使全体美国居民休戚相关，品性相通，情同手足，不可分割。道格拉斯和林肯这两位西部政治家曾为捍卫国家统一而感情冲动地指出：
合众国人民所拥有并居住的地球表面的这一部分很适合于作为一个民族大家庭居住的处所，而不宜分成两个或更多的国家。
万能的上帝将山河平原做如此的安排以表明这片土地永远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不能让任何人试图割裂神圣的天意所施于我们的不可分裂的一切！〔8〕
1893年，美国近代边疆学派创立人弗雷德里克·特纳在美国历史学会发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提出“边疆假说”，首次对美国西部进行历史学的总结：“直到现在为止，一部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对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定居地的向西推进，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只有把视线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大西部，才能真正理解美国的历史。”〔9〕
特纳特别强调西部开发和边疆传统对美国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意义：
那种与敏锐和好奇结合在一起的粗犷和力量；那种务实、富于创造和敏于发现权宜之计的性格；那种擅长实际事务而短于理论、但有能力达到伟大目标的特性；那种不知休止的紧张精力，那种主宰一切，为作好作歹而奋斗的个人主义；还有那种随着自由而来的开朗活泼与勃勃生机。〔10〕
特纳认为，西部开发对东部和旧世界的主要影响是：1。促进了美国人民的一种混合民族的形成；2。摆脱了对英国的依赖；3。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美国政治制度的演变；4。从边疆生活中产生了新的民族精神和极其重要的思想。最重要的是，“民主诞生于自由土地”，“美国的民主决不是出自哪个理论家的梦想，不是装在苏珊·康斯坦特号船运到弗吉尼亚的，也不是由五月花号载到普利茅斯的。民主坚实、强大、富有生命力的姿态来自美国森林和原野，每次接触到新的边疆，它就获得新的力量”〔11〕。特纳作为美国西部神话最虔诚的信奉者，曾满怀激情地宣称：
在我们这片广漠的草木丛生的大陆上，缓缓流进了第一代欧洲拓居者。欧洲人、欧洲的风俗习惯及思想渗入了美国的原野，这伟大的西部将他们搂入自己的怀抱，教会他们以新的眼光去看待普通人的命运，训练他们适应新世界的新环境，以及为满足新的需求而建立起来的新的制度与机构。……只要有这样一片位于文明世界边缘的原野向一切被压迫的人们、一切身心健全并愿为自己创造一个落脚之处及谋生之道的人们敞开大门，那么就不会有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旦东部的社会开始失去对民主理想的信仰，一旦社会有分裂为不同阶级的迹象，她，西部，就会开放新的空间，以其丰富的物质宝藏，以其净化灵魂的土地建立起新的民主，使美国重新发展。西部是一眼神奇的青春之泉，美国始终沐浴于其中，并不断恢复活力。〔12〕
然而，美国的资源和边疆并非无限。二十世纪初叶，美国已经开始由于“西部的消失”而陷于有限资源的激烈竞争。“西部神话”逐步让位于各种新兴力量的协作和综合发展。这一认识反映了美国社会新的历史转型，并形成美国进步政治家的新的政治哲学。它成为资源保护政策和西奥多·罗斯福的“公平待遇”的“反托拉斯法”的基础；形成了伍德罗·威尔逊试图以遏制工业垄断以保证个人拥有经济发展机会的“新自由”；影响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制订“新政”，以政府必须为人民提供过去由边疆这道“安全阀”所提供的安全和机会为“新政”的前提；促成了哈里·杜鲁门的“公平施政”与约翰·肯尼迪的“新边疆”，二者都力图经由立法而非扩张的社会秩序下的自由企业来提供优良的物质生活；启发了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中国家对社会各种需要的关怀。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用如下语言总结美国后边疆时代的哲学：
我们再也不能逃到一个从未开发过的地区：我们必须成为我们的环境的主人。……绝对的必然性已经迫使我们抛掉过于惬意的迷信，不可迷信美国的国土不可思议地幸而具有各种免疫力可以消除经济失调，也不要迷信美国人的个人主义精神——大家都单干而不依靠政府的合作——可以经受并抵制各种形式的经济混乱或危机。〔13〕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美国西部开发已于上世纪初停止，其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已永久性地沉淀在美国民族性格和国家制度当中。其最重要的启示，是如何充分而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文明的资源，将发财的冲动、梦想的激情、改变命运的愿望和创新历史的雄心壮志对接于那冥冥之中的“天命”，对接于那虽然最终会消散却已永载青史的“神话”，从而避免愚蠢的失误和难以补救、不可宽恕的悲剧以及低级形态的恶性循环。
三
中、俄、美三大国之间，无论有无可比性，但在合理认识和开发上帝分配的土地－空间上，都有各自的历史责任，也有可资相互借鉴、启示的经验教训。
与俄罗斯东部和美国西部不同，中国西部自古不是国家文明重心之外的附属地带，也不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它没有西伯利亚辽阔，也没有美国西部肥沃，但它拥有俄罗斯和美利坚所没有的独特景观和位势。
这里不仅有世界的制高点——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它是哺育四分之一人类、滋润亚洲大陆的万古渊源，是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长江的万古源头，是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天然屏障，是中华文明的伟大摇篮，而且拥有世界十字路口——古代欧亚轴心文明的交汇处，拥有世界文明遇合交融的历史长廊——丝绸之路，拥有从西周到汉唐中国若干古代王朝的幽灵，拥有东方主要宗教与雪域高原参天化育的神奇史诗，还拥有两千多年来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不朽典范──都江堰水利工程；拥有使中原文明（更遑论东部沿海文明）黯然失色的神秘灿烂的三星堆上古文明，以及可与《出埃及记》相媲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挡了日本法西斯铁蹄的中国抗战大后方。
然而，近五十年来，近五百年来，中国西部毕竟沉寂了，落伍了。它远离海洋，远离世界现代文明浪潮，甚至也与东部沿海迅捷延伸的路向渐行渐远。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西部开发作为中国当今主题的讯息一旦由传媒发布，神州大地确也为之一振。它像一场姗姗来迟的压轴戏，因主角缺席而无法启幕；它像一柄笼统的路标，却向国人发出一个历史性的昭示：到西部去，我们也有一个西部，那也是一个伟大的空间。
中国上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将反复被中断的现代化进程加以连续并往前推进的努力，也是将中国带入世界现代化潮流并保持自身特色的努力。中国从上到下获得一个共识：由于入侵、起义、造反、失误、浩劫、动乱，中国对历史挑战屡屡做出错误的判断，多次丧失民族复兴的契机，中国必须迅速吸纳世界先进文明，在相当时期内，中国之需要世界毕竟急于大于世界之需要中国，中国是世界的中国。
只有攸关全球利益、影响人类文明而又独具区域或民族特色的事件才可能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级的大手笔、大思路和大战略。
因此，经济和科学技术全球化理应成为中国西部开发最广阔的时代舞台、最理性的历史视野和最严肃的评价系统。事实上，在国际经济合作日益密切条件下，土地、资源、资金、人口、发展、增长和现代化目标、模式乃至传统国际法和主权概念都在而且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
西部开发不仅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从“第一个大局”（东部发展）向“第二个大局”的历史性转进，其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使命。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深层困境就不在东部而在西部；中国现代化的民族－土地基础，主要在西部而不在东部；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和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最后的依托和希望，也是西部而不是东部。西部开发是历史留给中国人的天命。一切真正伟大的历史运动大都是一种宏大的天地自然结构与一个大国国民的伟大遇合，是一个伟大民族感受和履行新的天命并由此创新历史的奋斗历程，它赋予所有的经验和细节、所有的活动和指标以象征和神话的光环，使所有参与者在改变一己境遇的奋斗中领略到人类和民族共同体固有的长久博大的传奇般的命运，从而根本摆脱现代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异化处境，实现人性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复归。
这种象征和神话，完全不同于上世纪中叶产生于个别领导人大脑的乌托邦想像，那种以“革命”和“战争”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及其哲学，正是今日中国西部开发首先要摒弃的历史陈迹。当代中国�